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屠岸：关于曹禺先生的记忆 　　 　　 　　 2007-06-12 23:26:01 　 　　　　 　　　　　　我和曹禺先生虽无深交，但有过一些接触。他比我大十三岁，是我的前辈。因为我曾演过周冲，正逢话剧百年，便有人邀我写回忆文章。这就勾起了我记忆中的一些片断。 　　　　 　　　　　　《雷雨》在常州的演出 　　　　 　　　　　　1936年12月，我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完初一上学期，回故乡常州度寒假。我母校觅渡桥小学的美术教师吕步池（荷生）先生忽然到我家，邀我参加曹禺剧本《雷雨》的演出，饰剧中的二少爷周冲。他说《雷雨》在1934年发表后，引起了国内演剧界和观众的注意。常州的话剧爱好者们不甘落后，准备演出此剧。他说服了我的母亲。剧本规定周冲十七岁，而我那时只有十三岁。吕先生说找不到合适的人，一定要我上。第二天我到城北一所学校里，在一间当作临时排演场的大屋里见到了许多参加演出的大朋友。他们是准备饰周朴园的沈菊人，也是一位教师；饰周萍的费定，他曾在电影《风云儿女》《逃亡》中当演员；饰鲁侍萍的Y女士；饰繁漪的S女士；饰鲁大海的沈慕云。吕步池饰鲁贵。沈菊人、费定、吕步池联合起来成立三人导演团。导演们给了我一本《雷雨》，让我读几段台词。他们一听我的国语发音，便说：行！我说我太小了。吕先生说：这是演戏，你把周冲的神态演出来就是成功。 　　　　 　　　　　　第二天，又来了一位陈馀袅，她愿意演四凤。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学生，性格活泼而温柔，但柔中有刚。我叫她“陈姐姐”。在讨论剧本的构思和演出风格时，吕先生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说《雷雨》是一出“乱伦”戏，我们不能同意。我问：什么叫“乱伦”？沈先生说：小孩子别问了。陈姐说：让小孩来演戏，又不让人家问，是什么道理？乱伦就是指戏中长子和后母谈恋爱，同母异父的兄妹谈恋爱。我说，我明白了；但为什么又说不能同意这是乱伦戏？陈姐随即发表精彩见解：这出戏不是玩赏乱伦，而是揭露黑暗，她说：我们要领会剧本作者曹禺的原意，这是出揭露专制家庭罪恶的大悲剧，目的是要冲破家庭专制，冲破社会黑暗。又说：要理解繁漪在周朴园压迫下的苦闷，她是个勇敢的女子，不要把她演成个“伤风败俗”的坏女人。我听着觉得非常新鲜。 　　　　 　　　　　　讨论之后立即开始排戏。在戏中，四凤和周冲有几场同台戏。陈姐时常纠正我的台词语调和动作，好像她是导演似的。她叫我“小弟”。在第三幕里周冲到杏花巷十号鲁贵家，跟四凤有一段较长的对白。周冲对四凤说：“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底下人，你是我的凤姐姐，你是我的引路人……”接着说：“我想，我是在一个冬天的早上，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像海燕的小帆船……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那就是我们的世界。”陈姐说，你说这段台词时，要像朗诵诗歌那样，投入真诚的感情，你要知道，曹禺在写诗啊！她又说，曹禺的这个剧本写的是诗和现实的冲突。我觉得她讲得真是有道理。 　　　　 　　　　　　紧张的排戏一天接着一天。一次，谈到S女士近来情绪不佳，我忽然冒出一句：“她一定失恋了！”顿时引起一阵笑声。“失恋”一词出自一个十三岁男孩之口在那时是有些滑稽的。陈姐说：“小弟将来肯定是个多情男子！”说得我脸红了。 　　　　 　　　　　　戏排了将近一个月。到1937年1月下旬，已经接洽好了演出场所：常州市中心地区乾元市场旁的乾元剧场。决定在2月3日首演，连演三天。常州日报记者采访了导演团，第二天报上登出了《雷雨》即将由武进青年励志剧社公演的消息。在介绍演员名单时，没有提及饰鲁侍萍的Y女士，也没有提及饰鲁大海的沈慕云和饰周萍的蒋璧厚（就是我）。Y女士一气之下宣布罢演。导演们慌作一团，束手无策。陈馀袅自告奋勇，登门劝说，终于把Y女士请了回来。沈慕云也为此事生气，把我拉到一个小酒店去喝闷酒，似乎要我也同他一起耍点小脾气。我有点蒙。陈馀袅知道了，说：小弟，你不要跟着瞎闹，这是一个演出群体，要团结一致才能演出成功。我说：我本来就一点事儿也没有啊！ 　　　　 　　　　　　《雷雨》连演了三个晚上，演员、灯光、道具等都很努力。做音响效果的人在后台把一张大的薄铁皮一边钉在地板上，需要雷鸣效果时，用手提着铁皮的另一边拚命抖动，铁皮就发出极似打雷的轰轰隆隆声。有观众反映说，曹禺的雷雨震动了常州城！演出场场满座，群众反映强烈。我的母亲也去观看了演出，表示赞赏。通过这次演戏，我和同台的演员们结下了亲切的友谊。他们中有的是我的老师，有的成了我的哥哥或姐姐。按剧情规定，故事发生在夏季，周冲穿夏季服装白衬衫短裤，手拿网球拍。虽然演出时是冬天，但我那时年轻，穿夏装也不觉得冷。回到后台，只要四凤也下场了，陈姐就立刻把棉袄披到我身上，直说“别冻坏了！”每次演出完毕，卸装后，吕先生和别的演员就护送我回家。最后一次是陈馀袅送我回家。因为剧中有台词“你是我的凤姐姐”，所以我后来改口称她“凤姐姐”。她对我母亲很有礼貌，称“伯母”。临别时她嘱咐我用功读书，将来也许能当一名好演员。母亲送她走后，笑着问我：你是不是跟这位陈小姐谈恋爱了？我忙说：“没有啊，我还不懂什么是恋爱。”母亲说：我不反对自由恋爱，但你现在年纪太小，不要早恋，不要分心。我忙说：“嗯，嗯。” 　　　　 　　　　　　半年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举家逃难。我和吕先生、“凤姐姐”从此断绝音信。 　　　　 　　　　　　在北戴河与曹禺为邻 　　　　 　　　　　　1953年4月，我从华东文化部奉调到北京，在以田汉为主席的中国剧协做编辑工作。1954年我参加创办《戏剧报》，田汉是戏剧报社社长。这一年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郑榕、朱琳、于是之、胡宗温等演出的《雷雨》，这是这个话剧在新中国的首次演出。我和陈刚合作用“安冈”的笔名写了一篇剧评，在《戏剧报》上发表。在剧协工作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剧协副主席曹禺。1963年，医生为我做了切除病肺的手术。这年八月，组织上安排我到北戴河疗养二周，而我的隔壁邻居就是曹禺。 　　　　 　　　　　　曹禺为人和蔼亲切，没有一丁点儿大作家的架子。我听说他正在写以王昭君为题材的剧本。当我试探性地提及此事时，他微笑而不言，似说“无可奉告”，但也不否认。我就识趣而不再问。陪我一同去北戴河的我的十岁女儿小建和曹禺的女儿万方成了好朋友，她们常常一起玩耍。一次在剧场观看京剧《陈三两爬堂》和《挡马》的演出，小建信口开河，对演员品头论足，坐在一边的曹禺笑说：有其父必有其女，小建是个小小剧评家！一次放映越剧电影《红楼梦》，小建去看了，回来时我发现她哭红了两眼。而我当时患一种“洁癖”，我不看任何由《红楼梦》改编的电影或戏剧，为了使曹雪芹原著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不被破坏。曹禺对我的行为温和地说：你不去看一看，怎么知道它破坏了曹雪芹的原著？其实，你心里有一个林黛玉，别人心里也有他的林黛玉。不妨看一下王文娟的林黛玉，未必会破坏你心里的林黛玉。 　　　　 　　　　　　在北戴河，我有机会坐在面临大海的招待所走廊里的椅子上，与曹禺相对闲谈。一次，我对他说，我演过《雷雨》里的周冲。他说，周冲在《雷雨》里不是主要角色，但演他很难演好。我说，是不是周冲这个人物介于少年和成年之间，心地纯真，充满幻想，但世界观尚未定型，既有儿童特点，又有诗人气质，处于急剧变化的年龄段，他和方达生以及袁圆有共同点而又各自大不相同，所以很难把握？曹禺含笑点头。在一次谈到写剧本如何塑造人物形象时，曹禺说，写戏必须要能抓住那 “玩艺儿”，抓不住“玩艺儿”，什么都白搭。我说，您写出过那么些杰出的剧本，塑造过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物，您该是个抓“玩艺儿”的能手！您说的“玩艺儿”，该是情节的精彩处或语言的闪光点，是可以突出人物形象的“招儿”，对不对？曹禺说，对，但“招儿”不是孤立的。我说，凭您的经验，现在抓“玩艺儿” 该是不成问题的？曹禺说，难哪！现在真难哪！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 　　　　 　　　　　　对曹禺慨叹写戏难，我当时并不太理解。只觉得曹禺不熟悉工农兵，要写工农兵，当然难。但如果是写历史人物，又有何难？《胆剑篇》不是还挺好吗？直到 “文革”结束后，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曹老的新作《王昭君》，我才逐渐有一点明白。再后来，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诗刊》上读到曹老写于晚年的一首诗《如果》，我才有了更多的感悟。从这首诗，可以看到曹禺当时不仅写戏难，做人也是何等的难！那首诗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能亮了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敢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再不要终身 　　　　 　　　　　　这样存有戒心。 　　　　 　　　　　　访晚年曹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系列丛书，决定收入《曹禺戏剧选》，编辑部让我为这本书写“前言”。我用心地写了五千多字后，提出去探望病中的曹禺，请他审阅通过后再付印。于是在1995年4月19日，我和“人文”社的编辑张小鼎、郭娟一起，来到北京医院。那时他已是八十五岁的高龄老人。 　　　　 　　　　　　到曹禺同志病室时，他已起身，坐在轮椅上，身穿素淡色衣裤，面色甚红润，但表情有些漠然。张小鼎附在他耳旁大声介绍我和责编郭娟。郭说：“您不认识我？我来过，看望过您。您还在送给我的书上签过名。”我附在曹老耳边说：“1963年在北戴河休养，您是我的邻居。那时您正在写《王昭君》。”曹老略有所忆，喃喃地说：“那时候，在北戴河休养……李玉茹也在……”我说：“不是，是1963年夏天，同您在一起的是万方。我的女儿章建也去了，跟万方一起玩。” 曹老仿佛记起来了，点头称是。郭娟把我写的“前言”复印件送到他手里，他紧紧拿着稿子（我注意到他拿得很紧），说“哪里用得着我审阅，不必了……”张小鼎说：“不急，任何时候看都可以，放着也可以。”曹老说：“屠岸这个名字很熟的……” 　　　　 　　　　　　我把我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和我的《屠岸十四行诗》各一本送给曹老，说：“您不必费神看，只留作纪念吧。”曹老拿着这两本书，说道：“我一定学习……”他又指着《屠岸十四行诗》说：“用中文写十四行诗，这是你的创造？是很难写的。”我说，“我不是第一个，早先写中文十四行诗的有闻一多，孙大雨，朱湘，还有冯至……”曹老频频点头。 　　　　 　　　　　　怕他累了，我们向他告辞。他坚持让护士把他从轮椅上“拉”起来，他缓步送我们到病房门口，跟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还说：“谢谢你们来看我，你来，是我的光荣……”我回头挥手两次，曹老才进房。 　　　　 　　　　　　这次会见，有喜剧色彩。当他说“一定学习”时，我说“哪能呢？”（如果他指的是学习莎翁十四行诗，那我不好说什么，如果是学习我的译文或我的诗，那我如何担当得起？）当他说“你来，是我的光荣”时，我说“哪能这么说？”曹老绝不虚伪，他是一片真诚，他越真诚，我越觉得“啼笑皆非”（不恭！），所以我说这次会见有“喜剧色彩”。 　　　　 　　　　　　后来我从郭娟口中得知，曹老对我写的那篇“前言”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只是说：“好，好。”在这篇“前言”中，我指出：“三十年代曹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走向成熟。曹禺剧作是借鉴西方戏剧、根植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五四新文化传统土壤中的璀璨的艺术花朵。”“如果说这些剧作是诗，那么它们首先是中国诗，同时又是曹禺独创之诗。他的每一篇戏剧诗，都有它的哲理的内核，渗透着作者对‘天’和‘人’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又与对中国人民命运的关切结合在一起。”“曹禺的剧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今天，也属于未来。” 　　　　 　　　　　　《曹禺戏剧选》于1997年11月出版。可惜这时，曹老已经辞世十一个月了，憾！ 　　 　　著名导演杨德昌因病昨日在美国去世 (hutuw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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