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另类、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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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最后的文化英雄 百年萨特,我们在纪念什么?我们在期待什么? (2005-06-23 ) 今年不仅是萨特诞生百年,也是萨特的论敌历史学家雷蒙·阿隆的百年诞辰,是小说家肖洛霍夫、音乐家冼星海、戏剧导演焦菊隐、电影导演蔡楚生、好莱坞影星葛丽泰·嘉宝的百年诞辰。种种纪念活动的意义究竟何在?抛却那些功利的目的,人们其实一方面在怀旧,一方 面在期待。但是文化精英荟萃的岁月已与我们渐行渐远,孕育萨特这样的文化英雄的土壤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贫瘠。 上世纪80年代的阅读时尚 今年的萨特百年纪念更像是教授们在纪念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们通过纪念表达对今天的态度、宣誓自己的立场,或者通过纪念活动得到一次忆旧的聚会、饭局,甚至仅仅是得到论文出版的机会。 把萨特颂扬加缪的文字搬过来形容他自己也同样适用:“他逆历史而动,是这种悠久的道德主义传统在本世纪的现时继承人,虽然他那固执、狭隘、纯粹、刻板以及感情用事的人道主义,很难战胜当今世界众多的丑恶现象,但在反对不择手段的权变家以及实用主义对金钱的崇拜上,他那顽强的拒绝态度反而对我们时代的道德行为的存在做了重新肯定。” 或许萨特的小说并不如加缪那样更为人所喜爱,但是萨特让人怀念的并不是他的小说才能。似乎只有法国人和中国人才热中把文化人树立为偶像,从萨特到鲁迅,那些能够获得一定大众效应的“文化英雄”总是被赋予超越文字能力的道德色彩,他们是拒绝专业限制的跨界的知识分子。 萨特在中国知识人的记忆中多半也是这样一个富有道德色彩的知识分子角色,当时曾参与译介萨特的翻译家施康强回忆那时学界的“萨特热”“并不是说对萨特有多少真正理解消化,大家关注的不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本身,更多的是由萨特传来的‘强调自己选择’的自由信息,年轻人压抑的个性得以大大透了一口气。”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许多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思想的书籍进入年轻学子的视野,但是引起普遍共鸣的则只有萨特等少数人,成为当时的阅读时尚。 今年的萨特百年纪念更像是学院知识分子、教授们在纪念自己的青年时代。纪念总是暴露现在人的思想脉络,被纪念者成为一个符号,他们通过纪念表达对今天的态度、宣誓自己的立场,或者通过纪念活动得到一次忆旧的聚会、饭局,甚至仅仅是得到论文出版的机会。 纪念活动的意义何在? 虽然萨特活着时可以和政府主导的价值体系保持距离,他反对戴高乐、诺贝尔文学奖和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但死后却得到这个体系的接受、颂扬。 今年不仅是萨特诞生百年,也是萨特的论敌历史学家雷蒙·阿隆的百年诞辰,是肖洛霍夫、冼星海、焦菊隐、蔡楚生、葛丽泰·嘉宝的百年诞辰,还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让人惊讶我们对时空的感知:一百年和一年、十年或一千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每一年人们都举行种种纪念活动的意义何在? 在文化人物方面,大学是纪念活动的主要发源地,大学教授们的师友关系、个人趣味以至申请经费的必然都可以促成一次纪念,有些纪念活动是亲友之间的追怀,有些是学院的研讨,还有些是政府出面的隆重大会———微妙的是,虽然萨特活着时可以和政府主导的价值体系保持距离,他反对戴高乐、诺贝尔文学奖和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但死后却得到这个体系的接受、颂扬。 纪念曾经是行业内确定经典和传承谱系的一种方式,并通过报章扩散消息。而今天则有了更丰富的含义,比如丹麦政府就想把他们的安徒生两百年纪念活动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关活动,展开众多的国际纪念活动。或许萨特的纪念可以说是有亲历感的纪念:我们曾经有过的阅读体验以及足够多的资料可以让人发挥,还有和他交往的人的感人回忆。 不过,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们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怀疑法国的戏剧学院是否也会纪念焦菊隐诞辰100周年?或者是其他中国文化人的诞辰。所谓的“名人”也有一套生产和传播的链条,而近代以来中国似乎在制造有国际传播力的文化名人上处于长期的无能状态,这和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创造能力一致。 从文化英雄到文化名人 中国文化界还在继续涌现名人,或者有人想成为名人,但是文化名人很难再获得道德高度,媒介和商业体系的发达可以促成名人的生产,但无法制造道德上的权威形象。 萨特和鲁迅可以说是最后的文化英雄人物,他们的文字生涯和社会活动在生前就获得知识界———尤其是左派青年———的普遍认可。鲁迅1936的逝世和萨特1980年去世的场面非常相像,后者的葬礼让数万巴黎民众自发排起了一路巨流,护送思想大师灵柩远去,这也是文化英雄时代终结的最后一个镜头。有趣的是,这是文化人在模拟重要政治人物的国葬的形式。 欧洲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电视、大众报纸开始取代严肃读物的地位,对文字工作者造成致命的打击。而中国文字型的名人的影响在20世纪前半期达到一个高峰,并一直延续这种能量到80年代,之后电视开始大规模普及、商业化浪潮开始席卷神州。此后诗人、作家和学院知识分子就不无痛苦地看到他们的领地在逐渐缩小,电视连续剧、经济管理秘籍和娱乐明星的传记夺走了阅读传统严肃读物的时间。 今天,文化名人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了,不仅有传统的严肃作家、学院知识分子、音乐家,进入大众媒介的电影导演、演员、电视支持人、建筑师、设计师、收藏家、科学家也可能会被当作文化名人。作家中名人的社会影响力相比80年代有了很大的衰退,现在,一些学院知识分子、专栏作家以及电影导演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国文化界还在继续涌现名人,或者有人想成为名人,但是文化名人很难再获得道德高度,媒介和商业体系的发达可以促成名人的生产,但无法制造道德上的权威形象———虽然近年来知识分子发掘出的顾准、王小波和陈寅恪,并赋予他们浓厚的道德色彩,但是并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刻地融合到知识分子的成长体验中。 现在的名人只能有专业内的权威或者获得广泛流传能力,如同畅销华人地区的余秋雨一样成为成功作家和追捧者的“偶像”。 “偶像”这个没有道德色彩的中性词汇的流行显示了今天文化名人和娱乐名人成名基础的相似性,出镜率、金钱收入、观众和读者数量同样是判断文化名人的尺度,道德只是一个隐蔽的角度———不过,成为丑闻报道的主角对文化名人来说还是一个致命的武器,道德对文化人物来说要比娱乐明星限制得更多一点。 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进入历史”对多数名人来说已没有吸引力,或者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不再有惟一的史书了。 本报记者 周文翰 ■人言 萨特哈罗德·布鲁姆(美国文学批评家、《西方正典》作者):萨特既不像个小说家,也不是戏剧家,但他一直在写作散文的同时,努力向着小说家和戏剧家的方向前进。不过,我觉得他写福楼拜的书,还有他的自传都非常有意思。 菲利普·克洛岱尔(法国作家、龚古尔中篇小说奖得主):萨特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都不再读他,大学里读萨特只是一个象征,真正读进去的也很少。萨特曾经是个非常重要的作家,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法国的社会上看。但萨特的影响已经过去,他当时所提出的“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现在已不存在这种潮流,当前的社会也不鼓励这种做法。 在法国和国外,因为历史上的原因,有一段时期知识分子起的作用很重要,大家都听知识分子的号召,去介入政治,参与论争,热情很高。然而这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大家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参与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人们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出来代他们说话,现代人都很有自己的个性和观点,思考成为了个人的责任,社会似乎不再需要集体思考的方式。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电视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未能“战胜”电视,这是当前法国文艺界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 ■萨特著作 哲学:《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 小说:《墙》、《恶心》、《自由之路》 戏剧:《密室》、《死无葬身之地》、《可敬的妓女》、《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涅克拉索夫》 自传:《词语》 其他:《境况种种》(共10集) 我国出版的有关萨特的部分作品:《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词语》(三联书店)、《文字生涯》(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传》(作家出版社)、《存在与自由———萨特传》 ■萨特年表 1905年:萨特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两年后病死。 1916年:萨特母亲再嫁。举家搬迁至小城拉罗谢尔。 1924年-1928年:就读于法国的精英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结交西蒙·波伏娃。 1938年:出版成名作长篇日记体小说《恶心》,表达了自己的存在主义观念。 年轻时代的波伏娃。 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应征入伍,次年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中关了10个月。 二战中着军装的萨特。 1943年:出版代表作《存在与虚无》,系统阐释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1944年:与好友加缪共事于后者创办的《战斗》杂志。 1945年:主持创办《现代》杂志,传播存在主义,成为职业作家。 与萨特“先友后敌”的加缪 195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两年后出访苏联和中国。 在维也纳共产主义者大会上。 19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领奖,理由是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奖励”。 1968年:在“五月风暴”学生运动中,成为精神领袖。 1973年-1974年:担任法国左翼大报《解放报》主编。 1980年:4月15日,萨特因患肺气肿在巴黎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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