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小辫儿阿姨 　　 　　-------------------------------------------------------------------------------- 　　 　　 　　　　一九六一年春天，结束了广播学院的学习，我重返电视台，真正开始了电视播音员的生涯。我是杭着两条辫子走上电视屏幕的。电视播音员当时并不播报姓名，日子久了，成年观众叫我‘小辫儿’，孩子们叫我“小辫儿阿姨”。 　　　　在我之前，中央电视台已经有了两位播音员。 　　　　比我大十一岁的沈力，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的演员，复员后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播音员。一九五八年夏末，中央电视台初创，沈力被调到电视台，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像所有第一代的电视工作者一样，她也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年轻的电视事业。沈力个性内向，屏幕形象端庄稳重，播音风格亲切大方，深受观众喜爱。 　　　　赵忠祥长我两岁，原来是北京二十二中的学生。他虽然只比我早四个月到电视台报到，但聪明好学、业务能力强，我从广播学院结业回到电视台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工作了。 　　　　那时，全台上下都称呼赵忠祥为“大熊”。我不知道“大熊”这一外号的由来，多年来，我一直把赵忠祥叫做“大熊”，始终没能改口。 　　 　　　　早年，播音员并不像现在这样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部门，而是面对全台，得播出新闻、文艺、国际、专题、少儿等各类节目。如此，仅有沈力、赵忠祥和我三个人的播音组承担了整个电视台的播音工作长达十来年之久。 　　 　　　　沈力是播音组组长，负责安排日常播出中播音员轮流值班的日程，还要分配全台编辑、导演送来的各类节目。 　　　　那时没有提词机，播音员出图像的部分都得背稿播讲，电视台的节目一般又不可能有充裕的准备时间，所以，虽然应该由组长分配来稿，但假如沈力不在，我和赵忠祥常常自己动手，各取所需。我那时梳着两条辫子，还不到有“分量”的年龄，我很自知之明：一个花旦型的演员硬扮老旦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所以，我只选择文艺和少儿节目中适合“小辫儿”播出的稿件，其它类型的稿件则听从沈力的安排。 　　　　“文革”前的五、六年间，赵忠祥、沈力和我的合作非常默契，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稿件的分配发生过任何矛盾。但这类问题后来在播音组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由三位播音员完成全台的播音任务毕竟有些紧张，再加上五花八门的政治任务，诸如去农村支援“三夏”、“三秋”以及一九六四年开始的农村“四清”运动等等，都要求各工种的人员轮流参加，所以，在一九六二年前后，又有一位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女演员调到了播音组。 　　　　“树林是多么美丽，天气是多么好，打猎啊，打猎我最爱好。我不打兔子山羊，专打狐狸和狼。我爱幸福与和平，我爱这大树林。”这首《小白兔》中老猎人的歌是在北京长大的我的同龄人都熟悉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马兰花》、《小白兔》、《以革命的名义》等儿童剧，伴随着我们长大成人。 　　　　儿艺来的新同事年纪和沈力相仿，但观众反映却与沈力不大相同。她调到电视台后不久，就发生了分配节目的矛盾，据说，她还对沈力的排班有些意见。 　　　　其实，当年的编辑和导演，常常先斩后奏，私下就把稿件交到中意的播音员手上，然后才向组长通报。我和少儿组导演果青和顾守业以及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和邓在军等都常常合作。初进电视台，我播出得比较多的是少儿节目和文艺节目，而《国际知识》等政治性、知识性较强的节目，主要由沈力和赵忠祥播报。当年，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很受好评的乐曲介绍《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请了沈力为他播出，古曲《月儿高》的稿件交给了我。 　　 　　　　沈力、赵忠祥和我，因为私事而互相替班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与他俩换班大多是为了去文艺转播现场观摩演出。大家都以工作为重，每个人的心地都是那样单纯、透明，一切相安无事。 　　　　在电视播出第一线工作的年代中，我虽然从来没有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但因为没有太多的家务负担，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相反，还觉得很有意义。而沈力和儿艺来的新同事当时都有一个在幼儿园整托的男孩，星期六都存在着接孩子的问题。沈力是组长，为了方便新同事接孩子，星期六晚上她大多安排自己值班了。星期六和节假日的节目要比平时丰富，往往得安排两位播音员才周转得开，所以，周末和节假日由赵忠祥和我两个单身贵族以及沈力上班的时间为多。 　　　　沈力的小儿子吴楠，生在“困难时期”，不知是因为先天营养不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初生不久，便得了顽固的湿疹，浑身几乎看不到一块好皮肤，看遍所有的医生也不见效，十几、二十年都没有痊愈。沈力的母亲意识很强，看着孩子受罪，她心疼之极。为了工作，沈力放弃了多少与孩子亲近的机会。但是，新同事对沈力的照顾并不领情，还把矛头指向了沈力，说她星期六值班是因为“观众多，出风头”等等。 　　　　人生没有太久的童年。哪个父母不愿意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沈力身为组长，为了照顾同事的孩子，她牺牲了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当她为此遭到“出风头”的无端指责时，我觉得沈力真是“好心换了副驴肝肺”。 　　　　不和谐的音符破坏了播音组以往的平静。沈力从此不再刻意照顾任何人，周末和节假日她则安排四名播音员轮流值班了。 　　　　后来，这位儿艺的新同事不知为了什么事情离开了电视台，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她。她当年不过才三十岁左右，星移斗转，如今，她也该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 　　　　从儿艺新同事离开直至“文革”前，播音组再也没有来过新人，在我和沈力、赵忠祥轮流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的情况下，全台的播音工作又在人力紧张的状态中维持了几年。 　　　　我和沈力、赵忠祥默契合作的往事虽已十分遥远，但至今仍难以忘怀，只可惜在十来年共事的时间里，令人留恋的日子却只有短短的五、六年，许多曾是那么美好的人际关系都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这是后话。 　　　　六十年代伊始的中国，电视还是个新生的事业，发射功率不大，电视机也寥寥无几，中央电视台在社会上远没有如今的气势。 　　　　即使创业阶段的电视台很不起眼，但电视台第一代工作人员在当年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工作热忱和协作关系至今无与伦比。 　　　　早年没有录像设备，全部节目都是直播，其难度、长度和紧张度都是后来人所没有经历过的。直播电视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第一代电视工作者由此培养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 　　　　我刚刚走上电视播音岗位时，虽然对工作适应得很快，但常常重复一个同样的噩梦：标志音乐已经响起，该我在屏幕上出现了，可我还挤在十九路公共汽车上下不来。惊吓而醒时，我一身冷汗，心跳不已，这一夜便再难以入睡。 　　 　　　　那时，每次播出，基本由一个播音员完成常规工作。另一个播音员则担任诸如《春江花月夜》乐曲介绍、《国际知识》等专稿和《电视台的客人》等现场采访节目的播出工作 　　　　日常播出中，播音员先要坐在被称为“小播”的小演播室镜头前向观众致以问候，并播报当天的节目内容。 　　　　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小播音室里挤着播音员、灯光师。摄像师、美工师。技术员等好几个工种，一些意料不及的事情经常会分散播音员的注意力：有时是照明灯泡突然爆炸；有时是灯光师“老范头”的光头又穿了帮，耳机里传出导演对他大叫的声音；同在“小播”里工作的同事一举一动也都尽收眼底。但哪怕天塌下来，播音员也绝对要若无其事、临阵不慌。 　　　　报告完当天的节目内容，摄像机的红灯刚一灭掉，播音员就得立即拿着厚厚的一沓稿件脱离另有任务的“小播”，冲进对门被称为“插播”的播音室。因为距离接下来的《电视新闻》只有十几秒标题音乐的空挡，播音员要对着监视器上《电视新闻》的画面现场直播稿件，稍有耽搁，就会错过有关画面。 　　　　从电视机前的观众看来，当年播出的《电视新闻》、《国际新闻》、《电视纪录片》几乎和电影厂的成品记录影片一样，而实际上却是由值班导演、放映员、美工师、摄像师、音乐编辑、音响员、播音员等七八个工种当场合成的。 　　　　播音员在插播间对着画面直播的时候，尽管手中的稿子龙飞凤舞，画面也只能在播出前的下午匆忙浏览一遍，但直播时还得声情并茂，并尽可能使解说与音乐的情绪吻合，还要照顾到乐句的完整。那时的《电视新闻》、《国际新闻》、《电视纪录片》、《图片报道》等节目加起来，有时要直播一个小时左右，其紧张度可想而知。 　　　　每天的播出中，如果还有文艺节目或其它专题节目，完成了画外音解说工作后，播音员或是继续留在插播间播报各类节目的剧情介绍和演员表，或是返回“小播”在镜头前为下面的节目播报开场白，或是赶到被称为“大播”的大演播室为演员现场报幕。 　　　　电视播音员的工作是严肃的，稍一走神，往往会铸成大错。我尽量利用下午播出前的时间备稿。在镜头和话筒前，我绝不敢掉以轻心。 　　　　电视直播，充满了遗憾。一天的播出结束后，我总会对播报过的稿件重新审视一番，在每一份稿件中，我都有对自己不满意之处。我常常想：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假如再多给我一点备稿时间，我将改变语言的处理，我将播得更好。 　　　　电视播出的压轴节目一般都是电影、文艺晚会或球赛及歌舞戏剧的实况转播。最后，则以播音员播报《简明新闻》、《天气预报》和次日的《节目预告》收场。 　　　　当年，电视台的《简明新闻》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供。播音员得利用节目空挡，穿过大院，到广播大楼西翼二楼的电台新闻部取稿。发稿时间晚的时候，在回台的路上边走边看，有时连一遍还没看完，播出时间就到了。刚刚走上电视播音岗位，虽然有时令我紧张得近于痛苦，但那种充满刺激性的挑战仍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八十年代初调到电视台的杨伟光和沈纪都是当年为电视播音员提供过《简明新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年轻的编辑。当杨伟光和沈纪分别走上中央电视台台长和副台长的岗位时，我已经来到大洋此岸了。 　　 　　　　通过在电视台的实践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我认为一个播音员的形象不必非常漂亮，端正即可。尤其是女播音员，切忌妖艳。播音员个人的修饰，以及做作和表现自己等容易转移观众注意力的毛病都是应该避免的。 　　　　一个成熟的播音员，一切要从稿件出发，把观众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播报的内容上，才能使播音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我盼望自己尽快地成熟起来。 　　　　在电视台的工作中，我利用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眼界。 　　　　我从广播学院回到电视台不久，一九六一年四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在北京举行了。我也和文艺播出部的年轻人一样，和全国兴奋的老百姓一样，卷进了一场乒乓球热。在我不值班的日子里，我会跟着社教部的体育记者张加成一行去转播现场，坐在摄像机旁看个过瘾。我对徐寅生的“十二大板”、张燮林的“海底捞月”以及庄则栋勇猛顽强的“小老虎”风格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一场乒乓球热过后，我热衷的仍是文艺演出的实况。我最喜欢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茶馆》、《骆驼祥子》、《雷雨》、《蔡文姬》、《关汉卿》、《伊索》、《悭吝人》等剧目我看了不知多少遍。于是之、蓝天野、刁光潭、董行信、朱琳、胡宗温、狄辛、童超、郑榕、英若诚等人艺老一代的演员，都是些学者型的艺术家。他们不只是北京人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虽然，北京人艺至今已没有了当年《茶馆》的演出阵容，但我有机会回国的时候，仍然渴望看上一场北京人艺的话剧，听听那魂牵梦萦的“京片子”，那融入血液中的乡音。 　　 　　　　源于自幼住校、拍电影以及参加少年宫等集体生活的经历，初进电视台的时候，我喜欢成群结伙在一起工作和集体生活，喜欢朋友，喜欢豪爽的“讲哥们儿义气”的感觉。 　　　　从广播学院回台不久，我就和赵忠祥、李振立、曾文济、王南生、陈汉元、于广华、王元洪等一群住在集体宿舍里的年轻人接近起来。“困难时期”的物质生活虽然极度清贫，但我在电视台仍然十分快乐。我和大家一起排练、一起录音、一起播出。一起开播前会和播后会，连去食堂吃饭都在一起。那时，即使当晚没有我值班，我也“以台为家”，仍然泡在电视台，直至播出结束，和大家一起去吃夜宵。 　　 　　　　摄像师李振立是我们当中较为年长的一个。他勤奋好学，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颇为入迷。他和赵忠祥整天津津有味地研究着《古文观止》或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类的诗词，对李商隐、李后主、陆放翁也说个不停。那时，我真觉得他们有学问极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阅读范围开始超出一般的中外文学名著，也读起了唐诗宋词。 　　　　李振立家在农村，他的妻子在“困难时期”曾带着刚出世的儿子到北京探亲。为了解决长年两地分居的问题，李振立后来离开电视台，回了老家。虽然从此他音讯全无，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六一年冬天，他到西单买回了几根牛奶冰棍，在集体宿舍门口，我碰见了他。他说，牛奶冰棍化了水可以喂儿子。 　　 　　　　赵忠祥比李振立多了点对外国文学的爱好。播音组里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他时常会蹦出点普希金、《红与黑》中的于连之类的话题。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是他最喜欢念的诗句。他眉毛倒挂，一副少年强说愁的表情，常常逗得我大笑不已。 　　　　电视台曾办过一个英文班，由国际组陈维熙任教，我和赵忠祥都成了他的学生。他是位归国华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有派”。 　　　　“文革”开始，这个英文班也垮了台，并成了首任台长孟启予“崇洋媚外”的罪证之一。不知什么时候，陈维熙离开了中国。 　　 　　　　音响组的曾文济是个年纪不大的老广播，也是个很好的乒乓球手。他聪明好学，热情厚道，是个自学成才的音乐编辑，后来调到了电视台。平时，大家叫他小曾，不过，有时他也被凋侃为“胶带指挥”。在节目播出中他心血来潮的时候，常常在导演间像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似的，煞有介事。不过，他指挥的不是交响乐队，而是导演间播放配乐胶带的四台立柜式录音机。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于广华，一九九五年访问美国，我去华盛顿记者站探望他。他突然提起：“大渝，我还欠你两张工业券呢！” 　　　　那是在“困难时期”，许多商品都得凭票供应的年头，体育学院体操系毕业的于广华分配到电视台，成了一名时政记者，专门拍摄中央首长送往迎来的活动。有一次，我和他以及电视台惟一的女时政记者邓勤去北海溜冰。天气极冷，但于广华没有戴围巾，我就给了他两张工业券，当即买了一条新围巾。 　　　　这样一件三十年前小事，早已被我忘得干干净净，没想到他竟还记得如此清晰。回眸当年，那萧瑟的冬天，那清纯的友情，在朦胧中依然温馨。 　　 　　　　王元洪身材细长，文人气质，风流倜傥。他写得一手好字，会说几句英文，爱唱英文歌曲《褒雪花》，不说，真难以让人相信他也竟是位复员军人。 　　　　想当初，他是新闻部的摄影记者，分管文教新闻，美术展览的片子大都出自王元洪之手。 　　　　王元洪平生酷爱飞机。有一天中午，我偶然碰见他，他问：想不想坐飞机？还说他可以带我到天上去转一圈。“两航”起义归来，随母亲从曼谷搭机去香港与父亲会合后，十一、二年了，我再也没有坐过飞机。正好那天我不值班，于是就在下午跟着王元洪去了一个我不知道方位又叫不出名字的机场。 　　　　那架飞机极小，除了驾驶员外，只有四个座位，里面破破烂烂的，连个安全带都没有，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飞机。我还没上飞机就已经开始后悔此行，但也只得无可奈何地爬上了飞机。 　　　　那位飞行员准是位年轻人。为了航拍，他不但不稳稳当当地开飞机，反而“人来疯”，一个劲地在天上翻跟头。 　　　　一上了飞机，王元洪扛起十六毫米电影摄影机就拍开了他的镜头，根本忘记了我的存在。他像焊在了飞机上，竞修炼到了人机一体的地步，毫不受翻跟头的影响。而我，拼命抓住一切可以抓得到的东西，还在机舱里狼狈得东倒西歪、恶心得翻江倒海。王元洪偶然想起还带了个“尾巴”，边拍着镜头边顺便问我一声：“大渝，你行吗？”连头都不回一下。我是一个跟着来看热闹的闲人，不但帮不上他的忙，若再添麻烦，影响工作，实在说不过去。我说：“我很好，你不要管我，拍片要紧。”这回答颇像电影里英雄的台词，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这辈子打死我都绝不再应王元洪之邀乘坐飞机了，哪怕他把那飞机夸得更天花乱坠。我尽量忍住呕吐，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盼着飞机立即落地。 　　　　跟着王元洪坐车回台的路上我仍然外强中干，嘴上说着“很好”，但回到台里我晚饭也没吃就直奔宿舍，直到第二天还恶心头痛。 　　　　王元洪是个难得的不嫉贤妒能的人。十多年后，我成了他坐镇的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的编辑兼节目主持人。他放手支持下属的节目构想，由衷地为下属的成绩高兴。在我离开中国前，能碰到这样一位顶头上司实在是万幸不过的事情。 　　 　　　　陈汉元是个极幽默又有文采的人。六十年代，他和王元洪去了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拍回了电视纪录片《收租园》。陈汉元是编辑，王元洪是摄影师。电视纪录片《收租园》是中国电视史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如今，他的解说词被纳入了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陈汉元在撰写《收租园》解说词的过程中，每当有了神来之笔，他都会兴致勃勃地念给大家听，大家也都会像他一样由衷地兴奋。尽管我自己没什么才华，但我敬重文采飞扬的人。陈汉元写的解说词常常令我佩服不已。 　　　　“管他阿猫阿狗的。”是陈汉元当年的口头语，于是，我赠他一个“阿狗”的美名。“阿狗”由此风靡全台，被叫了二、三十年。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副总理赴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时候，陈汉元是电视台采访小组的领队之一。行前，他与我极其郑重严肃地谈了一次话，请求我在访日期间千万不要叫他“阿狗”，并说，回国以后，怎么叫都行。我说，放心！我自有分寸。我怎么也不能在日本人面前把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的领队叫成“阿狗”啊！访日归来，直到他当上了副台长，我仍叫他“阿狗”。 　　　　我一九九五年夏天回国的时候，陈汉元在他的作品选扉页上为我题词的时候，把我称为“纯时的好友”，将自己称为“北京老头儿”。他写着：“那个时候，我们真纯——灵魂纯、言谈纯、举止纯，喝一杯水也是那么纯。现在，我们都年逾半百了，回想当年风情，越想越美，怎么想怎么纯。” 　　　　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朋友，不管他们日后是飞黄腾达、事业有成，或是平平凡凡。无大作为，彼此的关系已经定位在最初的感觉上，即使分离经年，远隔重洋，也永远难以改变。 　　 　　　　电视台早期，全台上下，互相都能叫得出名字。作为播音员，我辨认得出每一位编辑、记者、导演以及审稿的各级领导的笔迹。 　　　　我所在的播音组与音响组、灯光组、摄像组、美工组、文艺组全都归属于文艺播出部。那时，虽然每天不过播出三、四小时的电视节目，但因全部节目都得直播，文艺播出部的同事，在紧张又充满刺激性的工作中，朝夕相处，连彼此的脾气个性都几乎了如指掌。 　　 　　　　“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中央电视台就几度物色地皮，准备筹建新台，我一直为此兴奋不已。自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八七年，二十七年的岁月，我是在电视台度过的。多少年来，我始终觉得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是“我的”。 　　　　去国五年，当我第一次回到北京，第一次走进搬了新家的中央电视台，放眼望去，却再难找到几个熟面孔，我感到深深的失落。 　　　　岁月流淌，当年一起为中国电视事业热情工作的许多同事和朋友，现在都已不再年轻。虽然一个属于创业者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是，当年的景致、当年的气息，将成为财富，在我的心中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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