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记忆深处的老人艺(8) 　　 　　她说：“人艺排的老舍的戏，我几乎都参加了。老舍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有个性。只要你认真琢磨，必有收获。有一次，老舍先生还对我说：‘我正写一个街道的戏，有个角儿给您留着呢’。”李婉芬觉得，她实在难以谢绝制片厂的邀请。“大赤包”虽然不是老舍先生打算留给自己的那个角儿，但是，她是多么渴望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以告慰老舍先生的在天之灵啊！创作的激情在她胸中燃烧。她告诫自己，绝不能流於简单化、脸谱化的表演，老舍笔下的“大赤包”是多层次、多侧面的。 　　 　　她对我说：“在沦陷了的北京，‘大赤包’为了‘生存’得好，走上当汉奸的道路。起先，她想把冠晓荷推上去，但推不上去，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才是，你不行，我来吧。她请客、拉关系、告密害人，当上了所长。还有第三层，她真当上了所长，就想形成一股势力，甚至妄想‘叫日本人都听咱们的。’她拼命向上爬，不仅不以为耻，而且自以为是女中豪杰。另一方面，不能光演‘大赤包’泼辣狠毒坏，她和招弟之间有母女之情，和冠晓荷还有夫妻之情。招弟去李空山那儿，一夜未归，她怕女儿被糟蹋，她是哭着和冠晓荷嚷的。冠晓荷从监狱出来，姨太太桐芳已死，‘大赤包’被日本人抓去，疯了，死在监狱里。人物的起落相当大。”李婉芬把握住了“大赤包”的各个侧面，再加上娴熟的演技，“大赤包”活起来了。连她那胖胖的身材，都给人物增了色呢！ 　　 　　文章写出来后，《文汇报》采用了，我自己任职的报社也采用了。我将发在《文汇报》上的文章送去给李婉芬时，全国各大报，连《红旗》杂志都发了介绍她的文章。她热情地对我说：“我可不是瞎夸你呀，你这篇写得最好，还是咱们的孩子了解咱们！”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很激动。我总算没耽误她半天工夫！我总算也给滋润我成长的人艺做了一点事情。85年下半年，李婉芬告诉我，她写的话剧《遛早的人》，人艺正在排，她自己演主角之一。我去看排演，并写了一篇专访，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这两篇文章给了我勇气，我开始跟着人艺的戏转，碰到有兴趣的就写。自己想起来都好笑，妈当初担任人艺宣传资料组组长，每个新戏出来，必熬夜写文章宣传，我现在却自觉地跟着转起来。 　　 　　85年下半年，人艺开始排美国话剧《洋麻将》。这个戏十分特别，一出演两个多小时的大戏，只有两个人物，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他俩同住一个养老院。整出戏，俩人在休息厅里打牌、怀旧、拌嘴、等着儿女来探望，但是，没有任何人来看望，连护士都只有声音，不见人影。此戏对话精彩之极，把两个老人的性格、心态，刻划得淋漓尽致。人艺选了于是之和朱琳来演这出对手戏，夏淳执导，真可谓最佳阵容。剧本是由美籍华人、演员卢燕翻译介绍给人艺，又经英若诚润色过的。那时，英若诚已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但人艺的事他仍热心参与。一流的剧本，如此最佳阵容，注定了此戏的精品地位。 　　 　　一个秋日，我来到首都剧场后楼，看《洋麻将》的排练。大大的排演厅里，只有三个人。简单的景片围成一个大房间，于是之和朱琳坐在牌桌上。夏淳坐得稍远，他手中拿着剧本，身旁茶几上有茶杯。我大概有20多年没见过他们三人了。 　　 　　朱琳显老了，但身体仍好，声音仍然有韵味，举手投足，风度不减当年。于是之那天穿了一身黑。他念起台词来，声音仍清亮，但脸上的皱纹增多了，气色也不大好似的。夏淳个子小，我小时就觉得夏淳伯伯显得蛮老气的，过了二十多年，倒觉得他没变多少。 　　 　　于是之是太会演戏了，他把这个美国老头的孤独、痛苦、遗憾、刻薄、爱面子表现得维妙维肖。要不是朱琳也功夫老到，我担心别人真不是他的对手。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毛遂自荐，先和朱琳、又和夏淳约好了采访时间。于是之默默地在大排演厅的一头散步，仿佛陷入沉思。我不知为什么，怎么也没有勇气上前去打扰他。 　　 　　人艺所有的男女演员，我最崇拜于是之。他在话剧和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形态各异，跨度很大，但无不维妙维肖。57年人艺排《带枪的人》时，儿艺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排了《以革命的名义》。儿艺将于是之借去演捷尔任斯基，周正借去演列宁。这出戏十分成功，连演许多场，后来拍成了电影。于是之演的捷尔任斯基，眼光犀利，英气勃勃。 　　 　　60年代初，北影拍《青春之歌》，谢芳演林道静，康泰演卢嘉川，于洋演江华，于是之则被请去扮演于永泽。他穿着长衫，围着长围巾，眉头一皱，瓮声瓮气地叫着“静，静……”派头大了去了。那时，我正上初中，班上的女同学全被于是之迷倒了。后来，在春节晚会上，姜昆与谢芳演小品，姜昆学着于是之的嗓子，皱着眉头叫：“静，静，……”把人们笑弯了腰。 　　 　　1999年底，我回京过年，妈提起于是之生病，不能讲话了，腿也不好，生活起居由妻子李曼宜阿姨照料。我心里很不好过，那优美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我想，他是太用功了，多年来，他的嗓子过於辛苦了。我有点儿后悔85年没有采访他。 　　 　　朱琳和夏淳的采访当时都如期进行了。我分别去了两位老艺术家的家。朱琳那时住东郊，夏淳则住在56号人艺大院那幢小单元楼里。他们跟我谈了许多。夏淳还谈了许多重排《茶馆》及率《茶馆》去欧洲、日本演出的情况（他除担任导演，还曾任人艺副院长多年）。他告诉我，《茶馆》不久将赴香港演出，我因之给《经济日报》写了介绍《洋麻将》的文章；又给香港《文汇报》写了介绍《茶馆》的文章。 　　 　　当时，国内禁忌还比较多。我怕给香港报纸（尽管是左派报纸）写文章给自己添麻烦，就用楚辞里的典故，起了一个笔名——辛夷楣。后来，我到海外做中文传媒就一直沿用这个笔名。 　　 　　文革结束后，人艺推出的《左邻右舍》、《小井胡同》和《狗儿爷涅槃》等几出新戏，不仅继续发扬了人艺风格、人艺水平，也将人艺的一批中年演员提高到演技纯熟的境界，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林连昆。作为演员，他长得一点不帅，五官非常一般，两眼不大，鼻子又圆。五十年代初，他像其他青年演员一样，不过担任些特务甲、匪兵乙之类的小角色。57年，他在《骆驼祥子》里演小顺子，算是有点戏的角色。后来，在《茶馆》里，他演穿灰大褂的特务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十分称职。但文革之前，他并未演什么主角，在人艺真可谓芸芸众生之一。 　　 　　文革之后，人艺推出的第一个高水平新戏《左邻右舍》，则由他担纲。他把一个在文革中作威作福、自私下流的工痞刻划得淋漓尽致。他的台词说得十分到家，道地的北京土话，却抑扬顿挫，有滋有味。他穿着北京小市民当时爱穿的豆莎色圆领绵毛衫，往院里一站，随嘴乱侃；逞凶时，两只小眼儿瞪得溜儿圆。他设计的一些动作则非常典型，把北京小市民挖苦得底儿掉。小弟不住地称道：“这林连昆算把人物演活了。你看他在院里刷牙漱嘴，又把带牙膏的脏水浇在邻居花上的缺德劲儿！” 　　 　　我家住在56号人艺大院大门东侧的平房里时，与林连昆家为邻。他的母亲林奶奶是我奶奶的好朋友。两家做了好吃的，常常送来送去。不过，林奶奶擅烹调，我奶奶则手艺一般。我奶奶在文革中故去，否则她看见好友的儿子如今如此出息，成功出演大主角，一定十分兴奋。在此剧中，金昭扮演街道主任，操着一口河北口音，满嘴革命词汇，什么都管，人见人恨，也是一绝。 　　 　　如果说，林连昆在《左邻右舍》里的表演，使他一下子脱颖而出，奠定了他在艺坛的地位的话；我认为他在其后《狗儿爷涅槃》一剧中的表演，更令人有登峰造极之感。此剧写普通农民“狗儿爷”爱地如命，但他追求进步，衷心耿耿跟党走。党的政策却摇摆不定，一会儿土改分田到户，一会儿又把土地归公搞合作化，后来进而人民公社化，再后来却又搞包产到户把土地分下来。这一系列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把老实的狗儿爷搞糊涂了，最后竟神经兮兮，彻底疯了。在剧中，林连昆扮演的“狗儿爷”有大段心理独白，表演难度相当之大。剧本的深刻和演员演技的精湛，使此剧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我决心去采访林连昆。他也住在李婉芬、夏淳住的那幢单元楼里。此时，林连昆不仅声名赫赫，且已担任人艺副院长，但他仍是不修边幅，仍是一点架子没有。他谈了许多向老演员学习的体会，却没有一点自满。他也谈到林奶奶和家中其他人的情况。除了林连昆，我那一阶段也采访过人艺的一、两个突出的青年演员，后因忙着办理来澳留学手续，写人艺的活动只得於86年下半年草草收兵。 　　 　　 　　 　　九、万里之外写人艺 　　 　　 　　 　　1987年4月，我来到澳大利亚。第二年，当我的英语稍有长进，我准备联系导师和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就决定了论文选题：中国话剧四十年（1949-1989）。等我在悉尼大学注了册，导师说，这题目大了点儿，你做起来费劲儿，可以再把范围缩小一些。我於是改弦易辙，准备研究曹禺的后期创作。 　　 　　我把自己对曹禺的了解以及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如何窒息了这位戏剧天才的创作生命，讲给导师听。导师惊讶我有独到见解，并鼓励我回京收集资料。没想到，写信回家之后，妈妈坚决不同意。她说，要研究曹禺，就应研究他的前期剧作，怎么可以研究后期？其实，研究曹禺前期辉煌的著作，国内国外扬扬洒洒；研究他后期天才泯灭的文章才真正缺乏呢！ 　　 　　我当时人在海外，得以远距离地思考中国的事情。曹禺的悲剧亦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我作为晚辈，虽然对悲剧的造成，难以承担很多责任；但是，总结经验教训，杜绝悲剧重演，我们是义不容辞的。我赞成巴金的提法，一个民族一个人应该具有忏悔意识。 　　 　　我和妈妈鸿雁传书地讨论来讨论去。然而后来，选题的困扰让位给金钱的困扰。澳洲海外学生的学费实在太高，使我不胜负担。於是，趁澳洲政府允许我们全职工作，我考入悉尼一家中文日报当翻译，而与悉尼大学告别，将论文束之高阁。在获得永久居留之后，不论想研究曹禺后期还是前期，都是有可能的，但我对读学位搞研究已失却了兴趣；于是，一心一意地在悉尼的中文传媒当编辑记者。 　　 　　1999年底回京过年，一天晚饭桌上，小弟突然问：“你想不想看新排的《茶馆》？林兆华导演的，已经演了50多场了，很受欢迎。”我说：“票不好弄吧！”他往我大弟妹那边一指：“她有办法，让她找姐妹儿给弄票。”大弟妹果然就弄来了票，只有三张。她和大弟、妈爸都谦让了，说让我和小弟夫妇先看。 　　 　　自1986年以来，我已十几年未进首都剧场，坐下之后，不免感慨万千，思潮泉涌。小弟一回头，笑着对我说：“你看姜文坐在最后一排，来看蹭戏来了，他特崇拜人艺的老演员……”我回头一看，果是姜文。再看剧场里的其他观众，几乎清一色西服革履打扮入时的年轻人。小弟说：“现在看话剧的全是北京年轻的白领们。” 　　 　　戏一开始，我才发现，林兆华魄力不减当年，他竟修改了老舍先生的剧本，将说书人去掉了，而且将布景做了很大改变，扩大了纵深。可惜的是，这一台人艺中青年演员虽然表演水平相当整齐，但没有几位出彩的。连“师奶杀手”濮存昕演的常四爷都没什么特别。倒是松二爷的扮演者形象和嗓音都挺像黄宗洛。最让人遗憾的是，演王老板的梁冠华和于是之水平相差太远，人物的分寸把握得较差，尤其是第一幕，人物完全走型，有点惨不忍睹。 　　 　　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年轻的观众们不仅踏雪前来且看得聚精会神，秩序很好，最后又对演出报以热烈掌声。我想，只要观众继续捧场，人艺的戏就能演下去，“老人艺”的薪火就可以传下去，世界话剧舞台上这股独特的“中国风”就会一阵一阵地刮下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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