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543号馆文选__孙维张文选

我于1936年12月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大屯乡一个名叫前驸马营的半山村里，家里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家庭。祖父做过海城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九•一八”事变前做过张学良妹妹的家庭教师，1931年后蛰居家中过着儒医的生活。1955年我从沈阳第五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1960年9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经国家统一分配到吉林大学中文系做教学工作。在助教岗位上一直干了18年，期间1969年下放劳动，插队落户到吉林省舒兰县的农村，过了3年真正的农民的生活，1972年调回学校教书，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吉林大学一步，是个典型的校园知识分子。1978年晋升为讲师，而后是副教授，再而后是教授，而今在即将退休之年写这篇自述性的“我的学术道路”。 　　36年的教书生涯，唯一值得自豪和欣慰的是，我的工作是尽职尽责的。为本科生开设过5门课程；带了11届硕士生；开设了8门专业课；出版了8部专著、教材和教科书，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文；得到过学校、省和国家教委的教学和科研的奖励。大学生活5年，工作36年，加起来才41年，但要谈起我的学术道路来却有着久远的渊源。 　　 　　一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 　　 　　 我走上语言学的道路与我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1942年我刚刚6岁，那时正值日为统治时期，家乡的生活难以为继，祖父带领我们全家迁往黑龙江省的呼兰县。伯父在那里举办一个私塾，全家人靠他收些柴米度日。私塾设在家中的西屋，全家居住在东屋。我每天听私塾里蒙童咿咿呀呀地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蒙书，觉得非常好玩，便在门外偷听，几次以后居然也能熟练地背诵下来。祖父认为我“孺子可教”，便让我跟着那些蒙童一起拜我的伯父为先生，在给孔老夫子的牌位磕过头之后，我也成了一个正式的蒙生了。 　　我在伯父的私塾里读“子曰诗云”一直读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3年多的时间里，我不仅读了多本蒙童识字的书，还通读了四书，学习了先秦诸子和《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史》、《汉》、唐宋八大家以致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学会规规矩矩地写毛笔字。以后在读公立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祖父还不时地讲些四书五经和宋明理学的一些思想。当时虽属生吞活剥、半懂不懂，但我却从中国传统语文学当中感受了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那朗朗上口的音节，铿锵的节奏；那含蓄、精深、博大的义理，一词一句有千军万马之力，蕴含着浩浩长江、滚滚黄河，这一切都陶冶了我年幼的心灵，使我对中国语言文学产生了无比眷恋的感情。它成了我中学毕业时决心去北京大学读中文系的动力，也成了我到北大之后两次学业道路选择的标尺。 　　 　　 二踏上语言学的道路 　　 　　195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时，没有明确读什么专业。那时北大中文系设新闻和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统一录取新生。报道后，开始专业选择动员，请各专业的名教授做报告介绍专业情况。新闻专业的动员报告我没去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报告，是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做的，我非常感兴趣，还和新认识的同学议论王先生的名和字。王先生名力，字了一，了一是力字的反切拼读，觉得很有意思：语言学家的名字也是“语言学”式的。会后，报新闻专业的人多，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少。当时我没有丝毫犹豫就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是对专业的课程感兴趣；二是可以多读一年书，因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从我们那个年级开始改为5年制。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语言与文学并重的专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偏重于文学的专业。开学之后不断有著名教授给我们上课，讲文学的有游国恩教授、林庚教授、杨晦教授、吴組湘教授等著名专家；讲语言学课的有魏建功教授、周祖谟教授、、高名凯教授、、岑麒祥教授、朱德熙副教授等一流学者。后来还有王力教授、袁家骅教授。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对文学类的课程，除了先秦文学以外，始终不感兴趣，不喜欢读现代小说，就是外国名著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也很少涉猎。，至今也没读过《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周扬给中文系师生做文艺理论报告时，我竟然睡着了。我当时着迷于先秦文学和先秦典籍，一度能够熟练地背诵《离骚》和《九歌》，曾连续两个月钻到图书管里对照《诗经》的不同注本在那里死啃。后来回想当时的情景我才发现，那时喜欢读先秦的作品，也不是喜欢先秦文学，而是在语文学、训诂学的范围里兜圈子。至于语言一类的课程却不然，开什么课我喜欢什么课。许多喜欢文学的同学不愿意上语言课，觉得枯燥，我却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几位先生的课，听起来非常提神，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你，产生一种欲望和冲动，一次课之后盼望着下一次课马上就上才好。至今我对高明凯先生讲课激昂的神情，周祖谟先生讲课儒雅的风度、朱德熙先生讲课生动幽默的语言，印象十分深刻。尽管几位师长已经相继作古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不时在脑海里闪现。是他们，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我上大学期间，同学们对所有老师一律称为“先生”，既是北京地区的称谓习惯，又代表着学生对老师的尊敬、敬仰之情）把我引上了语言学的道路。 　　1957年底，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读了两年半的共同课和专业课之后，北大中文系试行划分专门化的办学体制，将一个专业划分为文学专门化和汉语专门化两个小专业。我理所当然地成了汉语专门化的学生，因为几乎同入学初一样，愿意学语言的学生寥寥无几。我们全年级三个班近120名同学，分到汉语专门化的 只有18人，单独编成一个班，称为四班，也叫语言班。到语言班来学习，是我正式走语言学道路的开始，使我的学术方向由朦胧变为清晰，由盲目变为自觉，由兴趣转为理智。 　　北京大学的校园是美丽而恬静的，她是一块圣洁的土她，尽管她里面也发生过风风雨雨，但她的文化氛围始终是浓郁而芳香的，浓郁得足以使人醉倒。我在她的怀抱中度过了五年的丰富而永不能使人忘怀的学习生活。最不能令我忘却的是我那些可敬可爱、可亲可佩的先生们。他们以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的知识哺育了我这个知识饥渴的青年，武装了我的头脑，完善了我的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学会了怎样做人，如何做学问。他们都有深厚扎实的功底：传统文化的修养、广博的知识、清楚严密的逻辑思维，无论做哪一个学科的学问，都是建立在广阔而深厚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可以达到学术金字塔的顶端。他们都有谦虚严谨的学风，做起学问来，无论是“雕龙”还是“雕虫”都是一丝不苟，对学生、对自己的学术事业有一种极端负责任的精神。他们都有提携青年、奖掖后进的思想品德、诲人不倦、谆谆焉，循循焉。对我来说，这是一笔无形的财宝，尽管我不能全部继承下来，但对我以后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就这样，在1960年那个炎热、郁闷、蕴含着痛苦的夏季，我带着对那片土地和师长的眷恋，带着人世间的一种险恶感、带着朦胧的憧憬、带着一种在语言学领域里一试身手的冲动，走出了北京大学的校园，来到这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地方。当然，我并不孤独，那一年同时分配到吉林大学工作的有北大各个系的24名同届毕业的同学，其中有与我相依为命的，为我的学术成长做出牺牲的我的 同窗好友，今天成为我的老伴的陈启彤女士。我终于在语言学的道路上艰难地起步了。 　　 　　三 艰难、漫长、曲折而又痛苦的起步 　　 　　如果从参加工作的 那一天算起，到我今年退休，在语言学的道路上我 整整行走了36个年头。真是无巧不成书，这36年的 时间可以整整齐齐地劈成对等的两段，两个18年。18，在今天下海经商的人看来，是个多么吉祥的数字啊，可是对我来说，第一个18年却意味着痛苦，深深的痛苦，足以令人泣血的痛苦，绝非痛苦两字所能言说、所能了结的！ 　　1960年9月，我到吉林大学报到，两周之后便开始上《汉语写作》课，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兴奋，忍着辘辘的饥肠，宿舍的灯光在漆黑的子夜总是坚定地闪耀着，我在灯下看书、写讲稿，一直备课到深夜两点。那时，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很想在学术上干一番事业，一个在大学读书时就萌生的计划开始实施：排除前苏联语言学的教条，走自己的路，建立包容汉语反映汉语特点的理论语言学。首先从教学实践做起，试图开设各种课程，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实现良性互动。我先后开设了“现代汉语”、“汉语方言和方言调查”、“古代汉语”等课程，3年的时间里上了6个轮回，写了两篇论文，一篇因教研室改变计划而弃置一旁，另一篇投到学报被一位中年“权威”封杀了。25年后，我第一篇“胎死腹中”的论文原封不动地成为我的专著的一部分。这只是我学术起步阶段的插曲，接着便是两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开始了，再后是“插队落户”，“上山下乡”，“开门办学”一直到1977年末。对于我的学术道路来讲这是多么漫长的18年呐！刚刚迈出第一只脚，第二只脚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就僵在那里了，直到18年之后才真正开始迈步。 　　回顾这18年的历史，不禁感慨万端。当然也有收获，它使我认识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增长了我判断是非和识别各式各样的人的能力。我的头脑也复杂起来了。但对于语言学来说，我却失去了读书学习的最好年华，从事学术研究最宝贵的时间。不！哪里只是时间，而是一段宝贵的学术生命，使我不得不在后18年”里超负荷运转，夺回无谓流失的时光。如果说我在语言学的道路上还取得一定成就的话，那都是在这后18年的时间里取得的。我的学术专著、教材、工具书都是在着后18年里编写出来的；我这20几篇学术论文的每一个字也是这后18年的时光铸成的。我的学术生命的春天始于1978年。 　　 　　 四加速前进的车轮迎头赶上 　　 　　失去的时光无法追回，但失去的事业却可以用自己的加倍努力来弥补。1978年以后，国家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我也从头开始铸造我的学术思想好事业。在这后18年里，我为实现建立反映汉语特点、包容汉语特点的理论语言学，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1）清除前苏联的教条主义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全面地向苏联学习，从政治到经济，从科技到文化，各行各业无不如此，语言学界也不例外。当时的科学院的语言所也请一个叫龙果夫的俄国人来做汉语语法的专家，让他来“指导”汉语的研究工作。中国语言学界曾一度把前苏联学者的理论、观点视为经典，奉若神明，就连我的那些可敬的师长们，在那种学术气氛的笼罩下，也不敢对前苏联学者有半点微词。前苏联学者的理论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但他们的最大的缺点是高傲和偏狭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把俄语的特点和理论研究的结论当作其他语言的普遍性和特点，全然不顾世界语言类型的多样性和具体语言的民族性。所以要想发展中国的语言学，必须清除前苏联语言学的教条的束缚和影响。 　　前苏联语言学的理论教条，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清除，仍然扎根在某些人的头脑中。 　　a）对语言宏观的研究和性质的分析，只注意功能，不重视本体，以功能去替代本体。他们以斯大林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作为不可侵犯和逾越的经典，只承认语言是交际工具，不承认语言是符号系统。 　　b）俄语是世界上形态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所以俄语语法的研究其精力主要放在形态学上。汉语是没有形态或形态极不发达的语言，而中国的许多学者受前苏联教条主义理论的影响，偏偏要在汉语中找出什么形态来，从而忽略了对汉语句法和逻辑语义的研究。 　　c）固执地用词汇学替代语义学，因为斯大林在他的小册子里批判了语义学。其实斯大林批判的是西方哲学上的语义学派，错误地把哲学中的语义学派当作语言学的语义学，结果造成中国语言学像前苏联语言学一样，使语义学的研究长期称为空白，阻碍了中国语言学和汉语研究的发展。词汇学和语义学是语言学学科体系中两个不能互相取代和替换的部门学科，它们应该互补地各自繁荣发展。 　　d）在思维和语言关系的认识与理论阐释中僵化、保守与现实世界和人类思维活动严重脱离，且自相矛盾，其原因仍是源于斯大林的那本小册子。 　　e）关于语言融合理论的错误。 　　1978年开始，我给77级入学的学生讲授“语言学概论”课，讲授中对上述五个问题以及其他理论问题进行了梳理，澄清语言学界长期以来的糊涂认识。我在语言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后来都写进我与刘富华同志合编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和我写的《汉语社会语言学》两书中。 　　斯大林的语言和学说，打着反对马尔的左倾教条主义理论的旗号，实际上是以斯氏的教条代替了马尔的教条。它在中国语言学上空造成的阴云，整整笼罩了30年。但斯大林学说中也不无正确论断，那就是“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正是这两个结论给中国语言学的铁罐子留了个透气孔，否则中国语言学必将窒息而死。 　　 （2）吸收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 　　就在我们向西方关闭铁门的时代和学术活动和完全停止的六七十年代里，西方主要是欧美的语言学空前活跃和繁荣起来，在那里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我们却一无所知。1977年美国加州大学语言学家代表团访问了吉林大学，我向著名美籍华人学者王士元教授询问美国结构语言学家哈里斯（Zelig Harris）的情况时，被告知他早已落伍了，他只是50年代的代表人物。这说明我们当时的知识状况与欧美相比落后了30年。 　　我想，吸收和借鉴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不是照搬，不是模仿，不是找一个新的教条来代替旧的教条。我们吃照搬模仿的亏，其教训已经够深刻了。西方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印欧语及其文化基础上的，西方学者很少懂汉语，而且很多人轻视汉语，表现出他们对汉语的无知和傲慢。在这种知识基础和心态下建立起的语言学理论，必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是西方科学技术发达同时也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在对事物的认知方面，有着优良的科学主义传统，在具体研究的方法论上有许多先进之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 　　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不能孤立地封闭式的冥思苦想，“思而不学则殆”，要以先进的东西作为参照系，采取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的办法，先学习吸收，然后借鉴参照，最后突破创新。这就是我在吸收、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时的指导思想，它是我在学术道路上前进的航标。我学习吸收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像一个营养失调的饥儿，必须全面地并从基础做起，补食进餐不能生吞活剥，只能慢慢地消化理解。先要恢复提高外语的阅读能力，还要从各种渠道搜集有关资料，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科研来进行。这里我主要作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研读西方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的书籍，主要是维特根斯坦以及奥斯汀、塞尔的日常语言哲学的言语行为主义的理论论著；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卡西尔的《人论》、《神话与语言》；哲学释义学派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的论述；普遍涉猎了皮尔斯、莫里斯等人的符号学理论，以此来丰富和奠定自己的关于语言学理论的哲学知识和基础。二是系统地阅读分析了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学派的许多著作，从索绪尔到布隆菲尔德，到雅可布逊，到乔姆斯基，以及结构主义的其他学科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如皮亚杰的结构主义心理学等许多著作。在学习、吸收、理解这些理论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的核心，认识到20世纪即将过去，这将近一百年的历史发展进场中，理论语言学的脊柱是结构主义，无论是西方的印欧语，还是我们的汉语，要想建立现代的、科学的语言学理论体系，必须以结构主义的语言符号的理论为基石，以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为手段，结合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具体材料去认真的、细致的分析和论述，寻找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来。同时，在学习、分析、判别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理论的过程中，也逐渐看清了其中的片面性的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成分，比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形式主义、机械唯物论、唯心主义的成分，静止的、不联系历史发展的、孤立地、纯理论的、不联系语言使用实际的等等错误的思想和主张。 　　我首先把自己的认识和心得固化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期间我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理论语言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等一系列较新的课程。这里面既有学习借鉴西方语言学已有的成果，同时又有扬弃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实际的属于我个人研究心得体会的部分。我把这些东西作为阶段性研究成果记录在讲课的讲稿上，留待将来认识成熟写成专著，公诸世人，让人评说，也算是自己对中国语言学的一点贡献。 　　 （3）结合传统与现实建立系统的反映汉语特点的中国语言学体系 　　这是我的理想，是我的学术道路的目标，是我学术思想的灵魂，我现在正朝这个目标走去，我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不奢望也不能想象由一个人去完成它。我只想同我的师长一样做一个拓荒者，使通向理想目标的道路由于我的努力而向前延伸几步。要建立反映汉语特点的中国语言学体系，除了借鉴西方语言学方法之外，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优秀遗产，同时结合当前汉语使用的实际去研究汉语，去深入挖掘汉语的特点和使用中的规律。在继承传统和联系实际的两条轨道上，我是同时并进的，但前者需要长时间的功夫，需要积累大量的资料才能显示出一定的眉目来，目前还处于积累、陆续操作阶段，能否取得点滴成果，须待来日再说。联系现实方面的几项工作，已现出某些端倪：一是我给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开了几门现实性较强的边缘性课程“大众传播语言学”、“商品符号学”等，二是已经着手写作《社会交际语言学》和《汉语语用学》。加上已经出版的《汉语熟语学》和《汉语社会语言学》，算是我的学术思想的外在表现，也是我奔向学术道路目标的阶段性成果的标记。 　　 　　 五 未来工作的展望——夕阳工程 　　 　　今年正值我年近花甲，即将退出教书的舞台，但是我的学术道路正在延伸，我的学术的黄金季节刚刚到来，正是学术丰收的时候，所以心理上很矛盾。一方面，工作没有了压力，卸下肩头的担子，“今日得宽余”，可以“悠哉游哉”了；另一方面“战斗正未有穷期”，几十年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意犹未尽。身体心理上还是“老骥伏枥”，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在长跑出发之后刚刚过了呼吸困难期，正欲轻松自如前进的时候，教练却下令停止比赛。此情此景，可想而知。就个人的心境来说，还想做廉颇和黄忠，所以我将自己退休后的学术研究工作命名为“夕阳工程”。我想老天将假我以年，助我实现我的愿望。 　　我的“夕阳工程”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总体上说有两个系列：一个是词汇学系列，另一个是语义学系列。 　　词汇学系列完成下列研究，写出4部专著： 　　 （1）汉语词汇学（上下卷） 　　上卷：《汉语描写词汇学》 　　下卷：《汉语历史词汇学》 　　 （2）《汉语名称学》 　　 （3）《汉语熟语学》（已于1989年出版）（（2）、（3）两部书稿是词汇学的配套工程，是汉语词汇学的两翼，已完成一翼。为配合这种理论性著作，还准备编写若干本词典，或以他人编写的词典作为理论的具体体现。） 　　 （4）《汉语民俗语言学》 　　语义学系列完成下列研究，写出4部专著： 　　 （1）《汉语语义学原理》 　　 （2）《汉语句法语义学》 　　 （3）《汉语文化语义学》 　　 （4）《语义范畴论》 　　我的“夕阳工程”项目，已积累了相当的资料，有些已经在研究生的教学中经历了多次教学实践。对我个人来说是退休后要去完成的工作，对中国语言学来说，许多项目仍然是具有拓荒性质的。我期望能完成它们。

原文1996，9 发表于吉林大学出版社  浏览：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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