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文艺界杰出中华女性为了忘却的纪念——女作家关露的传奇生涯
日］岸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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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 子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诞生了一份名叫《女声》的中文女性月刊，发行人兼总编辑为左俊芝，这是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田村）俊子的笔名。 一九四○年三月，重庆国民政府要人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日本的傀儡政权，即所谓的“国民政府”。来自日本的诗人草野心平等人作为其文化顾问也参与其政。经草野心平介绍，佐藤俊子于一九四二年初春也来到了南京。 晚年创作力衰微的俊子，曾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上旬，只身赴华在 北京生活过三年多。也许因生活渐渐窘迫，遂持友人的介绍信，找到了南京的草野心平，表示希望能在上海做些事儿。草野给她介绍了住在上海的摄影家名取洋之助。当时，名取在上海经营出版社和书店。俊子跟名取一起策划打算办一份以中国女性为读者的中文女性杂志。她得到了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报道部的松平忠久的支持，得到保证配给纸张的承诺和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嘱托的身份，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以“左俊芝”之名，发行了第一期《女声》月刊。 其后，这个杂志直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停刊，在那严峻的战争期间，一期也没中断过。就在即将出版第三卷第十二期（总第三十六期）前夕，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夜里，俊子从友人陶晶孙家返回途中，在北四川路因脑溢血而昏倒，三天后，十六日去世。《女声》由从创刊时就参与合作的中国女作家关露接手。自此以后，五、六月合刊，发行了“左俊芝纪念特辑”。七月，发行了第四卷第二期（总第三十八期）后，因日本战败而停刊。 战局恶化，通货膨胀严重，俊子为印刷用纸等资料和资金而奔波，代替她实际上担负起《女声》编辑业务的是关露。没有关露的合作，不懂汉语的俊子不可能编辑中文杂志。俊子信赖关露，关露也以俊子为友而关露其实是一位打入日本统治中国的中枢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这对曾尽力配合《女声》发行出版的日本大使馆以及海军报道部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雷。对田村俊子来说，恐怕也是这样吧？但在困难的境遇中，在出版《女声》的三年里，同甘共苦，其间，一年零七个月里，还曾跟关露同住一楼的田村，难道对关露的本来面目毫无察觉吗？ 不管怎么说，总之，关露不仅深入敌后，执行了刺探情报的危险的任务，而且，把这份作为日本傀儡的汪精卫政权的宣传阵地而创刊的《女声》，尽可能办得远离政治。正如钱理群在他的《“言”与“不言”之间》里引用的东北沦陷区作家的文章“在‘风月’和‘政治’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而作了最大的努力。 这是置身于伪“满洲国”以及沦陷区的作家们的极限选择。对这种在极限状态中的、作家们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有的评论家认为：这种选择使他们重新审视了曾经被他们忘记了的琐细的日常生活，使他们觉悟到这正是一个人生存的基础，从而为他们提供了凝视人的存在的契机。这种说法是中肯的。 关露，身为《女声》编辑，她所选择的也是这种做法。不过，她还不囿于这种被动的选择，而是把《女声》视作中国女性解放的一块阵地，加以积极的利用。 “五四”运动之后，以“男尊女卑”为一大支柱的儒教价值观虽然遭到了否定，但是再生这种思想的社会结构尚未摧毁，中国女性又陷入了信奉同一男性中心主义的异国的统治之下。她要唤醒她们，摆脱从属男性、培养她们为具有独立意识、能自立的女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哪怕是些微的影响也好，一定要积极地去做。关露的这一编辑思想，在杂志中随处可见。 在“大东亚战争”处于决战的形势下，正在对女性进行“总动员”的日本当局，也没有理由对这本杂志的论调加以警惕。这本杂志，尽可能淡化“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把重点置于跟女性日常生活有关的种种问题，充实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等文化气息。这当然来自既是社长又是总 编的佐藤俊子的编辑方针。在此庇荫下，编辑《女声》，对关露来说，具 有很大的意义。关露用好几个笔名，通过这本杂志，把自立、自尊的思想 传播给了读者。各期卷首，有题为“先声”的“编者的话”，据说是佐藤 俊子写的，但从内容上看，其实是关露手笔。 关露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指令而潜入《女声》的。 一九三九年冬的某一天，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刘少文找到了关露， 交给她一份电报，致电人为叶剑英，要她“速赴香港，到小廖处接受任 务”。“小廖”是廖承志的爱称。关露从刘少文处，拿到了廖承志在香港 九龙的住址以及旅费，立即动了身。 到香港的第二天，廖承志和当时为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的潘汉年到香港 饭店跟她见了面，交代了新的任务。 任务就是回上海，秘密打入日本傀儡的汪精卫政府内部，执行“策反 工作”。所谓“策反”，是潜入敌营，谋使内部主要人物反正而为中方工 作。这种任务，不仅充满危险和困难，而且必须事先具备可能被指摘为 “汉奸”、“卖国贼”、人的尊严遭到践踏的思想准备。 在交代任务时，潘汉年这么叮嘱她： “以后也许会有人痛骂你为‘汉奸’，不过，你决不能辩解！一旦辩 解，就糟了！” 一九四一年年暮，关露了结了前项任务，稍事歇息，作为一名支持汪 精卫政权的“亲日派知识分子”，已得到日本方面信任的关露，便又以 《女声》编辑的身份打入了敌人中间。 据中国方面的资料记载，中共给关露的任务是：“在《女声》社社长、 左翼作家佐藤俊子的左翼友人中，寻找日共的地下党员，通过他们获取 敌方情报。” 当时，佐藤俊子的思想立场如何，尚待研究，即使正如中共所讲，对 日共“地下党员”期待甚大，这也就说明了在他们的对日认识中，尚未认 识到日本战时的“转向”问题。 关露肯定一名日共的“地下党员”也没遇到过。但，事态却向着未曾 预料到的方向展开了。佐藤俊子的编辑方针是出版没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性 的女性杂志，而且，她又把编辑工作放手给了关露。关露则最大限度地利 用了这个条件积极地把《女声》办成了宣传中国女性解放的阵地。除关露 外，还有凌大、赵蕴华两位中国女性参与了编辑工作。 关露之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似乎是当时驻中国日本大 使和佐藤俊子推荐的。中国共产党也让她积极参加。 若在上海，即使暴露了身份，还可以藏身于中国人民之海，然而，作 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代表东渡日本，这无异于置身死地。我想，关 露身为革命者，一定想透了“万一”，但来日本，对她来讲，是神经紧绷 的日日夜夜。 关露在进入《女声》时，曾对自己“约法三章”：绝对不写鼓吹“大 东亚共荣圈”以及不利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在佐藤俊子面前，她说“我是 学文学的，不懂政治，写不了政治评论”。以一个钟爱花鸟自然的小资产 阶级知识女性的面目出现。 但是，这次既然身为华东地区的一名作家代表，怎能不谈到“大东亚 共荣圈”呢？又，既然作为《女声》代表与会，她必须给杂志写报道，她 该怎么办呢？让我解开疑团的是在下面第三节将提及的、她发给《女声》 的两篇文章。 关露即使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 我的这篇小论，就打算通过关露当时从日本发给《女声》的专讯《东 京寄语》之一、之二，以及她回国后写的《东京忆语》，来剖析一下这位 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代表《女声》作为日本占领区的中国女作家，在出 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时，所表现出的高明的韬晦智慧以及从中 沁渗出的苦恼——必须身兼人鬼而孤军奋战的女子所处的境地是多么苛酷！ 二、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主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是日本文学报告会。这是一个在“大东 亚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五月，为了“献身宣传、普及国策、协力国策施行 与实践”而组织起来的，几乎日本所有的文学工作者都被网罗其中。 有关“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已经有不少论著从各个角度加以论述， 这里，只介绍一下关露出席的第二届大会。 首届大会后，战局日益激烈，日军失败于苏罗门海域，从基斯卡岛撤 退。在此形势下，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大会号称 “决战大会”。会期三天，会场设在帝国剧场和大东亚会馆。 这次大会强调的是汪精卫政府（当时称国民政府）站在日本一方参战。 这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 作为汪精卫政府的宣传机关之一的《女声》的代表，参加大会的关露， 还有一个中国女性作家的身份，故根本无法悄悄地藏身于其他代表之后。 不过，只要看一下中国来的阵容以及亚洲各地来的贺信和贺电，可以 知道，这些地方都限于日本占领区内。而且，大会用语统一使用日语，别 国语言译成日语，而日语则不作翻译。仅仅从这种大会本身的召开方法来 看，也可清楚这次大会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 关露的英语和俄语很好，但似乎不怎么懂日语。她在从东京发给《女 声》的专讯《东京寄语（二）》中，对有不懂日语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只用 日语，表示不可理解。她写道： 在亮同白昼的灯光之下我看见著名作家久米正雄的报告，他的声音洪 亮，被短黑的胡须包围的嘴永远是笑着。他的脑子是一位文艺作家，但是 外貌像一位退任的军人——我用这几个字来形容他的意思，是要说明他很 斯文，但是决没有一般文艺作家的罗曼蒂克与神经衰弱的表现——他所说 的话我连一句也听不懂，但是他发表的姿态很使我满足。 对于诗歌朗诵我有过一些经验。因为六七年前的时候我们许多从事诗 歌运动的朋友都集中在上海，我们曾作过很多次的诗歌朗诵，我们也在很 大的戏院跟很大的纪念会上试验过。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效果总感到不满 意，因此我们觉得中国的观众不容易接受我们的贡献。我那时候就听说诗 歌朗诵在欧洲和日本都很盛行，而且在观众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 我很想有一个机会学习他们一番，使我们的诗歌运动由朗诵的效果而 勃兴起来。我是愿意用我一整世的光阴效命于我的诗歌运动的！这次竟在 我的意料之外看见了日本的“诗歌朗诵”。朗诵的人全是日本诗人，他们 朗诵出来的字句全是用的日本语，我对这诗歌朗诵中所能了解的比我刚才 对于乐队的了解还要少，但是他们朗诵的音节，和带着诗的感情的热情的 面貌使我受着很大的感动。在这种感动当中我的情绪又陷在一种遥远的思 索里，我想到昔年的我们在上海的诗歌运动，和那些跟我在一起的朋友们。 今天的谈话双方都有翻译，因此发言的内容大家都能明白，只是蒙古 的代表是用蒙古语发言，他的翻译是用日本语，因此他的谈话除开日本人 明白以外，只有他自己明白，中国人是听不懂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 感到兴趣，因为在听他讲话以前我从来不曾听过蒙古话。 这些文字里蕴藏着讽刺和反语，不会不传达给《女声》的读者。关露 用这个方式，告诉读者，这个吹吹打打的大会，全是日本一手操纵的。 大会第二天，关露跟日本女作家吉屋信子、佐多稻子一起被指定发言。 大会指定的题目是《谈谈大东亚共荣圈》。她通过中国方面的领队，把 题目换成了《中日女性的文化交流》。讲演的主要内容也只是一些“来到 日本，有机会跟日本女性交谈，但因为互相语言不通，只好说英语，甚感 遗憾。今后，希望中日两国的女性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能用各自的母语 交谈”云云而已。 其他中国的代表谈及大会印象的文章和谈话，虽有微妙的差别，但基 本尊重了大会主持者的意旨。在与会的代表中，几乎就没有能代表中国的 著名文学家。 在策划第一届大会时，看一下第一批候选人名单就可以知道，主办者 打算邀请周作人、俞平伯等名人。但是，除了作为日本古典文学的著名研 究家钱稻孙以华北代表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大会外，其他均是一些中国国内 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因此，第二届的主办者，不得不改变了对中国知识分 子的方针。 他们一方面利用亲日派柳龙光，呼吁在“大后方”重庆的著名文人， 一方面，向中方显示了日方的构想。打算接受目的明确的留学生，不仅在 大学学习，还采用“由日本文学团体扶助指导或得以作家个别熏陶”的方 法，培养亲日派文人和推进“大东亚文学”的骨干。 日本方面吹吹打打、喧嚣一时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对中国的文 学创作丝毫没有影响，就连在被呼为“沦陷区”的日本占领地区内，也没 有与此呼应的评论和创作。 三、关露的韬晦和苦恼 亲爱的朋友们： 我经过山，经过海，经过许多树木和青草，田野和农庄而来到日本了。 把上引文字作为开头的、关露的《东京寄语》（一）和（二），登载 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出版的《女声》第二卷第五期。 据专讯介绍，关露一行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的中国华东地区 代表团，是在八月十六日抵达长崎的。离大会开幕的八月二十五日还有几 天，遂先去了博多、唐津等地观光，然后到达东京。她把对这次旅行的印 象，很仔细地写在《东京寄语（一）》之中。 过不久，在下关跟从中国别的地区来的代表汇合，到了东京，专讯写 道，关露在火车到达下关之前，感到剧烈头痛。这一头痛的发作，作为关 露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的表现以及传达其表现的文章的伏线，具有 重大的意义。 刚到东京的火车站，还不曾来得及检视自己的箱子，就有好些新闻记 者站过来，叫我们发表来日的感想。他们尤其注意女的。然后，当我们未 及到达旅馆以前，先去向皇宫遥拜的时候，一路上又有许多新闻记者跟着 我。从这一点上，我除开看出日本的新闻记者特别活跃以外，还想到在现 社会当中，女人来到社会里的数目真是少得可怜，因此，一点小的活动就 要引起人们的特殊注意。我的身体非常疲劳，我的神经非常紧张，然而我 的情绪是异常悲哀的！ 到东京的第二天，参拜了明治神宫、靖国神社以及奉祀孔子的汤岛圣 堂。对明治神宫、靖国神社，她只提了一句“建筑都是非常伟大”，在参 拜了汤岛圣堂的据说是朱舜水带来的孔子的铜像时，她却发了一些意味深 长的感慨。 于是我想到，在春秋战国，孔子因不得志于列国的诸侯，而嗟叹着：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在距离他的父母之邦不远 的地方有一个日本海，在数千年后，他的“王者之道”会随着他的圣像经 过惊风骇浪而漂渡到日本的都城来？现在是日本所领导的大东亚战争的时 期，如果孔子圣像有灵的话，他会有如何的感想，他会怎么样思念到他的 父母之邦，他会不会为着自己的祖国再想到“乘桴浮于海”？ 晚上，菊地宽在山水楼设宴招待。不喝酒，不懂日语的关露专心地观 察起坐在自己一边的艺妓来了。艺妓的忧郁而温柔的面容，使她联想到好 似《红楼梦》中的晴雯，于是，把话题转入了《红楼梦》。接着，又从遐 想艺妓的寂寞，想起了咏妓词《扬州慢》，抄录了一段幼时爱读的朦胧记 得的词。她写的文章一点都不像作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而且是号称 “决战大会”的专题通讯，而东扯西拉的闲谈占了一大半。 《东京寄语（二）》是八月二十五日大会开幕当天的专讯。这篇文章 也只是记录了三天日程，其间穿插着跟大会根本无关的叙述。比如，第一 天记述的开头部分，长篇累牍地谈论开幕式会场的缎制的帷幕。 会场中使我感到兴趣的第一件事，是剧场的帷幕，我在上海所看见的 戏院的帷幕大半都是丝绒制的，除开帷幕的颜色使人感到满足以外上面大 都是一无所有。而“帝国剧场”的帷幕是特殊的，帷幕的质料也是像丝绒 一样的东西，但是正中绣了一只（也许是画的，我不敢肯定）很大的凤凰， 起初我并没有注意这凤凰，因为画的凤凰以往我在别处也曾见过，但是 忽然之间这只凤凰吸引了我，我觉得凤凰的头长得很美，而且很富于人性。 当时对于这个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到后来我终于找出了答 案，凤凰的头部使我感慨的是它的眼睛，它的眼睛细而且长，有一种温柔 的女性的美。中国古代的作品中对于美人的描写都喜欢用“凤眼”这一类 的词，原因大概就是从这里产生的。 就这样，关露用跟大会毫不相关的罗嗦的叙述来报道所谓“大东亚文 学者大会”，或用“奴隶者”的语言揭露冠以“大东亚”之名的大会，仅 就大会用语而论，也不过是一出闹剧而已，关露就是这样写她的大会专讯 的。 回国后，她写的《东京忆语》，登载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出版的《女声》 第二卷第六期上。她给它取的题目是《神经病态的日子》。 关露所以在发自东京的专讯《东京寄语》中，大写特写途中的发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