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族语言学界提起马学良先生的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辛勤耕耘了整60个春秋，将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民族教育事业中，为我国民族语文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他的学生遍及祖国各地，他在民族语言、民族民间文学上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钦佩。马学良先生1913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汉族，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后又获得北大语言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40年代起，他先后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科学地全面研究彝语的学术专著《撒尼彝语研究》和一批有关经典文献的研究论文，开创了彝族学研究的先河，也为后来深入研究我国民族语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马先生回忆起最初从事民族语言研究的往事，那是在抗战时期，1937年日军攻陷北平，北大迁往长沙，后又迁昆明，马先生跟随北大闻一多等教授走出了书斋，徒步走完了这次“小长征”。从长沙到昆明要经过许多民族地区，我们深刻感受到来自民间的东西才是最具生命力。他们一路实地调查，第一次接触到了少数民族丰富的语言，从此马先生与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借手势的帮助从发音开始学习彝语，冒着生命危险几进云南山区，足迹遍布彝族村寨。新中国诞生，马学良先生在北大东语系任副教授，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他受中央民委委托，创建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语文系(现已发展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并被聘为教授，副主任、主任，实现了多年来为少数民族培养语文人才和发展语文事业的夙愿。50年代中，他参加组织领导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及创制民族文字，在这次调查中有一件事铭刻在马先生的心中：1956年他带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深入苗族山寨，调查苗族方言，制订苗文方案时，贵州苗寨那些渴求拥有自己文字的苗族人民向马先生赠送了一面无字锦旗，为了实现苗族人民的心愿，广大队员加班加点，在当年秋天就创制出了苗文方案，并且在那面无字锦旗上填上了新创制的苗文字母，弥补了遗憾。激动的苗族同胞在庆祝会上兴奋地载歌载舞，热泪盈眶，彻夜欢庆。60年代，马先生在多年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民族文字创制、改革工作和民族语言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主编了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专著《语言学概论》，继而又组织领导了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编写出版了《汉藏语概论》，这些著作都丰富发展了语言学，填补了国际语言学的空白，为我国赢得了荣誉。近几年来，他还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彝族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及中国文学卷中有关民族文学的部分，并出版了个人学术论文集《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民族语言教学文集》、《素园集》、《马学良民族研究文集》等。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他参加翻译整理的《阿诗玛》、《苗族史诗》堪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翻译整理的典范。在教学上马先生早在多年前就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著文强调，要重视双语教学研究，并将这一原则一直运用在他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去世前，马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虽已86岁高龄，桃李满天下，著书盈架，但依然笔耕不辍，文思敏捷，并且主持编写了《彝文经籍文化词典》等著作，他还主持了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先生教过的学生中，我是他最早的一名老学生。早在1948年我在南京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习阿拉伯语时，马先生就是我的老师。当时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有阿拉伯、土耳其、印地、马来、缅甸等语言专业，各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语音学》这门共同必修的基础课。马先生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我们讲授《语音学》课程。我关于国际音标及其他语音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就是在1948年跟着马先生学到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台湾时，马先生坚决留下来。南京解放后他和东方语专代校长张礼千先生一起带领着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的师生迁到北京，并入北京大学，充实和扩大了东方语言系。马先生应聘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从事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研究工作。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聘请马先生来院筹建并主持少数民族语文系的工作，任系副主任。由于教学研究工作需要，马先生让我和与我同期的程默、张公瑾等同学提前毕业，留校参加工作。1953年，马先生再次亲自讲授《语音学》，我一边跟班听课，一边在课后担任助教性的辅导工作。这时，我和马先生的接触更多了，我发现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更严格了。在我们编写佤语教材过程中，经常与马先生一起审音，我们编出的教材都是经马先生亲自审阅修改后才送去打印的。马先生用红铅笔划出需要修改和让我们再思考的部分，他常常把我们叫到办公室，一点一点地加以指明。对我这个初参加工作的青年助教来说，马先生在语言学基本功上的严格要求与谆谆教诲是非常必要的，它有益于后来我一生所走的道路!1954年冬，我从新疆调查柯尔克孜语返校后，又被分配在语言学教研组工作，组长是马先生兼。这样，我和马先生接触更多了，所受到的教诲和帮助也就更具体了。马先生和学校领导为了培养我，又推荐我跟即将来校的苏联专家谢尔久琴柯教授学习。在苏联专家到校之前，马先生还为我聘请了当时在我系兼课的王均先生为导师，指导我自学契科巴娃著的《语言学引论》俄文本，王均先生耐心答疑，给了我很大帮助，提高了我阅读俄文书的能力。后来，苏联语言学家、通讯院士谢尔久琴柯教授来校后，马先生让我一边和语言学研究班的同学一起听谢尔久琴柯教授《苏联创制民族文字的经验》这门语言学讲座课程，一边给全系五二级各专业的学生(1956年毕业)传达谢尔久琴柯教授在给研究班的讲课内容。先是只放录音，后改由我代讲，为期半年，我感到提高很大。此外，马先生还指定我跟谢尔久琴柯教授进修翻译理论课。每周星期四下午，我一人去谢尔久琴柯教授下榻的宾馆听课。这不仅提高了我对翻译理论的认识，而且大大提高了我的俄语口语水平。1957年，为了培养掌握柯尔克孜语文的教学、翻译和研究人才，在中央民族学院创建了柯尔克孜语专业，开办了一个柯尔克孜语班。我从语言学教研组又调到第三教研组(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语组)，我担任柯尔克孜语组组长。马先生在重视语言理论教学的同时，非常重视语言实践能力的提高，他倡导学习民族语言的人一定要深入民族地区在语言实践中学习。1960年夏天，我们柯尔克孜语班的师生深入到帕米尔高原柯尔克孜农牧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实习，大家除了在思想感情上对自己将来的服务对象——柯尔克孜人民有了更深厚的感情外，在业务上的收获也是很令人满意的，特别是我们在我国首次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史诗《玛纳斯》调查、搜集、翻译、整理，发表了“玛纳斯奇”(演唱《玛纳斯》的歌手)铁米尔演唱的史诗第二部《赛麦台依》的片断，引起国内民间文学界的重视。当我们带着丰硕的收获回到学校后，作为系主任的马先生不但仔细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还带着我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向领导和学者专家们作了详细汇报，此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有中央民族学院、新疆文联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单位参加的史诗《玛纳斯》工作组。以后《玛纳斯》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都与马先生最初的重视、关心和领导分不开。1962年，柯尔克孜语班学生毕业。我先在维吾尔语班协助哈米提先生辅导学生的学习，后被调到少数民族文学教研组专门研究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在我校少数民族语文系成立一个专门进行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研究的教研组，也是马先生和一批有志于献身民族文学教学研究的青年教师提出来的，它弥补了过去系里多偏重于语言文字教学，而未能全面顾及到民族文学教学研究的不足。自这以后，马先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都加以重视，使我校在少数民族文学的教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并推动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马先生就积极呼吁恢复民族语文工作和抢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他一方面参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恢复工作，一方面主动组织中国少数民族作品选的编辑出版工作。1978年底，西北民族学院在兰州市召开“文革”后第一次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学术会议，马先生派我代表他在会上就如何编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问题宣读了他的专题报告。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就是在这次会后由马学良先生主编出版的。这虽是一部作品选，但对“文革”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迅速恢复与发展却起了很有力的推动作用。1979年，马先生在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筹备组领导成员期间，把我写的一份建议尽快抢救史诗《玛纳斯》的报告给了民研会领导及周扬同志。后来，又派我去新疆把老歌手朱素普·玛玛依接到了北京，住在中央民族学院重新记录、翻译那些据说是在“文革”中丢失了的《玛纳斯》六部材料。为在京抢救《玛纳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新疆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刘肖芜同志是领导小组正组长，马先生也是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之一。当时我被民研会领导指定为工作组组长，在马先生的直接领导下，顺利而颇有成效地开展了史诗《玛纳斯》的抢救工作。马先生不但在业务方面给了我们许多指导，而且对老歌手朱素普·玛玛依的生活也给了极大的关心，他还常来老歌手的宿舍问寒问暖，保证了史诗抢救工作的完成。老歌手迄今仍常怀念马学良先生对他的亲切关怀。如今史诗《玛纳斯》已出版了八部柯文本、一部汉文译本。我和几位同志也被国家民委和文化部评为《玛纳斯》工作先进个人，中央民族学院被评为“《玛纳斯》工作的先进单位”。应当说这当中都倾注了马先生的心血。使我无限悲恸和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99年4月4日早晨8点多，马先生亲自打来电话，用微弱的声音叫我去他身边一趟，说有些事要交代一下。我立即赶到马先生家，只见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头靠在沙发背上。平时，我去他的客厅时，他总是站起来一下，或坐着向前探一下身子，表示欢迎别人来。但这次，他没有起来。他先是叫我自己取一下放在沙发前茶几上的一个写有我的名字的黄信封，我打开一看，有他的两张照片，是他85寿辰时别人为他照的，照片后边分别写着我和我夫人穆淑惠的名字，说是让我们留作纪念。接着，他便向我讲了他对发展我国民族语文教育事业和对培养从事这一项工作的接班人的意见，并嘱我要向领导上代他汇报。我聆听着，默默地用心记着。谁能料到马先生的这次谈话竟成了他临终的遗嘱!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关心的是我国的民族语文和民族教育事业，关心的还是如何培养真正德才兼备的人。马先生的遗嘱是对我最后一次的教诲，我会铭记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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