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543号馆文选__怀念文章

现在，你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正与病魔作着顽强的搏斗。我每天晚上都与启彤通电话，了解你病情的变化、安慰她焦急的心。不能常去看你，是因天气太热，心脏受不了；也是因我太脆弱，和你通电话时，说着说着都会哽咽，见面更不知如何是好了；那天，我们四个老同学一同去探望你，我一直没摘墨镜，就是为了掩饰眼中含着的泪。这些日子，五十多年的往事，全都涌上心头，我想最适合的方式是，我将想要说的话全都倾泻在纸上。 　　“米沙”，这个称呼，已经有几十年没再叫过，自打我们都离开北大之后，再在一起，这么叫一声时，却是我们均已到了古稀之年了。如今，再想这么叫一次，则是想借着记忆，回到我们那段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里去。那是1955年、1956年，我们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正当共和国充满阳光的年代，也是我们坎坷一生里最美好的岁月，“米沙”这名字，就是我们三个同班女生对你的爱称，充满亲切的关爱和激赏。 　　1955年9月，我们一群从四面八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是那么纯真热情，每个人都迸发着青春的活力。很快，你就因聪明活跃，与我们二班的女同学温小钰、吕薇芬一起能演能唱，成为全校的文艺活动骨干，于是也就成了我们三个女生住的廿七斋宿舍里的常客，并不善于文艺表演的我，也因之与你熟悉起来。由于你机智活泼，你来到我们宿舍总是带来欢笑。我们女生好吃，总爱买些零食，也常叫你来一起分享，大家一边吃些瓜子、花生和北京特产的小孩酥糖等等，一边说些笑话，小钰和你总爱朗诵我们喜爱的诗篇，记得你能背诵普希金的《致大海》、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就这样，你受到我们三个人的一致欢迎，总把你当成小弟弟一样，那时，正在学俄语，灵机一动，就给你起了一个名字叫“米沙”，应该说是一个亲昵的称呼，以后也一直这么叫着，直到后来你们演《夜店》，你扮演流浪儿小斗（dou）子，大家才又给你一个新称呼。可我们三个总还爱“米沙”、“米沙”地叫你。 　　二班男生住在十三斋大宿舍时，第一次过新年，全班一起在十三斋聚餐，大家竞相表演节目，每人都要露一手，你的拿手绝活就是快板书“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这一项相声演员必练的基本功，你也能背得滚瓜烂熟，真是相当了得。你的多才多艺，在大学一、二年级、在我们亲切地叫你“米沙”的时候，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小钰、李广和你是二班参加话剧队的积极份子。尤其让我们歆慕不已的是，有一次，你们还有机会去怀仁堂演出，那时，这是多么光荣、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而你们自导、自演的大型话剧《夜店》，将北大学生戏剧社的艺术水平，提到了辉煌的高峰，平时的排练和几场演出，我与薇芬都常去助阵的。 　　在专业学习方面，一二年级打基础时期，你就以自己的聪慧崭露头角。俄语、现代汉语都有小班单独上课，在我们二班的课堂上，你的俄语发音听起来相当悦耳。虽然，你是东北人，但因你喜欢朗诵和表演话剧，现代汉语课上，你说的普通话，已改正了东北人不标准的口音。我就不行，南京人的“n”与“l”不分，“an”与“ang”不分，一说就错，成了姑娘们打趣的笑谈，你常常指点我注意更正。特别是我的文学基础差，在中学，只读课本和革命书籍，《诗经》、《论语》根本没见过，上《中国文学史》后，你就告诉我，应该到图书馆去借《诗集传》、《四书集注》等书看，帮我找到了钻图书馆学习的通途。你因自幼跟伯父学习，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底子，也写得一手好字。 　　在课余和节假日，美丽的校园以及颐和园、香山，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小钰、薇芬、我，常和你、邓美宣、孟琮等人，约着一起玩。我们知道校园里，哪棵桑树结的桑葚最多、最好吃。我们知道香山樱桃沟的小路，应该怎么走。我们知道，如何穿过西苑的田埂，走到颐和园的捷径。我们记得，冬天在结冰的未名湖上学滑冰，夏天在颐和园东堤边的游泳场学游泳。我们记得，为了看人艺演出的话剧《雷雨》，二班一群同学直等到演员谢幕才走，结果没有公共汽车可乘，大家就从虎坊桥步行回来，走到西校门时，天已快亮。我们记得，有十来个第一个暑期未返乡的同学，一起带着食品，到香山去，爬完鬼见愁，找到山下一农家，将我们自己带来的食品煮着吃，然后又去小河沟里趟水玩，现今留下的照片中，甚至还有黄修己打赤膊的怪像，真是其乐无穷。 　　大学一、二年级时代是这么美好、这么令人难以忘怀！ 　　可是，结束了，很快一切都结束了！从三年级起，我们分成文学专业、语言专业，三个小班变成了四个小班，原来一、二、三班之外，加了一个四班，即语言班。你和启彤分在一起了，而和我们三个却分开了。就在快要分班的时候，简单幼稚的我们，绝想不到的政治风暴，在北大校园猛烈地刮起来了。 　　就如你在回忆文章里所说：“突然感到校园不平静了，开始进入了一个没有逻辑的时代，许多事情形式上很激烈，但脑海里竟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你只回忆到1957年夏初，对于以后的事情，你说：“记忆的闸门很难启动。忘记了吗？忘记了！忘记也是一种幸福。”是的，我们五十年代的大学生犯了集体失忆症！ 　　其实，历史的记忆，写在我们的满头白雪上，刻在我们失望受伤的心上。 　　让我永远记住的是，毕业七年后，我们在北京那次痛苦的见面：那是“史无前例”的时期，全国红卫兵正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进行大串联，我没有资格当红卫兵、也没有资格去外地干“革命”，只在单位里，为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们服务。你大概好容易找到了重返北京的机会，独自一人从吉林到了北京。可是，当我打开办公室门，竟然对眼前的你询问道：“请问，你找谁？”你意外之极地说：“张菊玲呀，张菊玲，想不到，有一天，连我也认不出了！”“怎么？米沙！是你？才过去几年呀，你怎么会这么苍老！”……当时，我们穷困，老友相见，连一餐饭也请不起，我与玉石没有自己的住房，不能请你去“家”坐坐。只在我简陋的办公室里，心情沉重地交谈，你我都说出了最痛的心里话：“原来，我们都是黑五类的狗崽子！”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这一当头棒喝，才让我们在痛苦中清醒，而清醒后则更加痛苦，我们明白了以往种种不公正待遇的因由，也让我们对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我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是多灾多难的，我们的人生将是永远的苦难历程，这就是命！是命中注定的！ 　　当初，当我们欢快纯朴地叫你“米沙”时，根本就没想过人生会是这样。中学当团干部、受着革命理想教育的我，一直简单、幼稚、近乎教条，一心想入党，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于是，在大学后期的政治风暴中，不断地批判别人、检讨自己，和家庭划清界限，在繁重的、力不能胜的下乡劳动中，努力改造。结果 　　仍然是入不了党，毕业“分配”，被派到意想不到的地方，留校以及好一些的工作、好一些的单位，是轮不上我们的。启彤是老北京人，凭你的专业水平，你们理应留北京，可不知为什么，把你俩打发到了吉林，还说是全国重点大学。至于我，研究 　　生毕业，辛辛苦苦在北大学了十年古典文学，却被分配去教刚归国的侨生学拼音文字。怎么办？只有服从，还有许多同学遭遇更惨呢！ 　　在毕业后坎坎坷坷的生活中，唯一幸运的是，我们的婚姻、家庭总算是如了自己心愿的。启彤是我在55级女生中的好友之一，我喜欢听她与袁有芬一起唱的女声二重唱，声音极其柔美动听。我只身一人来北京，第一年春节，启彤约我去宣武门外下斜街的家里玩，我第一次听到北京旗人，对妈妈的独特的叫法。她还领我逛了厂甸庙会。她性格温和，对人真挚，我们的友谊是亲切深厚的。记得你们定情的时节，是百花盛开的春天，有一次，坐在大饭厅外面排队，等着进去看电影，我看到你们俩在一起，你们赶忙拉着我，喜洋洋地将“我们要好了”的消息告诉了我，“太好了！”，我深深地祝福你们，以后，你们还将两人在海淀照相馆照的那张非常美丽的合影送给了我，我一直保存至今。至于我与玉石的爱情婚姻，是我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艰难选择，当我遭到谴责极其痛苦之时，你们是唯一支持我的好朋友，这是我一生最珍贵的情谊。我们都知道，不论生活多么艰难困苦，有夫妻二人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携手奋进，就是人生的最大的幸福，别无它求。 　　我们的性格都太倔犟，决不向命运低头，吃再大的苦，也能挺住。当消耗了美好的青春，已是人到中年之际，只要机会出现，我们照样豁出命去奋斗，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三十多年，我们终于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在业务领域开辟出一片领地，成为在各自学科里做出一点工作的学人，能如此赶上最后的努力，也是我们不幸中的大幸，能为学生、为后人留下用自己心血浇灌的著作，我们可以问心无愧了。 　　当然，人生的磨难是无止境的，当你们因一双孝顺儿女的照顾，又返回北京安享晚年时、当儿孙满堂，生活无忧时，病魔却向我们袭来了。这些年里，我因伺候九旬老母，深感人走向死亡的痛苦过程，以至心情极坏，甚至一说起母亲，就要哭。现在我们自己也已年过古稀，需要不断向病魔作斗争了。你总在电话里开导我：我病了，你为我问医；我因玉石突发急病，而性情急躁发火，你耐着心劝我。而你自己一次次，闯过劫难，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每每令我合十庆幸。我们因为研究工作需要，都在读佛经，当然我们是凡夫俗子，难以达到恬淡养心的清醇境界，但我还是十分钦佩弘一法师，仅将他自我修养的格言，录以共勉： 　　自处超然，处人蔼然。 　　无事澄然，有事斩然。 　　得意淡然，失意泰然。 　　记得吧，你们重回北京，住进新居，我将你在我们叫你“米沙”时的照片，转还于你，你至今仍将他放在书房里的书架上，我是希望你，永远保持着那时青春聪慧的生命活力，米沙，我们永远的记忆！ 　　 　　菊玲草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200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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