邹韬奋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政治活动家，自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纵观韬奋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编辑出版上全能的业务素养和颠沛流离却始终坚持奋斗的人格魅力，还可以看到他在新闻出版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和品质。他的新闻出版思想与实践，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仍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在纪念邹韬奋诞辰115周年的日子里，盘点邹韬奋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不难发现，韬奋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服务精神”四个字。毛泽东说过：“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邹韬奋的服务精神，正是他留给当今新闻出版人和新闻出版事业最宝贵的遗产。 　　 　　邹韬奋的服务精神，一是体现在为社会进步服务。 　　 　　为社会进步服务，是邹韬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原动力，他希望借助于新闻出版工作为当时处于外强凌辱下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早在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初期，他就明确地提出该刊的目的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②1930年，邹韬奋在《我们的立场》一文中写道：“我们是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对于能爱护中国民族而肯赤心忠诚为中国民族谋幸福者，我们都抱着热诚赞助的态度。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③在邹韬奋看来，报纸与社会本来就是互相依附的关系，报纸来源于社会，就应当服务于社会，报纸的目的就应当是扎根社会并促进其进步。 　　 　　在实践中，邹韬奋始终如一地坚持为社会进步服务的原则，他所创办的报纸、他所撰写的社论，无不同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活》周刊原是一份“内容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的职业修养刊物，但邹韬奋接编后逐渐将该刊的关注点集中到社会和政治上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邹韬奋写道“也许是由于我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④“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立即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本周要闻》一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日本野蛮侵略的愤慨，同时发起为东北抗日军队捐款活动。1935年，日本加剧侵华步伐，国内形势非常紧张，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以“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⑤为办刊目标。全面抗战开始后，邹韬奋颠沛流离于上海、武汉、重庆、香港之间，创办《全面抗战》、《大众生活》香港版，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邹韬奋的服务精神，二是体现在坚持大众化的办刊立场，一切为民众服务。 　　 　　邹韬奋的大众新闻思想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所谓大众新闻思想，是指邹韬奋新闻工作中坚持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以读者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在《生活日报》的发刊词中，邹韬奋指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重心标准”。⑥ 　　 　　在受众定位上，邹韬奋主编的刊物主要面向社会中下层民众，始终强调办报应当贴近大众、服务大众。邹韬奋在主编《生活日报》时明确要求：“报刊以最大多数的老百姓为背景，所以它的内容应该力求大众化，应该极力接近大众，使大众看懂这个报”。在文字表达上，邹韬奋意识到当时旧文人办的报刊语言冗繁，只有受过旧时教育的社会精英人士才读得懂，因而他在主编《生活》周刊时强调在文字方面要“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畅快式的‘平民式’文字”。据此，《生活》周刊一方面有报纸的长处，一方面又有杂志的优点：文章字数多在一二千字左右，少见长篇大论，既不空洞，又不繁琐，读起来非常有趣。后来在办《生活日报》时，邹韬奋同样强调“本报的文字要力求大众化，尽可能用口头文来写论文和新闻。……我们要注意最落后的大众。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在坚持文字通俗化、生活化风格的同时，邹韬奋坚决反对上海话所说的“滑头面孔”、“瞎三话四”。?受众定位的大众化，报刊文字的通俗化，使邹韬奋主编的刊物的读者面大为拓宽，有知识青年，有中学生，有小市民、小职员，等等。这一点，有助于邹韬奋实现其“服务大众”的办刊理想，同时也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到最新的时事，推动了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智的进步。 　　 　　认真对待读者来信，是邹韬奋坚持大众化的办刊立场、一切为民众服务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1926年10月，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中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在他后来创办的报刊中也始终重视《读者信箱》栏目，热心地为读者解答生活、恋爱、求学中的各种问题。回复读者来信，被邹韬奋自认为是做编辑工作中最快乐的事。《生活》周刊创办初期，邹韬奋曾表示“望竭其毕生精力，奋勉粹励，把这个小小的周刊，弄得精益求精，成为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时时在那里进步的一个好朋友”。?而在《读者信箱》栏目创办初期，邹韬奋更是努力地为成为每一位读者的“好朋友”，一个人负责回复读者来信,“每天差不多要用半个全天来看信”。?有些回信即使不会发表在报刊上，他也热情地写上千余字的回信。在1931年前后，《生活》周刊每年收到的来信有三万余封，他仍然力求自己亲自看信、回信，实在忙不过来时，也会安排信件处理员受理来信，但每封回信，他都会亲自审阅、签章。读者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甚至有南洋读者要求编辑部帮忙买“几尺什么颜色的什么布”，邹韬奋也都尽可能地满足读者的要求。?而通过与读者的交流互动，也帮助邹韬奋更加深入地了解到读者的需求。他认为，报人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想着读者，报刊要顾及一般读者的需要，只有这样，读者才会信任报刊，报刊才能赢得市场。 　　 　　在邹韬奋之前，很少有报人对读者来信如此重视，但这一点正是邹韬奋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1932年3月，邹韬奋发起《生活日报》招股，短短六个月已经招满十五万之数，但招股中认购一股的有一千零三十户，二至五股的有六百七十四户，远远超过了总户数的三分之二，说明认购的股民绝大多数是他的读者。?虽然最终报纸没有办起来，但是读者如此热情、如此忠实的支持却让邹韬奋感动不已。对此，邹韬奋曾解释道：“由于这种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生活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之一，生活的读者也就把他视为最可靠最亲爱的‘好朋友’”。 　　 　　邹韬奋的服务精神，三是体现在正确处理新闻出版工作的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上。 　　 　　邹韬奋在主办报刊时善于把握新闻工作事业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平衡，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当时，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已初步发展，各种报刊繁多，报刊的目的、性质多不相同。有些同仁报刊性质上是进步的，但是经营中却遇到很大的困难；有的政党报刊虽然不计成本，但报纸内容却索然无味，读者不爱读；还有不少商业报刊的经营模式受“才子流氓”式的影响，依靠黄色新闻和无聊的小道消息吸引读者，为了赚钱不惜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乃至诲盗诲淫。 　　 　　对此，邹韬奋的基本态度是事业性与商业性兼顾但以事业性为重。早在《生活》周刊时期，邹韬奋就曾提到过周刊的商业性问题。他并不反对报社“赚钱”，而是反对报社“赚钱”超出报社本身事业性的范围。他强调“就是赚了钱，也是还而用诸于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报社所赚的钱都应当直接或间接再用回到事业上去，而“不是替任何资本家增加造洋房讨姨太太的资金”。1940年，邹韬奋在《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一文中就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认为“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办出版要把供应好的精神粮食作为奋斗目标，而不能以赚钱为目的，“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商业也将随之而衰落”。同时，他还认为，办报的所得应当回馈到社会之中去，“用本刊自身的努力所得以扩充本刊自身的事业”。 　　 　　具体到实践之中，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坚持出好书，不出坏书和消闲书，对于有害无益的书刊，不但自己不出版，别的出版社出版了，生活书店也拒绝出售。对于对社会特别有用的书，即使可能不赚钱，邹韬奋也坚持出版。邹韬奋对报刊广告收入非常重视，但是他对于刊登在报刊上广告的要求又十分严格，甚至将所刊登的广告提升到了“报格”的高度，强调刊登广告和刊登言论新闻一样要向读者负责。在他主办的《生活》周刊上，“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凡不忠实或有伤风化之广告，虽出重金，亦不为之登载”。?这些规定与当时的一般状况的反差是十分鲜明的，因为不少不法商人常在报纸上投放不道德甚至虚假的广告，而报纸由于资金困难也往往不顾内容，只要商人出钱，什么内容的广告都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邹韬奋的这些做法，即使在报刊资金困难时也决不改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邹韬奋还努力降低报价，让利于读者。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关注。对于当时中国的报刊，他认为“定价太贵，与生活程度不相适合”。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订阅到报刊，邹韬奋极力设法降低报价，减轻读者负担。在报纸增刊、篇幅加大时，不增加定价。《大众生活》周刊的封面曾用套色照片，成本较高，但因此而增加的费用并没有让读者承担，而由办报利润支出。又如《生活》周刊号召声援东北抗日军队发起捐款运动时，每期公布捐款名单，仅此每期增加的印刷费两千元都由书店承担；生活书店在抗战时发行大量的抗战通俗读物也都是贴钱出版。 　　 　　在内部管理上，邹韬奋坚持“量入为出”，以降低报社运营成本，采用开源与节流并进的做法，使他主办的刊物可以在不提高定价的基础上得以维持。他还强调划清公私经济的界限，并坚持请会计师定期查账，坚决杜绝假公济私的行为，这为刊物的发展创造了健康的内部环境，使得刊物得以一直以较低的定价满足读者的需求。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现实。我们今天纪念邹韬奋、学习邹韬奋倡导与终生践行的服务精神，应当建立在我们对新闻出版工作现实的思考之上。尽管我们面临的传媒环境同邹韬奋时代已大有不同，但邹韬奋办刊中所体现出的为社会、为民众服务的精神，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反思、学习。 　　 　　当今，传媒环境与邹韬奋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媒形态更加多样，网络、手机等新的传播形态的出现丰富了信息传播的途径；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传媒竞争也更加激烈。于是乎，许多不正之风假借生存与发展之需而兴起并不断泛滥。不少媒体假新闻泛滥，热衷于炒作无聊的、无意义的新闻，一些报纸、网站、杂志中虚假广告泛滥，甚至部分地方卫视的午夜档里充斥着各种不道德甚至具有欺骗性的广告；不少记者将新闻出版工作仅仅当作是发家致富的途径，工作中不求上进，只会跑会议、拿红包、发通稿，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精神，甚至有些记者把拿红包当成了主业，工作范围内的稿件全部交由实习生来代替完成。记者编辑和读者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不少报刊已经取消了《读者来信》栏目，即使有这一栏目也是名存实亡，不仅不能做到认真回信，甚至有些“信件”本身也是假冒的读者来信。 　　 　　因此，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关注与重视韬奋的服务精神的传承、发扬与光大。无论传媒形态如何变化，无论传播业务如何变化，服务精神是新闻出版事业的立身之本。新闻出版工作者应永葆为社会服务、为民众服务的精神，始终坚持守望社会的神圣职责，为社会的进步、为读者的需要而发文建言。报刊等一切传媒的成功之道，应当始终建立在对读者的重视和负责态度之上。 　　（□ 黄　瑚　李　楠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邹家骊编著：《忆韬奋》第515页，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2.《〈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1928年11月18日 　　3.《我们的立场》，载《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1930年12月13日 　　4.邹韬奋著：《经历》第75、7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5.《我们的灯塔》，载《大众生活》创刊号，1935年11月16日 　　6.《生活日报》，1936年6月7日出版 　　7.《什么背景？》载《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3号，1936年8月30日 　　8.《本刊与民众》，载《生活》周刊第2卷21期，1927年3月27日 　　9.《〈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载《生活日报》第55号，1936年7月31日 　　10.《意中事》，载《生活》周刊第2卷25期，1927年4月24日 　　11.《本店史话》，载《韬奋论新闻出版》第49页，《上海新闻出版》增刊，1990年8月 　　12.钱小柏、雷群明编著：《“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载《韬奋与出版》第103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13.《韬奋论新闻出版》第16页，《上海新闻出版》增刊，1990年8月 　　14.《〈生活〉五周纪念特刊》预告，原载《生活》周刊第5卷第52期，1930年12月7日 　　15.邹韬奋著：《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载《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第115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16.《编后随笔》，载《生活》周刊第5卷第9期，1930年1月26日 　　17.《本店史话》，《韬奋论新闻出版》第53页，《上海新闻出版》增刊，1980年8月 　　18.《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载《生活》周刊第7卷第9期，1932年3月5日 　　 　　(本文来源：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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