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席卷全国，如火如荼。中国作协动员“没写过诗的，试试看；诗能更快地反映当前现实。没写过歌词的，试试看；全国到处都迫切需要配合跃进的新歌，写评论的试试创作，创作的也试试评论。同样地，试试相声、鼓词、以至各种戏曲。要叫我们的计划凑在一起就是文学百货供应总站，要什么有什么，这对人民和我们自己都大有好处……”剧协主席田汉呼吁全国的戏剧工作者，“必须用最大力量繁荣文艺各部门的创作。并以主要力量反映当前的伟大斗争，为广大工人农民巨人般的创造力，神话式的丰饶成就而歌唱。”文化部2月召开的全国国营表演艺术团体巡回演出会议，通过了“下厂下乡，深入工农；现实题材多多采用；自给自足，省吃简用，干劲十足，又专又红”的行动口号。要在全国艺术团体中掀起一个增产节约，争取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竞赛。与会41个艺术表演团体向全国剧团发出的跃进倡议书，吹起了大跃进的号角。倡议书提出四个保证，保证坚决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保证每年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或演出场次）下厂下乡巡回演出。保证丰富上演剧目，积极上演反映现实斗争的新剧目。保证勤俭办事业，自给自足。保证不降低工资收入。《戏剧报》随即发表社论，指出这是一篇社会主义戏剧事业大跃进的宣言，是一个戏剧工作上兴利除弊的良方，兴无灭资的宣战书。中国剧协号召戏剧团体、剧作家、理论批评工作者三者结合，“在我们祖国和我们党响彻云霄的动员令下，戏剧界急起直追，投入生产跃进浪潮”。大批中央文化部所属的文化艺术事业单位下放北京市，市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文化局、电影局和出版局，分管当时北京市庞大的文化艺术队伍和繁杂的文化艺术部门。 　　戏剧事业大跃进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艺术事业经营上向社会主义企业化方针跃进；第二，要在繁荣戏剧创作，加强艺术实践，活跃戏剧理论批评三个方面不断突破，向前跃进。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核心，就是使话剧艺术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同群众相结合。为了彻底改变作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情况，打掉“官气”、“阔气”、“暮气”、“娇气”和“骄气”，贯彻整风运动，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驻会作家全部下放到基层落户。第一批下放的作家有赵寻、蓝光、贾克、刘沧浪、黄悌、王命夫等。按当时的话讲，长期以来未能彻底改变的作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情况，这次彻底改变了。 　　 　　诗歌堆成山，剧目流成河 　　1958年3月3日至5日，文化部、全国剧协、北京文联召开“首都戏剧、音乐创作座谈会”，会议所在地文艺大楼场内场外锣鼓喧天，喜讯不断。各大剧院更是相互挑战、应战，在演出场次上打擂台，“人们都有点紧张，一个数字压倒一个数字，会议第一天夜间，记者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通电话时，青艺的数字是180，北京人艺是220，当吴雪院长第二天满面春风进入会场时，青艺跃进到366，这不能不引起北京人艺欧阳山尊副院长和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孙维世的紧张。记者知道孙维世同志在会议前夕就在频繁地奔走在老作家、青年作家门前，而欧阳山尊同志当场就抄下了青艺的‘战表’，立即电话告诉剧院，会议第三天就以‘绝对’优势压倒青艺……”会前作动员的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不禁感慨，“戏剧界大跃进的情景真像交易所，早晚行情不同。”剧作家李之华4日当晚赶出《大跃进中的小插曲》交付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突击排练，第二天就演给大会看。田汉当众宣布，一年创作戏剧10部。曹禺“也以十分慎重的态度，计划今年至少写出一两个剧本”。张庚代表戏剧评论界，提出“每戏必评，”“勤浇花、勤锄草”的口号。老舍代表北京市的戏剧界在“首都戏剧、音乐创作座谈会”上发言，号召北京的戏剧工作者要大胆创造，产生一些吓人一跳的新作品。 “首都戏剧、音乐创作座谈会” 被誉为一个积极行动的大会，一个革命竞赛的大会，是一个誓师的大会。它生动地记录了戏剧界在大跃进的风潮中的波澜和冲动。 　　北京各大剧院的戏剧跃进紧紧围绕着“回忆革命史，歌颂大跃进”这一主题。在很短的时间演出了《红色风暴》、《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桑洋河畔喜事多》、《红大院》、《降龙伏虎》。为配合时事，文化部发出加强街头演出的通知，首都的街头演出层出不穷。有反映除四害运动的、有鼓动参加选举的，反映街头居民整风的，在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北京市文化局集合这些街头小戏，于6月6日至10日举办了“北京各剧院、团现代小型剧目展览演出”。为执行“以钢为纲”的方针，首都的剧团还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全民炼钢运动，提出了“炼钢铁、写钢铁、演钢铁”，为钢铁服务。戏剧界的跃进气氛，对速度的高扬，对量的褒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北京戏剧界9月29日的跃进大会上，涌现出这样的一批数字，“青艺提前3个月完成全年的计划指标，院内同志及组织院外作者创作剧本及其他文艺形式的作品1098个，超过原计划的164%。观众达105万余人次。盈余10余万元。人艺到9月底创作了610件，超过了原计划的135%”。 　　在戏剧跃进中，毛泽东提出的“普及第一、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文艺方针，得到了最广泛的实现。据统计，1958年投到《剧本》月刊的大小剧本达15000个，其中话剧占三分之一强。主要是青年作家和广大业余作者的创作。1958年8月26日，首都52个专业文化艺术团体，500多人组成的13个群众文化工作队，投入了北京市委文化部和北京市文化局领导的群众文化运动。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北京工人、农民、学生创作演出大会。剧院选择剧目的大门向群众业余创作打开，提倡专业与业余戏剧的结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北京兴平机械厂工人业余创作的相声活报剧《排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选择了上海广济医院业余戏剧组创作的《红旗飘飘》，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再创作了原北京琉璃河水泥厂业余作者的《比翼齐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响应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群众专家大动员，百家齐放文艺星”的号召，成立了“放卫星创作办公室”，全院上上下下都投入到群众创作这股热潮中，共写出了剧本和小演唱作品500余件。1959年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创作集》，收入了朱琳的《春到街头》，于是之、马群的《跃进之歌》，郑榕的《第一座小高炉》，苏民、覃赞耀的《没唱出来的情歌》，李醒的《将军的鞋》等13个独幕剧、活报剧。学生演剧异常活跃，北京大学话剧队编导组和文艺创作组集体创作了四幕七场话剧《时代的芳香》，人民大学学生集体创作的《人民公社万岁》，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工队集体创作了活报剧《敬老院》。 　　“政治挂了帅，新戏大批来”，“创作不神秘，人人都写戏”，这些口号反映了戏剧跃进中不顾客观规律，盲目求速度求数量的浮躁气象。关于当时的话剧有四快的说法：反映得快，排演得快，演了丢得快，看了忘得快。 　　 　　集体创作与“写真人真事” 　　1960年春节，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在卢沟桥人民公社工地食堂的小舞台上，为公社社员演出集体创作的话剧《英雄列车》。该剧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动人事件，在舞台上重现1959年7月京沈线12次列车在被洪水包围时，一车素不相识的乘客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同心协力，战胜困难的动人情景。中共北京市委文化部特地召开现场会，介绍和推广《英雄列车》的创作经验。该剧被认为是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大搞群众创作运动的重大收获。紧随其后，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用集体创作的方法以五天或五十六小时的时间把抢救平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感人事件搬上舞台。中国戏剧出版社3天出版剧本，新华书店3天后发行到全国。一时间，这一体现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戏剧事件成为团结起来战胜自然、迅速反映伟大时代的典范。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撰文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一定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当前的政治就是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并准备及早过渡到更高更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大跃进以来，我国文学艺术有一条成功的艺术经验，那就是集体创作。在党委的领导下，由导演、编剧、演员、舞台美术人员等一齐参加剧本的创作，这是个多快好省的创作方法。两年多来的时间证明这种集体创作方法常常比个人创作方法要收获得更快更好些。道理很简单，它能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而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是创造一切财富，包括精神财富的最根本的源泉。”《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成为共产主义戏剧的样板经验，在各剧院推展开来。《北京戏剧》1960年7月刊发的《红浪滚滚》、《花开遍地万户香》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前者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年演出队响应工厂技术革新运动，表现工厂内部保守思想与敢想敢干思想的较量冲突。后者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是之等集体创作的反映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中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的新鲜主题的五幕话剧。该剧参加了北京市文化局举办的红五月宣传城市人民公社的会演。参加会演的剧目还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集体创作的《妇女服务站》、北京电影演员剧团集体创作的《万家春》、解放军总政文工团话剧团集体创作的《幸福桥》、《满院春光》。这些新剧目，几乎是把刚刚发生的事件立刻搬到舞台上来。当时有评论赞扬，看这样的戏，好像是打开一张油漆未干的当天报纸，闻到一股扑鼻的香气。 　　作为一种创作方式，集体创作无可厚非，它也符合话剧艺术的协作要求。跃进期间，陈白尘集结了一批中坚力量，以集体创作的方式先后推出了《哎呀呀，美国小月亮》、《美国奇潭》、《纸老虎现形记》等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讽刺剧，迎合当时政治的需要，以自己的幽默去出帝国主义的洋相。然而当时存在着一种无视历史和艺术规律的认识误区，在提倡集体创作方式的时候，常常把它与个人创作方式做不恰当的比较，把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混淆起来，进而把专家与群众直接对立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集体创作被赋予意识形态的权力。宣传导向对集体创作的极度推崇，对写真人真事的一味褒奖，使得一时间各剧院接连不断地忙碌于把新闻报道形象化、重大事件舞台化的集体竞赛。在繁重的创作压力和介入现实的激情下，搞突击，搞“流水作业”、“立体交叉作业”， “边采访、边构思、边写作、边排演、边修改”成为当时最通用的戏剧术语。《戏剧报》1960年第6期发表题为《在舞台上高奏共产主义思想的凯歌》的评论员文章，称这是戏剧创作中的新气象，它是戏剧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继续大跃进的鲜明标志。《北京戏剧》评论员文章更是旗帜鲜明地写道，在创作中必须坚决破除资产阶级权威，树立无产阶级志气。 “同那些资产阶级专家相比，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比较缺乏专门的艺术技巧的修养，但是他们一则人多，议论多，力量大，可以做一个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二则工农群众和劳动知识青年，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和革命斗争，并且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比之那些饱食终日，不事劳作的高贵的专家，具有更多的实际知识，也要更聪明一些……”其理由的阐释今天看来蛮横粗暴，但却代表当时的主流思想。 　　（责任编辑 晚晴）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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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6/15 20:5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