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离开我们快一年了，在我与他老人家来往的几十年中，看到他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及做人的准则，使我一生受益匪浅，终生难忘，永远值得效仿。他对我的影响和教诲使我更加确定了做人的原则和标准，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他和伯父小时候的事以及伯父跟随刘志丹闹革命、打仗的故事，我们听了很感动，也很受启发，只是觉得自己有个很了不起的伯父，可是从未见过面。一九六八年我从学校回家报名参军，身体检查都没问题，由于在“文革”期间我爷爷过去带过民团，加之我母亲家成份高，政审未通过，就连当工人也不行。后来学校缺老师（当时能教学的人很少），勉强让我当社请教师。我当时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一生完了。在一九七一年寒假期间，只身一人跑到南京去找从未谋面的伯父想参军。当时我的心里很复杂，一是担心伯父官这么大，几十年都没有回过老家，认不认我这个侄儿？二是给我办不办事，如果不办事我花了这么多路费不说，见了乡亲也不好说，内心十分矛盾。去了后伯父下部队不在，当时他家中也来了两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军人，一个叫黄山，一个叫赵小平，我到了第三天大约两点多他回来了，我以为他在大门口下来所以在大门口等着，结果他在楼跟前下车，和那两位打过招呼后，就问：“你们电话说我的侄子来啦，他那去了？”我赶忙跑上前说：“我在这儿呢！”他很高兴地说：“你什么时候从家走的？路上走了几天？路上辛苦吗？家里的人都好吗？我很忙，要见面只有你们来啊。”我当时心里很激动。由于当时农村生活差，他看我的饭量大些，每顿吃饭他都把好吃的饭菜放到我跟前，并且怕我不好意思，说：“年轻人能吃是好事，我过去当团长一天多没有吃饭，实在饿得不行了，到老乡家买了两大碗干荞面做成面，我和警卫员两个人一顿都吃完了。”他热情地向我打问他当时走时的每一个熟人情况，同时问家乡的人民生活怎样，问农村用上电了没有？我说“县城都没有电，更别说农村用电了。”他当时就说：“华池是革命老区（当时形势不能提南梁），当年那里的老百姓为革命作出了大量的贡献，解放二十多年了，那里的人民生活还那么差，我们心里不安哪！”他又问：“你们平时都吃些啥呀？”我回答说：“平时主要吃黄米、小米、荞面和少量白面还要和菜。”他说：“这样吧，我写一封信你带回去，让县上派人来，我给你们搞一台柴油发电机。”当谈到我想要当兵的事时，他说：“很不凑巧，今年因林彪事件不征兵，你如果想当兵就在我这里待着，到后季征兵，我送你去参军。”他又说：“不过你现在不是在教学吗，当教师也是很光荣的，培养革命接班人，责任很大啊，咱们那里本身文化不发达很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我说：“我和农民一样，是社请教师，不拿工资，只挣工分，没有前途。”他笑了笑，很严肃的对我讲：“你小小年纪这样想就不对了，我们当时跟共产党刘志丹闹革命只是想推翻封建统治让所有人民过上幸福日子，根本没有想升官发财，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有相当多数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幸存者能有今天，而他们呢！”他又说：“中国革命有无数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才有今天，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要靠我们这些幸存者和你们年轻人去努力建设，只有国家富强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他又说：“离过春节不远了，你一定过了年，是等是走你自己决定。”我想伯父都56岁了还忙碌的工作，我一个年轻人待着，实在过意不去，我告诉伯父还是先回去教学，到征兵时我再来。他说：“这样也行，你来南京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大桥都去了吗？”又说：“明天我再带你看看长江大桥然后再走。”走的时候他让警卫员给我买了火车票，又给了路费送我上了火车。我回来到县上将他的信送给当时“生产指挥部”的负责人耿明义，他们很高兴，专门派人去南京运回了发电机，这台发电机一直用到大电网通了才停止。 　　一九七二年我到商业部门工作了，到了一九七四年当时华池交通不便，运输车辆少，一些农用物资不能及时运回，当地的一些农产品也运不出去，单位派我到南京搞一辆“跃进”车（当时只有南京生产这样的车）。我去了将车的事情告诉了伯父，他说他先找人问一下，看能不能搞。过了几天，吃晚饭时他说：“汽车这事不行，我找了有关部门，这是国家统配物资，没有国家的分配指标，是不能随便要的，况且我也不敢违背了党的分配政策，随便搞统配物资。”我当时很不高兴，认为你一个司令员，这么一点小事都不办，并且这又不是为个人谋私待？”他解释说：“有些事你不懂，一个国家像一个大家利，就赌气说：“你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让我回去怎么交庭，现在需要汽车的地方很多，国家只能统一安排逐步解决，如果都像这样你搞一辆他搞一辆的，岂不是乱了套嘛，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绝不能违背党和国家政策。我给你的领导写信告诉这些情况，相信他们是会理解的。” 　　一九七五年伯父调往兰州工作，这样我们来往就更方便了，到省里开会、办事都会顺道去看望他老人家。一九七七年我到省财贸学校（后改为商学院）学习，每星期我都到他那里，有一次我提出：“你原来在南京，家里的人来往很不方便，现在好了，家里有四、五个男女青年没有工作，我让他们来找你当兵吧。”伯父说：“要当兵可以，但要在当地报名，现在反对走后门、拉关系这种不正之风。”由此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听父亲讲，当年他当团长，爷爷到马拦去看他，部队有一个小骡驹，爷爷很喜欢，每天给它喂草喂料，后勤同志让爷爷拉回去，伯父当时不在，回来后知道这件事，就说：“这不行，我当团长，家里人可以拉走骡子，那当兵的家里来人给什么？我不能比别人特殊。” 　　一九七八年的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忽然接到地区一位熟人的电话，他说：“海满，听说刘司令回来了，昨晚在西峰，今天去了平凉，什么好时候到华池的？”我听到很惊奇，说：“不知道啊，他没有回华池来啊！”后来我去了兰州就问他，他说：“有这么回事，我下部队，从宁夏大水坑经环县、庆阳、很想回来看看，前年（七七年）我的一位副司令因为工作上的事，到庆阳地区来，地委、行署的领导热情接待，我回家是私事，地方上的同志工作很忙，影响他们的工作，所以我在去华池的路口站了两个多小时，向华池这个方向望了很久，最后决定不回去了。西峰有我的雷达连，我告诉连长，今晚我就住你这儿，你别告诉任何人。晚上我坐车慢慢的在西峰转了一圈，第二天我又去平凉下部队了。”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正在下乡，单位同志来电话说：“刘主任，你伯父回来啦，可能明天就要走，请你马上回来。”我听到后立即返回。当时是中午，正在修华池至南梁的公路（老家刘沟也在这条路走），只能步行，刘沟老家来了好多人，他接待了一上午，但后边来的人还没有见着，他的秘书说首长七十多岁了，让他休息一下，下午还有地委的同志要座谈“党史”，他是在志丹县参加志丹牺牲五十周年，几天后和张秀山、刘力贞一起来华池的，我向秘书说：“你让他们见见吧，四十年都没有回来了，目前正修路，他们晚上还得步行赶回去（他四七年随部队路过这里，回家后再没有顾上回来）。”所以他热情地接待了每一位前来看他的家乡人，直到开会时间了才又去参加会议。晚上又接见了各方人士。在同年的十一月份，南梁革命纪念馆落成典礼时他和刘景范、刘力贞提前回来，主要目的是回刘沟老家看看，当时刘沟没有路，车只能顺河道走，他的车底盘低进不去，我说让县上给派个吉普车可以回去，但伯父说：“不行，不要麻烦县上，他们很忙，接待的人很多，我自己想办法。”第二天他和刘力贞换了车（刘力贞坐的是213新北京吉普）。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当年的林木很少了，问我：“过去全是稍林，树长得人都进不去，这些树都哪去啦？”我说：“一部分县上建设用了，一部分被当地的老百姓砍了烧柴了。”他又说：“人啊，能创造一个新世界，但对大自然的破坏也不能低估。”回去后他挨家挨户看了十几家，看每户的存粮多少、群众的收入怎样，又问：“怎么还没有用上电”等等。 　　八九年元月，我从上海接车回到西安，顺路去看他，他对我说：“刘沟老家通电我给一万元，你回去和村上、镇上商量，群众能集资多少？国家能拿多少，还缺多少？”我当时知道他的经济也不宽裕，自从他离休到西安后，每天人来人往，老家来的两三个女孩常年吃住在他家，还有一些来西安治病的经常不断，以及他的老部下有困难的他也支持。家乡通电，再要他拿钱，觉得很是过意不去，只是想争取国家支持来解决，所以回来以后和村上的同志说了说，和有关部门谈了谈，但也没有什么结果。在八九年春节，他托从西安回来的人，问我这件事办得怎么样了，并且过了几个月托人已带回了一万元现金，同时又给我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是“刘沟通电我给一万元，请你和县领导、镇领导谈谈，群众能集资多少，县上能给多少，还缺多少？来信告我。”我拿着这封信，找了当时的县长白自力同志，他看了信后，问了刘沟离前边通电的地方有几公里路，我说：“大约有七公里。”他说：“一公里得一万元，一共需要七万元，县上拿70%，给五万元，请你代表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对刘老将军关心支持家乡建设的精神表示感谢。你再和柔远镇的吴书记（吴秉儒时任镇党委书记，现任市人大副主任）具体商量。”我在去往柔远镇的路上心里琢磨：如果路不通，通电的困难很大，特别是电杆运不进去。到了镇上，吴书记见了很高兴，说：“我正要找你，正好你来了。”我把和白县长谈的情况向他讲了，又提出了先修路后通电的想法，吴书记想了想说：“刘主任（我当时任物委副主任）我看咱路电一起通。”没想到吴书记比我想的还大胆，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同时吴书记又说：“刘沟在外边工作的人不少，能不能让他们也来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说：“这个我没有把握，不过我们刘家的人一定能全力支持。”我又向他介绍了一向关心支持家乡建设的原庆阳县常务副县长耿明义同志，我说：“这个人很有本事，也对家乡发展很支持，请你和他联系，一定能办好多事。”并且吴书记谈了他准备第二天就到刘沟召开动员座谈会。在伯父的带动下，在镇党委直接领导下先后筹集资金十三万多元，集结推土机两台，群众三、四百人，镇领导亲临修路一线和群众一同奋战四十多天，打通了近十公里的土路，修石桥四座，涵洞二十多个，架设高压线五公里、低压线二十多公里，基本上全村通路通电，这是刘沟有史以来花钱不多办事最大，群众受益最广的一项为民工程。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八日，他约在南京工作的叔父刘懋珍，一块回来，当时路已通，电也架好，只是未接火。这次回来，在刘沟住了两天，县委、人大、政府、政协、人武部的领导也赶到刘沟看望他，附近的乡亲自发的来了一二百人，气氛十分热闹，他的心情也特别好，他和县领导和乡亲讲了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这类的话。他这个人，从来不炫耀自己，受的委屈和打击也从来不告诉人，都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记得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同志问：“刘司令，请你给我们讲一讲你在南京同林彪一伙的斗争经过。”他放下碗说：“一九六八年我在云南打下来几架美国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带部队到北京接受军委的表彰和领导的接见，结果晚上腿疼的厉害，找来医生一看说相当严重，不能再动，第二天首长的接见我都未参加，腿病治的刚能下床行走还未痊愈，军委让我到南空任司令员，边看病边工作，到南京后发现情况相当复杂，原任司令员被他们整倒了，工作开展很困难，好在有许世友司令员的支持。南空比较大，有十六个师，我主要下部队抓军事，但总觉得有一股歪风始终干扰着我的工作，我多次向上反映，得不到解决，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才真相大白。”但只字未提他受的迫害和打击。当时县委地方破烂，况且是五六十年代盖的平房，成了危房，当地财政困难，想求他向省里反映，拨款修建。县上的领导说：“司令员，你明天到县城再住两天。”他误认为县里要招待他，说：“我是回家，不要你们招呼，我明天从刘沟启程直接回西安。”这时叔父向他讲了，说：“大哥，县上同志有事求你，我们只吃揪面片行吗？”第二天下午三点到县城，我和县上的领导陪他到县委、政府等处转的看了看，他看到县委的房子后墙倒塌，屋子漏水确实是危房，他说：“你们向省地反映，我建议你们以后要盖楼房，占地少，也卫生，取暖也好解决。”回去后他立即向时任省委书记的顾金池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概内容是：“最近我回老家庆阳华池看了看，觉得农民生活有改变，群众有余粮，炕上有新床单，有些家庭还有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等我很高兴，但乡村道路、农电建设，窑洞学校改造，医疗卫生条件差，环县、镇原、华池的北部乡村饮水困难，还有乡镇企业发展滞后等。”最后还提到“我到华池县委院子看了看，他们的房子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修建的土木结构的平房，因县上财政困难，年久失修，后墙倒塌，屋顶漏雨，早已成了危房，但县上没有资金修建，请省上给予解决。”顾书记接信后立即作出批示，大意是：“华池县委地方问题由张吾乐副省长落实解决，刘司令员反映的其它问题由庆阳地委写出专题报告报省委并责成华池县委对刘司令员关心支持家乡建设表示感谢。”在返回县城当日吃晚饭前地委、行署领导也赶来华池看他，他高兴地说：“老家路通了，电也快通了，这都是你们支持的好。”特别指出“柔远镇的领导是为群众办实事的，这样的人才难得。” 　　伯父离休后十分关心庆阳老区的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记得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我第一次去上海接车未接上，回西安到他家，正好遇见原地区科协的一位姓田的负责人和农业局一位姓张的负责人来西安找他给中央某领导写信为地区争取一个项目，他对这两位同志讲：“请你们回去转告地委领导，让他派人来带上全区农电建设、人畜饮水、学校建设、医疗卫生建设、乡村道路建设和乡镇企业建设规划和文件，我带他们上北京给你们修路搭桥，找中央各部门解决这些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此事最终未果。他经常来信问及家乡的发展情况，我将县上年初的工作安排、计划，每年都送给他，他见后十分认真阅看。一九八八年，他写信让家乡人“大搞植树造林，保护植被、保护水土流失，造福子孙后代”。大约九二年左右，他又写信并剪了《人民日报》一篇报道，题目是《建设一个绿色的兴国》，写的是江西省兴国县（这是一个将军县）通过造林绿化富了起来，伯父信中写道：“请你将《人民日报》这篇报道转县领导和镇领导一阅，这是我的心意。”从他离休这二十多年给我来信（这些信件全都保存）近四十多封，绝大多数是关于庆阳老区建设和造林、保护环境方面的内容，别的几乎没有。 　　伯父从来不说粗话，更未见他骂过人，一九九四年听有个老同志说：“当年从江西长征上来的红军把我们陕北红军不当人看待。”正好这年秋天伯父又回华池，在谈话中我记起了这个事，就问他：“听说当年从江西长征上来的红军把陕北红军不当人看待，是这样吗？”他说：“谁说的，没有这回事，他们当时对我们不了解，以为陕北红军不正规，是‘山大王’，其实刘志丹同志早就办起了‘红大’教我们学政治学军事，经过一段接触，他们觉得我们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都很好，所以这样的念头也就打消了。” 　　二零零三年刘志丹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志丹县委邀请他到志丹，这年他已八十八岁，他顺路回到华池，当天正下着雨，他在时任县长张雷欣同志的陪同下冒雨到花园小区和东山公园看了一下午，晚上又淡了很多关于老区发展的事。二零零四年十月南梁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县上特邀，这年他已八十九岁高龄，并且已患病，他不顾兰空的劝阻执意回来，在刘沟老家情绪很好，对来看他的每位老乡都很热情，并且看了刘沟的学校（当时是石窑）。第二天到南梁参加纪念活动，并讲了话，他热情地说：“我们要加强联系，共同为庆阳老区的发展献计出力。” 　　从二零零六年到他病逝，他先后指派女儿刘原、刘晋回来四次，每次都带着他的嘱咐为华池老家的发展考察项目。她们先后考察过发展橄榄、核桃、玫瑰和退耕还林等等，还为家乡未修起的两座桥想办法。 　　敬爱的伯父，你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你所关心的老区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刘沟的学校已经改建，路桥今年架起，有相当的农户修起了漂亮的房子，山上植树种草已经展开，我相信在市县党政的关心支持下，家乡的明天会更美好，你所期望的人民幸福、安居乐业的革命老区正在逐步实现，你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会永存，你是我们永远怀念的人，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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