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高阳等地炮制的所谓“新国民运动” 　　 　　一九四三年日军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并没有摧毁冀中根据地，没有达到对冀中“确保占领”的目的。为此，冈村宁次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想在华北地区推行“新国民运动”。旨在“感化”国民，孤立共产党和八路军，搞竭泽而渔，继而消灭抗日武装，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将冀中变为支持其“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 　　 日军首先决定在高阳、任丘两县搞“新国民运动”的示范区。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接领导，抽调特务团三十分队的五十名特务骨干分子，在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山崎和助手恒尾率领下，组成了“示范队”，强力推行“新国民运动”。日军的“新国民运动”，以所谓“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匪，肃清思想，确保农业生产，改善生活，安定民生”为目标。计划从一九四三年八月开始，至一九四四年三月，用七个月时间，分为运动准备、强力推行、扩大战果、总结检查四个阶段。突击示范的具体办法是，在城乡召开“反共誓约”大会，强力推行“反共誓约”六条。这六条内容是：一、皇军到达村境，村民决不逃避；二、皇军问话，绝无虚伪之陈述；三、反对八路军所约集的一切破坏行为；四、为皇军迅速提供所得之确实情报；五、严守本誓约，决不违反；六、如有违反，情愿甘受任何处罚。意在强逼群众发誓，忠于“皇军”，变成甘当亡国奴的“新国民”。 　　 一九四三年八月下旬，山崎和恒尾带领示范队来到高阳，召集日伪头目开会，部署“新国民运动”突击示范的计划。会后，恒尾留在高阳，山崎又到任丘召开同样性质的会议。然后，先将“誓约”印发各村，要人人背熟、执行。 恒尾是山崎助手，群众说他是翻译官，大高胖子，东北转窝。 　　 八月二十五日，在高阳和任丘同时开始突击示范。先在各村召开“反共誓约”会。驻高阳和任丘的日伪军，对人民群众进行血腥屠杀。 　　在高阳，恒尾带领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李果庄，让群众跪在大街上，背“反共誓约”，背不过就用刺刀逼着扒房沿，谁掉下来就杀谁。李果庄群众齐亭章等四人从房沿上掉下来，恒尾狂叫：“大日本皇军到中国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杀人的!”说完把洋刀往冷水桶里一泡，随手把四个人的头砍下来。他还把鼻子凑到带血的刀上闻一闻，凶相毕露。 　　 恒尾在东留果庄杀人时，头一天先通知，开会时不准缺人，还让周围村庄各派三人去参观。第二天拂晓，日伪军一百多人包围了村庄，进村后见人就打，群众被赶到街心一个广场开会，四周围架着机枪，边开会，边挖坑，准备埋人。恒尾问：“谁是武委会主任?”冉聚华站起拍拍胸说：“我是!”恒尾把冉聚华推下坑去就活埋了。随后又在一个叫高大管的头上画个圈，示意要活埋。高林站出来拦挡，恒尾问：“该埋不该埋?”高林愤怒地回答：“中国人没有罪，不该埋!”恒尾指使伪军又把高林埋了。他狰狞地说：“谁要抗日，不老老实实按六条做皇军的新国民，就杀谁!” 　　 日军在良村开“反共誓约”会，让群众背六条，孟进背过后，敌中队长小松狂叫：“他是八路军的密探!”当场把孟进活埋了。恒尾说：“你们村驻八路军，为什么不报告?”一连问了三声没人答言。恒尾暴怒要杀人，群众郭年站起来说：“我们村没有驻八路军。”恒尾问：“你敢保证?”郭年答：“我敢保证!”恒尾扬刀就砍下了郭年的头，说：“我叫你拿命来保!”随后，以到会人少和背不过六条为由，又砍了两个人，埋了三个人。并且带走了姚未、郭小全等五人。 　　 在同一期间，山崎指挥任丘日伪军，也在各村召开“反共誓约”会。莫州敌据点小队长小九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老百姓叫他“活阎王”，人们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活阎王小九保，每逢杀人他先笑，前晌害了十条命，后晌又害命三条，惹他高了兴，活人填冰窖。”他规定镇内和五里地以内的村庄，不管男女老少，听到钟声必须跑步到莫州北关外集合。晚十分钟的杀头。准时到达的排成队，男女一律脱光衣服，以大旗为号令，大旗一倒，人都卧在冰上，肚皮贴冰化出水来。大旗树立，人们再爬起来，不听号令用刺刀逼迫重来。因为腊月寒冷，有的人冻在冰上爬不起来了。小九保便让日伪军使劲从冰上拉人，将肚皮拉破，鲜血涂冰，小九保哈哈大笑。随后，下令把冻僵、拉破肚皮的人，一个个扔到冰窟窿里，叫做“冰炸肉油条”。一天拂晓，小九保带日伪军包围了八方村，把全村老百姓赶到村边大水坑旁，叫乡亲们围着水坑排好，令日伪军用枪托，把人一个一个砸倒在水坑里，不准站起来。把年青妇女拉到老爷庙强奸。小九保还惨无人道地把四个中年妇女的衣服扒光，用洋刀把乳房割掉，最后用刺刀一一剖腹致死。临走时，还把全村四百多户的房屋全部烧光。过了两天，小九保在州镇东铺里，召开五百人的“反共誓约”会，令日伪军用刺刀逼着群众背“反共誓约”，不论背过背不过，小九保都亲自从人群中往外拉人，逼问村里有无八路军。接连问了十五人，都回答：“不知道!”小九保一怒之下，把十五个群众都活埋了。 　　随后又拉出十三个人，连问都没有问，就用洋刀和刺刀全部杀害。 　　 日军在高阳、任丘两县，虽然杀了不少人，但抗日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多数村庄还是拒不参加会。敌人一见达不到目的，便改变了做法：欺骗群众进城。十月十四日，驻高阳的日军通知各村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青壮年，进城开会。并说，只在县城住一夜，开完会就可以回去。皇军按保甲户口册点名，哪村不到要杀个鸡犬不留。九分区领导机关获取情报后，知道这是敌人耍花招，立即通知县委，组织区、县武装和干部，在各个交通要道，劝说群众不要进城，揭露敌人的阴谋。为了迷惑敌人，区、县游击队还故意鸣枪，给群众制造不能进城的借口。这样，大批群众没有进城。但在敌人的威逼下，仍有七千四百多人受骗进城。 　　 群众进城门时手上都被印上了标记。城内手上有印记的青壮年一个也不准再出城。第二天，日军在城隍庙大院搭台设立了会场，把群众赶去加“反共誓约”大会。会场四周房上架着机枪，站满了端着刺刀的日伪宪兵，台上摆着十二口铡刀。保安队联队长傅多士宣布：“不准说话，不准咳嗽，不准站立，不准解手，不准吃东西，不准吸烟。皇军问话不准不答，不准撒谎。违者格杀勿论。”伪县长陈酋科接着说：“大日本皇军帮助消灭共产党，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你们老百姓要当好忠实皇军、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新国民。与皇军亲善者不烧、不杀、不抢。”山崎说：“你们都是八路俘虏，不交出武器、文件，不说出共产党、八路军，就别想回去!”恒尾用洋刀比画着说：“你们来到城里，如果八路军要动武，就先杀了你们!”紧接着，恒尾一个村一个村的指人到台前，逼问武器、文件、粮食和棉花藏在哪里，区县干部、八路军住在什么地方，参加过什么抗日活动，等等。群众不回答，恒尾便指挥日伪军，用皮带、木棍、枪托殴打和用洋狗咬被指问的人。有一百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不能动弹，但没有一个人说出抗日的真实情况。敌人折腾了一天，一无所获。最后把所有进城的人扣押在日军大队部和新生布庄（老武装部旧址）两个大院里，继续逼问，严刑拷打。敌人将雍城和良村的五个人，捆在木柱子上，用蘸上水的绳子打成半死，追问枪支和文件藏在哪里。没有人吐露一字。被关在新生布庄院内的人，有数人趁照明灯熄灭之机，跳南墙逃出。北教台的李小牛、南教台的王林子、小王庄的王老树，逃跑时被抓回用刺刀挑死。十八岁的李小牛，宁死不屈，在挖好的土坑前，恒尾威胁他说：“不说出八路、粮食的下落和武委会名单死喽死喽地！”李小牛凛然说道“死喽死喽地没关系，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同时告诉被压群众有机会就逃出去并且要为他报仇雪恨。李小牛被一刀劈倒，尸体倒在坑内。恒尾双手握这滴血的东洋刀，狰狞的大笑。旧城几个青壮年也一直在酝酿跳窗逃跑，怎奈日伪军看得紧，不让起身只许蹲着，稍一起身机枪就开始扫射，只好暂时放弃了逃跑的打算。 　　 　　日伪军在高阳城内对几千群众迫害几天，一无所得。山崎让恒尾和小松继续突击，他于十月十八日到了任丘，与任丘日军司令官小林、伪军司令李弼臣、伪县长王直平等策划，以发“良民证”为名，诱骗群众进城，目的还是召开“反共誓约”大会。各岗楼、据点日伪军威胁老百姓：“哪个村不进城就是八路村，房子烧光，人要杀净!”开始，各村有四万多人准备进城，后经区县干部和游击队劝阻，只有一万五千多人，其中不少是老年人被骗到县城。 　　 群众进城后，被逼参加“反共誓约”大会。会场设在城东南角的广场上，东面和南面是城墙，会场四周架着机枪，日伪军持枪站岗，在西面挖了好几排埋人坑，群众坐在中央。督察长张介福大声喊：“现在机枪扫射，不准抬头!”顿时机枪响起。接着李弼臣在台上宣布三不准：一、见了皇军不准逃跑；二、皇军问话不准答不知道；三、皇军要东西不准不给。随后是山崎训话，规定了十项枪毙：交头接耳枪毙，说话枪毙，流泪枪毙，解手枪毙，吃东西枪毙，吸烟枪毙，咳嗽枪毙，吐痰枪毙，抬头枪毙，逃跑枪毙。山崎拔出洋刀，大声逼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给八路军藏枪?谁和共产党、八路军通气?”无人做声，山崎暴跳如雷，令李弼臣、张介福拉人到台前逼问。第一个被拉上台的是麻家坞村的王虎，他理直气壮地说：“六条不会，八路军我不知道!”敌人立即把他推到坑里活埋了。埋后又刨出来，再次逼问，王虎依然坚强地回答：“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不省人事。接着又拷打了十几个人，用尽种种残酷手段，却没有得到一点东西。最后把群众关押在圣人殿、城隍庙和汽车站三个大院里，继续一个村一个村的拷打刑讯。三天当中，有一百五十多名群众被严刑拷打，近百人致残。 　　 　　日军在高阳、任丘两县扣押了二万三千多人做为人质，屠杀、毒打都不能使人屈服，于是便策划了更加惨无人道的办法。不准各村给被关押人员送饭送水，扬言不交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名单，不交出武器和文件，统统渴死饿死。两个县的日伪军统一行动，对被关人员，七天七夜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饿得群众把院内的树皮、树叶和残草都吃光了，有的吃棉袄套，有的甚至喝尿。断粮断水，昼夜坐在寒冷的大院里，成片的群众晕倒在地，病人越来越多，每天几百人。山崎下令：“凡病人统统的活埋!”正当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伪军却乘机大肆勒索钱财，卖给人们一张大饼一百块钱，一个玉米面饼子十块钱，连一个白菜疙瘩也卖五块钱，一瓶子水十块钱。更有甚者伪军端着一碗水，说是让群众喝，但碗刚到嘴边就被移到下一位嘴边了。家人们虽说花了钱，但在押群众根本没有喝到水。有的群众为争喝马尿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之下。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群众被屠杀和殴打、饥饿致死的有四百多人，致残的有一千多人。 　　 面对日军的屠刀，人民坚贞不屈。任丘东关的陈卜，赤手空拳和鬼子搏斗，高呼着“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扑上去同鬼子滚打在一起，夺了敌人的枪。由于几日无食，体质虚弱，又被敌人把枪夺了回去。陈卜被敌人开枪打伤，最后死在敌人的刺刀下。李边村的李亮，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大声斥骂敌人，敌人把他捆在电线杆上，用铁锨猛拍他的头，拍一下，他骂一声。虽然他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只要缓过一口气来，就又接着骂，一直骂到咽了最后一口气。 　　 为了揭露日军的阴谋，使被押群众吃到饭，高阳和任丘两县的抗日政府，根据分区指示，让各村交了一些破旧的撅枪、失效的手榴弹和破旧的小学生课本等。与此同时，令游击队袭击敌人据点炮楼，派敌工人员混入被关群众当中，揭穿敌人的阴谋。在内抗外攻之下，任丘县的敌人于十月二十八日，挑出一千五百多名青年，高阳县的敌人于十月三十日，挑出二千多名青年，继续扣押在所谓“感化院”，然后放出了其余的群众。被放出来的群众，大部分致残或得了重病，回家后又死了三百多人。 　　 山崎、恒尾紧接着又以“反共誓约”大检查为名，继续残害两县群众。驻莫州的小九保，带日伪军把州四个铺和邻近村庄十至六十岁的男女老少赶到老当铺大院，院内挖了四十二个埋人坑，小九保强逼人们背“反共誓约”六条，两千多人无人吭声。小九保拉出三铺黄俊旺，叫他说谁是共产党、八路军。黄俊旺不说，殴打一顿就活埋了。接着又埋了王老卜等七人。后又让各村村长到镇内开会，每村必须到两人，共到三十六个村长。小九保带日伪军把村长们押到镇东边，强迫每两个人挖一个坑，坑挖好后，由两个人商量埋一个，否则要全部杀掉。王约村村长李凤章和王其敏合挖了一个坑，李凤章说：“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其敏你刚结婚，没有后代，你埋我吧!”王其敏说：“不行，千万不能!你拉家带口负担重，死后孩子们怎么办?我死后老婆改嫁就完了!”李凤章见王其敏不同意，抢先跳入坑内说：“其敏，好兄弟埋吧!”王其敏不肯埋，小九保提着洋刀走过来，逼王其敏埋。这次共埋了十八名村长。日军走后，幸亏群众赶快刨出，救活了十六名。李凤章被背回家后，立即送大儿子参加了八路军。 　　 十一月二十八日，恒尾率高阳日伪军，在南坎苇先让人们背“反共誓约”六条，把三十名男女青壮年脱光衣服，用凉水浇着说：“背不过就得浇浇你们!”接着恒尾就找干部。工建会主任张玉出面应敌，恒尾说：“我找的是武委会主任、游击组长!”张玉说：“我村没有，天大的事情我承当!”恒尾一刀砍下张玉的头，看着带血的刀崩了一块，他说：“好硬的骨头，还得试试!”随即又砍了张中元。到庞口村先埋了干部程九，接着拉出王合，问他谁是抗日干部，谁是共产党员。王合说：“干部党员你别想抓到，他们还活着，以后好埋你们这些狗强盗!”恒尾一听气炸了肺，一连又指问了六人，六人都异口同声回答不知道，当即全被活埋。在东良淀，恒尾先砍了两个人头，摆在桌子上，当场示众：“谁是共产党?再不说机枪扫射!”共产党员、武委会主任孟家之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人是杀不绝的，我是共产党、八路军干部，杀吧!”恒尾扬刀把孟家之的头砍下来。接着又活埋王玉年。王玉年奋力去夺恒尾的刀，被恒尾一刀砍下了左手。玉玉年又用右手去夺，恒尾掏出手枪，把王玉年打死。在旧城，日军叫人们边举大木柁边背反共六条，背过的退下，这样举柁的人越来越少，总背不过的就举不住大柁了。示范会头一天有一人因害怕背不过反共誓约受鬼子折磨，竟吃信（砒霜）自杀了。 　　日军为推行“新国min运动”，还极力扩大和加强各种伪组织。在高阳和任丘两县，村村建立了“自卫团”、“情报站”，组织村与村联防，不分昼夜让自卫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规定夜间发现情况，就敲锣、点火报警。把青壮年拉到长达六十里的高阳至任丘的公路上，每隔十步站一名“新guo民”，手持木棒排成一条“人电线”，以此监视、封锁、捕捉抗日军政人员。高阳县城的日军，为了考验联防队组织的效果和“新guo民”忠实“皇军”的程度，从旧城据点传出破枪、马蹄表等物，规定时间、路线传来传去。旧城的日军，把从雍城抓来的青年姚未的头砍下来，晚间让少年郭小全提着传到南龙化村，再由南龙化村传到梅果庄、石氏、良村，最后传回雍城。敌人每天还派一架飞机低空飞行，巡逻监视。 　　 日军在高阳、任丘两县推行“新国guo运动”，共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八百三十五人，殴打致残一千九百多人。烧毁房屋四千三百多间。两万多人被关押。 　　 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九分区地委书记张庆春、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等，在任丘边关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听取了任丘县委书记高墨华、高阳县委书记丁庭馨的汇报，当即下定决心，令四十二区队和县区游击队，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歼灭敌人的“示范队”。九分区在《团结报》上专门为此发表了题为《斗争白热化》的社论，动员全体党政军民，只要日军出动，不论有多少人，不论什么时间，不论离城远近，都要坚决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同时，县区政府针对日军的“反共誓约”六条，也提出了六条，要求广大人民：一、不做汉奸顺民；二、不当敌伪官兵；三、不参加伪组织；四、不交给敌人一粒粮食；五、爱护抗日队伍；六、服从抗日民主政府法令。 　　 　　 广大群众被纷纷动员起来，与日伪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来了，全村人跑光，“反共誓约”会无人参加。敌人用“新国民”在公路上架起的“人电线”，变成了我军监视敌人活动的哨兵。敌人建起的“情报站”和“自卫团”，利用合法身份，暗地里为我军服务。高阳旧城据点，一天夜间派了十几个日伪军化装成“八路”去皇亲庄检验联防，被几个站岗的青年识破，查问口令，日伪军故意不答，几个青年举起木棒劈头就打，把日伪军打得头破血流，转身就往回跑，青年们就在后面追，边追边打，一直追到旧城据点。事后日军说：“皇亲庄大大的好!”有的“情报站”向敌人报“安全无事”，敌人不满意，打骂“情报员”。后来，“情报员”就今天报“八路军大大的”，过几天又报“八路军大大的，来了又走了，去向不明”，弄得敌人莫名其妙。高阳北龙化村的“情报员”梁观臣，被旧城据点伪军扣押了三天，他对伪军们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还给伪军们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打倒小日本，枪口朝外响”的歌。唱得伪军面红耳赤，有的竟然惭愧落泪，有的携枪反正，有的干脆跑回家不干了。 　　 在高阳和任丘县城“感化院”里，被关押的青年们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当敌军硬把青年们编入伪军队伍时，在多方配合下，两县被押的三千五百多名青年，先后都逃了出来，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 　　 十二月四日，高阳旧城据点的“示范队”，日军一个加强小队和伪军两个中队，在据点附近村庄抓了很多民夫，要经西良淀渡口到潴龙河东的百尺村拆房子，搞“突击示范”。九分区四十二区队和高阳县大队获取这一情报后，区队政委李慧芹、副区队长白彬立即在南龙化村与高阳县委书记丁庭馨、县大队长詹海兰、副政委李和、大队总支书记展化南等，开会研究了消灭这股敌人的作战方案。在李慧芹统一指挥下，区队一连、高阳大队和高阳三小队，迅速插到西良淀设伏。群众喜出望外，站在公路“人电线”上的青年们，大喊“平安无事”、“没有八路军”，把敌人蒙在鼓里。 　　 西良淀村西渡口，有一只大木船，这天村干部把全村群众疏散后，又把孟圈、王方池两人安排在船上，装作专为摆渡敌人的船夫。十二月五日，四十二区队、高阳县大队和三小队进村后，分别部署在十字街、西大街、南街和村西渡口河波上，约定以手榴弹爆炸为信号。下午五点钟，日伪军和大批民夫，从百尺“突击示范”回来，路过东良淀先烧了几间房子，然后四路纵队奔向西良淀。民夫在前，伪军中间，日军最后。当日军进入我埋伏火网时，李慧芹一声喊“打”，警卫员张振凤便向敌群投出了一颗手榴弹。随着这颗手榴弹的爆炸声，顿时枪炮一齐开火，打得鬼子血肉横飞，乱作一团，东逃西窜。日军小队长加藤在大街上哇哇怪叫。我副连长刘法田率一个班，把加藤和几个日本兵赶到街上一个厕所里，用手榴弹全部炸死。走在前面的两个伪军中队，听到后面枪响，撒腿就往西跑，刚跑上河坡，就被我埋伏在那里的部队全部缴了械。战斗中，民兵们也纷纷用铁锨作武器，追捕跑散了的伪军。 　　 这一仗，消灭了高阳旧城敌人“突击示范”的主力，击毙了小队长加藤及大部分日军，俘虏了二百多名伪军。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枝，掷弹筒两个，还有一些其他战利品。消息传遍高阳、任丘两县城乡，群众杀猪宰羊慰劳子弟兵。参战部队受到九分区通令嘉奖。 　　 西良淀战斗后，四十二区队在高阳、任丘县区游击队的配合下，相继在高阳八果庄、季朗村，伏击和化装袭击日伪军。特别是一九四四年旧历大年初一，在小苟各庄一带，将驻莫州的小九保和四十多名日军全部歼灭。敌人在高阳、任丘“突击示范”的计划被粉碎，所谓“新国民运动”也就彻底破产了。（完） 　　扎扎菜后记：2005年6月9日至10日，国务院原常务副秘书长吴庆彤来到高阳，调查了解抗战期间日军在高阳等地的“反共誓约”运动。笔者作为基层的一名文化干部，有幸见到了吴庆彤老人，并为他寻找到了一名“反共誓约”亲历者。6月10日在高阳宾馆二楼老战士吴庆彤与“反共誓约”亲历者——旧城村的郭志民以及东留果庄和南教台的两位老人亲切会面，共同回忆了62年前高阳人民遭受的这场灾难。笔者满怀深情地聆听了四位老人的回忆，使我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在场的还有吴老的妻子及其带来的作家，县委宣传部的二位同志。（全文发表在高阳旧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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