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刁光覃、朱琳 专辑

《孔雀胆》的三重意蕴 　　 　　 　　 　　 　　 　　【摘要】《孔雀胆》是郭沫若20世纪40年代所创作的六部史剧之一，而且，历来争议最大。对于它的主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一部优秀的剧作，它的生命力是在不断地反复地多重地阐释和解读中才得以延续的，从而确立起它的经典性地位。对于《孔雀胆》的争议，也概莫能外。本文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发现该剧的多义性并存。 　　 　　【关键词】孔雀胆 爱情悲剧 政治悲剧 人性悲剧 　　 　　 　　 　　关于沫若的《孔雀胆》，历来争议颇大。有人认为是写爱情的，主要是把它作为爱情悲剧来解读的；有人认为它主要讲了民族团结问题，讲的是妥协主义造成的民族团结的悲剧；当然，也有人从人性的角度发论，认为讲的是人性的悲剧。多种观点互相发明，而又各主其说，莫衷一是。我个人以为，三种观点都有其正确或曰合理的一面，但都不够全面。就其主题意蕴而言，《孔雀胆》应该说是三种悲剧意蕴兼而有之。并且是逐步深化。由爱情悲剧到政治（民族）悲剧，再到人性悲剧，一层层推进，最终完成了剧作的悲剧使命。下面就逐层试作分析。 　　 　　首先，爱情悲剧： 　　 　　其实，说该剧是爱情悲剧，应该说是作者的初衷。沫若在1942年9月10日写的《<孔雀胆>的故事》一文中曾言道：“本来我是打算在这暑间把宋末抗元史中的钓鱼城的故事戏剧化的，因此读了好些关于元朝的文献，但在中途我的兴趣却被阿盖吸引去了。”[1]被阿盖吸引去的是什么呢？在该文中作者言道：“阿盖是可爱的一位女性。她处在父与夫的冲突之间，她的心境一定很苦，而她终于把自己的生命来殉了她的丈夫，实在是值得同情。”[2]原来，作者同情的是阿盖的殉夫。既然是殉夫，那一定是阿盖对丈夫非常地爱了。所以，为了突出阿盖对丈夫的爱，也为了增强悲剧的力量。作者一开场就让阿盖以迎接段功出场。在段功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从阿盖的言行就可以看出她对段功早已生了爱慕之情。在她的心中，段功就像是她们的皇祖成吉思汗。把段功比作成吉思汗，这是明显的祖宗崇拜和英雄崇拜。足见段功在阿盖心中的分量。当段功出现后，阿盖又把早已准备好的芍药花送于段功。当弟弟穆哥在众人面前提到她对段功的赞美时，她“略带羞涩”地制止了弟弟，在给段功献花时又本能地“羞怯”起来。在父亲要把她许配给段功时，她一听说，“满脸涨得通红，一纳头向寺院跑去。”梁王要把女儿许配段功，段功认为“阿盖是一位可尊敬的人”，当然从心眼里也是非常乐意的，王妃也没有异议。从这些细微之处我们可以看到，阿盖对段功是充满爱意的，段功也对阿盖慕名已久。当然，梁王之所以要把女儿许配给段功，是因为段功有功于他们梁国。虽然，我们可以说阿盖和段功的结合属于政治联姻，但是，这里的政治联姻不是强迫的，而是主动的、自愿的，在梁王和段功以及阿盖三方都是欢喜的。这种“皆大欢喜”的政治联姻，可以说是沫若天才的创造或曰发现，是迥异于昭君和文成的。 　　 　　阿盖与段功的结合，固然有父母之命，但更多的是两情相悦。是英雄与美人的惺惺相惜。为什么两情相悦的爱情还会出现悲剧。罪不在父母之命，亦不在夫妻之情或如五四时代个性 觉醒和女性独立意识的发现。 　　 　　相反，她正是由于女性独立意识未曾发现之故。究其根底，在人性，在善与恶的截然对立。段功与阿盖代表了人性中善的一面，而车力特穆尔则代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最终是恶战胜了善。如果这善的一方能够事先觉醒的话，悲剧或许不会发生，但“如果”并不等于事实。最后，文本又进一步对生命的终极进行了追问：这种恶是否能够持久呢。作者对于这种恶的灭亡看来还是抱着希望的，至少不是悲观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半光明的”（《<孔雀胆>的润色》）。或许是出于“不忍人之心”吧，对于阿盖这么一位善良的女性，谁又忍心见到她的悲剧。但悲剧是个既成的事实和史实。于是，出于情感的补偿（不但补偿作者本人，更是补偿中国整个读者大众，中国悲剧文学中鲜有彻头彻尾的大悲剧，更多的是“大团圆”式的结局。）作者让阿盖临死时留下了一句富有诗意的话：“一切都过去了，让明天清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3]这种诗意的话语固然与作者诗人的气质相关，但以这种诗意的话语作结，本身就是对缺乏诗意美的罪恶世界的否定。这里的“一切”是曾经存在过的。有善，有恶，有善与恶的较量，有段功，有铁知院，有杨渊海，有穆哥，更有阿盖。这最后一句颇似《红楼梦》中的一句：“落得个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阿盖不仅否定了一切的恶（如车力特穆尔）的存在意义，又否定了段功对梁王的过于忠诚和阿盖本人太善良的存在价值。“一切都过去了”，其中蕴含着阿盖对自己未能及早向梁王揭穿阴谋的悔恨。明天清早是否会出现干净的世界呢？文中似乎暗示了：阿黎带着羌奴和段宝逃走即是。阿盖最后觉醒了，但为时已晚。 　　 　　梁王对段功是宠爱，既许配婚姻又加官进爵；阿盖对段功是敬爱，她把段功比作成吉思汗，是一种祖宗崇拜和英雄崇拜。梁王的恩和阿盖的爱促成了段功的悲剧，段功对梁王忠爱，对阿盖衷爱，从而引发了阿盖的悲剧。而段功和阿盖的死，也最终完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 　　 　　其次，政治悲剧（民族团结悲剧）： 　　 　　20世纪40年代，沫若曾以《屈原》等六部历史剧而轰动剧坛。但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孔雀胆》一剧。在当时就有不少观众对该剧的主题质疑。很有趣的是，沫若在听取了多方面的反应之后，在四个月后，也就是1943年1月23日，写了一篇《<孔雀胆>润色》。在该文中沫若说：“本来，我在当初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的主眼是放在阿盖的身上的。完全是由于对她同情，才使我有这个剧本的产生。”这与他在《<孔雀胆>的故事》一文中所说没什么两样。但值得玩味的是，他继续说道：“我的注重点是在民族团结，这凝结成为阿盖的爱，和这对立的是车力特穆尔的破坏。”[4]由此看来，该剧的主题又跑到民族团结上来了。 　　 　　查《郭沫若年谱》1942年9月3日条，我们发现，“周恩来看了该剧演出本之后，认为‘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郭沫若接受这一批评，并说自己‘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5]后来，也就是1944年8月9日，郭沫若在重庆写了《孔雀胆二三事》一文，沫若在文中谈到，“我写剧本的动机，是因为同情阿盖与段功。在写作时当然也加了一层作意，现代人所说的主题，我是企图写民族团结。阿盖站在团结的一面，车力特穆尔站在破坏的一面，结果成为悲剧，来了一个大破落，这层作意似乎很少被人看定。”[6]言外之意，也就是说，该剧的写作是有所用意的，那就是“企图写民族团结”。只不过，这层用意只是“加上”的，而非初衷。初衷只是“同情阿盖与段功”，同情阿盖为了爱情，“以生命殉了她的丈夫”。 　　 　　其实，爱情的悲剧只是最表层的东西，而较深层的应该是政治的悲剧，或曰民族的悲剧。因为，从梁王这边来看，阿盖和段功的结合，确实是为了政治，段功毕竟是有大功于梁国的。梁国隶属于元朝，蒙古族与大理是有仇的。（杨渊海对段功说：“你应该没有忘记元朝和我们大理本来是敌国，你应该没有忘记我们大理人所受着的将近一百年的亡国惨痛！”[7]）。但是，当时朱元璋和明二的势力对梁国构成了威胁之势。梁国要想平安无忧，就需要大理的帮助。所以，对于有大功的段功，梁王给他加官晋爵，并许以婚姻。当车力特穆尔等人拿“天朝的律法”反对时，他认为“天下本是一家”，坚决支持这门婚事。从客观上来说，这次联姻是大有利于民族的团结的。但是，梁王的美好的愿望并未持久。最终酿成了蒙古族与大理的兵刃相见。民族团结以失败而告终。究其缘由，一方面当然是车力特穆尔之类蒙古族人反对，并且从中作梗，挑拨离间。致使梁王对段功失去信任，并要毒之而后快。但是，这种团结的失败根底在哪里呢？有不少论者就归结到段功的妥协。那么，段功为什么会妥协呢？并不是因为他的软骨症――懦弱，无论个人的武力或军队的实力，他都是远在车力特穆尔之上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除掉一个车力特穆尔倒是很容易的事情”[8]。但是，他对梁王还抱有希望或曰幻想。由于他人性中善的一面占了上风，故而，对于车力特穆尔的阴谋他总是不以为然。结果，车力特穆尔这个恶人，在较量中屡占上风。最终杀死了段功，恶战胜了善。如果深入开掘的话就是下面要谈的，也就是该剧更深一层的意蕴。 　　 　　最后，人性悲剧 　　 　　阿盖和段功过于善良的一面，正说明他们思想的不成熟。特别是阿盖，明知王妃和车力特穆尔在搞阴谋，并不主动去揭穿。当然，这种思想的不成熟从另一方面来说更显示了阿盖的天真、纯洁与可爱。这种品质是人性中最纯真的一面，是未经世故，未被社会污染的。当读者在表同情于阿盖的这种天真可爱之时，对于她的悲剧自然也就会抛出更多的辛酸的眼泪。为什么像阿盖这样善良的女子要死去？为什么要让丑恶在这个世界上兴风作浪？人类需要的是善而不是恶。但想得到的偏偏得不到，不想得到的它偏偏活跃在你的周围，人类实在是太渺小，毋宁说太可怜了。在大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但是面对人自身，何其不是同样的渺小。善良这种美好的品质――人性，本来是属于人类自身的，但人竟不能自由地把握和拥有它。难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吗？假如段功听了阿盖的话或者把车力特穆尔杀了，或者立即回大理，也或者阿盖及早揭露王妃她们的阴谋。或许底下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大多数持论者一直认为，中国缺乏如西方那样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而以大团圆结局的居多。似确乎是。然而，对于《孔雀胆》一剧，似乎又不大合适。虽然，该剧的结尾车力特穆尔的阴谋终于曝光，而且车氏被杨渊海手刃。可以说段功的死得以昭雪。但是车氏的被杀，以及阴谋的昭著，是在以暴制暴的情况下完成的。以暴力对付暴力，这本非阿盖的意愿。（剧中曾多次显示出她试图以道德和善良来化解邪恶，但她最终失败了，以致后来精神崩溃，一个美丽的女子精神崩溃实在令人惋惜。）也不符合阿盖本人身上所显露出来的道德气质与品性。因为，阿盖在剧中完全是一个真、善、美的化身。所以，当只有通过暴力来制止暴力的时候，人类的前途实在堪忧。这本身便是人类自身的悲剧。它或许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但更深层的该是人类自身的原因吧。这样一来，阿盖临死时所呼唤的“出现一个干净的世界”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确实成了一个问题。阿盖以死捍卫了善，同时来呼唤纯真的善和干净的世界的到来。可以说全剧是善与恶二者的彻底毁灭，以作者主观的矛盾的消解来呼唤着不存在善与恶二元对立的干净的世界的到来。如果说这种呼唤不能成为现实的话，那么，善的毁灭岂不是一种徒劳？阿盖的死岂不更添了几重悲剧的阴影？ 　　 　　《孔雀胆》应该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它不是像传统的悲剧（如《窦娥冤》）那样，善被毁灭之后又得到平反昭雪。它的独特之处是在恶被揭露出来之后，本来善应该胜利的时候，善的一方却突然服毒死去。其最大的悲剧之处正在于善是在恶被毁灭之后而随之被毁灭的。它既不是善先毁灭，尔后恶被识破以复仇的形式将之作为善的祭品，也不是善与恶的同归于尽。如果说《红楼梦》在一切美丽的年轻的生命都死去了之后，又以宝玉、贾兰的功成名就给贾家带来了一丝的光明或者可能的中兴的话，《日出》在陈白露自杀之后，以工人阶级的口号声象征着新的一天的到来的话，那么，《孔雀胆》则毫无亮色。虽然，阿盖最后以死呼唤明天是一个干净的世界，但这只是死者对未来的美好向往。这样的世界到底能否出现，无论是作者，是剧本，还是阿盖，都没有全然的信心。 　　 　　《孔雀胆》最大的悲剧不在段功、阿盖这样善良的人的死，而在于人性中善的一方的失败。其悲剧的深刻之处不在人，而在人性。 　　 　　所以，人性的悲剧应该说是该剧最为深刻之处。 　　 　　 　　 　　 　　 　　【参考文献】 　　 　　[1][2]，郭沫若《<孔雀胆>的故事》，《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57、252页 　　 　　[3][7][8]，郭沫若《孔雀胆》，《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49、188、217页 　　 　　[4]，郭沫若《<孔雀胆>润色》，《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274页 　　 　　[5]，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 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1982，420页 　　 　　[6]，郭沫若《孔雀胆二三事》，《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79页

浏览：2075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6/23 7:5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