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我的身躯， 　　啊？这也触犯了吸血鬼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 　　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个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太阳是我们的！ 　　 　　这首题为《晒太阳》的诗铿锵有力，锋芒毕露，是对黑暗旧世界的诅咒，对光明新世界的憧憬。它的作者就是小说《红岩》中余新江形象的生活原型——余祖胜烈士。此诗写于1947年3月9日，当时他年仅19岁。 　　 　　余祖胜，江西湖口人，1927年12月19日（丁卯年26日）生于湖北汉阳，他父亲余桂喜早年离家在汉阳兵工厂做工，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余祖胜出生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工人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35年长江中上游闹水灾，汉阳兵工厂停工，工人没有工资，余祖胜两个弟弟在饥病中夭折，父亲只好带着他回到湖口故乡。 　　 　　余祖胜的家乡余古塘湾（现屏峰皂湖村）滨临鄱阳湖，本当是山青水秀的地方，但因政治腐败兼以天灾，映入余祖胜眼里的是洪水汪洋，荒凉凄惨的景象。亲友们招待他的只有野菜，他所能玩耍的是与表哥一起放牛、学农活。在这里他体验到农民和工人一样的艰辛生活，看到了地主恶霸与资本家工头一样凶狠。洪水退后，余祖胜又随父亲回到汉阳。9岁时，进入私立道生小学读书，一年后抗战爆发，学校被国民党军队作了伤兵医院，他只好进“贫民夜校”学习。这所夜校是由进步知识分子周老师夫妇办的，每天晚上，作为课堂的酒曲作坊总是挤满了穷孩子。周老师教大家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教唱《大刀歌》，传授折纸工艺。余祖胜与周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久，因宣传抗日思想，周老师被警察抓走。余祖胜为周老师愤愤不平，十分痛恨警察，邀了几个工人子弟，每天晚上偷偷地用石头掷警察，并唱起了自己编的儿歌：“黑良心，真可恶，抓走先生，不准上学；同学们，要记清，半夜起来打黑良心！”警察被打得鼻青脸肿，却又无可奈何。 　　 　　1938年下半年，战火烧到武汉三镇，国民党政府和一些重要工厂先后搬到重庆。余祖胜一家也随厂并入了在重庆的21兵工厂，余祖胜进了厂子弟学校读了三年级。一年后，余祖胜才12岁，他见身体虚弱的父亲和14岁的哥哥在厂里做工虽然劳累不堪，仍难以维持家中生活，便主动要求辍学，进厂当了童工。 　　 　　1940年日寇多次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余祖胜的七弟在一次轰炸中失去了双眼。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于1941年初含恨去世，才一岁的八弟被送给了别人。 　　 　　童工的生活凄苦异常，每天做工12小进以上，还时常受到打骂凌辱，许多童工死于肺痨。在这种环境下，余祖胜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不倦地学习文化。通过几年的夜校补习和自修，他不仅能看懂书报，还能看出它的真伪好歹来。他最爱看中共在重庆的报报纸《新华日报》，省下吃饭钱自己订上一份，如饥似渴地阅读。在《新华日报》的哺育下，他的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时常发表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言论，引起了厂方的注意。主管员借一次技术故障罚了余祖胜25个工，并指使工头故意刁难他。脾气倔强的余祖胜忍无可忍，挥起扳手同工头对打起来。不久，主管员就借故将他开除。这是1944年的事，余祖胜才17岁，已是有四年多工龄的老童工了。 　　 　　同年秋，由一位姓沈的老师介绍，余祖胜考入21兵工厂附设的第11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进步师生，并常常到小龙坎、沙坪坝一带接近爱国民主人士，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抗战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就积极为内战作准备，余祖胜公开在学校作作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并和师生一道抵抗学校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反对体罚学生，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第11技工学校是为国民党军事工业培养技工的学校，它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适应国民党加紧内战准备的需要，校方严格控制学生流失。余祖胜的好友叶伟才同学有志于学医，想走“医学救民”的道路。对此，教务主任说，“叶伟才是个好青年，可惜误入歧途。”余祖胜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题为《好同学叶伟才》的文章。校方便以小叶离校曾得到余祖胜的帮助，要余祖胜赔偿校服，后来则趁他患病住院，以“久旷潜逃”为名将他开除。听到消息，余祖胜气愤地赶到学校，大声疾呼：“我是生病，请了假的，不是久旷，更不是潜逃！”但他毫不留恋这种压迫学生的学校，拿出准备好的小册子请师生题词留念。一位姓周的同学写道：“祝你离开这个樊笼，展翅高飞吧！” 　　 　　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7月，余祖胜失学失业呆在家里整整一年。这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十分苦恼的。他曾彷徨、忧郁、愤恨。在母亲和兄嫂的安慰和照料下，他坚强地生活着，更发愤地自学，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他结交了附近许多工人、船工和农民，并以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下了大量的诗歌。 　　 　　他与兄嫂一起，自己动手在住屋前搭了一间小棚屋，解决家里住房拥挤问题。对这个家他是这样描述的：“阴沟里臭水在翻泡泡，从耗子洞涌进屋来了；破脸盆浮在水上打转，我的家，就是一座水牢呵！（《我的家》，1947.2.2）他把这房比作“罗汉寺”：一家烧火十八家冒烟；他把自己比作“栏外人”：牛马是关在栏内的，劳动人民不过是栏外的牛马而已！ 　　 　　他目睹和亲历了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的辛酸生活：“主任的公子生日还得把‘份子’上，你若不然处处都遭殃，说不定两个山字一叠——请出厂，只得忍气把‘份子’上”（《工人》，1946年.10.29）。他也了解到农民的痛苦：“么儿病得瘦，中药几十剂，吃下没效力；大娃虽没病，保长好狠心，拉儿去充兵，一去不回程，痛杀为娘心，六月借的钱，而今没有还，债主逼得急，原借只两万，要还四万几……”（《葫豆长花的时候》，1947.2.1）。眼见童年的伙伴被黑暗的社会吞噬，他悲愤地控诉：谁个夺了你的命，只恨寻那贪馋的地呀？不！是那些人面兽心的歹徒毁灭了你！……但是，而今啊！那些都在何处？我知道，他们又走近与你一样命运的女郎身边哪！（《忆凤》，1946年.10.25）。他同情那些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很想尽力帮助他们，可他自己也是个“栏外人”呀：“他抬起头默默的看了我一下，从胸前伸出一只手来，我知道他是一个乞丐……我停止了脚步，想给他一点钱，但衣袋里除了两张草纸外什么都没有，我惭愧地望着他滴着眼泪……”（《丐童》，1946.10.31写，载11.6《新华日报》）。 　　 　　余祖胜以苍扉为笔名把《丐童》一诗投给《新华日报》，几天后居然以《陋巷》为题发表了。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他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加油学习，向着进步诗人未走完的道路不停留地向前迅跑！”他立志作个诗人，为人民呐喊，向反动势力抨击。他对心中的偶像说：“普希金啊！我愿帮你把没有喊醒的喊醒吧！这就是我的享受，我不需要银星的奖章，不贪恋那没有灵魂的黄金，只希望人类平等！”（《忆普希金》，1947.2）。 　　 　　他再也不是一个“忧郁的孩子”了，他明白“暗淡是多么可怕啊！”然而你愿意屈服，他的鞭子永远不会离开你。”（《忧郁的孩子》，1947.2）他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工人组成“读书会”，在工人村办起了《火焰》墙报。他在创刊词中慷慨高歌：“火焰、火焰！燃烧着热情的火焰！你辉煌万丈的光芒，照遍了大地阴暗角落。你强烈火焰燃烧着魔鬼，温暖着我们每个战斗的心……”（《火焰献词》载4月1日《火焰》半月刊）。墙报还刊登了他《晒太阳》一诗。 　　 　　墙报一贴出，立即吸引了大量读者。这个重庆市近效宁静的地方突然沸腾了。当局立即进行阻止，墙报仅出一期便被迫停刊。这并没有使余祖胜气馁畏缩，更让他看到反动派的腐朽没落，感受到民众强烈的革命愿望，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因而斗志更坚定了，毅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接近。经过一位女工的介绍，余祖胜认识了地下工作者任达哉，于1947年5月由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地下党的工运书记许建业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1947年8月，党组织委派余祖胜再度入厂当工人，以利于工作的开展。经托人帮忙，他才在修枪所找到一个钳工的空缺，但要有几个月的试用期。他不计较临时工待遇低，看上去比以前卖力得多。实际上他在努力与工人建立感情，发到工人开展斗争，反对为内战生产武器。他和炮弹所工人高震明（地下党员）一道发起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经常带来《挺进报》让大家传阅，启发工人的斗争积极性。正当他组织工人偷运武器支援解放战争时，却发生了《挺进报》事件：1949年4月1日，任达哉被捕，出卖了领导人许建业，于4月4月带领特务将老许逮捕，敌人在老许的宿舍里搜出一些同志的入党申请书，余祖胜因此于4月7日在修枪所被捕。在此头天，余祖胜已觉察情况危急，将党的“七大”文件和《工运史》等革命书籍进行转移，并通知一位姓谢的同志烧毁文件，注意安全。这一天，他吃过早饭仍照常上工，母亲怕他受寒，要他多穿些衣服，他搭了件毛背心离开家，就这样与母亲、兄弟永别了。余祖胜被捕后，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楼二室。 　　 　　在狱中，余祖胜坚贞不屈，积极参加牢笼中的特殊战斗。他受过老虎凳、鸭子凫水等酷刑，但始终不吐一字，还乐观地安慰其他难友。他爱憎分明：特务放进奸细来作耳目，他便唱起顺口溜进行奚落；难友生病，受刑致伤，他则殷切照料。在恶劣的条件下，他还勤奋学习革命理论与外语，准备出狱后更好地为党为人民服务。 　　 　　余祖胜有一双灵巧的手，被难友们誉为狱中工艺专家。他用稀饭、棉花、泥土混合做成象棋，送给难友。他用楼板上的钉子磨成小刀，收集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迎接光明。当听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喜讯，他兴奋地在红心背面刻上“V”字，表达欢呼胜利之情。在他手中，就连小竹板也会变成精致的纪念品。他将一块竹板刻成心形，染上彤红的药水，由战友汪进仪用铁丝扭成的小链子连在小十字架上，伪装成宗教纪念品。小汪利用放风机会将这个工艺品赠给另一牢室的唐弘仁同志作为新年的礼物，他说：“小余希望你自己刻上有意义的字。”唐弘仁便在红心和十字架上分别刻上“共产党万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英文字样，一直珍藏在身边并带出了监狱。至今，这件蕴含着战友情谊和革命者必胜信念的历史文物仍陈列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厅里。 　　 　　战斗着便是欢乐，身居“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的牢室，也能“乐在其中”。1949年春节下午，大部分难友都在院坝里举行“联欢会”。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狱中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则集中在楼一室举行诗会，正式成立“铁窗诗社”。余祖胜是诗友之一，他和另一难友轮流在牢门外放哨，保证诗会的顺利进行。望着载歌载舞的难友，他憧憬着到胜利的时候做一个讴歌幸福的诗人…… 　　 　　1949年11月27日深夜，人民解放军的炮声震撼山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残无人道的特务对被囚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敌人在白公馆大屠杀之后，把渣滓洞的“囚犯”全部集中在楼下牢室，用机枪对着牢房扫射，然后又纵火焚烧……许多革命者在烈火中仍浴血奋战，以惊人的力量冲破牢门，穿过弹雨，推倒高墙，越过电网。结果，整个渣滓洞监狱仅15脱险，余祖胜和200多难友一起壮烈牺牲。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青年馆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害烈士大会。会场陈列着罗世文、车耀先、杨虎城、陈然、江竹筠、余祖胜等33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画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及各界代表先后沉痛地来到烈士灵前祭奠，余祖胜烈士的哥哥余祖德代表烈士家属向大会致词，表示要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投身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以后，《革命烈士诗抄》、《囚歌》等书籍相继选入了余祖胜的诗歌。1984年，重庆出版的叶挺等12位“红岩英烈”年画像中也描绘了余祖胜烈士的形象。 　　 　　烈士的形象和精神永存！ 　　 　　 （原载《江西英烈》第五辑，略有修改）

原文2008-1-28 发表于中国湖口网  浏览：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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