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清朝第一大文字狱——“南山案”真相 　　 　　 　　清朝前期发生了多次文字狱，如庄廷鑨《明史》案，由于他的书中有所谓“违碍”之词。吕留良被剉尸，是由于他公开地鼓吹“夷夏”之防。发生在康熙晚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因此被斩，所宣布的罪名是他在《与余生书》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而《滇黔纪闻》中使用了永历的年号，因此从形式上看，《南山集》案的性质与民族思想斗争联系起来。可是细看一看戴氏的《与余生书》以及《南山集》全书和赵中乔参奏的原文，确实找不出戴名世有反对清政权的思想言论。那么这样一件流血大案，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有必要作深进一步的探索了。 　　 　　较早记载这一件血案的专文是全祖望的《江浙两大狱记》（《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他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多妄传之说，主要是这样写的：“桐城方孝标……着《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又《前侍郎桐城方公（苞）神道碑铭》（《鲒埼亭集》卷一七）云：“宗人方孝标者，故翰林，失职游滇中，陷贼而归，怨望，语多不逊，里人戴名世《日记》多采其言。” 　　 　　《滇黔纪闻》今不可见，在《南山集》中，惟《与余生书》提到了《滇黔纪闻》之名，而无“采录”之事，也不见所谓“悖逆”之语，更不要说“极多”了，《南山集》中也无戴名世的《日记》，可知全氏所记不过为传闻之词，并无事实依据。我们再看一看赵申乔的参奏原疏：“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徒使市井书坊翻刻贸鬻，射利营生。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今名世身府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在这篇参奏中根本没有提到《滇黔纪闻》，也没有“悖逆”之说，所加的罪名不过是“狂妄不谨”，“语多狂悖”；所提的要求也不过是“以肃官方”，“以昭法纪”，绝无民族思想斗争和反对清政权的踪迹形影。从“狂妄”、“狂悖”发展到“悖逆”，从“不谨”发展到“反清”，其中原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向为读史者所忽略，又由于这是一件钦案大狱，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即使深知其中别有委曲，也便讳而不言了。 　　 　　《清史稿·戴名世传》云：“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赵申乔传》云：“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大逆语，下刑部，鞫实坐斩。”都直书为“悖逆”或“大逆”，已经是经过发展的罪名，但只是空洞的笼统之词，没有具体事实可举，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清末印行的《古学汇刊》第一集中有一篇《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所记《南山集》案的经过，远较全祖望记的为翔实，近年台湾有关方面编印的《清史》，有《方玄成传》（即方孝标），纪事略同于此文，都可以作为我们了解此案的素材，和作进一步分析的根据。 　　 　　戴名世考中进士，作翰林院编修时，已经是五十七岁的高龄了。过了两年，为赵申乔所参，下在狱中，又过两年而丧命于屠刀之下，所以他的主要活动是在作“诸生”的时候。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戴氏三十四岁，由贡生入京师国子监。几年之内，在京师结交了一些知心朋友，如刘齐字言洁，徐念祖字贻孙等，连同他的同乡旧友，如方苞字灵皋，朱书字字丝，刘辉祖字北固等。 　　 　　戴名世自己曾说：“此数人者，持论龂龂，务以古人相砥砺，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为狂士。”（《徐贻孙遗稿序》）方苞也说：“齐与其友数人为清议所从出。自齐归，其友亦次第归，太学生虽有洁己自好者，而气概不足以动人，清议由是消萎云。”（《望溪集·四君子传》）可见这些人的言行不同于一般人，因而一般人对之也就侧目而视，另眼看待。戴氏自述其处世态度：“其于当世之故，不无感慨忿怼，而其辞类有稍稍过当者，世且以仆为骂人。”（《与何屺瞻书》）义说：“宰辅大官，相见一揖外无他语。酒酣论事，咄嗟呼嘻，旁若无人，人颇怪之。”（《北行日纪序》）这正是赵申乔所攻击的“恃才放荡”、“语多狂悖”的实际内容。《清史稿·戴名世传》称：“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所言深得其情。戴氏的言论文章得到了一般人的欣赏喝采，同时却引起了老于世故的当权人物和钻营奔走者的恐惧。 　　 　　戴氏揭露世俗的丑态，深刻而不留余地。如《送蒋玉度还毗陵序》云：“今之所谓才士者，吾知之矣，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而士之论才士者必归焉。今之所谓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时，便佞也而喜其适己，狼戾险贼也而以为有用。士有不出于是者，为傲，为迂，为诞妄，为倨侮，而不可复近。盖今之士与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呜呼！亦一异矣。” 　　 　　他不仅这样尽情揭露，于这样好士的当权者并公开予以顶撞。如吏部侍郎赵士麟，为了附庸风雅，拼凑了一部文集，求戴氏作序，戴氏因离京迁延未作，赵使人代作一篇，戴知道后即作《答赵少宰书》，明言： 　　 　　“今以不诚之人而事阁下，以不诚之人而序阁下之文，宜为阁下之所斥勿收，而阁下顾使人为之，则非阁下始所取于名世之心矣。” 　　 　　对于一位现任的吏部侍郎，直指其面而斥其丑，已经够大胆了，而这原是一件私人通讯，后来却收入《南山集》中，公之于世。这样作的结果，虽使被压抑者吐出一口恶气，在当权者方面自然就更“畏其口”而“忌嫉之”了。 　　 　　戴氏身为诸生，既无官位，亦无产业，惟以卖文授徒取得生活之资，而敢于傲视卖弄权势的达官贵人，常道一般人不能说不敢说的话。他的文章平易清淡，又有较为切合实际的内容，所以每出一篇，即不胫而走，以致名满天下，成为文坛上受人重视的人物。但他在思想言行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使他深陷于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戴氏思想和言行的矛盾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他有逃世隐居的思想，而实际上采取了入世的行动，当年近五十岁时，在本县南山买了田宅，准备退隐，可是他并不在此安居，仍奔波于四方。平时极力反对科举时文，可是到晚年自己又参加考试，取得了举人和进士。尤其是对于官场的丑态，嗤之以鼻，而自己终于又进入官场之中，这就注定了难免要遭遇凶恶的结局。在这方面他不是毫无所知，而是虽有所知而不能自免。 　　 　　如《与刘大山书》云：“仆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可是终于由他自己把这些“愤世嫉俗之作”编入文集，刻板印行了。方苞年少于名世而相知甚深，他在《送左未生南归序》中说：“余每戒潜虚当弃声利，与未生归老浮山，而潜虚不能用。”（戴名世被刑后，世人隐其名曰宋潜虚）戴氏的致祸之由，他本人和他的密友都很了然，但戴氏无法解决自己思想和言行中的矛盾。当初为“诸生”时，借以取得名誉地位的文章作品，在走上仕途后，便转成为杀身之具了。 　　 　　赵申乔攻击戴名世的罪状是他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至于入朝为官之后，其罪名不过是，“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就戴氏的一生行事说，反对者对于他的攻击，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实有所指的。既然戴氏自己也走到官场一方面来，旧日的敌对者自然可以指摘他不肯改变立场是一条罪状。这时赵申乔对戴名世发动攻击，还另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原来戴名世会试考中第一名，殿试时得的是第二名，第一名状元被赵申乔的儿子赵熊诏得去，熊诏的名气远在名世之下，当时便有传言说，这是由于赵申乔在幕后活动的结果。 　　 　　赵恐黑幕被揭破，便假借口实予戴以打击，在参疏中特别表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这正如自己标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表演一样，说明他上奏疏时内心的空虚。可是戴氏平日已经树敌甚多，此时正是对于戴氏投井下石的好机会，于是这些人在《南山集》中吹毛求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见《与余生书》中提到了《滇黔纪闻》，引用永历等年号，便指为“大逆”。恰好方孝标曾为翰林学士，戴氏文中称之为方学士，而别有方学诗者，曾附吴三桂反清，失败后隐匿起来，在满文中“方学士”与“方学诗”正同音，康熙帝误以为是在逃的方学诗，特别重视，指明要从严查办。主子有令，臣下便加紧行动起来，凡集中挂名者都被捕捉入狱，而方族受迫害尤重。 　　 　　其实方学诗是歙县人，方孝标是桐城人，当时同属于江南省，而一在大江之南，一在大江之北，同姓而不同宗。这个偶然的因素，使案情更为扩大了。后来知道是出于误会，但事情已经闹大了，而朝官对于戴名世并无好感，最后仍当以“大逆”之罪，拟处极刑。在明代末期，东林党和复社都以主持清议见重于时，结果造成统治者内部严重不合，终致明皇朝覆灭。戴名世为诸生时即有左右清议的力量，虽然没有结成党或社，可是确实具有这个条件。康熙帝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对此早有戒心，所以对于此案的处理，拖了很长时间，曾五上折本，最后算是由皇帝特别“开恩”，戴名世免予凌迟，只处斩刑；方苞免死，以白衣参加修撰工作；其它牵连人犯，也都免除死刑，分别受到流放或入旗的处分。这时已是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了。 　　 　　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来看，其本身自无民族思想斗争的性质可言。当时为加重所要打击者的罪名，挥舞了民族思想斗争的旗号，因而在客观方面也起到了镇压民族反抗的作用，这是事件初起时所意想不到的。世人只从结局方而看待此案，于是将戴名世和方孝标都列为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样就看不到史实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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