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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脊梁__人民艺术家——刁光覃
民族脊梁
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不可忘却焦菊隐——写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年诞辰之后

宋宝珍

  
  
  
   发表日期:2006年12月16日
  
  
  20世纪的文化名人,大都在经历了历史的磨难之后,在晚年得到了荣誉、地位、利益的各种补偿,可谓活着的时候感受了局部的、阶段性的沧桑,死时哀荣备至,占尽风光。
  
  焦菊隐不是这样,他驾鹤西归的时候,恰恰是1975年,是“文革”运动将完未完,因而显得歇斯底里的时期,也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的孕育期,但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和体力走出历史的阴霾了,在新、旧交替的门槛上,身患肺癌的焦菊隐溘然长逝,走的无声无息。
  
  焦菊隐走了,我想他走的时候一定是落寞甚至是失意的。这位出生于天津大杂院的平民艺术家,靠了个人的天赋和勤奋,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担任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他毕生致力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伟大事业,要创造出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一样世界闻名的剧院,导演了《龙须沟》(1951)、《明朗的天》(1954)、《虎符》(1956)、《茶馆》(1958)、《智取威虎山》(1958)、《蔡文姬》(1959)、《关汉卿》(1963)等一批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但是,在他生前,1957年的全国性“反右斗争”,差点中断了他的艺术行程;1959年的北京文化界的“拔白旗运动”,他又首当其冲;从1966年开始,他被完全剥夺了艺术实践的机会,下放劳动。他曾经花费了很多心血,努力钻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但是他心血耗尽,对照着英、法文译本和自己的舞台艺术实践经验,翻译的三卷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文稿,却因找不到出版机会,最后竟被他慨然付之一炬。
  
  在他生前,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创造,他仅仅感动过围绕在他身边的一批北京人艺的知识分子型的演员,他的声名仅仅响彻在北京人艺的舞台时空当中。因此,直至80年代《茶馆》走出国门获得国际声誉之前,焦菊隐可以说从未被人当成过世纪文化名人,他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并不为人所知。即使在今天,除了从事戏剧的人,若问“焦菊隐是谁?”可能仍然使好些人一头雾水。
  
  
  
  一、“对于艺术事业无限的忠诚”
  
  
  
  2005年10月,按照焦菊隐1958年导演的样式,复原的话剧《茶馆》,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3场后,又在旧金山等地巡回演出16场。所到之处,彰显了东方戏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可谓声名鹊起,一片赞誉。每一次《茶馆》的演出,都仿佛是焦菊隐在云端不经意的回眸,他在回望现世的人们,而人们却只能仰视其项背。焦菊隐,斯人已逝,背影独存。
  
  2005年12月11—12日,在焦菊隐逝世30周年、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北京人艺在京举行了隆重的焦菊隐学术研讨会,新编定的10卷本《焦菊隐文集》也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提起北京人艺的历史成就,人们必得提起焦菊隐,研究中国现代戏剧乃至现代文化的人,无法忘却焦菊隐。
  
  在中国近百年的话剧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著名导演,如洪深、黄佐临、应云卫、袁牧之、夏淳等等,但是能够开一代风气之先、创立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人,恐怕只有一个焦菊隐;在并不算长久的艺术生涯中,不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而且形成了一整套民族化的戏剧理论的导演,恐怕也只有一个焦菊隐。
  
  焦菊隐的导演生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1947年,他为抗敌演剧队二队排演《夜店》,这个剧本是师陀、柯灵根据高尔基的剧本《底层》改编的,剧本表现了聚集在下等客栈里的底层人物的众生相,这里有流氓、地痞、小偷、私娼等等。在师陀、柯灵的改编中,戏剧情景已经中国化了,但是焦菊隐还认为化得不够,因此,在导演过程中,他对剧本做了一些改动。在焦菊隐看来,戏剧表现的是“出生在垃圾堆里,腐烂在垃圾堆里,消灭在垃圾堆里”(1)的一群人,但是,导演的任务却不仅仅是展示这个样子的他们,而是要表现他们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据当时演剧二队的队员蓝天野回忆:“焦先生对舞美很在意,他把一个鸡毛小店设计得很真实,很自然,很有艺术魅力。剧中有个穷苦的赖嫂子,长年卧病不起。为了让演员有身临其境的贫病感觉,焦菊隐让人在赖嫂子的床边墙上,画上捻死的臭虫血。他还要求不能直着画,必须与病人的活动手迹相一致。其实台下的观众看不到这微小的痕迹,但是这有助于演员进入角色。胡宗温演收租婆赛观音,额头上打上了三块拔火罐留下的红斑,人物的狞厉、泼辣立刻凸现出来。以前我们在舞台上表演,台词和动作都带有程式,焦先生让我们‘生活’在舞台上,他改变了我们的戏剧观念”。(2)
  
  焦菊隐解放后导演的第一个戏是老舍的剧本《龙须沟》。那时候,北京人艺刚刚成立,它的演员部分来自国统区,部分来自解放区,还有一部分是北京城里的青年学生,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支艺术杂牌军。他们各自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不同,各有自己的演剧习惯,因此,如何统一其创作方法,是焦菊隐遇到的第一大困难。
  
  为此,焦菊隐决定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方法,用体验生活、培养“心象”、进入角色、化为形象的途径,建立起他们和谐、一致的新的演剧观念。焦菊隐一面花大力气修改老舍的剧本,一面动员演员们进入龙须沟去体验生活。在龙须沟,演员们一呆就是两个多月,他们观察、体验、熟悉人物,并根据焦菊隐的要求,写出了很多观察日记和角色小传,每周向导演汇报一次。对于演员们交上来的文字材料,焦菊隐都做了认真、仔细的批示。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艺术实践,也是焦菊隐戏剧理念的初步展示。向生活学习,改变造作的演剧习惯,从此成为北京人艺共同的艺术识见。
  
  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焦菊隐发现,有的演员很快有了“心象”的种子,而有的演员却茫然无措。焦菊隐认为,人物的创造,在最初必然有一段缓慢而且看不出迹象的过程,重要的是导演要加以正确引导。他告诫演员,体验生活,不是去学习某些人的局部的动作,而是作为劳动人民中的一个,去体验一种真实、自然的生活。体验生活要避免两种错误,一是置身生活之外,作为旁观者、同情者、调查者去体验生活。二是直接向生活里去寻找艺术创作上的典型。
  
  在排戏时,焦菊隐有意识地要消灭演员演戏的感觉,要求他们从人物出发,进入规定情境,实现舞台上的“一片生活。” 朱旭说,“焦先生在剧院有个外号,叫面人焦,因为他老爱捏咕演员,直到你的戏演到了位为止。” (3)据欧阳山尊回忆,“排《龙须沟》,焦先生让人在排练场摆了很多砖头,让演员垫起脚尖走路,体会遍地泥泞的感觉。” (4)有人说,《龙须沟》的艺术呈现有自然主义倾向,其实,这样的评价并不公正和准确。焦菊隐虽然尊重演员的个性以及他们艺术创造性的发挥,但是,却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导演的职责,在艺术创造上,他是一丝不苟,甚至是严肃得近于苛刻的。
  
  1951年,在《龙须沟》的排练中,焦菊隐给舞台监督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我最近发现有个别的演员,错误地理解了‘再创造’,认为意识地临时加些或者减少些台词和动作,是情感的发展;又有些演员,完全脱离了角色,在台上说些与戏无关的话,甚至开玩笑,讲笑话……这都是摧毁自己和别人创造角色的习惯,希望你向演员们提出,要求大家建立演剧道德——对于艺术事业的无限忠诚。”(5)
  
  焦菊隐一向强调演员要谦虚地吸收观众的意见,但在1953年演出《龙须沟》时,当他意识到于是之、叶子为了迎合某些批评者的意见,提高说话声调,损害了角色的心理和性格逻辑的时候,他异常愤怒,说那是16世纪的表演,他甚至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讽刺说,他们创造的角色“既不像英国人,也不像希腊人,而像上帝不在家时由他仆人创造的一个人。”(6)在经历了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艺术磨练之后,《龙须沟》走向了艺术的成功。
  
  《龙须沟》的成功可以说是空前的:它为北京人艺奠定了艺术的基石,它为老舍赢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为焦菊隐赢得了演员的敬重并树立了优秀导演的美名,它还让于是之、郑榕等一批有才华的青年演员脱颖而出,以至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经由他们的艺术实践,北京人艺演剧学派逐渐地建立起来。
  
  
  
   二、“话剧和戏曲要互相借鉴”
  
  
  
  北京人艺的人们评价他们的焦先生是 “学贯中西”,此话并非一般性的溢美之辞,而是包含了他们内心丰富的潜台词。比如,他们会自豪地说起,焦菊隐精通法语、英语,自学的俄语,达到了阅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著的水准;他不仅讲起西方剧作家和戏剧史来头头是道,而且重要的是,他真的懂戏曲,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做过中华戏曲学校的校长,正式拜师学过京剧小生,肚子里有一百多出老戏,等等,等等。也许正因为如此,焦菊隐才能做到“博古通今”,让经他导演的话剧,充盈着民族传统戏曲的艺术神韵。
  
  在现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意识形态里始终存在着新与旧的矛盾,维新者渴望日日新,又日新,日新月异;守旧者则期待万物守成、一成不变,恨不能旧有的一切“永永保持而勿坠。”新、旧戏剧之争从19世纪末已经开始,直至20世纪初形成了话剧与戏曲分道扬镳之势,仿佛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就此设立了自己的分界线。
  
  但是,焦菊隐并不这么看,他以自己的舞台艺术实践,试图跨越戏曲与话剧相互阻隔的界限,大胆提出了“话剧和戏曲要互相借鉴”(7)的艺术主张,并且毕生致力于创造民族的、现代的戏剧样式。
  
  1963年,焦菊隐曾试图比较全面地阐发其戏剧民族化的理论,他写出了《论民族化》提纲,可惜论文未见完成,如今我们只能就现有的提纲,领略他戏剧民族化思想的框架。在他去世后,人们整理他散佚的文稿时,又发现了另一个论文提纲《论推陈出新》,写作时间与上文大致相同。这两个提纲,在思想上有其连贯性,加在一起虽然不过区区两千字,但是却有非常厚重的思想内容。
  
  焦菊隐说,“无陈(原有基础),出不了新。不能否定、轻视或脱离传统,像虚无主义那样,另外,也不能一成不变。”“但不出新,也推不了陈。”“新奇不一定就是艺术。脱离原有的基础,谈何发展,谈何创造。”“‘新’非猎奇,‘新’非迎合,‘新’非照搬。”谈到如何推陈,他设计出了如下方案:“1.推动——发展变化。2.推移——移植。3.推究——找规律,为创新找道路。4.推敲——精益求精。5.推论(衍)——举一反三,为创新找灵感。”(8)在《论民族化》提纲中,他在第一条就打破了话剧第四堵墙的概念,提倡“欣赏者与创造者共同创造。”“通过形似达到神似,主要在神似。”“戏剧艺术的全部手段都是为刻画人物服务的”。(9)为此,他提出了话剧创作中以少胜多、虚实结合、动静相宜等舞台表现方法。
  
  在焦菊隐学术研讨会上,朱琳说,“提起焦菊隐,我很激动,很感激。他对话剧民族化的毕生追求,可谓前无古人,尚无来者。通过焦先生的戏剧实践,作为演员,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前我们学了半本斯坦尼,只讲体验不讲体现,焦先生导戏,让我们学到了内部体验与外部体现的有机统一。他很注意向传统戏曲学习,他导《虎符》,为了强化形象,增强节奏,加进了戏曲的锣鼓点,引来了毁誉参半的效果。他吸取戏曲精华,运用的比较好的戏是《蔡文姬》,对这个戏的每一个细节,焦先生都做到了精益求精。光是他参与修改的布景图,就画了两百多幅,参考了很多历史资料。甚至连舞台上的云雾效果,他都要求达到水断山环的境界。蔡文姬的服装造型从长袖到短袖再到无袖,花费了焦先生很多心血。他很讲究演员的出场亮相,这里面渗透着戏曲美学思想。《蔡文姬》第二幕,辞别匈奴一场,演员站成一个虚拟的半圆形,就表现了匈奴王宫的大穹庐了,文姬短短的一句告别语,却是在通过形体动作在舞台上转了一大圈之后才说完,这个戏里的文姬的舞台表演,融汇了很多戏曲程式化的因素。焦先生导的戏,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型,他考虑了演员,考虑了画面,考虑了风格,诗情画意,气势磅礴。”(10)
  
  《蔡文姬》在舞台上创造了诗的境界和意蕴,演出获得圆满成功。很多人看了舞台上的表演,认为比古代画家画的《蔡文姬归汉图》还要美。编剧郭沫若甚至激动地对焦菊隐说,“你在我这些盖茅草房的材料的基础上,盖起了一座艺术殿堂。”(11)苏民说,“《蔡文姬》里面的仪式性戏剧场面,显然吸收了民族戏曲的表演。连戏曲界的人看了这个戏后都说,看人家北京人艺,连龙套都跑得比我们漂亮。”(12)蓝天野说,“梅兰芳看了《蔡文姬》之后,提出让焦先生给他排一出戏《龙女牧羊》,可惜后来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13)一个话剧导演,能够让戏曲名家折服,这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吧?
  
  最能体现焦菊隐导演功力的,应当是话剧《茶馆》。
  
  提起焦菊隐与老舍的再度合作,还有一段剧坛佳话呢。原来,在排演《龙须沟》时,焦菊隐就亲自动手删改老舍的剧本,“原剧中75%的台词都被焦菊隐给改动过了,剧院里还印了一个白皮的演出本,属上了焦菊隐的名字。这让老舍不高兴了,他坚持要出文学本。老舍说,人家是专家,他把我的戏剧结构给拆了。后来老舍写的《方珍珠》就拿给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演。但是,他们最终发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才是最合适的。《茶馆》让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14)如果我们今天来总结《茶馆》的成功要素,可以说老舍与焦菊隐缺一不可。
  
  其实,焦菊隐对老舍是很尊重的,他逢人便说,“老舍先生的剧本是一座金山,越往里挖金子越多”。 (15)那么对于《茶馆》这座金山,他是怎么挖掘的呢?
  
  从二度创作出发,焦菊隐仍旧帮助老舍整理剧本,他根据舞台的动作节奏要求,对台词进行前后顺序的调整,认真挖掘台词背后的动作性和人物的心理特征,力求使每个人物都形象鲜明,气韵生动。在第一幕的开场,焦菊隐增加了20多个茶客,着意渲染大茶馆在繁盛期纷繁、撩乱、熙熙攘攘的场面。第一幕里出现了个吃洋教的小恶霸马五爷,本来不过短短的几句台词,一个明显的过场人物;但焦菊隐却让这个形象在舞台上变得丰富起来:马五爷傲慢地坐在雅座里,他只一句话就让两个泼皮服了软,他目中无人地走过一排茶桌,听见教堂钟声,他立即收住脚步,煞有介事地在胸前画起了十字。就是这么几个焦菊隐加进去的舞台动作,一下子把吃洋教的人的威风尽显无遗。第二幕刘麻子给大兵牵线做媒,本来上场后没什么行动,但焦菊隐却为他设计了慌慌张张连喝数碗剩茶根儿的举动,既表现了刘麻子的落魄潦倒,也表现了市面上的兵荒马乱。第一幕结尾时,太监娶老婆的丑剧已经演完,这时两位下棋的茶客,突然来了一句“将!你完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大幕就此关闭,这同样表现了焦菊隐对艺术韵味的追求。
  
  《茶馆》排练场空前活跃,老舍经常光顾,他与大家一起朗诵、讨论剧本,给演员做示范动作。在第三幕里,破败了的王利发对白喝茶的小唐铁嘴说,“你爸爸白喝了我一辈子的茶耶,这事儿可不能传代哎”。于是之觉得老舍朗诵剧本时的语气词加得好,就模仿着放进了正式演出中。
  
  在剧组里,演员“晕进”角色生活之中,每个人都充分调动想象,展开联想,充分发挥艺术创作才能。“《茶馆》第一幕,焦先生让演员以茶客的身份去体验生活,在写出了观察笔记和人物小传之后,反复做小品,设计彼此间聊天的话题。有一天排开场的戏,焦先生让大家尽情发挥,后台的音响效果也配合着轰鸣起来,焦先生听着,看着,然后发出指令,让这一桌的声音再大一点,让那一桌的声音弱一点。他像个交响乐的指挥大师一样,让舞台上形成了多个声部,各个声部此起彼伏,在他的调理下,非常富有层次。撒纸钱一场,演员开始时找不到感觉,焦先生让我们练习,他把前三排观众席给划出来,让我们直接对着观众倾诉。慢慢地我们终于找准了那种不吐不快的感觉。”(15)
  
  如果《茶馆》是一部交响诗,那么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声部都和谐地建构着一个整体。
  
  从1958年首演至今,《茶馆》已经演出近500场了,不仅在法、德、美、日、新加坡等国获得了国际声誉,被誉为“东方舞台艺术的奇葩”,而且创造了一台戏剧经久不衰的艺术魔力。
  
  
  
  三、“艺术要求的是完整、统一、和谐的境界”
  
  
  
  焦菊隐留下了戏剧民族化这样一个大课题,这个课题涉及了推陈与出新、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诸多问题,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将其探讨下去。但是,从他留下的理论著述和戏剧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已经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焦菊隐特别重视艺术创造之中生活经验的积累,这与他较早接受了俄罗斯人关于“美是生活”的艺术观念有关。其实,他决非将生活等同于艺术,追求自然主义的艺术表现,在他看来,为了克服形式主义和概念化的表演,只有不断地向生活汲取艺术营养,不断丰富人物的心理内涵。他是一个很能劳累自己的导演,不如此他似乎心有不甘。
  
  焦菊隐重视戏剧文本,他的重视程度还非同一般。作为导演,他甚至不惜耗费心血、笔墨,把剧本改写一番。“导演必须以作家的身份,运用艺术手段而不是文学手段,把作品在舞台上又一度地‘写’出来”。(16)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导演不仅仅是一个剧本的被动的解释者,他还是二度创作中的有效的创造者。剧本里的台词是剧作家的,但结构和节奏却是导演要设法找到的,一旦找到了,台词就必须依照舞台运行规律进行。焦菊隐主张一戏一格,勇于创新,他对自己导演的每一部戏都力求呈现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连自己的剩饭都不炒。“某一出戏的演出形式和风格,根据剧本的不同条件和要求,可以和另一出戏的演出形式和风格不同。必须这样。甚至同一个剧本,在不同导演的处理下,也会出现很不相同的形式和风格。但是,这一切,首先要由剧作者的风格来决定。”(17)
  
  焦菊隐重视导演工作的统筹作用,他说,“导演的民族作风,应以联合创造为原则”,“导演的创造不是孤立的,他必须能启发、发挥、发展演员的创造性,而演员这被启发、发挥、发展了的创造性,翻过来又更启发、发挥、发展了导演的创造性。”(18)他说,导演必须要恪守三种体验:“一是体验生活,为艺术创造找到根据。二是体验演员,为指导和帮助演员创造人物形象找到钥匙。三是体验作家,体验他的创作个性;体验他在写作当时的思想感情状况,亦即内心创作状态;体验他的创作动力,创作激情,在他内心视象中酝酿和诞生人物形象的契机。导演体验了这些,才能在舞台上把戏处理得‘从心所欲,不逾矩。’”(19)
  
  焦菊隐重视演员艺术创造性的发挥,他请演员参与修改剧本,请演员尽量放开来表演,鼓励他们尽力分析角色的心理,设计角色的行动。他重视演员的内心体验,但是并不忽视外在表现,甚至鼓励演员在观察生活中,去捕捉典型的外在形象和动作,如程疯子的兰花指,赛观音额头的火罐印等。
  
  在1950年代,中国话剧界掀起了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方法的热潮,这股潮流对提高演员创造角色的能力是有好处的,但是,片面强调内心体验、内心视象,结果导致演员在台上的表演拖拖拉拉,仿佛每一句台词都要先默诵内心的潜台词,然后才能从嘴里慢慢挪出来。焦菊隐对这样的表演方式十分反感,因为任由每个演员自由发挥,各自施展,势必会失去了角色搭配的严谨与协调,破坏了艺术的整体效果,势必造成舞台表现的无序与混乱。
  
  焦菊隐,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以他对艺术的忠诚之心和奋斗之力,创造了中国话剧的奇迹。也许,他所留下的最宝贵的戏剧遗产,并不在于那些具体的话剧作品,而在于他设立了一种剧院运行模式和民族化的艺术创造范式。
  
  老艺术家朱旭说,“每当看到一种新奇的舞台处理方式,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要是焦先生活着,他会怎么看呢?’”(20)设想“焦先生怎么看”?如此看来,焦菊隐所代表的戏剧美学追求,已经预设了一种艺术评价标准,构成了一种既定的艺术观念。
  
  
  
  
  
  注释:
  
  (1) 焦菊隐:《关于<夜店>》,《焦菊隐文集》第2卷第16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2) 蓝天野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3) 朱旭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4) 欧阳山尊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5) 焦菊隐:《排演〈龙须沟〉致副导演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信》,《焦菊隐文集》第3卷第457页。
  
  (6) 焦菊隐:《<龙须沟>演出时致于是之、叶子的信》,《焦菊隐文集》第3卷第463页。
  
  (7) 焦菊隐:《话剧和戏曲要互相借鉴》,《焦菊隐文集》第3卷第405页。
  
  (8) 焦菊隐:《论推陈出新(提纲)》,《焦菊隐文集》第3卷第248页。
  
  (9) 焦菊隐:《论民族化(提纲)》,《焦菊隐文集》第3卷第245页。
  
  (10) 朱琳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1) 于是之主编:《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第154页。北京出版社,1995年。
  
  (12) 苏民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3) 蓝天野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4) 舒乙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5) 苏民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6) 焦菊隐:《导演·作家·作品》,《焦菊隐文集》第3卷122页。
  
  (17) 焦菊隐:《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焦菊隐文集》第3卷第98页。
  
  (18) 焦菊隐:《导演的艺术创造》,《焦菊隐文集》第2卷第226页。
  
  (19) 焦菊隐:《导演·作家·作品》,《焦菊隐文集》第3卷125-126页。
  
  (20) 朱旭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写于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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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忘却焦菊隐——写在纪念焦菊隐先生百年诞辰之后(12月16日)[259]
   焦菊隐“心象”说辨析(2月1日)[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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