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包括邓力群在内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朱厚泽向中宣部同僚发表离职感言：……“至于对我这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部长最后说，“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2010年5月10日，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家属发出讣告：“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三宽部长”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书香门第、革命家庭。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长期在贵州工作，并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他被称为“三宽部长”。 　　 　　朱厚泽本人曾回顾了当年提出“三宽”的前前后后。 　　 　　他说，他到中宣部后，有半年多时间，没有敢讲话。胡耀邦问他“来后有什么反映”，他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胡耀邦说：“放开一点嘛！” 　　 　　那半年，朱厚泽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人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反复多年的争吵，这样，在他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不然，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眼睁睛，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过？怎么能互相对话，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赖？那就更不要去谈什么“社会的长治久安”了。 　　 　　到1986年，他“开始讲了一点话”，大都是即席发言。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约他去听座谈发言。就是在那一次会议上，他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符合本人意愿而去” 　　 　　1985年，中央决定邓力群不再兼任中宣部部长。新部长人选难产，胡耀邦把朱厚泽带到北戴河中央会议上，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宣传部长。” 　　 　　1987年2月，朱厚泽被解职。 　　 　　在包括邓力群在内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朱厚泽向中宣部同僚发表离职感言：“一年多以前，也是在这儿，也是这些人，也是为我举行了一个会议。不同的是，那次的乔石同志，换成了今天的兆国同志。更不同的是，那次是违背本人意愿，但服从组织决定而来，这次是服从组织决定，也符合本人意愿而去。” 　　 　　台下，从会场的最后一排迟疑地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 　　 　　“一年多来，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我做得好的，有你们的功劳；做得不好的，由我一个人负责。”说着，他站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我谢谢大家。” 　　 　　掌声像早潮一样，从后面向前推来。 　　 　　“至于对我这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部长最后说，“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掌声雷动。 　　 　　“山之骨” 　　 　　1995年，朱厚泽回贵州，沿乌蒙山区走了许多地方。朱厚泽是织金人，名副其实的“乌蒙汉子”。一路上，朱厚泽对家乡的山山水水满怀深情，以“乌蒙汉子”自豪自励。“乌蒙汉子”是大山之子，应该有山一般的性格。多年前，朱厚泽有一封给上海黔籍著名诗人黎焕颐的信，题为《山之骨》，他自称那是描写美丽雄奇的喀斯特溶岩自然造化发展史的“科学小品”。在这封信的头上，他写了一个自注：“接南国友人书云：‘遥望京华，冰雪凌寒，念也何似！世俗缺钙，而贵州多山，山，钙之骨也，应为吾辈所珍……’固有此复，戏题为《山之骨》。” 　　 　　朱厚泽的一位老同学在一份手记中也讲到这么一件事：“1987年在成都一个会议上遇见厚泽，那时他已离开中宣部，之后到中央农村研究室工作。会后，厚泽应约赴乐山出席另一会议并邀我同行。我们偕游大佛寺，得知海通法师为修建乐山大佛不避艰险，矢志不移，甚至挖掉自己的眼睛也心甘情愿。海通法师是贵州人。厚泽说贵州多山，大山有大山的风骨；山多钙多，贵州人应该不缺钙。这是他透露心迹？我们相视而笑！” 　　 　　“山之骨”，其为朱厚泽之自我期许与人生追求乎？！ 　　 　　200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朱厚泽曾撰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他提出，“我们回顾一下这二十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谈到“民主法治国家”，他说：“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高度集权、高度刚性的集权制度有它的好处，但是从长期看靠不住。”

原文 发表于南京报业网-周末报  浏览：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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