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如果三角形也要创个神，一定给它们的神三条边
《吴祖光剧作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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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剧作选》的出版，对我们戏剧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事隔三、四十年，重读这些剧作，真是不胜感慨。 当年，正是抗战初期，我与祖光在重庆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里共事，虽然我长他十岁，但因都是从沦陷的北方来的，所以经常交往。他的第一个剧本《凤凰城》写成后就是由我参加导演在重庆上演的，内容是表现东北抗日英雄的。演出极受观众欢迎，从此我和祖光便结上深厚的友情。后来从一九四○年起我到了上海，创办“苦干”剧团，仍与留在重庆的祖光不断联系，又导演过他写的两个戏：《牛郎织女》与《林冲》，《牛郎织女》还请了梅兰芳先生来指导剧中舞带绸的表演，这两个戏都引起观众的很大兴趣。 这次收进集子中的五个剧本都是作者在抗战前后写成的作品。 《风雪夜归人》写于1942年，是作者剧作上成熟的标志，也是他的代表作。他描写了他热爱着的北方艺人，他熟悉的、同情的底层人物，无情揭露与鞭挞了达官贵人。靠私贩鸦片起家的法院院长苏弘基，勾结了盐运使徐辅成，靠专门偷瞧别人隐私、向主子邀功的恶奴才王新贵，“法”加“权”还有“邪”就构成了旧社会统治阶级的代表，它象大网一样套在人们头上。被迫当四姨太的玉春深爱名旦角儿魏莲生，启示他明白自己的“红”是徒有虚表，实质是“顶可怜”的，是阔人的玩物，他们要自由地做个“人”，他们想跑，想飞，却逃脱不了。戏正是从二十年后潦倒的魏莲生在风雪之夜跑到苏家大院企图寻找昔日的温暖开场的，他在这风雪夜归了天。祖光写戏重人物，重情理，而结构与情节都服从于人物的刻划。 《风》剧的结构就很精干，序和尾是二十年后的同一天同一时辰，序在大花园内，尾在苏家室内，人物活动、台词都是相呼应着的，中间夹着三场正戏，是二十年前这些人的一段动人的故事。这样写法，人物的变迁、沉浮全呈现在观众眼前，戏剧效果强烈、动人。 《少年游》写于1944年，写了沦陷着的北京一群刚毕业的学生、走向不同道路的青年人。作者写了三幕戏，全是一间女宿舍，四张床、四个不同性格的女青年，但却表现了宽广的社会面，有投靠日本宪兵队的浮浪子弟，有大商号的阔少，有憨厚的代妻坐牢的乡下青年，有游击队联络员。对专制制度深恶痛绝，追求民主，向往自由，这是作者所有剧本的正面人物所追求的。《少年游》中的周栩、洪蔷等就不象玉春、魏莲生那样只想飞却不知飞向何方，他们向往的是“解放了的国土”、“游击队出没”的地方，最后，也确实有组织地出走了。这个剧本是年青的作者写的青年人，充满了生机，青春的机敏、乐观、娇憨，初入社会的彷徨、挣脱、兴奋等等感觉跃然纸上。 《嫦娥奔月》、《捉鬼传》、《牛郎织女》都取材于古代的传说、民间神话。然而，经过作者的创造，这些故事都不同于传说，赋于了新的色彩，作者不要读者醚于梦幻仙境之中，而要人们清醒地看到，后羿专制而暴戾，嫦娥与他共处也会被父母姐妹们所唾弃，作者告诫人们，不论过去有多大功劳，独裁者必为民心所不容。锺馗来捉鬼，《捉鬼传》写了不少的“鬼”：吝啬鬼、风流鬼、纱帽鬼、丧良心的鬼……，锺馗未捉尽它们就醉倒了，待他醒来，时代已大不相同，而众鬼换上了时髦的衣裳，又已经泛滥成灾。祖光在抗战后写了这些传说故事的戏，明显是针对那腐败政权的，他自称《嫦》、《捉》两剧为讽刺喜剧，可见他忧国忧民之心不懈。 作者写作的题材广，风格多样，《风》属悲剧、《少》带幽默喜剧的味道，《捉》、《嫦》是讽刺剧，《牛》是抒情诗剧……，尽管如此，每个戏里都有一种统一的格调，就是字里行间洋溢出来的诗情，他善于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出一个个可见的生活面，捕捉着生活中的诗情，从中挖掘出美来，而且是体现了民族意志，民族性格的诗情。《风》剧中无论在玉春与魏莲生之间、魏莲生与如父兄般关怀着他的跟包李蓉生之间，包括魏莲生与老街坊马大婶之间，甚至在序幕中的乞丐儿甲、乙之间，都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爱怜，有点淡淡的伤感，但更多的是一股温暖。在黑暗的旧社会，正是这种感情给这众多受苦的灵魂带来了生的希望，人的尊严。《少》剧则处处显露出一股青春美，周栩的诙谐、洪蔷的娇媚、舜英的老成、大姐的病态，……和谐地组成了一首清丽的乐曲，记得当年在上海演出此剧，使观众耳目一新。 去年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了祖光的新作《闯江湖》这出好戏。仅此，我祝他抓回失去的时光，多写些、再多写些，为我们话剧事业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黄佐临 蔑视辩证法不能不受惩罚 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克塞诺芬尼说，假如马和狮子也能画塑神像，它们就会各自照着自己的模样，马画塑出马形的神，狮子画塑出狮形的神了。 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这位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说得更妙：如果三角形也要创个神，一定给它们的神三条边。 所以，神的品性正是人的品性，神的能力也正是人的认识所能达到的界限，不是上帝和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和神。古代的思想家的这个发现，对人类的思想解放有重大的意义。 不幸的是，现代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当他们走到当代科学认识的界限的边缘而不能再迈步的时候，竟忘记了这个古老的发现，他们不是向辩证法求援，而是向宗教、上帝求援。 例如量子论和相对论使旧的物质和时空观念破灭了，物理学家爱丁顿就宣布：“现代科学的论证可以推论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有理性的科学家，宗教是可以接受的。”(《物理世界的性质》) 晚期的爱因斯坦也认为： “没有对我们世界内在和谐的信仰，就不能有任何科学。”(《物理学的演进》)“内在和谐”正是宗教认为上帝、神创造世界的基本论据，而实际上它是人的认识中的一种形而上学状态的反映。 可以把一百年前恩格斯批判一些陷入降神术的自然科学家的一句话，赠给这些陷入宗教信仰的现代科学家：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 大凡文学艺术家，不象医生、乐师、工匠有法可循可承，所以亦不象医生、乐师、工匠那样，能够“祖传”；父亲是文学艺术家，儿子往往不是。然而，在我国，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苏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不都成了大文学家吗？纵观画界，也不乏其人。远的如宋代名山水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且不论，现代漫画名家丁悚和他的儿子丁聪便是一例。 丁悚生于一八九一年，少孤。一九○三年，十二岁的丁悚来到上海一家当铺学徒，自幼刻苦磨砺，酷爱作画。后来他有幸结识当时广享盛誉的天才漫画家沈泊尘(一八八八——一九二○)。沈泊尘在一家绸庄里当执业，从二十岁始到三十二岁命终，给上海很多报界画了千幅以上的漫画，针砭时局，疾世愤俗。丁悚也恨透了混浊社会，因而一直与沈泊尘志同道合，成了莫逆之交。他俩“自从相识后，在社会上所做的事，都有互相连带的关系，象在《晶报》上的插画，《神州日报》的画报，美专的教授，最后的《泼克》画报等等的共事”，直至于沈泊尘被肺病夺去生命前，他俩“差不多常在一处”。(见1928年第18期《上海漫画》中丁悚的《亡友泊尘》)一九二三年，丁悚为一家杂志画了封面，声誉大振，于是他干脆辞去含辛茹苦了十年的典业生活，专事绘画了。他先后给《晶报》、《神州日报》、《新闻报》、《申报》、《礼拜六》、《泼克》、《上海漫画》、《漫画漫话》等报刊杂志画了许多漫画，无畏地向反动势力挑战，画风尖锐、泼辣，很受报界和读者欢迎。一九三四年，蒋介石为了配合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和大肆宣扬“礼义廉耻”等封建道德，积极推行尊孔读经的复古教育，妄图借此排斥马列主义的传播，扑灭人民的反抗烈火。丁悚面对黑暗，画了漫画《生活？》，发表在次年四月一日创刊号《漫画漫话》上，它揭露“社会”是把板斧，人民大众在斧刃上挣扎，形象地控诉了“新生活”的罪恶。《新闻报》曾特约他担任漫画工作。有次，因画了讽刺当局比较露骨的漫画，该报编辑严独鹤和他一同被传到南京，几经周折，才侥幸脱身。 丁悚漫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反动势力嫉恨和读者喜爱，这对儿子丁聪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尽管父亲没有时间教他画画，但他却私自练笔。他看到了画《民间情歌》的张光宇、画《王先生》的叶浅予等漫画名家与父亲常来常往，从事紧张而愉快、严肃而幽默的漫画工作，因此也就更坚信新俄大文豪高尔基关于漫画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和最有效的艺术”的说法，他立誓向漫画进军！ 初生之犊不畏虎。从中学时代起，丁聪尝试投稿的漫画，竟也有的发表在《新闻报本埠副刊》、《时代漫画》等报刊上了。而且有的漫画作品同父亲丁悚的作品似有“并驾齐驱”之势。就在父亲丁悚发表《生活？》的那期《漫画漫话》杂志上，儿子丁聪也发表了一幅《舞罢》的漫画，画一舞女在舞会结束后正痛楚地脱鞋揉抚脚尖，含蓄地画出人间的辛酸与不平，揭示了达官贵人的寻欢作乐，正是贫苦舞女的忧愁苦难。作品显示了十九岁的丁聪向四十七岁的父亲逐渐靠拢——运用漫画来抨击社会、讽刺时弊；显示了儿子和父亲一样，已具有站在进步立场向恶势力宣战的才能！ 丁聪从艺术实践中感到：仅依自学得来的绘画技术，已适应不了战斗的需要。要得心应手，须注重基本练习。于是，二十岁的丁聪来到上海美专研究班画了半年石膏、人体，在素描上下苦功，这对他往后的漫画人物造型独特风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抗战前，丁聪先后参加《联华画报》、《新华画报》(电影公司的宣传刊物)及《良友画报》的编辑工作，画了大量的宣传漫画。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他去香港编辑《良友》、《大地》、《今日中国》等画报，画了不少动员民众、揭露日顽的抗战宣传漫画。其时，他的战斗并不孤单，经常与张光宇、叶浅予、胡考、特伟、陆志痒等漫画界的骁将战斗在一起。抗战后期，丁聪先后去桂林、重庆、成都创作鼓动国民抗战、揭露黑暗现实的漫画，以漫画特有的方法搞过影戏美术设计，画过抗日传单。抗战胜利，丁聪回到上海。但是，蒋介石下山抢“桃子”了，中国又陷入空前的黑暗之中。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激怒了丁聪，他把讽刺之火再度熊熊点燃起来！他冒着危险，画了大量的反蒋、争民主的讽刺漫画，通过《周报》、《文萃》、《民主》、《群众》、《联合晚报》等报刊揭露敌人，唤醒大众。他还用漫画手法，独运匠心地设计了话剧《升官图》的服装与布景，效果很好，全国各地，包括延安的剧团演出时，都采用了他的这种设计。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公然发动内战。丁聪不久便被迫离沪去香港，继续战斗。 这里颇值得一提的是丁聪两幅漫画杰作：《现象图》、《现实图》。 《现象图》画于一九四四年，描绘抗战末期湘桂大撤退时国统区的腐败情况。长长的画卷中，有坐在轿车里的达官贵人，有手持霉布的大贾奸商，有各式各样的地痞恶棍，总之，上层社会是黄金美钞，大肆囤积，肥头胖耳多脂肪。而人民大众呢？挑儿背女，沿途讨乞，抗战士兵也冻馁呻吟，教授提着篮， 为了生活忙……作者运用夸张的笔法，栩栩如生地雕塑了各阶级、阶层人物的形象，有十分动人的艺术魅力。漫画在成都展出，叶圣陶先生看后，题 “现象如斯，人间何世，两峰鬼趣从新制，莫言嬉笑入丹青，须知中有伤心涕。 无耻荒淫，有为惕厉，并存此土殊根蒂，愿君更画半边儿，笔端佳气如初霁。”叶先生把丁聪的《现象图》与清中叶“扬州八怪”之一罗两峰(一七三三——一七九九)的杰作《鬼趣图》相提并论，再恰当不过了，两者都深刻地揭露、抨击了当时的丑恶现实。诗人丁易亦曾为《现象图》配诗，其中写道：“现象多幂幕，往往使人惑。小丁(丁聪的笔名——蒋)抉入画，历历使如活”；“呜呼！现象百孔复千疮，收卷掩涕心皇皇。我欲摹印千万张，遍悬通衢告蚩氓；现象如此不可长，群起改革毋彷徨！”一九四五年美国《幸运》杂志曾用彩色版刊出《现象图》，原作至今还保存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 《现实图》，一九四七年画于香港。系描绘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溃败前，穷兵黩武和对劳动大众敲骨吸髓的情景。 这幅画，丁聪在全国解放后把它送到首都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美术作品展览，获得更广大观众的欢迎。 应当说，《现象图》、《现实图》是丁聪创作的高峰，画家在思想上、生活上、技巧上的成熟。他在漫画创作上已超过了他父亲。 十一年前，丁悚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冲击，含愤离开人世，对于儿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九泉之下也该含笑欣慰的吧！ 清除“四害”后，丁聪加倍勤奋地创作，以弥补过去的损失。除了编辑《装饰》丛刊外，还为鲁迅小说作了插图(一九七八年)，为老舍名著《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作了插图(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 迄今，丁聪虽已年过花甲，但伏枥老骥，雄风犹在，他真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1980.5.27. 蒋义海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二辑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二辑，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辑主要内容有：杨周翰的《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文章针对这个学术领域里存在的问题，提倡要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运用比较方法。冯至的《海伦娜悲剧分析》，是歌德研究中的新发展，探讨了歌德创作实践和他言论的某些不一致之处。王佐良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兴起》，打破过去对积极的浪漫主义与消极的浪漫主义作简单划分的做法，分析了彭斯、勃莱克、华滋华斯和柯尔律治四大诗人各自在不同方面体现的时代精神。 本辑还选载了《法国文学史》(中册)和《美国文学简史》(下册)的部分章节，即柳鸣九的《斯达尔夫人、龚斯当及其他》、朱虹的《奥尼尔》、董衡巽的《菲兹杰拉德》、李文俊的《福克纳》等，这些作家中，有的属于“现代派”范畴，相当复杂、难懂，有的在我国还很少研究，所选的这几章对作家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本辑又继续对外国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进行了讨论。有吕同六关于几位意大利作家情况的分析，金志平关于现代派小说在艺术技巧上的创新的评论。 此外，本辑还刊载张振辉论述波兰作家莱蒙特和周有光论述朝鲜作家朴燕岩的文章。 补白 舒洵 回忆赵万里先生二三事 从报上获知赵万里先生1980年6月25日在京逝世，这位毕生致力于版本目录的老学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作为赵先生的一个学生，尤感哀悼。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四年级，在这毕业前的最后一学年我有机会选修赵先生的《史料目录学》。赵先生的本职在北京图书馆，到北大来是兼课。上课来，下课走，课外见不到他，但每周两小时的课则准时来上，满堂足灌，听起来是很过瘾的。1948年暑假中，我在史学系毕业之后，又考入刚开办的图书馆系，这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能继续听赵先生的课。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系是由本职也在北京图书馆的王重民先生主持创办的，当时只在北大文学院各系毕业生中招收十人，我有幸成为这十人中的一个，于是由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又听赵先生讲授《版本学》。 赵先生讲课是不带讲稿的。他偶而带着一个小布包，里面包着几本书或几叠稿子吧，但我不记得他曾打开过，所以小布包中的东西是不是备讲课用的也不一定。他通常是只带粉笔进课堂，开口即讲，不论是史料目录或版本源流，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再说一遍：满堂足灌，听起来是很过瘾的。 王重民先生给图书馆系讲《目录学》，从“七略”到“四部”，是很正规的目录学。赵先生在史学系讲《史料目录学》，和王先生的《目录学》不同，是介绍书，讲《史记》、《通鉴》等等，全是“大路货”，治史的必读书，介绍有关各该书的种种常识。听来只不过是些常识，然而由自己摸索去获得这些常识却远不是轻易能够作到的。唯其是常识，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是常常用得着的。 在听赵先生讲《史料目录学》的那一学年，年近古稀的陈援庵先生来讲授《史学名著评论》。陈老的本职是辅仁大学校长，他来北大也是兼课，上学期讲的也是《史记》、《通鉴》一类的“大路货”，我因时间倒不开未能听；下学期我才听上陈老的课，讲的是《高僧传》、《五灯会元》等佛教史籍。听陈老的讲法，可以设想上学期之讲《史记》、《通鉴》，是和赵先生之讲《史记》、《通鉴》不相同的，也不记得同时听过这两门课的同学说起过有什么雷同。赵先生着重于介绍，陈老着重于评论，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 记得当时有别的老师曾说，赵先生的“版本学”和陈老的“宗教史”一样，都是绝学。这样提法有些“顶峰”味道，不够辩证；但由此可见学术界对赵先生之精于版本学是很推崇的。因为是讲版本，所涉及的书就不以内容分了，不仅是要讲到“上乘”的经史子集，也常要说到“下乘”的戏曲小说。虽然是讲版本，但对所涉及的书的内容也须熟悉。因此，我听课时发现，赵先生对于戏曲小说，特别是杂剧之熟悉，是也足够专门家的。他讲某书之某版本，诸如版式、刻工、纸张、墨色之特点和优劣，以及收藏、著录、流传、遗失、损毁，乃至盗卖，源源本本，清清楚楚，熟悉极了。在此基础上，他就各本之比较和评价，使人听来觉得有根有据，准确可靠。我后来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只还记得“监本”、“建本”之类的名词，至于所听的丰富内容，已差不多全忘了。但是对于用书要注意版本，意识到这是治学时应有的一种科学态度或科学习惯，却是从听赵先生讲《版本学》得来的。 赵先生那时才四十来岁，正在，盛年，然而已经具有粹然学者的风范了。他日常总是穿一件蓝布大褂，留着小平头，戴一副黑框大圆光眼镜——这在当时是远落于时尚之后的老式样，然而这同赵先生整个的模样和气度是很协调的，朴素而又高雅，他本身就似是一部精洁的宋版书。 赵先生之给人以粹然学者的印象，更突出地表现在当世的风风雨雨似乎吹打不到他自己的那个版本目录之学的王国里去。那是从1947年到1949年，我听他讲授《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的两年，那是从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解放战争开始转入反攻的历史转折点，到推翻蒋家王朝，新中国即将正式成立的两年。在北京，从1947年夏天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到1948年夏天的“七五血案”和“反剿民、要活命”大游行，中经“八一九”大逮捕，到1949年的迎接解放，是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两年，而当时设在沙滩的北京大学则是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心。但赵先生在其中是独来独往的。学生罢课，他也就不来；复课了，他准时来到课堂。开口即入正题，不叙闲言，不谈政治，他似乎是也不想政治。 凡事总不免有例外，赵先生也发生过“反常”现象。那是1949年3—4月间，国民党派代表团来北京谈判，我解放大军则准备着若谈判不成即强渡长江直捣南京的紧张时刻。一天，赵先生按时来上《版本学》，开口突然骂了一句“国民党是猪”！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一阵怒不可遏的神态。我们听讲的同学们被赵先生的勃然一怒给楞住了。他接着说：“你们知道吗？”我们沉默，不知所答。他接着又问：“你们看报了吗？”我们看过报，但一时不知是何消息应该如此发怒，所以仍然是沉默，静听赵先生往下说。他接着往下说了：“南京政府准备撤退，报上登载他们把多少箱善本书运到台湾去了——这怎么行！”在课堂上常听赵先生讲到某书现在南京，某书是“北平古物南迁”时运走的，所以经赵先生这么一提，使我们也立即感到关切，国民党政府要垮台了，还要把这一大批国宝抢走，真是“这怎么行”！然而赵先生紧接着还有一句：“那个地方太潮湿了！”说时还用手击了一下教桌，仿佛这桌面就是台湾那个该死的潮湿地方。赵先生这几句话是紧连着说的，盛怒之下，说话的节奏很快，我们的思路跟不上，稍迟了一下才回味出使赵先生如此着急的真正原因来，原来他着急的不是这些善本书还要被控制在国民党手中而不还给人民，他着急的是台湾太潮湿，怕把善本书霉坏了。当我们悟出赵先生所以发怒的原意之后，不觉为之莞尔，或者说哑然，但这都是藏在肚子里的反应，没有人笑出声来。赵先生当时的情绪是很严肃的，这使我们笑不出来。赵先生是我们尊重的老师，我们当时若失声而笑是很不礼貌的；我们那时也都没有后来“四人帮”提倡的“造反”精神，所以都以严肃的表情听完赵先生的这一段愤怒的控诉。然后赵先生言归正传，我们便继续听讲。 事隔三十多年了，这一幕景象仍如在眼前。不知运往台湾的善本书如今怎么样了，当不至如赵先生所担心的那样因该地潮湿而霉坏了吧。照管那些善本书的人中或者还有赵先生的老朋友在，倘保存完好，亦有以慰赵先生的亡灵。 还是1949年上半年的事，记得天气已有些热了，忽然赵先生在课堂上兴奋地讲起了《赵城藏》运抵北京的事。山西赵城县(现与洪洞县合并为洪赵县)境的广胜寺里藏有一部金朝刻的《道藏》，卷轴很多，不仅保存了道教的大量典籍，而且补起了版本史上的一大空白。宋版书，包括北宋和南宋，传世者尚皆有一些；但和南宋同时的北方，在金朝统治下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却少有刻版印书传下来。广胜寺的这一部金刻《道藏》是在抗日战争前发现的，大约是1933或34年，由一位旅行家在这里发现了这一宝藏，消息传开，用赵先生的话来说：“这是震动全世界的大事情！”他说时还特地竖起大姆指来打着手式，那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在1933—1934年间，震动全世界的大事是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之后凶芒初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已从东北踏入华北；而在赵先生的版本目录之学的王国里，或者这才应该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吧——我是这样来理解赵先生之那么郑重地来谈论这件事的。从此《赵城藏》成为治中国版本学或中国宗教史的学者们所普遍关心的事。然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再也听不到《赵城藏》的下落，它在哪里？它是不是安全？它会不会被战火毁掉？赵先生一直为之悬心了十二年，现在忽然得知它安全无阙，并且运来北京，交给由他主管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收藏，这使他由悬心一变而为狂喜。他把这种不能自己的意外的喜悦一直带到课堂上来，带给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头一班的我们这十名学生。赵先生向我们介绍抢救《赵城藏》的经过，说的有声有色。原来日本侵略军攻陷赵城县城之后，因为知道广胜寺藏有一部宝贵的金刻《道藏》，便派兵进山占领该寺，下一步自然就是将《道藏》劫掠而去了。此事被我八路军侦知，发动一次夜袭，歼灭了盘踞该寺的日寇，将《道藏》全部转移到太行山根据地去。此役我们牺牲了八个战士。赵先生在讲到这“八个战士”时，作一个把大姆指和食指伸开的手式，并且举到至少齐眉毛那么高，提高嗓门，声调激越，显然是很带感情的。“牺牲了我们的八个战士啊！”我至今仿佛还能听得见他说这一句话的声音。这是一位专家对八位烈士发出的充满崇高敬意和深切感谢的悼词。 以后是敌人的残酷扫荡，我太行山根据地军民也常须随时转移，这批《道藏》只好“坚壁”在山洞里，到1949年经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运来北京时，已有不少卷轴因受潮湿而沾连在一起。赵先生曾因害怕运往台湾的那批善本书受潮霉坏而着急发怒，但对这批《道藏》之受潮沾连则毫无抱怨保管不善的意思，能抢救下来已属不易了，封在山洞里受潮湿，乃战争环境中难以避免的事。情况不同，在赵先生心情上的反应也是完全不同的。 书画沾连，经过揭裱，是可以整旧如新的。赵先生说，已从琉璃厂的裱工师傅中请来四位高手，他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把这一批难得的国宝整理好。因为数量大，他估计这四位师傅完成这一任务须十年。我们当时一听是十年，感到这是遥远的未来；然而弹指一挥，三十年过去了，这批金刻《道藏》该是早已整理完好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保险”的善本书库里了吧。 1949年的上半年，是北京解放后的第一个半年。解放前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所加于我党我军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的不良影响还有待于肃清。我即曾听一位中学老教师说过共产党不要文化，共产党来了北京图书馆要烧掉。这类的话大约赵先生也曾听见过吧。而《赵城藏》的运来北京，即有力地说明正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地重视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 然而此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会有十七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因此便不能不联想到此事若落在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手里又将如何呢？“文化大革命”所要“革”的远远不限于文化，但文化总归是也在应“革”之列的。按照他们“破四旧”的标准，这批《道藏》，或者还要连同广胜寺，是都应予“破”掉的。虽然已经移藏于北京图书馆“保险”的善本书库里，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也并不一定保险，遇罗克在当时8月23日的日记里就写着：“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1980年7月21日《光明日报》)。这批刻印于1234年以前的《赵城藏》是怎么也达不到“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一标准的，也就是说它注定是符合应“烧”的标准的。如此联想下来，不免为之感到岌岌乎殆哉。或者北京毕竟是首善之区，北京图书馆又和国务院隔街为邻，该馆关门避祸，才幸免于浩劫。 赵先生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估计也不会好过，至少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总是可以扣上的。但在那时自顾不暇，连打听一下的可能也没有。后来在有机会见面的少数师友间悄悄传告王重民先生于颐和园逝世的消息，那时想写点寄托哀思的悼念之词是也无写处的，只能寄托于这种悄悄的传告。谈及王先生，自然就要想到赵先生，而在辗转传告中一直不见有赵先生的噩耗，使我暗自庆幸这位老师尚在人间。 我从听完赵先生讲《版本学》之后，因为未干他这一行，所以并不常见。有一次见面印象较深，他亲自领着到北京图书馆地下室善本书库看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他就眼前的“实物教材”讲了一些该书形体方面的常识。他由抄写的精工又说到“外三阁”抄写的偷工减料，镇江文淙阁和扬州文汇阁藏书已全毁，杭州文澜阁烬余残书犹可为证：有的每叶只抄靠边的几行，靠里几行不抄，检查者敷衍了事，而抄写费足数发放，照例的议叙也是开列无误的。 又一次记得的见面是在1964年前后，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看书时遇见了他。这时他早已不穿蓝布大褂，改穿蓝色中山服了。这次见面只低声寒暄了几句，怕影响其他读者不便多谈，很平平常常地点头分开了。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这就是终生永诀；然而这竟是最后一面，终生永诀。 报上说“赵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赵城藏》运来北京时他表现得那么欣喜兴奋看来，当不只是因为《赵城藏》之幸获安全，还因为他由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使他放了心。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是和他为之毕生倾注心血的版本目录得到党的重视相联系的。十年动乱中不知又曾使他怎样悬心，但他毕竟看到了粉碎“四人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版本目录的事业在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将大有发展。他比王重民先生幸福，他可以放心地离开人间了。 张守常 1980年第12期,总第21期 - 广告 薛暮桥新著 《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 本书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的补充和发展 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告 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 种种迹象表明：在国内，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正式诞生的时刻已经临近。笔者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近两年来(七八年秋天至八0年秋天)出现于各种刊物上的比较文学文章已近六十篇，而从五0年至七八年这二十九年内总共只有一百多篇。或许这个迟熟的瓜，蒂终于要落了。(听说，上海师大在筹备开设此课。这是很好的。)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上世纪末诞生以来，世界上文化较发达的国家都有了比较文学学会，各重要大学均有比较文学的系科和研究生班，世界比较文学学会每三年定期集会，然而，在我国，除了个别作家长年的默默努力外，没有任何从事比较文学的机构和刊物，没有任何大学设比较文学课程。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已有结束之望，是值得庆幸的。 中西比较文学，一直是比较文学一个极重要方面。早在欧洲比较文学的萌芽期，比较文学的先驱者就在梦想中西文学的汇合。第一个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歌德是个中国文学迷，他认为《好逑传》与理查森的小说和自己的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很相似，并认为贝朗瑞的诗与中国文学相比显得“不道德”。这恐怕是中西文学比较的第一个实例。 虽然本世纪比较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在欧美文化系统内展开，但是近年来超文化系统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东西文学比较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美国六十多个大学博士班有十多个在搞东西比较文学。当代法国比较文学权威艾登堡声称整个比较文学方向应转向东方，他甚至提出中文应是比较文学学者的国际语言；没读过《西游记》，就象没读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不能谈小说理论。 在中国，中西文学比较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清末，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就把黄遵宪的长篇诗歌比西方史诗；王钟棋认《水浒传》为“社会主义小说”、“虚无党小说”，说它可以与托尔斯泰、狄更斯比美；苏曼殊以李白、李贺比拜伦、雪莱。虽然他们做的还只是肤浅的比附，但也足以说明在我国民族觉醒的胎动期，中西文学比较就已有了粗陋的开端。 我国正式的比较文学论文约于三十年代初期出现，范存忠、陈受颐等人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西欧的影响。之后，在朱光潜《论诗》、钱钟书《谈艺录》、朱自清《新诗杂话》、李广田《诗的艺术》以及李健吾的若干论集中都出现了有真知灼见的中西文学对比研究，而戴望舒等人则开始译介西方比较文学理论著作。五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戈宝权研究中俄文学影响史的许多论文。但是，无论哪个时期，都不能比最近两年比较文学收获之面广量大，一九七九年我国接连出版了一些解放后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文集，尤其是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的问世，被海内外学者认为是中西比较文学史上的大事。 但是，虽然中西比较文学历史悠久，中西文学间的可比性一直是受到怀疑的。很多人认为只有同一文化系统内的文学才有可比性，中国文化传统与自希腊罗马开始的欧美文化传统之差异毕竟太大，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历程又与，欧、美大相径庭，中国文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因此，我们必须以事实证明中西文学之间的可比性。 首先，有大量资料证明中西文学之间有长期交流影响的历史。当中国三大发明以阿拉伯人为中介传向欧洲时，中国文学也传向西去。在《管锥编》注说《太平广记》等书的部分，钱钟书先生告诉我们《天方夜谭》和西方许多民间故事类同到不可能各自独立创作出来的地步。明末(十六世纪)耶酥会教士来中国，他们的著作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理想化的描绘介绍，使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大为兴奋，以中国文化作为他们所提倡的理性主义典范。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方文学艺术中所谓“汉风”(chinoi－series)盛行不衰。到二十世纪初，英、美意象派诗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找到与现代派诗歌相通的技巧特征，使中国古典诗歌一度“淹没”了英、美文坛。对这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加州大学叶维廉(Wai－lim Yip)教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由于封建主义滞缓了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国新文学向西方求师是很自然的。鲁迅之于契诃夫、果戈理，郭沫若之于惠特曼、歌德，曹禺之于易卜生和奥尼尔，冯至之于歌德、里尔克，卞之琳之于里尔克和瓦雷里，戴望舒之于波德莱尔和洛尔加，艾青之于韩波和凡尔哈仑……。我国学者对这些作了相当广泛的研究，例如冯雪峰《鲁迅与果戈理》(1953)、薛诚之《闻一多与外国诗歌》(1979)等。 这种影响，当然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戈宝权《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中国》(1956)，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1980)比较集中地谈了后一方面的问题。 细分一下，外来文学影响还可以有几个类型。负影响(negativeinfluence)，指的是外国文学被用作反对本国固有传统以开创新局面的武器。五四前后被介绍进来的西方文学大都起了这样的作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拜伦等“恶魔派”诗人来抨击中国封建文学之“持人性情”，就是显例。 反影响，指的是借批判外国文学，从反面支持本国文学的某种趋势。不负责的乱批，“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在我国已见得太多，这对外国文学是冤枉不公正，对我国文学也起破坏作用。但正确的批判永远是必要的，例如柳鸣九在《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1979)中批判日丹诺夫对待西方文学的狭隘观点，就必要而及时。 回返影响，指本国作家先在国外获得巨大影响然后反过来影响本国。本世纪初英、美意象派诗人尊崇李白、王维，而意象派的主张又影响了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他的《文学改良当议》中的几条建议几乎全来自意象派一九一五年宣言。美籍朝鲜人学者方志彤(Achi11isFang)所著《近世中国诗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发展》对此有详细研究。 超越影响，即一个作家在国外的影响远远超出在本国的地位。例如伏尼契的《牛虻》在英国知道的很少，在我国影响深远；杰克•伦敦在我国地位崇高，在美国文学史著作中常被认为是二流作家。寒山诗在唐诗的灿烂星河中很不显眼，却被美国垮掉的一代诗人奉为诗圣。 虚假影响，即所谓“幻景”(mirage)。幻景有不自觉的，往往是缺乏知识所致。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由于听信“汉学家”弗诺洛萨之言，错误地以为中国方块字至今是一幅幅组合的图画，因而认中国诗为“全意象”诗，是现代诗的范例。自觉的幻景是为了给作品增加情趣而有意歪曲作品的异国内容，中国经常成为这类作品的牺牲品。例如英国作家希尔顿所著风靡一时的《消失的地平线》，把“香格里拉”即中国西藏描写成世外桃源；五六十年代风行英、美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作多卷侦探小说《狄公案》，主角唐朝名相狄仁杰被誉为中国福尔摩斯，但小说缺乏唐朝背景的历史准确性，实际上其资料来自明清公案小说；再例如西方不少以马可•波罗为主角的小说，里面竟有李白赋诗，张天师作法，而忽必烈女儿爱上马可•波罗等情节。有意的骗局也可算一种“幻景”。美国曼尼克斯所“译”《李鸿章回忆录》甚至有前国务卿为之作序，一直被信以为真，直到发现某些史料错误，骗局才戳穿。 文学影响还有一种有趣的情况是借用。抄袭固是恶德，但国际间的抄袭经常是极有研究价值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题目就直认了是借用；沪剧盛演不衰的“西装旗袍”剧目《少奶奶的扇子》、《蝴蝶夫人》等是从英、美剧作改编的，但现在已不注明改编而成为创作。 出色的借用必然有“创造性背叛”(creative treason)的精神。美国女诗人阿米•洛威尔的组诗《汉风集》，在现代自由诗形式中追求中国古典诗歌的情趣；布莱希特努力把中国戏曲技巧揉合进西方风格之中，都是适例。与创造性背叛相反的是讽刺性仿作(parody)，在一些以歪曲诬蔑中国人形象而逗乐的西方低级小说中，我们可看到这类例子。 以上所列举的种种中西文学交流影响的形式，都是有实证可寻的。但是中西文学的可比性远不限于实际存在的接触。郑振铎先生早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就指出：“‘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地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然而超出于这一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地相同。”他点出了文学之间除实际接触之外的可比性。 例如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过程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新诗从郭沫若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从康白情和湖畔派深情轻婉的浪漫主义，转向徐志摩圆熟的后期浪漫主义和前期闻一多的唯美主义，再进入卞之琳、戴望舒的象征主义倾向，早期艾青的世纪初后象征主义风格的自由诗。虽然这样的总结过于简单化，但我们仍可看出短短十二三年中，诗风推演的次序与整个十九世纪欧、美诗歌一百年中的推演次序几乎完全一样，对此，影响研究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只能认为文学思潮的演进，常常是象地层一样有次序的，而一国文学接受外来影响的能力，也常是受这演进次序制约的。从个别作家接受某种影响看是偶然的事，从整个民族文学看，总是“应运而生”的。在比较文学中这种理论称为“层次说”(stradialism)。我想这至少部分说明了为什么二十年代初李金发走私贩卖式的“象征主义”实际上没产生多大影响，成为一个没能改变这次序的例外现象。 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也决定了与社会生活有关的文学现象也有规律地出现。例如在欧洲，在中国，小说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期；现代派文学风格都产生于现代大城市生活方式形成之时；而初民的共同社会生活形态产生了中西神话的共同原型：我们也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为人的创世神话，有士达弹五弦瑟引来“阴气”这样的繁殖神话(与希腊埃及一样繁殖神话显然源出于祈雨的巫术仪式)；天帝与刑天，黄帝与蚩尤之间的大战，跟宙斯与泰坦族，耶和华与撒旦之间的战争有相似之处；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这样的灾难及拯救神话，跟挪亚方舟故事一样，都是先民与险恶的自然灾害艰难奋斗的印迹。 而且文学还有不局限于一定社会形态的普遍题材。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这些爱情悲剧虽有深刻的社会因素，但也有人类共通的感情和道德内容。被称为是比较文学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主题研究(théma tolo－gie)，就是力图打破时空界限，横贯各种民族的文化，寻找同一题材的种种变型，并究诘其原因的。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中有许多主题研究，例如《毛诗正义》四二佞幸误国题材以诗经、李贺诗与马洛、杜巴莱作品相比；《焦氏易林》一六以薛伟化鱼故事与卡夫卡《变形记》相比等。 而文学技巧本身也有其特殊规定性，在各国文学中会导致类似的问题，例如诗歌的节奏构成元素不外乎音重、音长、音高、音节数量和停顿等，语音特征相类似的语言，其诗歌节奏就会有相似的形式。早在二十年代，闻一多就从中、英对比出发写出研究中国新诗节奏结构的最早一篇论文《诗与格律》。虽然因为汉语实验语音学在当时还基础太差，以致闻一多认为中国新诗可借用英诗的“音步”，但他的比较研究为后人打开了道路。 从我们上面列举的种种情况来看，中西文学的可比性已是相当明显，应当是无可怀疑了吧，但是，我们还可以从我国学者已取得的实际成绩来进一步证明这种可比性，因为我国虽然尚无比较文学学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却已遍及到这个学科的每一个专项。 媒介学(mesologie)：即研究文学影响的具体途径。媒介可以是翻译、演出、评论介绍、人员交流、国际会议等等，甚至比较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媒介。三十年来我国比较文学论著还是以具体分析整理这个门类的具体资料为最多。随便举几个例：阿英《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1956)，程代熙《巴尔扎克在中国》(1979)等。翻译研究也是媒介学中的一项，钱钟书《林纾的翻译》(1958)一文是从翻译角度进行文学比较的范例，这方面的新成果有马祖毅的《中国翻译史话》(1978)。 渊源学(crenologie)：研究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风格、情节等的来源。杨宪益《零墨新笺》(1947)和《译余偶记》(1979)两组文章包括了一些这方面的考证。《管锥编》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 文类学(génelogie)：研究一种文体是如何从一国流传到他国，以及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茅盾《外国戏剧在中国》(1980)和赵景深《也谈外国戏剧在中国》(1980)，对话剧运动这种形式如何从西方传入进行了仔细探讨。 以上这些项目，实际上是有重迭的，它们的区分主要在着重点不同，所以我们经常不加细分，统称之为“影响研究”(influencestudy)。 本世纪初比较文学界还把工作局限在欧、美文化系统内部的影响研究，当时比较文学的中心在法国，故称“法国学派”。四五十年代，比较文学的中心移向美国，也许是因为远离了欧洲中心，所以比较文学的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美国学派”。美国学派认为在任何有可比性的问题上都可展开，研究，所以强调无影响接触实证的“平行研究”(parallel study)，并认为比较文学亦可涉及超文学学科如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等。这样，比较文学的工作范围就大大扩展了，而且超文化系统的比较文学(如中西比较文学)也有了理论支持。 平行研究的范围几乎无限制。从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1978)，方平的《我国古典文学与莎士比亚》(1980)可以看出这种对比可以从各种角度出发：主题、题材、情节、人物等等。这样的比较能同时加深我们对两国文学的理解。《管锥编》中以西方文学注解中国文学经典，解决了不少前人聚讼纷纭未得一解的问题。 平行研究在证实某种文学理论的正确性上特别有用。如果能在几种不同传统的文学中为一种理解找到根据，那么这种理论的说服力就强得多。英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燕卜荪在他轰动一时的著作《复义七型》(1930)的第一章就引用陶潜《时运》一诗来证明他的词的复杂意义是诗歌强有力表现手段这论点；钱钟书《通感》(1963)一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论著，此文分析了大量中外诗歌的例子，最后指出通感是诗歌自古以来的常用手段，并非波德莱尔与象征主义者的专利品，这样的论证不仅为一种我国传统的表现手法恢复了名誉，而且使我们对象征主义也减少了疑惧。笔者至今还记得当年自己还是个少年，初读此文时，这种对比研究方法的雄辩力量所引起的激动心情。 美国华盛顿州大学王靖献(C.H.Wang)教授一九七四年用英语发表《钟鼓集》一书，将西方研究民间口头创作的专家劳德和巴理的“套语理论”研究诗经，证明了口头诗歌创作的套语化是世界性现象，不仅适用于欧洲的叙事诗传统，也适用于中国的抒情诗传统。最近美国加州大学的郑树森(WilliamS.Tay)教授用英国莎学家分析莎士比亚作品所用的意象统计法分析唐诗中的意象，用结构主义的信码论分析，作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 当然中西文学理论本身也能相比， 然而这是中西比较文学中最困难的课题。中国文学理论有自己独立的体系，有一套专用的、无法翻译的术语，但是如果中西文学实践能相通，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就没有理由不能相通。去年出版的王元化所著《文心雕龙创作论》把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别林斯基等人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与中国文论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平行研究不仅在于寻找共同点，也在于研究相异之处——比其同，究其异；寻其合，追其分。这种方法有时被称作“对比文学”(Contrastive literature)。这种研究中最令人神往的课题是“缺类研究”。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大规模的叙事诗传统，为什么中国戏剧产生较晚，为什么悲剧在中国没有希腊悲剧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等等。杨绛的《李渔论戏剧结构》一文堪作对比文学的范例，她从李渔的戏剧理论跟亚里斯多德理论的类似点出发，深入剖析中西戏剧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巨大分歧，指出中国传统戏剧实际上是一种“小说式戏剧”。这样杨绛先生不仅避免了因表面相似而作浅近比附，而且阐明了对理解中西戏剧都至关重要的实质性分歧。 因此，中西比较文学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足以证明中西文学之间的可比性，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已不存在怀疑余地。 有人会问，此类研究文字固然有趣，但完全可以归入中西交通史，文学史，文论史等学科，有什么必要单独成为一个学科呢？很有必要。 首先，国际交往的需要，中华民族文化团结的需要，显然已急不可待地要求开辟这一学科，有计划地进行这一工作。近年来一些国外比较文学专家来访，我国竟没有任何对等学术研究机构或教育机构可予接待。最近笔者听一个日本东西比较文学专家演说，他以为既然中国至今尚无比较文学学科，就把时间全化在讲解最基本的概念和术语上，事后他发现在座洗耳恭听者不少人对比较文学颇有造诣，不禁对自己的讲法感到十分懊恼。 目前我国中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几乎是两个行业，而且隔行如隔山。治中国文学者能兼通外国文学者极少，治外国文学者则抱“不干涉内政”态度，这种情况，看来是不正常的。设立比较文学学科，就是在两者之间搭起桥梁。 更重要的是，中西比较文学有指导文学创作实践的价值。目前青年作家和诗人很愿意学一些新技法，但看外国文学作品时，满眼异 国生活，异国主题，异国方法——只见其异不见其同，要学也无从下手。一旦下决心学，往往照搬照套，忘记了中国文学的传统。这里就需要比较文学工作者来作分析评价工作。 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诞生之期已指 日可待。笔者人微言轻，只能坐在观众席上参加鼓噪，催演出早点开场。但当笔者写完此文时，不禁想起比较文学的第一个鼓吹者歌德的诗句： 东方西方，不可分离。愿歌德的理想在我国早日成为现实。 赵毅衡 谈企管干部学习运筹学 运筹学的外文原意是操作研究(在英国称Operational Be－search，在美国称OperationsResearch)。它在四十年代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技人员研制出了象雷达、深水炸弹那样的反空袭、反潜艇武器系统，但是习惯的操作、部署武器的方式方法，已不能充分发挥这些武器的作用。操作、部署落后于武器的性能，这向科学家提出了新课题。英、美政府于是专门集中一批科学家研究操作方面的问题，这就奠定了我们称之为运筹学的“操作研究学”。 操作的对象是物。物与物之间总存在着数量方面的联系。把同类型的数量关系抽象为一个象方程式那样的数学模型，一旦找出了数学模型的解，这就相当于解决了外表上千差万别、数量关系上却相同的许多问题。这是数学高度抽象性的力量所在。因此，数学在运筹学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关于运筹学的专著和论文也不能不充满了艰深的数学。那么，是不是只有精通数学的人才能使用运筹学，或是运筹学方法中应用的数学越难，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越大呢？ 不是。我们要推广运筹学的应用，首先必须清除这种错觉和迷信。 印度一位运筹学者辛格(Singh)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他曾经用运筹学方法给铁路部门解决过一个问题，节约并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但是他却从未考虑过要把这作为经验发表，原因是其中的数学方法很简单，写成材料也不会有哪本科学杂志肯刊登。他还处理过另一项工程中的问题。虽然没有带来巨大经济收益，但对运筹学方法却有一项数学理论上的发展。他据此写了一篇论文，不但专业刊物立刻刊登，而且国外杂志纷纷转载。所以，广大有丰富实践经验、热心四化的企业管理干部，千万不必因为自己数学基础差而妄自菲薄，视运筹学为畏途。可以这样讲：理解运筹学方法的基本精神，应用于实践，是并不太难的。有时，只要按运筹学提出的要求，把一些数据整理一下就会发现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漏洞，一旦着手改正，就会取得经济效益。 国外运筹学发展的历史和各种运筹学组织的现状也可说明同样的问题。事实上，“操作”除去“物”这一对象外，还有各级操作者——人，更要进一步考虑操作的系统所涉及的其他系统——人的集团和社会现象的反应。研究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远非数学一个学科所能包揽，这正说明了对运筹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中，为什么有许多位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原因。在运筹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为了适应战争的迫切需要，解决科学家人员不足的困难，成立了各学科专业人员混合编成的小组。实践表明它正符合知识越分越细、许多问题已经不是个别专家所能独立解决的客观规律。现在，国外就有人明确建议，在一个企业内的运筹学小组里最早任命的六个人中应该分别具有下述的学历、经历：一位物理学家，一位工程师，一位数学家或统计师，一位行为科学专家，一位科学方法论专家，还要有一位熟悉公司业务的人。而就一个专门从事运筹学谘询业务的组织而言，各专家原来学科的比例大致是： 物理学和工程学 34％ 生物学和人类行为学 24％ 数学、统计学和逻辑学26％ 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16％无庸赘言，所有这些人员都要懂得运筹学的基础理论，否则各吹各的调，拧不成一根绳，就不能发挥作用；但是各人在数学方面的造诣却是可以有很大差别的。 国外学运筹学的人，即使在今天也并不全是理工科高材生，更多的倒是各个企业的原来研究经济学、会计学等的经理人员。因此，国外出版了不少主要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对象的运筹学书籍。美国运筹学界著名的Wagner在写了《运筹学原理》(可惜迄今还没有组织力量翻译该书)之外，还写了一本《管理运筹学》。英国P.G.Moore的《运筹学基础》也是一本经过重版增订的同类型有影响的书籍。 以《运筹学基础》一书为例，全书十一章及二则附录。全书分确定型、非确定型介绍了运筹学的大部分分枝：资源分配、线性规划、网络分析、排队堵塞、储存控制与模拟、预测、决策分析、市场开辟等。各章的重点不是放在数学模型的推导这个最易使初学者望而生畏的方面，而是通过对大量事例的分析，说明各类运筹学问题的提出及找到的最优化解的意义。另一方面，各章的编排又保持了运筹学教科书立足于计算技巧的全部体制，并分章列出了参考书目，这就为初学者尝到甜头、领略滋味后继续深入学习提供了方便。 Wagner为管理人员写的运筹学，上海还未见原文，P.G.Moore的《运筹学基础》已由闸北业余大学企管专业教师译出，由上海市企业管理协会征订中。这本书与复旦大学数学系翻译的《运筹学模型引论》(Cooper等三人合著，侧重数学模型)有互相补充的作用，都值得推荐。 陈尚霖 凡尔纳的预言 读儒勒•凡尔纳的书，可以发现：他的科学幻想小说不是向壁虚构的臆测，而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科学成果的反映。他几乎把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的科技理论与实践都放了进去，这些科学主题这样全面地以文艺小说的形式出现，这还是第一次。在他的书里，不但有坚实的科学知识，而且交织着充满趣味的对于未来世界的奇妙幻想。 一八六三年一月，凡尔纳的第一本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出版了，当时正在研究航空技术的科学家们制成了“巨人号”气球，于同年十月四日首次升入天空(虽然不久这只气球失事了)，凡尔纳的书因此畅销，流传愈广；而在一九○五年三月凡尔纳去世之后一年，桑托斯•杜蒙在巴加戴勒草地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飞机航行。从气球试验到飞机的发明，这其间人类的科学技术经历了多大的进程啊！正是这些往昔的和当代的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为凡尔纳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这些科学家，如牛顿(IsaacNewton1642—1727)在古典力学上的伟大成就，因拉格朗日(J.L.de Lagrange1736—1813)等人的分析研究在十八世纪中愈趋完善，这使得凡尔纳对于整个宇宙和诸天体有了新的认识；居维埃(G.Cuvier1769—1832)①使他在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方面增加新知，《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等书中对于那些巨兽、虫鸟和鱼类的描述正是借助于这位科学家的贡献；拉勃拉斯(Laplace1749—1827)、阿拉戈(Arago1786—1853)、哈雷(Ha－lleyl656—1742)在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研究的新发现，使得他对太阳、月亮、行星、彗星以至海洋潮汐有了清晰认识(我们可以在《从地球到月亮》、《月球旅行》直到《流星追逐记》中看到)。在地理学、地质学方面，德国人韦尔纳尔(A.－G.Werner1750—1817)的创见也开拓了他的视野。凡尔纳对地理兴趣特别浓厚，一八六六年他曾负责编辑过《法国地理杂志》②。由于酷爱旅行，他先后购买过三艘游艇(这些船都是以他儿子的名字“米歇尔”命名的，就叫“圣•米歇尔一号”、“二号”、“三号”)③，他时常与家人和朋友驾船出游，足迹遍于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及其沿岸诸国。我国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凡尔纳真足以当之无愧了。 最有意思的是往昔的或当代的伟大科学成就既反映在他的许多小说中，又大大地激发了他的遐思，这些遐思或幻想，今天不都成为现实了吗？ 举几个例： 一、飞行器。作为现代世界的交通工具，今天飞机已经广泛地使用了。但是凡尔纳在一百多年前早就设想：将来人类一定会驾驶“比空气重”的物体作定向飞行。一八六三年他就和友人纳达尔(Nadar)共同创立过“航空机车促进协会”④。他不但写作科幻小说，而且还用实际行动去促进科学发展。 二、火箭。在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亮》中，书中人物梅斯顿为了实现把三个人送上月球的计划，设计出一种“哥仑比亚炮”——今天的读者，请不要笑他那时想象的“至少有半英里长的大炮”啊！——他仔细描述了登月机械的动力、燃料、内部装置诸问题，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才是一八六○年。而在现实生活中，直到一九六九年才有“阿波罗号”登上月球。人类用整整一百年时间终于实现了这个大胆的设想。 三、电视。在凡尔纳晚年的一本小说《2889年一个美国新闻记者的一天》中明明白白写了电视装置。这个中篇是由他儿子执笔用英文写的，经作者审阅签字之后，首先发表在纽约《论坛报》上，时间是一八八九年。书中记述一个美国报界企业家到欧洲去旅行，他可以在巴黎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他留在纽约的妻子正在晨妆，进早餐，等等；他跟她谈话就象人在对面一样。实际上，电视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公开放映。 凡尔纳在他的小说中所描绘的这些幻想今天都一一变成了现实或正在变为现实，有些发明甚至比他所预言的时间来得更早。无疑地，没有当时的科学进步，凡尔纳不可能写出他的科学幻想小说；而正因为他的小说具有科学理论基础，所以他的那些幻想才常常带有一种预言性的东西，这反过来又启发了后世科学家的思维，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除了这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预言之外，在他思想上总是存在着一个忧虑，这就是他曾多次提到的“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与道德政治上的进步之间的差距”。他一方面相信科技的不断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幸福，而另一方面，他却认为以近世科技发展之快速，人类在道德领域的提高会赶不上它，这就象一个顽皮孩子手里捧着一颗炸弹一样，会给他自身带来很大的麻烦以至灾难，他知道吗？——在这里，凡尔纳的名字就不仅是跟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了，他象社会科学家那样具有异常敏锐的历史意识，这使他成为一个历史预言家。 你不会忘记，在《蓓根的五亿法郎》(一八七九年出版)中，这世界上不只是有着沙拉赛恩医生兴建的乌托邦式的“法兰西城”(显然这里面包含着傅立叶、圣西门的“法郎吉”或“新村”的理想)，在它旁边还有着德国人苏尔策教授建立在法西斯式专制、恐怖之上的毁灭人类的工厂，他日夜经营，让“播下的死亡种子欣欣向荣”，他所追求的是“权利、财富、罪恶这三位一体的东西”，最后这个野心勃勃的“钢王”僵死在他自己发明的冷气弹爆炸之中。凡尔纳在这里仿佛早已给我们描下了一幅“第三帝国兴亡图”。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和他的科幻小说中所说的又何其相似乃尔！ 在《机器岛》(一八九五年出版)中，凡尔纳的思想又进了一步。那个被称为“模范岛”的、方圆十八公里的人造大岛，载着居住在上面的腰缠亿万的富豪人物在大海中遨游。那种纸醉金迷、游手好闲的生活似乎将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两个大资本家的的争权夺利终于导致了这座岛的毁灭。他们各自把持着一个强大的推进机，“左舷区”和“右舷区”朝着相反的方向全速开动，最后这座岛裂开了，破碎了，沉没了。“但是，这架坚固的海上机器如果不被那比海和风还要凶暴的人类的欲望所破坏，它还能存在很久呢！”⑤ 凡尔纳当然不会给我们以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而且，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家，他给我们以强烈、丰盈的形象也就足够了，何必有议论？他想：先进的科学发明掌握在道德高尚的人手中就成为幸福的源泉，而一旦为道德卑下的人所控制，它就会变成罪恶的帮凶。在其他一些书中也可以看到，凡尔纳笔下的威廉•斯托里茨死了，那带着强烈香气的隐身药水瓶子也碎了(《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征服者罗布尔去了，他带走了飞行的秘密(《征服者罗布尔》)。作者借了罗布尔的口说：“科学的进步不应当超过道德……二者要同时达到一定水平。我去了，我把秘密也一道带走了，但是这对人类并不会是什么损失。有一天，等到他们具有了足够的教养与明智、可以从中得益，而不致滥用它的时候，秘密将属于他们。” 作者抱着不无悲观的态度观看当时的社会，这只“吞噬着自己的胎儿的母猪”(我借用罗曼•罗兰的比喻)。在这里，人们果然随着科学的进步在道德上有丝毫进步么？没有。他们甚至更加卑鄙无耻，更加善于用美好的言词去掩饰他们的鬼蜮伎俩了。凡尔纳找不到解决旧世界矛盾的钥匙，于是用自然界的矛盾去解决，让“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在全部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有十二部都是以爆炸结束的，这里面不正是表示了作者的愤怒吗？拿我们中国哲学家的话去评说，凡尔纳大概算得上是一个“性恶论”者吧。 然而他却用乐观的眼光看着明天，看着遥远的未来世界。他认为人类的将来必然走向大同，而现在呢，“现代的这些国家则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入大同境界”。 这种“各国将由联合走向大同”的理想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更加显著。就在那篇预言未来的作品《2889年一个美国新闻记者的一天》中，他写到了欧洲的联合，这时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叫做“国联”，已经有了七十五个国家参加，包括不列颠在内。整个欧洲存在着两大帝国，一个是拉丁集团，另一个是斯拉夫集团，以莱茵河为界。凡尔纳写道：“‘威胁有什么用？’一个美国人对俄国大使说，‘使用这些现代的新发明，这些能打到一百公里以外的窒息性炮弹，这些能照射二十法里、一举就可以消灭整个军团的电气闪光，这些满载着鼠疫、霍乱、猩红热细菌、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毁灭整个国家的炮弹，战争可能吗？’”在双方力量基本平衡下，于是形成了一种对峙的“武装和平”局面。——有的读者看到这里不禁会失声叫了出来：“我还以为他是在描写今天的世界哩！”而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异想天开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我们不是已经在带原子弹弹头的运载火箭、激光和细菌武器等等上看到了吗？ 在凡尔纳身后出版的九本遗著中，有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昨天和明天》，其中最末一篇，叫《永在的亚当》，作者用他那丰赡的想象力把人们带到遥远的未来，他描绘出经过很久很久之后，世界大同终于实现，达到了“政治制度与和平的稳定”。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种族纷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leshommes des quatre mers)，但那将是多少个世纪以后的事了。谁能证实呢？ 然而这就是凡尔纳的预言。 ①米莱衣•古特烈－顾奥和比埃尔•苏弗兰在他们写的《凡尔纳的神话》中提到了居维埃、韦尔纳尔和拉勃拉斯对凡尔纳的影响。 ②③④ 马克•梭里亚诺：《凡尔纳年谱》。 ⑤ 儒勒•凡尔纳：《机器岛》(联星译，青年版)。 徐知免 书叶小集 杨刚的书 不算杨刚同志的翻译作品，我的藏书中有她的六个集子。这大概就是这位优秀女作家留给世间的全部的书了。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的成就应该重视，也是值得骄傲的。这些女作家的出身经历，生活环境，思想立场都不一样，因此她们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也很不统一。就以艺术风格来说，一般女性作家总带有婉约纤柔的特点吧，可是我在读杨刚作品的时候，却少有这样的印象，只觉得她感情深沉，气势轩昂，一气呵成。特别是她的诗和散文，没有丝毫的矫饰和呻吟。 这种风格的形成同杨刚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还在学生时代，她就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不管以后到《大公报》当记者，还是在香港、美国，她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其次才是作家。很自然地，她的创作里也显示了她这种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在《东南行》这本书的“后记”里，杨刚向我们披露了她的思想和写作的态度：“我的态度一向是直接的、逼近的接近人，人的生活，人的战斗，人的命运。有一位朋友举出人类爱来做我的特点，我觉得这个名词于我是很含混，很空洞的。我可以说，对于人，我有一种莫大的好奇心，自始至终，不能衰竭。这种好奇心使我追求着要知道人在各种方式之下究竟是怎样生活着，怎样行为，怎样想，怎样感，怎样悲哀和愤怒，欢喜和恨恶。……我发觉了这点对于人的好奇心，我又努力培养了它。我要把它培养成一种经常的，持久的，强烈的关心，并且，我要把这种关心，变成我的行为。”杨刚的写作，正是想“从这滚滚血流的中国”“摸出了一星半点受难者的骨渣”，光是“人类爱”不能说明杨刚的世界观。她的作品为我们留下历史的面影，理所当然地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可是多年来既没有重版过她的书，也没有编过她的一部选集，更不要说她那些未经结集而散见各报刊的作品了。 现在依出版先后为序，我把所藏的六本书名抄下，以供爱读杨刚作品的读者参考。 一、《公孙鞅》，历史小说，“少年读物丛刊丙辑”，1939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二、《沸腾的梦》，散文，“文艺丛书之一”，1939年4月上海美商好华图书公司出版。 三、《我站在地球中央》，诗集，“文学小丛刊第二集”，1940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四、《桓秀外传》，小说，“文学丛刊第七集”，1941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五、《东南行》，报告文学，1943年1月桂林文艺出版社出版。 六、《美国札记》，通讯，“世界知识丛书之四十七”，1951年4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是否还有笔者未能见到的杨刚作品呢？愿知者给以补正。 《伏园游记》的特色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新书局出版了孙伏园的《伏园游记》第一集。此后似乎并没有出版过第二集。这本游记共分四题，即：《南行杂记》、《从北京到北京》、《长安道上》、《朝山记琐》。 《南行杂记》刊于一九二0年《晨报》的第七版，孙伏园说：“那时第七版还不曾独立成为副刊哩。”内容是写回绍兴省亲归来时的旅途见闻。“五四”时期游记的形式也是一种解放，写来很随便。孙伏园这本游记的特色不在于记述见闻，而是借着一点由头便议论开来，意在揭示社会人生。在《战氛》那一节里，孙伏园写到工人“扬州老五”的命运。工头无故打他个半死，然后把他辞掉。待到伤好后，又有新工人顶了他的班，而这位新工人的命运也还是被打伤后再辞掉，这样工头又可以“介绍入厂做工”为名来收取新的佣金了。这篇游记几乎不写环境和风光。 《从北京到北京》写一九二二年赴济南和游泰山、曲阜的经过，然而作者对于泰山的印象却未置一字，重点是为在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几位学人写了小记。乍看简直不象是游记，可是游记的写法本来就不拘一格，为什么非要写景不可呢？《朝山记琐》是一篇研究京西妙峰山进香风俗的游记，当时孙伏园会同顾颉刚等人进山考察，可以说是“五四”以后民俗学家们初期的一次考察活动。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长安道上》了，因为作者在一九二四年的这次西安之旅，恰好是与鲁迅先生同行的。关于这次旅行鲁迅只在日记中有简略的记载，而孙伏园的游记正好补充了它的不足。那时从北京出发，火车只能坐到汉南的陕州，此后便要乘木船入陕，沿途要走四天，一百八十里的黄河水路。鲁迅在日记中记下“夜泊灵宝”，可是在孙伏园的笔下就不只这四个字了。比如，他面对这绝好的景色曾经对先生说：“宜乎美出生在这里了。”然而，“鲁迅先生静静的望着，没有什么表示。”这段话见于孙伏园写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而在《长安道上》更能见到鲁迅先生旅途中的一些活动。当他们归途行舟至山西永乐县境时，在岸上以四十铜子，买了一大筐花红，并且在树下可以随摘随吃，鲁迅先生以为这种经历还是平生第一次。孙伏园又记述了黄河船夫生活的艰辛，他们身上连一丝衣片也没有。鲁迅先生在船上同船工们生活了好几天，且曾与他们融洽地交谈，船工猜测鲁迅先生在同行人中年龄是最高的。也不过“三十左右了”。其时鲁迅已经四十四岁，在船工们看来，城里人总是显得年轻吧。 孙伏园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一篇游记《长安道上》，竟在半个世纪以后成为研究鲁迅先生的可贵资料，否则当时他一定会更集中地写下鲁迅先生的一言一笑了。 《不惊人集》的下落 一九三三年徐懋庸编好了他的第一本杂文集《不惊人集》，可是读者见到的他的第一本杂文集，却是鲁迅先生为之作序、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版的《打杂集》。他在本书的《作者自记》里说：“我的第一个杂文集子《不惊人集》被一家出版社要去，迄今快要两年了，可是总不见出版。……这个集子到底能不能出版，连作者的我也不知道了。” 事隔二十几年以后，徐懋庸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遗憾地说：“后来编成一本《不惊人集》，但被国民党的检查机关禁止印出，连稿本也无影无踪了。”(见《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号《人民文学》)这么说，似乎《不惊人集》不曾出版过。然而，《不惊人集》确曾问世过。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千秋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何以未能见到此书呢？猜想书出之际正是抗日战争爆发之时，那时他正携家回到浙江上虞县的故乡去，后来又经武汉，转道去了延安。这本想来印数也不会多的《不惊人集》，便在兵荒马乱之中不为世人所知，连他的作者也无缘见到了。 《不惊人集》收杂文五十篇，大多是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的。其中的《草巷随笔》是作者一九三0年以前的旧作，可以说是最早的试作。徐懋庸的动笔写杂文，完全是受了鲁迅和《自由谈》的影响，这同唐开始向《自由谈》投稿，以及鲁迅为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推背集》的出版出力一样，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事实。唐和徐懋庸是同时期热衷于写杂文的作家，彼此都有突出的成就。只是徐懋庸中断了近二十年的杂文写作，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又重新拾起笔来。主要的原因，是他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干了别的一些行当。 这次重新拾笔，又是一发而不可收。一九五七年五月，他将新写的杂文编成一本书，名为《打杂新集》，共五十三篇。想不到全书已排出校样，因为政治运动的袭来而不得不报废了。其中一篇《小品文的新危机》，竟成了他主要罪行之一。这篇以“回春”作笔名的杂文，无非指出在当时杂文正面临着一个危境，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矛盾。为了引起社会上的重视，他列举了若干矛盾，同时也是为了方便讨论。若果抱着研究问题和正视事实的态度，应该欢迎这样持之以故的文章，可惜那时把真理弄颠倒了。我至今记得徐懋庸提出：“现在的小品文作者，必须从头学起，在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法方面提高自己，并保存优良的传统，克服过时的积习，使自己的作品总有点儿生活，有点儿思想，还有点儿艺术，也可以有点儿科学，而且，还应当有自己的风格。”我不明白，这样的小品文难道不正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吗？何罪之有！ 姜德明 尊重学者的辛勤 春夏是蜜蜂繁忙的劳动的季节，它们需要飞行45万公里(也就是差不多等于绕地球赤道飞行十一圈)在一百万朵花上采集，然后才能酿出一公斤的蜜。 最卓越的人类智慧成果也是长期思索、艰苦劳动的结晶。哥白尼研究三十年，到死前才公开《论天体运动》，万有引力定律费去牛顿十七年的思索，决不是苹果落地的那一刹那才想出来的。从参加贝格尔舰的环球搜集材料的旅行到《物种起源》出版，达尔文进化论的发育长成也用去28个年头。包含唯物史观和剩余值价学说这两个马克思重要发现的《资本论》，从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马克思开始研究，到1894年恩格斯整理全部出版，既是马克思的毕生心血，也耗去恩格斯的巨大精力。 人们赞美蜂蜜的香甜，歌颂战士的勇敢，也应崇敬学者的辛勤。象古代阿拉伯铭言说的那样：“学者的墨水应象殉难者的血一样受到尊重。” 补白 问石 宁波天一阁藏书小记 早在十六世纪初期，明朝嘉靖年间，著名的史学家王世贞、胡应麟、何良俊等致力于研究古代历史和明朝史乘。何良俊建立了清森阁，专门收藏宋元佳椠和珍本；宁波文史学家范钦，自嘉靖九年，开始收藏图书，到嘉靖四十年上，建筑了天一阁，专门征集明代当时的文献情报，就是那时的近代史资料。其中包括明朝的《实录》、邸抄、揭帖、招供、地方志、进士登科录、乡试题名录、名人的传记及诗文集等数类的书籍。虽然在这四百多年中，屡经兵燹，又遭偷窃和破坏，到了解放初期，经过冯贞群先生的清点、整理，编有《天一阁劫余书目》，有铅印本，又经过天一阁保存所负责同志的努力，征集和收回了天一阁已经散佚的书籍，如今共存三万卷，善本书一千种一千多部。现在修建房屋，编制目录，已经陈列齐整。我试图把阁中所藏明代图书，简明扼要地叙述在这里，可供研究文史学者参考。原来浙东是文献之邦，自从宋代王应麟、黄震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问，写了不少如《玉海》、《黄氏日钞》等考证典章制度、地理文物的切实有用的书籍，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黄宗羲、万斯同等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史学家，继之以章学诚论史学的方法，全祖望纂辑南宋、南明爱国人士的传记，都是在清朝统治者严禁之下，文网日密之时，不避斧钺，辛勤地把它记载下来的，在我国史学界遂形成为浙东学派。我建议如果把天一阁范氏以后的藏书，浙江名贤的遗著，采访收辑起来，成为浙东文献图书馆，那该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