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2007-06-11 　　 　　 　　 　　 　　 　　 　　每个动作都要演出阶级对立 　　 　　　　进入新中国以后，《雷雨》依然延续着它的辉煌演出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版本。1954年，北京人艺排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版的《雷雨》，夏淳任导演，他同样担任了“文革”后人艺重排《雷雨》的导演。今年83岁的郑榕是人艺成立后第一批演员之一。1954年人艺首排《雷雨》，30岁的郑榕就开始演周朴园，一直到1998年为止，他参演了人艺两个版本400多场《雷雨》的演出，见证了人艺《雷雨》的变迁史。 　　 　　　　“50年代初排这部戏，我们下足了功夫。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好多大资本家的家里我们都去访问过，为的是看他们怎么生活。比如我们都去过朱启钤的家，他曾经给袁世凯当过国务总理。当时朱启钤住在一座四合院里，家里四五个女眷都穿着红缎子袄，底下是黑缎子裙，缎子绣花鞋。老头儿留我们吃了一顿饭，所有女眷都得站在后面，完全就是大封建家庭的模样。我们还在人艺图书馆里翻以前的旧照片，看旧社会人们的模样。里面有一张我觉得特别像侍萍，就自己描了一张画，此后演出一直带着它。”但这么多努力之后，排出来的《雷雨》并不理想。原因是太突出阶级性，忽视了对人物内心情绪的把握和表现。 　　 　　　　“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周恩来把这部戏的基调定为‘反封建’。处理剧本时，首先要进行阶级分析，周朴园是第一号反面人物，侍萍是正面人物，周萍就是周朴园的未来和影子，等等。同时《雷雨》也被批判为‘人道主义’、‘人性论’，说剧本里的人物光有个性，缺乏社会性。1956年有一位苏联戏剧专家来人艺办讲习班时，还对《雷雨》提了一个问题：‘谁是罪人？’认为剧本里人物的正反面对立程度不够清晰。说明当时对阶级性的要求有多高！”郑榕现在回忆起当年，不时地哈哈大笑。 　　 　　　　当时郑榕相当痛苦。“那时国内对斯坦尼理论的理解有所偏差，大多数演员都认为要对人物做理性分析，并通过肢体动作表现戏剧主题。我们为《雷雨》做了整整一个月的理性分析，这没让我理解人物，反而在台上茶杯也不知道怎么拿了，路也不知道怎么走了。表演时，老琢磨怎么在每个动作中，演出封建社会的腐朽，表现资产阶级的上升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每句话都想表达出鲜明的阶级对立。一个动作、一句话里想把这么多东西都表达出来，还不把人想傻了？”那时候《雷雨》的演出状况，连郑榕自己想起来都乐不可支：“因为总在‘挤情绪’，所以节奏特别慢，说一句话要憋半天，整部戏下来要四个多钟头，有朋友告诉我：看你们的表演真让人想睡觉。”郑榕又说道：“有一次彩排时，我和侍萍的一场戏，为了表现我对她的恨，我每说完一句话都要运气，节奏极慢。那时候曹禺是院长，一般他对艺术问题不发表意见，但那次我一下场他就跑过来说：‘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的戏里没有这么多东西。’曹禺极少批评别人，可见是真忍受不了了。” 　　 　　　　这种思路也困扰着其他很多演员。同样是人艺老演员的朱琳，在1954年就开始扮演鲁侍萍的角色。刚开始她几乎无法演下去：“我当时觉得，鲁妈和周朴园完全是两个阶级，周朴园曾经抛弃她，她应该十分恨他，并立刻离开他的家。但剧本中的鲁妈却没有走，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她甚至为这个困扰而病倒了。直到有一天，曹禺拿了一个小板凳到朱琳病床前，坐着给她分析人物：“你看，在鲁妈和周朴园碰面的小屋里，有那么多家具都是她很熟悉的，屋里还摆着她这一生中惟一的一张照片，她心里不明白周朴园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家里，还有她的大儿子周萍，一个母亲离别了儿子20多年，自然不愿意离开刚刚重逢的孩子。这样鲁妈当然想走却走不了。”这时候她才明白应该如何把握人物的感情。 　　　　 　　　　60年代版 　　 　　　　舞台上只剩下“恨” 　　 　　　　如果说50年代时候的《雷雨》是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话，那么60年代的《雷雨》就已被完全简化为只有“阶级斗争”了。郑榕觉得，那时候的舞台上只剩下“恨”了：“戏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基本被拿掉，只剩下阶级性和阶级仇恨。比如周朴园一见到侍萍，就认为她是有人指使来的，要马上把她赶走，气急败坏，穷凶极恶。当时我就是这么演的。实际上，他们的久别重逢应该是百感交集的，周朴园也有他的感情和道德观，也有歉疚和赎罪的想法，但在当时是绝对不能这么演的。”田本相回忆起60年代的《雷雨》，印象最深的也是周朴园与鲁妈的“不共戴天”：“一见面好像就要置对方于死地。”如此简单化地抽离人物的丰富感情，演出的效果肯定打了折扣。尽管如此，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艺的《雷雨》还是深受观众的喜爱，被视为当时的经典话剧作品，常演不衰。 　　 　　　　当五六十年代，话剧舞台上的《雷雨》只剩下阶级仇恨的时候，曹禺作何反应呢？郑榕对此，说：“情况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新中国曹禺当了人艺院长之后，人艺排他的戏，他从来不到场，也不发表意见和议论。他和老舍的性格完全不一样，老舍有什么说什么，曹禺则不同。很多时候，看一出新戏，他会说：‘好！好！好！好得不得了！’后来我们都明白了，这并不是他心里想的。”事实上，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发生了相当的转变。田本相介绍说：“曹禺甚至自己对《雷雨》和《日出》做了修改，在《雷雨》里加强了阶级对立的成分，在《日出》里加入了反映帝国主义的东西。这些是以前有人批判过他的地方，现在他自愿地修改了，并且在开明书店出版。但没有被排成戏，后来不了了之。” 　　　　 　　　　“文革”后版 　　 　　　　理解了周朴园的百感交集 　　 　　　　“文革”期间，《雷雨》停演，直到1978年才复排。田本相看过“文革”后的人艺《雷雨》：“人艺的版本还是中规中矩的，在‘文革’前已有的演出基础上，淡化了阶级斗争色彩，朝人性方面去理解剧本，比如过去认为周朴园对侍萍根本没有爱，现在他们就开始有了这个意思，承认了人性的复杂性了。” 　　 　　　　郑榕作为一个演员，有更深刻的体会。在“文革”后，他花了20年才真正找到周朴园这个人物的感觉：“从‘文革’后开始，我们慢慢觉察到以前对人物的误读。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走出以前的表演惯性。直到1997年，在纪念曹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时，我才真正找到了周朴园百感交集的感觉，那时我已经退休十多年了。我觉得自己完全进入了状态，甚至已经掉进去了，好几句台词都是下意识脱口说出来的。那一次我们演了19场，这是北京人艺《雷雨》的顶峰。可惜当时曹禺已经逝世 　　了. 　　 　　 　　 　　 　　了，不然他会很高兴的。”

浏览：982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6/21 8: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