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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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人物
作者:未知 发表时间:2007-01-16 即使像《获虎之夜》这样现实性较强的剧本,也通过黄大傻的诗一般的道白,把观众引入一种意境之中。 从三十年代起,田汉剧作的写实性描写有所加强,但也只有当他发挥了自己一贯所擅长的抒情性特长时,才会取得思想和艺术的新的平衡,写出了《回春之曲》等优秀之作。《秋声赋》对抗日战争的反映,主要通过对徐子羽一家的“心灵历程”的表现来完成,着重于主观抒情性和渲染一种“秋声不会令我悲伤”的意境,这种意境贯串全剧之中,如一支优美激越的乐曲不绝干耳。《丽人行》尽管充满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绘,但那种饱含着“忧国泪”的诗意还是十分突出的,结尾场景(三个女性在江边相遇)的写意性很强。 第二,与诗化和“超写实”的倾向相联系,田汉的剧作具有独特的音乐美。音乐是最抽象、最富写意性和表现性的艺术,它对体现田汉所追求的“空灵”的戏剧美学是一种得力的手段。运用音乐来丰富自己的表现力,这也是田汉受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的影响所致。他把器乐、声乐熔铸在话剧艺术整体之中,加强抒情性和写意性,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话剧加唱”这种形式是田汉的一大创造。那些优美的唱词正是剧中之诗,与整个剧本的诗意相得益彰。田汉对唱词的安插,能做到符合话剧艺术规律,符合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的需要。除主题歌的匠心设计外,他还善于在矛盾冲突的转折点或人物心灵波澜的高峰加上一段插曲,这不仅加强了诗意,给人以和谐的音乐美,而且对推进剧情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在这里,田汉扩大了话剧艺术的天地,丰富了话剧的表现手段,同时也使他的剧作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学形态。这与后来那些“东施效颦”者(所谓“戏不够音乐凑”)不同,他的插曲不是剧情链条上缺口的补丁,而是剧情的升华和诗化,是从人物“灵的世界”里开出的花朵。《南归》、《回春之曲》、《复活》、《秋声赋》等剧作以及一些电影中的插曲,大致都是如此。如《回春之曲》中的《梅娘曲》、《告别南洋》、《春回来了》等,都是脍炙人口之作,经卓越的音乐家聂耳谱曲,给这出戏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把观众的审美视野和艺术想象扩展开来,大大加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后来,田汉继续发扬了他的这一长处。在建国后的剧作《关汉卿》中,插曲的艺术水平又有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在剧情构思上追求浪漫主义的传奇性。田汉剧作是把诗的意境和传奇性情节结合在一起的。那些按西方正统的写实原则作剧的人,多是通过客观事件的偶然性引起观众的“悬 念”(Suspense)和"惊奇"(Surprise),以反映现实生活中带有必然性的矛盾冲突,在这里,客观的生活逻辑是必须遵守的。田汉不是这样,他的传奇性情节不过是主观感情的外化,也就是说,他是以强烈的诗情对生活的偶然性进行主观的想象和创造,以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超感觉的世界”。在他笔下,偶然性的出现不一定拘泥于客观逻辑的必合,只要主观的“情”之所至,就是“理”之必然。这也就是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戏剧家汤显祖所说的,只要“情之至”,“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在《获虎之夜》那笼罩全剧的猎虎气氛中,被抬上来的不是老虎而是因思念情人深夜上山的黄大傻。这传奇性不仅揭示出当时青年的爱情悲剧,而且抒发着作者热烈而悲凉的诗情。《湖上的悲剧》中一对情人的湖边奇遇和白薇的忽生忽死,《回春之曲》主人公高维汉奇迹般的“回春”,《秋声赋》中胡寥红与“心中的敌人”搏斗而突转所表现的那种“情”的振波,以及《丽人行》中刘金妹的两次绝处逢生,其偶然性都带有作者强烈的感情色彩。 第四,田汉剧作的结构和语言是符合他整个剧作“超写实”的诗化倾向和浪漫主义传奇色彩的。在结构上,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以驰骋其勃发的神思和诗情。因此,他不拘守“三一律”,不采用那种要求有高度集中统一性的“闭锁式”结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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