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另类、智慧

论官品 　　 　　人有性情，分以善恶，官有品位，别以良莠，自古皆然。 　　 　　这里的官品，非指官阶品级，职位尊卑，权责轻重，而是指为官者之品格优劣，资质高下，节操清浊。 　　 　　官与品，犹形与质，锣与音，形以质辨优劣，锣以音定高低，官以品分上下。 　　 　　自社会发展出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以来，大小官吏，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但官与品的对应关系，不管如何区分，却不外乎高官高品、高官低品、低官高品、低官低品几大类。 　　 　　如果有谁说高官必定高品，低官必定低品，或者翻过来，不是在哄小孩，就一定是在说鬼话。 　　 　　自古以来，官职的大小和为官者的品格之间，从来没有绝对统一的等式。 　　 　　历史上，县官十万，西门豹以邺县小令，能名垂青史，千古称颂，因其品胜官也；宰相八百，秦桧因残害忠良，独遗臭万年，遭人唾骂，是以品污官也；余芸芸众官，没没无闻者多，家喻户晓者寡，皆因其品不足以显官也。 　　 　　如果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不仅高官未必高品，低官未必低品，且同官未必同品。 　　 　　林则徐与琦善，一前一后，同为两广总督，坐同一个官衙，乘一样大的轿子，拿一样多的“奖金”，大敌当前，前者秣马厉兵，拼死御侮，示中华之不欺，身后声若洪钟大吕，百多年余音不绝； 　　 　　后者畏敌如虎，一纸条约，丧权辱国，开国耻之先河，落身败名裂下场，至今人犹戳其脊背。 　　 　　此为例证一。 　　 　　同为宰相辅国，魏征“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被史家称为前代诤臣所不至者，在于他能“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以此成为皇帝一面明得失的镜子，和李世民共同成就了贞观之治； 　　 　　李林甫则口蜜腹剑，“面柔而有狡计，能伺侯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 　　 　　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 　　 　　而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 　　 　　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以此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致唐由开元盛世，似奔车朽索，直趋“安史之乱”。此为例证二。 　　 　　以此观之，官与品，可谓一表一里，一形一质，品以官载，官以品显，非官无以成品，非品无以显官。 　　 　　官以品显，一显于进退。以进言之，旧时官场，投机钻营，攀附权贵，巧言令色，阿谀奉迎，贿赂打点，卖身求荣，可为登龙之术； 　　 　　而远离浮华，淡泊宁静，心无旁骛，潜心研修，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但求心中正，何愁眼下迟，得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亦不失为进身之道。 　　 　　二者虽为殊途，却可同归，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在此不同的道路后面，却是不同的投入，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追求。 　　 　　前者谋官，似一个老谋深算的商人，为追逐利润而来，奉行的是无规则游戏，只不过投入的是人格，一旦事成，必要加倍收回成本。 　　 　　此举虽然造就了不少显官大员，但因谋官手段之不齿，任其职位如何显赫，官品先自逊了一筹。后者入仕，不排除封妻荫子之动机，但因在规则内运作，为一种劳动投入，侥幸得意，亦是真才实学使然，其中虽不免鱼龙混杂，或“高分低能”者，但仅就得官手段而言，官品自然要比前者高出几分。 　　 　　其更胜一筹者，是遇皇帝昏庸，纲纪废弛，政治腐败，世风日下，贿赂公行，整个社会已病入膏肓，虽圣人莫能治，当此之时，进须同流合污，退可洁身自好，在贞信之士看来，虽有皇帝纳拜、三顾四邀，亦不当进，并敢以放浪形骸、假痴佯狂、归隐山林甚或七尺之躯拒官。 　　 　　或并非居于末世，却有孤傲狂放之士，看破世间红尘，厌恶官场倾轧，追求“无名无利，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饮独酌，独唱独笑”之清高，虽声名盛极一时，却不肯把才学向官场轻抛。 　　 　　对这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之人，以官品度之，似有些牵强，但正因嵇康、严光、施耐庵等可得官终却无官甚至无命，才成就了官品之极致，使后人在听过《广陵散》的千古绝唱之后，还有《水浒传》、《三国演义》可供品赏，有严子陵可供凭吊。 　　 　　官品显以进退，以退言之，旧时官场，似一个巨大的漩涡，波诡云谲，机变无穷，且不说忤犯龙颜，开罪上司，常可招杀身之祸，就连政见不和，错靠山头，触怒同僚，都会导致免官丢职甚至脑袋搬家。 　　 　　加上官场倾轧，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不谙此道者，随时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惩杀流放，罢黜贬谪，如影随形，朝夕不保。 　　 　　在这个漩涡中，真正安全的只有最高统治者一人，因为只有他的权柄，才能搅动这个漩涡，或使它平静下来。 　　 　　因此历史上虽不乏三朝元老、五帝一相的特例，但更多的却是升迁无常，进退不测的通则； 　　 　　罢黜者中虽不乏贪赃枉法、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罪该万死的贪官污吏，但也不鲜见昧于世故、不善自保、清正廉洁、民所爱戴的忠贞之士。 　　 　　旧时官场规则是否公正，史家自有评说，这里不再赘述，然不能否认的是，同样是“退”，确实能“退”出不同的官品来。 　　 　　悲观绝望，万念俱灰，忧郁而死，为绝望之退；伫足青楼，耽于声色，玩世不恭，为消极之退；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失其志，不移其节，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 　　 　　“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居一官谋一方的福利，贬一处有一处的建树，虽退犹进，则为进取之退。 　　 　　正是这种退法，为后人留下了苏堤、《岳阳楼》等人文景观，留下了《陋室铭》、《岳阳楼记》等不朽文章。 　　 　　古语有“时穷节乃见”之说，一样为官，时穷之日，两种退法，优劣高下，读者自会作出判断。 　　 　　官以品显，二显以施政。为官之责，首在施政，施政之道，向有高低之别。 　　 　　自古以来，官衙成千，官职上万，不曾专为私设，但坐堂理事者，做官目的却有以下几种：一是为己做官，把施政作为升官晋爵的阶梯，沽名钓誉的舞台，攫取货财的赌场。 　　 　　为此或贪天之功，夸大政绩，欺上瞒下，邀功请赏，以充己欲；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悖逆时势，文过饰非，以掩己过；或焚林而猎，竭泽而渔，假公济私，巧夺豪取，以饱私囊；或号令不一，朝三暮四，兴之所至，随意行政，以逞己能。 　　 　　此等为官者，因全以自己的升迁进退作为活动轴心，上不建功于社稷，下不造福于黎庶，任他把官做成天王老子，也只能算是下品之官。 　　 　　二是为“上”做官，一切唯“上头”的马首是瞻，等因奉此，尸位素餐，循规蹈矩，行动颟顸，明哲保身，求稳怕乱，在朝为“接旨、传旨、复旨”的“三旨”太公，在外为“传达、总结、汇报”的“二传手”属员。 　　 　　此等为官者，精于圆滑，老于世故，创新无方，保官有术，成大事不足与谋，坏大事少此胆略，对上勉为应答，对下无恩可施，如欲褒之，除“辛苦”二字，别无尺寸之功，如欲贬之，除“教条”之外，亦无渎职之过，整个一付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太平官模样，任其日理万机，忙得焦头烂额，也只能列为次品。 　　 　　三是为民做官，善察民意，体恤下情，凡诉讼庭审，必欲除暴安良，秉公而断，政无凌弱，法不阿贵；图造福一方，定珍惜民力，节用度支，遵天时而兴利，依地利而除弊，成人和而布新。虽位列九卿，不以媚上固位； 　　 　　赋为闲职，不以无为食禄；治膏腴之地，不以民脂私富。 　　 　　来，一腔正气；去，两袖清风。民呼父母，众称青天者，是为上品。 　　 　　且不要叹旧时官场“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人”，因为历史上毕竟曾有过海瑞、包拯、苏东坡、范仲淹。 　　 　　官以品显，三显于荣辱。值异族入侵，山河破碎，大势已去，不可挽回，惟苟且可以偷生，肯卖国即能求荣，一些宵小之徒，会把此看作接续官运的链条，飞黄腾达的跳板，时来运转的良机，为此或毛遂自荐，主动献媚，“明修栈道”； 　　 　　或半推半就，待价而沽，“暗渡陈仓”。 　　 　　只要有乌纱帽可戴，不惜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引狼入室，随你当面背后把“亡国奴”、“卖国贼”、“汉奸”骂上一千遍，好官我自为之。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张邦昌、吴三桂便是他们的突出代表。 　　 　　但也有另一些人，虽有利诱在前，威逼在后，许以高位，约以荣华，却任肝脑涂地，尸首分离，九族诛灭，亦会拒之千里，坚辞不就。 　　 　　即或由于忠孝不能两全，不得不舍忠以尽孝，但绝不会以忠心事敌，如“身在曹营心在汉”之徐庶；因忠义不能兼顾，不得不舍小义而成大忠，却定以不背弃原主为条件，如“千里走单骑”的关羽。 　　 　　这是华夏民族精神一条奔流不息的血脉，是五千年文化传统一道独特的风景，是爱国主义旋律中一支跳动的音符。 　　 　　这条血脉，因夏完淳、史可法前仆后继的牺牲而奔腾不已；这道风景，因有苏武牧羊、张骞持旌而分外亮丽；这支旋律，因《正气歌》、《离骚》而格外悲壮。 　　 　　官显于荣辱，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汪精卫刺清皇室成员未遂，被禁于囚室，曾作《因歌》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然而30年后，这位当年的“反清义士”，却匍匐于日本人脚下，当上了伪南京政府“总统”，成为一只真正的癞皮狗。 　　 　　时人憎其卑鄙，恶其无耻，在其《囚歌》每句前加两字讥之：“当初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前后对照，颇有几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的味道。与之相对，鸦片战争时，都督陈连升保卫虎门沙角，英勇抗敌，以身殉国，其坐骑被英国侵略者掳往香港，拟饲养以供役使。 　　 　　然此马悲于主死，伤于国辱，喂，它不吃；饮，它不喝；打，它不服。 　　 　　整日面北哀嘶，终致饿死。后人在虎门关天培祠旁立“节马碑”一座，上题诗云：“马犹不肯为夷胁”，“奸民见马当怀惭，恩威不顾忍饿死，物犹如此人何堪？” 　　 　　以品而言，汪精卫之流虽贵为“总统”，与牲畜较之，缺少的岂只是一根尾巴和两条腿？ 　　 　　官以品显，四显于纳货。旧时官场，信奉“千里举官，为图吃穿”，要求为官者不爱货财，不置私产，甚至不食人间烟火，无疑期望天下官吏都成为圣人、神仙，既有悖人之本能，又脱离社会实际。因此官品显于纳货，不在有无私欲，而以不贪为高；不在获之多寡，而以有道为高。 　　 　　古语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司马光在写给其子司马康的《训俭示康》中就此发挥说：“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 　　 　　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 　　 　　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司马光不仅以此诫子，且用来律己，虽曾拜宰相，位极人臣，弥留之际，所谈皆为政事，死后屋内“床篑萧然”，其后辈都以清廉自守，传为千秋佳话，皆因其不贪。林则徐平生不置恒产，人劝他应为子孙考虑，林答：“子孙若如我，留它作什么？ 　　 　　子孙不如我，留它作什么？”以此成就一世廉名，亦因其不贪。 　　 　　为官者因地位特殊，权柄在握，一旦嗜财如命，欲壑难填，似苍蝇之趋腐臭，若狸猫之逐鱼腥，必将或以权谋私，索贿于朝，变作官仓硕鼠； 　　 　　或横征暴敛，掳财于民，成为饕餮之徒。为官者若生活奢侈糜烂，挥霍无度，兼有巨额家产，来源不明，其官品如何，是不消多问的。 　　 　　官以品显，五显于用人。 　　 　　不拘一格，不分亲疏，不计瑕疵，不较细过，唯才是举，任人唯贤，或如汉武帝刘彻在《求茂才异等诏》中所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故马或奔 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或如曹操在《求贤令》中所说，天下凡“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和“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皆可“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是一种用法。定以标准，遵以规矩，循以成例，导以方圆，量以德才，考以政绩，擢升论台阶，停年以分格，虽不求全责备，但非不视细节，选才力求完美，任人惟求持重。 　　 　　顽劣之马，虽可致千里莫敢轻用；狂放之士，虽有旷世之才慎委重任。 　　 　　稳妥多于风险，刻板多于灵活，虽不足使野无遗贤，亦不轻致鱼目混珠，可治平而不可理乱，可守成而不可创新，是另一种用法。 　　 　　搞宗派，拉山头，塞贤路，堵才源，对“山外”之人，量小气窄，忌贤妒能，排挤异己，闻贤者必欲去之，恐相形见绌； 　　 　　对“圈内”之人，“宽宏大量”，任人唯亲，尽力举荐，虽鸡犬亦可升天，以互为犄角。 　　 　　甚或见利忘义，八面撒网，卖官鬻爵，十方罗财，只要肯出资，任谁都可弄顶乌纱帽来戴，不致冗官满衙、候补遍地、十羊九牧决不罢休。 　　 　　这是又一种用法。上述各用，分别代表着什么样的官品，似乎不必多说。 　　 　　　　官以品显，既可显于优，也可显于劣；既可显于正，也可显于奇。 　　 　　岳飞、秦桧皆以品显，一显于忠，一显于奸；诸葛亮、赵云皆以忠显，一显于谋，一显于勇；张良、陈平皆以谋显，一显于正，一显于奇； 　　 　　纪晓岚、刘伯温皆以智显，一显于通机变，一显于知进退。 　　 　　是故同为高品，可见忠见勇； 　　 　　同居下品，可因奸因诈。 　　 　　标准虽然不一，评判者却始终只有两个：一为历史老人，一为人民大众。 　　 　　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是非交给他们，自会得出公论。 　　 　　　　官品者，实乃人品，只不过经官位稍稍放大些而已。 　　 　　因做官比做常人标准更高，难度更大，内涵更为丰富，所以好人未必可为好官，好官却必然首先是个好人。 　　 　　以人而言，性由天定，品自修来；以官而言，官品优劣，多为个人、环境、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为官者，如众人皆廉伊独贪，多半在己；若廉于此而贪于彼，定有环境因素在内。 　　 　　一个王朝、政权，如官吏清者寡，浊者众；廉者寡，贪者众；忠义者寡，无耻者众，就要到制度方面去找原因。 　　 　　因此清廉官品之途，不外内修、外化、机制三种。 　　 　　法家韩非子就其所处的时代说：“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 　　 　　以此观之，保持整个官员队伍廉洁奉公、克尽职守之道，首在建立、完善官吏之选拔任用、监督制约机制。机制存，虽贪者入仕，亦不得售其奸； 　　 　　机制不存，虽贤者在朝，亦难以倡其廉。 　　 　　机制何在？综观古今，最有效的恐怕还是民主。 　　 　　 　　原文发表于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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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8/18 16: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