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原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一、建国初的取舍 　　早在1948年，邵荃麟就在香港著文，批判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古典文艺①。到1949年7月，周扬、茅盾作为新中国文艺领导人，一面批判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欧美国家文学，一面强调应加强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的学习②。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发刊词指出：“我们的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以及卓越的短篇作品。”③由此可见，建国初看重的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而排拒、反对欧美文学。 　　50 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势必为捍卫现代民族国家利益，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文学关系，译介其文学。由此可见，建国初在外国文学取舍态度上，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状态，其功能指向是一致的。 　　首先，欧美文学虽仍有译介，但大都为古典文学中那些反映阶级压迫、民族矛盾的作品。 　　据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不完全统计，1949—1953年翻译出版欧美古典文学著作的主要情况是：德国28种，英国39种，法国96种，美国38种④。至于现当代文学，尽管偶有译介，却主要限于革命的进步文学⑤。 　　 其次，加强了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学的交往，译介了他们的不少作品⑥。这是因为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政治上隶属社会主义阵营，二战后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他们的命运与中国颇为相似，他们的现当代文学的基本话语，也与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颇为相似。但译介这些国家文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进团结与友谊，译介、交往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关系。 　　 再次，全方位地译介俄苏文学。所译作品无论数量还是类型，均是空前的，“在苏联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种重要著作不曾被我国翻译家译介过来的，许多重要作家的多卷集也开始出现”⑦。建国后的7年中，“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包括作家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196种俄苏文学作品”⑧。俄国古典文学虽仅占俄苏文学翻译种数10％左右，但在1949—1953年也达114种⑨。在大量翻译俄苏文学作品同时，苏联文坛重要的政策、理论性文本也被介绍进来。1946— 1949年，联共（布）中央为加强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做了一系列的决议，如《关于（鳄鱼）杂志》、《关于〈旗〉杂志》等，它们在40年代末就被译成中文，在1951年底开始的文艺运动中，它们与日丹诺夫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以及史达林1930年12月12日给杰米杨•别德内依的信等，被指定为专门的学习材料，得以介绍。另外，50年代初苏联文艺界对歌剧《波格丹•赫美里尼茨基》和乌克兰诗人普罗柯菲耶夫的批判言论，也被及时地译成中文，一同作为新中国文学构想与发展的参考。 　　1952 年，苏共19大召开，中国《文艺报》1952年第21期便转载了马林科夫等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报告，并加了“编辑部的话”，要求文学艺术工作者“尤其应该著重地认真地学习”。同期，还专门刊发了冯雪峰的《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介绍、倡导苏共19大关于文学艺术的精神。《人民日报》10月7日社论《苏联***第19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也强调了马林科夫的报告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在苏共19大文艺精神影响下，1952年底，周扬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⑩，要求作家们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旗帜，以创造新中国文学。紧接著，1953年第2次文代会便仿效苏联，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以行政的方式加以推广。 　　 不仅如此，《文艺报》1952年第21期还重点转引了马林科夫在19大报告中对于典型的界说，诸如典型“是最充分、最尖锐地表现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事物”，“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畴。典型问题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必须创造正面的艺术形象”，等等。1952年，冯雪峰在《学习党性原则，学习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11]中引用这些话，第二年又在《英雄和群众及其他》[12]中加以倡导。紧接著，1953年周扬在第2次文代会上作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进一步介绍、倡导了马林科夫的典型理论。这样，马林科夫的典型观，在这一时期，被中国的“典型”论者奉为圭臬，典型亦如苏联那样，被概括为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典型创造被简化成为创造正面人物、英雄人物[13].一时间，只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成为文学的基本特徵，人物间的性格冲突被萎缩为好的和更好的冲突，蔡田曾经将这种倾向概括为苏联文学无冲突论的暗流[14]. 　　二、50年代中期的焦虑与反思 　　 对欧美资本主义文学的排拒，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文学的认同、择取，如上所论，是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二重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二重话语一个基本诉求是：外国文学翻译、介绍，既应有助于新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又能保持、强化文学的民族性，使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处于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所以，建国初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反复言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吸取外来社会主义文学资源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学的独立性[15]. 　　 然而，建国初外国文学译介的实际情况却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认同，民族国家话语主要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形式表述自己，自我言说的空间日益狭窄，以致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事实上成为取舍外国文学的直接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全方位译介苏联文学，一切仿效苏联，以苏联为楷模、为旗帜，民族国家意识不断弱化，民族形象日益模糊，于是，民族国家话语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由建国初的统一而走向分离。这种焦虑意识，首先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表露的。在第2次文代会筹备期间，胡乔木曾主张取消文联，因为苏联不设文联；主张仿效苏联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作者协会等改成各行业的专门家协会；主张作协会员重新登记，长期不写作的挂名者不予登记。毛泽东知道后非常恼火，原因是他反感事事模仿苏联[16]. 　　到1956年，这种惟恐民族国家话语变得模糊乃至丧失的焦虑，演化成了一股反思潮流。 　　 这年5月，陆定一在阐释双百方针时特别强调：在学习苏联的时候，要有“民族自尊心”，“决不能做民族虚无主义者”[17]，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焦虑感。这种焦虑使他意识到双百方针应建立“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18].他实际上强调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统一的重要性。同年8 月，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时指出：“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将“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结合起来，以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19].在他看来，民族话语不仅不应该被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相反应置于话语平台最耀眼处。因为在中国这样具有悠久的民族传统国家，任何意识形态话语只有与民族利益相统一，才能取得合法性。 　　 又如周扬1957年说：“社会主义文学只能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它必须批判地继承民族的传统，具有民族的风格。”[20]在他看来，民族性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徵。这种焦虑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反思，在那几年外国文学译介中被不断地言说，事实上已经演化成了自觉的政治话语。 　　 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苏政治关系的一种仪式，于是文艺界出现了一种对文学命运的焦虑与反思。这种焦虑与反思最早见于当时对外文学窗口《译文》杂志。该刊1956年4月号以“读者•作者•译者•编者”为题，综述读者意见，诸如：“《译文》介绍外国文学的面还不够广，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方各国的文学，介绍得太少”，应用“适当的篇幅有系统地重点地选登一些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同时也在人类生活中曾经起过重大影响的古典作品”，这里表达的是一种要求以文学而非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外国文学介绍的立足点与目的的意思。1957年5月在《文艺报》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罗大冈、王佐良、朱光潜、袁可嘉等提出了应加强与世界文学的广泛联系，认为只译介苏联文学，“会使我们自己吃亏的，使得我们目光狭窄”，“对西方文学的忽视，正是新文学达不到应有水准的原因”[21].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用拉丁文写了一项声明，要求研读拜伦的诗篇，而不是没完没了地介绍、学习苏联二流作家的作品[22]. 　　 这种文学话语的焦虑与反思，不只是一种个别现象，在主流话语中也被不断地表述。周扬1956年在作协的一次讲话中说：“苏联的东西决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全部，这只是要学习的一部分；我们要向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学习，要向我们的老作家学习；要向世界的文学学习”。他认为外国文学介绍、学习应从政治意识形态轨道回到文学本位上来，“现在青年中有这样的倾向：只看苏联的书，对中国旧东西知道得很少，有的不知道《西厢记》是什么”，“一开口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见我们对传统的东西是太不重视了”。他说：“你们如果写成《水浒》那样的东西，就是你们的成功，如果写成苏联的小说那样，就是你们的失败，因为那样写就不能表现中国的现实。尤其艺术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它要保持自己民族的特点和风格。”[23]文学话语依托民族国家话语而被言说。 　　三、50年代中后期的调整 　　民族国家话语和文学话语在焦虑、反思中得以表述、张扬，而这种张扬必然导致50年代中后期外国文学译介的相应调整。 　　 当时国内唯一的外国文学杂志《译文》，在1955年1月号上刊出“稿约”，主要内容是“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古今文学作品译稿”；到1956 年2月号，这一内容改为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思想和斗争的现代优秀文学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的译稿”。在强调作品现实性同时，要求所译作品品质“优秀”，也就是对作品文学性提出了要求；而到1957年1月号，则进而变为欢迎“世界各国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的译稿”，不再著重强调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而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选译作品。同年5月号更是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提出：“大力破除清规戒律，从狭小的圈子中跳出来，深入到世界优秀文学的海洋中去”，“让上下古今、世界各国、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种题材的优美的文学花朵在‘译文’的园地里开放出来”，并要求“多登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内各种流派和风格的著名作品，不必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即不能入选”[24].这些变动意味著文学话语在焦虑与反思中，要求突破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在外国文学译介、取舍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于是，对外国文学取舍，不再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认同为基本原则，而是主要遵循文学标准，大量译介欧美国家的文学，突破了原来只重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文学的格局。据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不完全统计，17年中翻译欧美古典文学最多的年份是1955—1959年，对主要西方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古典文学的翻译，1949—1954年总数仅为265种，而1955—1959年猛增至475种，1960—1966年则跌为103种；翻译俄国文学最多的年份则是1953—1955年，计120种，而1956—1959年翻译数竟然减至97种，反而少于英、法两国，英国为151种、法国为124种 [25].再从《译文》杂志看，1953—1956年，它译介的主要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品，很少涉及欧美文学，特别是欧美现当代文学。而自1957 年1月号“稿约”以后，英、美、德等国作品的译介明显增多，苏联作品则相对减少，1957年1—6期共译苏联小说仅4篇，而英、美、德三国小说却各有3 篇，其中4月号除第1篇小说为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外，接下来的是美国作品，而且还选登了法国印象派画以及王琦撰写的介绍形式主义艺术的文章《印象派的绘画》。7月号则破天荒地刊登了波特莱尔画像、波特莱尔亲自校订的《恶之花》初版封面、苏联列维克的《波特莱尔和他的“恶之花”》，以及陈敬容选译的《恶之花》等。1958年4月号刊发了福克纳的作品。欧美国家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包括现代主义文学，首次成为译介的重要内容。 　　 另一重要的调整，是对苏联文学由盲目译介、接受到自觉质疑与背离。这种调整，既表现为不再盲目地翻译苏联作品，而是开始著重有选择地翻译一些艺术性强、能为新中国文学创作提供艺术资源的作品[26].在对苏联文学政策、理论等的态度上，也不再“一边倒”地介绍、宣讲乃至接受，而是从民族文学发展需要出发进行重审。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但最具代表性的[27]，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盲目的介绍、膜拜到自觉的质疑与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第2次文代会上，被大力宣讲并被规定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它虽在50年代上半期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被视为最高准则却限制了民族文学想像的空间，而且激起了一种强烈的因民族身份模糊而致的焦虑感。 　　1956年陆定一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28]，否定了它的唯一性，也就是要拆解它对民族文学发展的限制。与此同时，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将这种焦虑转化为相应的理论质疑与建构行为。1956年9月，秦兆阳大胆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提出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取而代之[29]，体现了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自觉。同年11月，周勃亦从典型化、真实性等角度，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肯定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提法[30].到1957年，刘绍棠、从维熙等继续从创作出发，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31].从史料看，这股质疑思潮，与1954年第2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不无关系，但苏联的质疑是在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合法性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中国却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一新口号取而代之，在目的上根本不同，中国的质疑是为了构建新的民族化现实主义理论。 　　 如果说秦兆阳等人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言说当时尚未得到普遍认同；那么到1958年，这种个人化民族情感在文学上便获得了一种合法的表述形式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年3月毛泽东谈到新诗发展道路时指出，新诗的“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32].6月周扬正式传达了毛泽东这一讲话内容，并以中国民族文学为背景，阐释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我们应当从我国文学艺术传统中吸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丰富经验”，“新民歌表现了这个特色，所以特别值得我们珍贵”，“除了大力搜集革命民歌外，还必须有计划地继续搜集和整理旧时代传下来的民歌及一切民间文学艺术和民间戏曲”[33]，民族文学而非苏联文学成为言说的基本场景，“两结合”创作方法就这样诞生了。 　　 到1960年第3次文代会，“两结合”创作方法被规定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取代了由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当时的阐释来看，它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内涵上基本相同，例如郭沫若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适当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34].那么，既然本质上大致相同，何以要用 “两结合”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呢？显然，这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政治关系的紧张直接相关，但如果将它理解为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民族文学努力摆脱苏联文学控制、追求民族化的逻辑发展，也许更准确些。 　　四、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期的新态势 　　50 年代后期，两大阵营的冷战极为严峻，中国于1957年下半年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话语。而中苏政治关系，自 50年代中期便因苏联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而日益紧张，到1960年完全恶化。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民族国家话语在新形势下同时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话语，二者再度统一。不过统一的特徵却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论，建国初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相统一的基本特徵是，民族国家话语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形式言说自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最终替代了民族国家话语，成为选取、译介外国文学的决定性因素；与之相反，这一时期二者相统一的特徵则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是在民族国家话语语境中得以言说而获取合法性与意义的，民族国家话语是第一位的。 　　而在它们统一的同时，文学话语再次被遮蔽。这些致使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外国文学译介的调整被中断。 　　 从《译文》杂志可捕捉到这种变化资讯。自1958年8月号起，它不再刊登1957年1月号以来的“稿约”，这意味著它不再明确欢迎“世界各国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的译稿”。而如前所论，这一“稿约”条文是针对原来只欢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文学而言的，所以它的删除表明了对外国文学态度的变化，即不再坚持1957年以来的对外文学立场，也就是中断了50年代中期以来的调整，致使外国文学译介很快便出现了新的态势。 　　 首先，亚非拉文学的译介受到重视。1958年《译文》9、10月号均为“亚非国家文学专号”，11月号则设有“现代拉丁美洲诗辑”专栏。1959年《译文》更名为《世界文学》，2月号上主要是亚非拉文学，4月号开辟了“黑非洲诗选”栏目。亚非拉文学成为这一时期译介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何以加大对亚非拉文学的译介呢？茅盾曾指出，主要是“为了促进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35]，郭沫若亦认为，它有助于“加强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36].由此可见，译介亚非拉文学，主要目的不在文学自身，而是为了加强与非西方国家间的文化联系，巩固反殖民主义阵营，以维护民族独立，保卫民族文化。所以，加强译介亚非拉文学，主要是民族主义诉求的表现。这就与建国初译介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学区别开来，因为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学的重视，是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上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种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民族意识实质上被遮蔽。换言之，正是因为民族主义诉求， 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期，外国文学译介才由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亚非拉国家。 　　 其次，对欧美资本主义文学由正面的译介转为批判与排斥。1958年茅盾称西方现代派是“以想入非非，怪诞荒谬为能事”[37].同年，周扬将西方文化、文学视为殖民主义性质的黄色文化，加以批判[38].这以后，对西方文学的翻译热情开始冷却。自1960年起，对英、法、德、美等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出版呈直线下降趋势，如对美国文学的翻译，1957年18部，1960年5部，1961年4部，1962年1部，1963年2部，1964、1965年均为1部， 1966年0部[39].对于西方现当代文学，更是由正面译介转为彻底批判与排斥。例如《译文》1958年12月号，在报道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同时，驳斥了西方当代资本主义文学观。1959年《世界文学》1月号发表了曹庸的《英国的“愤怒的青年”》一文，对“愤怒的青年”文学作了批判性介绍；1960年2月号上戈哈称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为垂死的阶级的腐朽的文学[40]；6月号发表了《帝国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的“花”》，批判了西德当代资本主义文学；9月号上发表了《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驳斥了美国文学。而1962年王佐良对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派的介绍，无异于政治声讨[41]，艾略特、庞德、叶芝、奥凯西等的作品被认为没有丝毫的价值可言[42].这一时期几乎不再公开翻译出版欧美当代文学了。与西方文学的这种关系，既是当时两大阵营之间冷战关系的反映，同时，又是新中国民族文学形象自塑过程中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意识的体现。 　　 再次，与苏联文学的关系由质疑、背离进入到更为复杂的阶段。冷战加剧，强化了中苏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因为它是民族独立性的保障。于是，50年代后期对苏联文学由质疑、背离重新回归于大规模的介绍、认同与学习。例如，茅盾1958年否定了秦兆阳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向苏联文学学习”、“向苏联文学看齐、致敬”、“捍卫苏联文学”等重新成为文坛流行口号。然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民族关系的紧张，使得这次宣讲、学习苏联文学，与建国初“一边倒”的宣传、接受情形不同，在介绍、学习中始终保持著清醒的民族意识，这样，中苏文学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一方面大力介绍苏联文学，强调向苏联文学学习，另一方面又对它持警惕态度，这使得当时苏俄文学的翻译数量并不多。 　　 中苏文学间这种复杂而尴尬的关系，随60年代中苏政治关系的破裂而改变，由介绍、学习进入到疏远乃至指责、批判的阶段。从60年代初至“文革”前夕，“中国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呈明显的逐年递减的趋势。1962年以后，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43]. 　　 在正面疏远苏联当代文学同时，60年代初却极力介绍俄国19世纪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主义美学。这虽与周扬对别、车、杜的兴趣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别、车、杜的美学能被有效地阐释进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而且它们不是以完整的体系而是支离破碎地进入中国的，是在中国民族文学话语场景中被讲述的，如果没有找到这种有效的言说方式，它们也不可能被介绍、接纳。 　　 不过，60年代上半期，苏联当代文学虽在中国主流文学中被冷落，但这并不意味著没有译介。当时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以“黄皮书”形式，出版了大量的苏联当代作品，如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部）、爱伦堡的《解冻》、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它们大都是苏联当代文学中那些所谓的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译介目的不是为了正面学习，而是作为文化批判的反面教材，专供高级干部阅读，是当时反对修正主义的内部参考资料。 　　 与它们同时出版的“黄皮书”，还包括欧美当代所谓的“颓废文学”，例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等。这意味著苏联当代那些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已被视为与欧美“颓废文学”相同性质的作品，均为反面教材。这一现象既与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倾向相关，更与当时中国对外文学的立场、态度分不开。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极度敏感，使我们很容易将社会主义阵营内意见不同者视为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敌对者，如肖洛霍夫就被视为西方的工具，这样他的作品也就很自然地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品[44]；另一方面，民族意识的强化，使我们不仅关闭了欧美文学大门，而且断绝了与苏联的文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很容易将民族国家话语的他者———苏联文学，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他者———欧美当代所谓的“颓废文学”。 　　17 年外国文学译介，虽已成为历史，但其嬗变的基本形态与特徵所呈示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却是深刻的。17年外国文学译介，由于主要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以至于认同、择取外国文学，变成了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行为，文学话语被遮蔽，外国文学译介偏离了文学自身的轨道。另外，17年外国文学译介从一开始便是排拒西方资本主义文学，译介社会主义阵营文学，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一种要求，一种给定性的任务。这样，译介何种外国文学不再是一种个人兴趣的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行为，致使17年外国文学译介数量虽多，但类型单一集中，且重复译介现象严重，尤其对苏联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盘介绍、接受，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识，以至于新中国文学一度重蹈了苏联文学的某些覆辙，教训是深刻的。 　　注： 　　①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1期。 　　②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6页。 　　③《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④⑨[25][39]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参见卞之琳等的《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译文》、《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月报》等杂志；陈鸣树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⑥参见陈鸣树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译文》、《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月报》等杂志。 　　⑦⑧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47页。 　　⑩该文是周扬为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写的，刊于该杂志1952年12月号。 　　[11]《文艺报》1952年第21期。 　　[12]冯雪峰：《英雄和群众及其他》，《文艺报》1953年第24期。 　　[13]参见敏泽的《对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文艺报》1953年第6期；李何的《苏联文艺界讨论典型问题》，《文艺报》1953年第15期；冯雪峰的《英雄和群众及其他》，《文艺报》1953年第24期，等等。 　　[14]蔡田：《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文艺报》1957年第8、9期。 　　[15]参见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16]参见李辉的《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 　　[17][18][28]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冯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27页。 　　[19]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32页。 　　[20]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 　　[21]《打开通向世界文学的大门》，《文艺报》1957年第12期。 　　[22]参见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冯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76页。 　　[24]编者：《读者意见综述》，《译文》1957年第5期。 　　[26]从这一时期的《译文》、《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杂志，可清晰地看到这种调整变化。 　　[27]例如：周扬1958年提出了突破苏联文学限制，“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观点，《河北日报》1958年8月22日；田汉1959年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表导演体系”的构想，《戏剧研究》1959年第1期，等等。 　　[29]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30]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 　　[31]刘绍棠：《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北京文艺》1957年第4期；从维熙：《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北京文艺》1957年第4期。 　　[32]仲呈样编：《新中国文学纪事和重要著作年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33]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34]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35]茅盾：《为了亚非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译文》1958年第9期。 　　[36]郭沫若：《对亚非作家会议的希望》，《文艺报》1958年第17期。 　　[37]茅盾：《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文艺报》1958年第1、2、8、9、10期。　 　　[38]周扬：《肃清殖民主义对文化的毒害影响，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文艺报》1958年第19期。 　　[40]戈哈：《垂死的阶级，腐朽的文学》，《世界文学》1960年第2期。 　　[41]王佐良：《艾略特何许人？》，《文艺报》1962年第2期。 　　[42]王佐良：《稻草人的黄昏———再谈艾略特与英美现代派》，《文艺报》1962年第12期。 　　[43]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44]蔡辉：《肖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文艺报》1966年第5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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