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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成都迎接解放 坚持转业痛失良机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外患虽除,内战却越打越大。中共的军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巧妙的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条件,不失时机的完成了从战略转移到战略防御,再到战略进攻的全局安排,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辽沈、平津张、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彻底动摇了蒋介石政权的根基。 时局危艰,“树倒猢狲散”的形势已成定论。川军各部与南京政府从貌合神离到彻底决裂仅一步之遥。一九四八年,三台驻军开拔去阆中,父亲趁机请长假回成都,全家人回到黄伞巷老家与奶奶团聚。 回蓉后,父亲仍在四川省电信局任报务员,同时递补在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任报务员,一九四九年四月,又被胡宗南部队临时征用,兼任上尉报务员三个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解放。四川省电信局被全盘接收,人员留用,父亲回家也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革命歌曲。 军管会通过甄别、查阅敌伪档案,发现父亲是有一手熟练无线电通讯技术的人才。军代表直截了当的讲:“你搞通讯技术十几年,技术好、经验丰富。虽然你在旧军队里干了十几年,但据我们调查你没血债,不属于十恶不赦的死硬分子。而且这支军队在关键时刻宣布起义,为解放成都是立了功的。我们现在急需一批懂专业技术、有文化、愿意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的人。因此我们请你考虑,如果你愿意,我们将安排你到西南革命大学学习六个月。毕业后分配到相关部门工作。由于时间紧迫,我们给你三天的考虑时间,到时请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个好消息,一扫父亲心中的阴霾。父亲高高兴兴地哼着久违了的川戏唱段:“大雄宝殿真光彩,十八罗汉两边排……”。兴冲冲地找母亲商量去了。 母亲听到父亲要离家半年去学习的消息,不但不感到高兴,眼泪反而夺眶而出。母亲哭诉道:“四个娃娃这么小,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肚子里的这一个也就这几天生。现在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要出点什么事,这一家老小怎么办?”父亲的高兴劲一下子就没有了,低着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母亲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的确是家里当前必须要认真处理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母亲即将生咪子这件事,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怎么敢说走就走呢? 父亲经过一夜的思考,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比任何时候都要重大,最终遗憾地决定转业,先照顾母亲把咪子平安生下来再说。后来军代表虽然一再作动员工作,但父亲主意已定,坚决办理转业手续,留了下来。 俗话说:“错过此渡无好舟。”父亲的这一错误抉择不但改变了他后半生的轨迹,也使我们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在当时,转业即是失业。一个七口之家,没有了经济来源,又生活在兵荒马乱、物价一天三涨的成都,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除了变卖生丝外,开始学着做二手旧货的生意。 每天早早去“会府”(成都最早的旧货市场)淘货,如:铜壶、铜盆、铜锅以及锡茶壶等有色金属制品。下午则在紫东楼街(东门大桥桥头不远)摆地摊,一直到天黑才收摊。 做这样的小生意要想养活一家七口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父亲不得已只好变卖家中有值价一点的东西来维持这个家。本来我们家底子就不厚。虽然父亲当年挣的钱除养活一家人外,还略有积蓄。但一个靠技术吃饭,靠挣工资生活的人,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差距是明显的。 失业的烦恼、生活的压力、动荡的环境,让父亲的脾气变得暴燥起来。轻松愉快哼几句川戏唱段、带上孩子去逛逛公园、约上几个朋友小酌一杯……这些事情在父亲这里已经成了历史的回忆。挨打受骂成了我们几个孩子的家常便饭。挨打最多的当然首推大娃,为什么?最调皮呗。当时奶奶给大哥起了一个外号叫大祸,意即:爱惹祸。其次是大姐,为什么?女儿呗。 有一天,爱惹祸的大娃因一件偶然的事情出了差错,被父亲用竹片暴打一顿。据母亲讲,大哥当时猴跳午跳进灶房找东西,一不留神,把父亲用典当唯一一件皮袄換来的钱买的鸡和墨鱼,由母亲精心煨炖的一砂锅汤打倒了。砂锅碎了,汤洒了,大哥惹祸了。父亲回家一看,立即火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抓起一根一寸多宽的竹片,对着大娃劈头盖脸就是一阵猛抽。平时父亲打我们,一般都打手心或屁股(当然肯定是脱了裤子打)据说这是死肉,伤皮不伤骨。今天父亲可不管那一套了。竹片在父亲手中午动,发出让人心惊胆颤的“呼呼”声,嘴里还狠狠的骂道:“打死你这个瘟丧!”大娃此时已全无往日在我们面前的威风了。用近乎绝望的声音,一边痛苦的呻吟,一边向父亲求饶:“哎哟啊!爸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哎哟喂!”父亲全然不为大哥的跪地求饶所动,一寸多宽的竹片在父亲近乎疯狂的午动下,连续打断了三根。父亲实在有太多的怨气要宣泄。工作没有着落,一家老小要吃饭,生意又极其难做,今后的出路在哪里?父亲感到痛苦而又迷茫。今天炖的这锅汤是因为此时母亲怀孕已有六个月了,父亲特意为母亲准备的。 父亲打孩子消气,打在了孩子身上却痛在了母亲心上。看见大娃被打得跪地求饶满身伤痕,母亲上前拦住父亲不让再打。可是怒气未消的父亲一改平时对母亲和颜悦色的态度,狠狠的说:“你少管!”说罢又举起了竹片。大娃此时除了身上一道道的伤痕外,左额下方已经鼓起一条长形的血包,左眼已肿得不能睁开,母亲见此情形不顾一切地抓住父亲的手哭喊着:“要打你先打死我!”母亲的恸哭声引来了院里众多的邻居围观。一位年长的老邻居说:“打娃娃,打他一个怕惧就够了嘛,怎么能这样下得手呢?”众人七嘴八舌,好言相劝者有之,说黄荆条子出好人者亦有之,父亲有些下不来台,一位邻居连拉带推把父亲劝走了。 父亲依旧每天摆摊,母亲则和院坝里的邻居一道粘火柴盒或打布壳,每天约能挣一仟元(旧币,相当于今天的一角)左右。一个月下来母亲挣的钱基本可以解决自己的饭钱。父亲晚饭后只要心情不是特别不好,就爱拿出自己保存的一套电台废弃的收发报专用耳机和按键,不知是出于对老本行的热爱,还是怕荒疏了收发报的操作技术,“的的嗒、的的的嗒”的玩耍起来。看不见的电码在夜空中飞升,清脆、悦耳的击键声传得很远很远……。父亲一脸的满足与快乐。 殊不知父亲的这种娱乐方式,在刚刚解放的成都太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一天父亲被公安民警带走了。经过反复的调查、取证和搜查,在确认父亲不是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后,将其放回。那一套工具则由政府没收了。 不久,母亲顺利生下了小弟(咪子)。家里负担更重了。父亲也更加沉默寡言,脾气也越加暴燥了。每天仍然扛起一大麻袋旧铜货到东门大桥旁边摆摊。有时还会喊上已有十一岁的大姐去帮忙守摊子。当时的东门大桥是成都有名的水陆码头。清花亮色的府南河水缓缓地流向九眼桥。河面上大大小小的木船、竹筏、打渔舟络绎不绝。到乐山、宜宾,以及到重庆的很多货都从这里发运。航运业的繁荣带动了码头周边的经济发展。做鲜鱼批发生意的、卖大头菜夹锅魁的、卖帽儿头的(一碗盛得满满的饭扣在另一个盛满饭的碗上面,形状象帽子)、卖新米的……不一而足,热闹非凡。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治安问题。每天开市以后,这里就人流涌动,耍把戏的、卖假药的、乞讨的、小偷等等都把这里当作黄金宝地,都来这里练练。 一天,父亲临时有事需回家一趟,地摊就让大姐看守一会儿。临走父亲还再三叮嘱大姐好生看着,注意小偷。十一、二岁的年纪,又是女孩子,看守一个偌大的摊子要做到万无一失,难度可想而知。 晚上父亲收摊时,发现丢了一把紫铜茶壶。那时,这把壶要卖成钱,够我们一家人吃一个星期。壶丢了,那还得了。回到家里,父亲手中的竹片雨点般地抽向早已跪地认错的大姐身上。大姐一边告饶,一边躲开“呼呼”生风的竹片……。父亲惩戒我们向来是不准谁躲闪的。谁敢躲闪谁就挨得更多,打得更惨。如果谁敢跑,那就等于是不想活了,打得屁股三天不能沾板凳,七天还象秋茄子一样的紫是很常见的事情。大姐的躲闪,激怒了本来就火冒三丈的父亲,竹片上下翻飞,由雨点变成了暴雨。大姐渐渐地已经哭不出声音……。 父亲如此痛打大姐惹恼了在里屋做针线活的奶奶。奶奶手拿一根烧火棍冲了出来,照父亲屁股就打。烧火棍打在父亲的长袍上“扑扑”作响,父亲既不敢还嘴,更不敢反抗,就跟奶奶原地转圈。几圈下来,奶奶已是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 父亲幼年丧父,是奶奶守寡把父亲拉扯大的。因为是独生子,奶奶对父亲宠爱有加。据说父亲吃奶奶的奶水吃到三岁才断奶。父亲对奶奶一直都很孝顺,从来说话、办事都不会和奶奶顶撞。即便是母亲和奶奶之间发生了矛盾,明知奶奶不对也不敢指责半句。今天奶奶彻底愤怒了。打完父亲后还觉得不解气,又亲自到派出所去告状。当晚父亲被传到派出所,在接受了一天一夜的批评教育后,才被允许回家。之后,父亲打娃娃的毛病还真的改了不少。 |
| 原文2009年4月4日 清明节 发表于34973 纪念馆 浏览:1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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