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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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体严重患病,北京人艺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的老伴李曼宜日前向北京朝阳法院提出申请,因为还房屋贷款困难,请求法院认定年过八旬处于痴呆和癫痫状态的于是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确定李曼宜代为管理并处分于老的财产。一代大师如今却贫病僚倒令世人唏嘘不已!昨日,刚刚从人艺离开的著名演员何冰闻听此消息后惊讶万分:“怎么可能?于老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他在我心中是神!”而身在人艺的著名演员冯远征则对此事不愿评说:“这牵涉到于老的名誉,我需要回去问剧院,得到剧院的口径再说。” 何冰:他在我心中是神 实力派演员何冰如今已经离开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昨日,记者拨通他的电话,说到于老家人卖房子一事,他简直惊讶得差点叫出来:“不可能吧?”虽然跟于老并没有太多接触,但何冰说起于是之语气极度激动,充满了崇拜:“他是伟大的艺术家,中国最优秀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不是一般的演员,他代表着中国表演的最高水平,他在我心中像神一样!” 何冰说,自己16年前刚进人艺时,于老当过一段时间院长,“他的表演出神入化,只可惜后来身体不好。”何冰表示自己对于老现在的生活状况不太了解,“毕竟是两代人,他太高了,我一直只能仰视。”但他依然表现出极度的震惊:“他应该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啊,在我理解中,他的医疗待遇、退休工资应该很高,怎么会出现这种事,不太可能吧?” 人艺:不清楚生活情况 对于一代话剧大师于是之如今的生活状况,昨日,记者致电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办,工作人员不愿多谈,只是表示他们并没有住在院里,工资只是每个月按时打到银行卡上,至于工资多少,对方不愿透露。而人艺办公室另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则表示,由于于老已经病了很长时间,院里很多人对他的情况都不了解,甚至没有电话,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记者拨打院长濮存昕的电话,但手机一直无法接通,打到人艺院长办公室,秘书却表示他从不接受电话采访。 如今依然身在人艺的著名演员冯远征,昨日接到记者电话时,也表示对于老的生活状况完全不了解:“我刚进人艺的时候他是院长,曾经合作过话剧,但也没有太多交流。”至于提到其家人申请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事,他立马闭口,表示这涉及到老艺术家的名誉,要问过剧院,得到剧院统一口径才能回答。 好友:他们家生活还好 昨日下午,记者致电于是之家里,于是之的女儿表示自己由于此事的曝光备受骚扰,对此事不愿多谈,后来干脆说打错了电话。 记者后与帮忙代理申请的朱先生取得了联系,朱先生称自己是于家儿媳的朋友,原来是以公民身份为李曼宜老人代理的,但现在自己出差,也已经不再负责此事。对于于家境况,他表示其实自己也没有见过于老,所以说并不清楚。 著名戏评家童道明与于是之是多年好友,曾为于老著过多本著作。昨日,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于老的家人现在对于此事的曝光非常不高兴,对于于老一家的生活状况,他也解释说:“于老病了好多年了,其实剧院对他们也非常照顾,他们一家过得也还不错,只不过因为买了新房子,旧的不住了,当然要卖,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 中国话剧院副院长: 最后一次演《茶馆》于是之眼中含热泪 本报讯(记者许征)昨日,中国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在谈到于老时感慨万千:“我开始学戏剧的时候就看他的戏,他是我非常敬仰的艺术家。” 在王晓鹰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1992年于老最后一次出演《茶馆》,“我去看了,真的很悲哀。”王晓鹰语气都有点哽咽,“那一次,于老已经出现了忘词等一些情况了,演完了以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了很长很长时间,有的观众还打出了‘戏剧之魂’的横幅。于老眼睛已经开始湿润,看得出来他心里有感激,也有更多的遗憾与无奈,他有预感自己可能已经再不能出现在舞台上了。” “于老最后一次上舞台是在话剧《冰糖葫芦》里面演了一个小角色,一句台词都没有,因为他已经不能说话,以后我就再没在公众场合见过他。听说他病得很严重,先是不能说话,对以语言来表达的话剧演员来说,不能说话是何等的痛苦,后来渐渐不能认识其他的人。” 对于于老现在的状况,王晓鹰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虽然这样为中国话剧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艺术家应该享受很高的待遇,“但很多事情和大家的期望都有距离。” 熟悉于是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至于于是之的幽默,则几乎可以令所有与他相处的人都能讲出一连串的故事。 1982年的一天,我爱人第一次见到于是之。那天剧本组正在开会,她有事找我,敲开了剧本组的房门。我依次向她介绍着组里的成员:“这是刘华大姐,这是封智大姐……”就在这时,谁也没想到,于是之突然伸着右手走到我爱人面前,握住她的手自我介绍说:“这是是之大姐!” 新民笑了,我也笑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 那之后不久,北京人艺因住房紧张,不能马上解决我们的住房问题,暂时帮我安排了一间写作间。那大概是秋天,一天,新民带着一些食物和换洗的衣服去看我。打开房门,于是之正在跟我和其他几个朋友聊天儿。发现了门口的新民,谁也没想到,于是之匆匆迎了上去,只见他一脸愧色,语无伦次地说道:“您看,也没您的房……弄得您跑这么老远,带着吃的穿的,跟探监似的,真不合适……您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千万别憋在心里……”看他那神态,仿佛北京人艺不能给我们房,是他造成的。其实,那会儿的于是之仅仅是剧本组的组长,分房的事与他无关。于是之一席话,说得大家都乐了。但乐过之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感激之情。于是之把我们没有住房这点困难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1985年,我应《人民文学》之邀,到辽宁兴城去写小说。记不清是有什么事需要和剧院商量,我在兴城给于是之写了一封信。但忙乱之中只寄走了信皮儿,没装信瓤儿。于是之接到这个空信皮儿,心里很纳闷儿,他给新民打了个电话:“跟您打听点事儿,您家先生从辽宁寄来一个空信皮儿。我不知你们平常联络的暗号有哪些规矩。一般寄空信皮儿表示什么意思呢?”不等新民答话,他又追上一句:“是缺钱花了吧?” 新民乐了:“空信皮儿就是忘了装信瓤儿了。没什么别的意思!” 于是之随口应道:“噢!空信皮儿就是忘了装信瓤儿了!您看,还是您有学问,一下就弄明白了,我这儿琢磨一上午了……” 于是之:“你爱我?我这么穷哈哈的!我还想找一有钱的主儿,我爱爱他呢!” 讲到于是之的幽默,还可以举两个例子。 1985年,于是之刚刚接任院长不久。一天,剧院在一楼排练厅开大会。由院党委副书记讲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事。在排练厅里开会,剧院的习惯是每人拿一把椅子,稀稀落落的随便找个地方一坐。 隔了一会儿,于是之拉着一把椅子凑到我身边,小声跟我说:“今儿我要了个车……刚上任,过过瘾。”我笑了。这可能是于是之搬到紫竹院后第一次跟院里要车。 我随口问了一句:“您那车怎么走?” 于是之说:“怎么走?出了剧院一直往西!” 我问:“过北海吗?” 于是之琢磨了一下:“过吧?应该过。” 我说:“那,正好。我中午上北图,到新民她们单位去吃午饭。您要是方便,把我捎上行吗?” 于是之一乐:“当然成了!一人也是坐,俩人也是坐。干部跟群众坐一个车,心里还踏实呢!” 散会之后,已经是中午,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我走出大楼,远远地就见剧院办公楼的东北角停着一辆小车。冷眼一瞅那是辆轿车,实际上是一辆微型货车。车的前半截跟轿车一样,加上司机一共有俩座儿,后面是一个方形的货斗。货斗上面好像装着点儿木头。不知为什么,于是之没坐在驾驶室里,而是坐在了货斗的木头上边。 从车边儿过的人问:“老于,您怎不坐里边儿呀?” 于是之说:“人家李龙云说要坐车。这车刨了司机,拢共就一个座儿……” 此时我刚刚走出楼门,就乐了。这是我看到的于是之一次非常生动的幽默。我匆匆跑了过去,赶紧跟他说:“是之老师,您快别逗了!没瞧见吗?下雨哪!再把您淋坏喽!”我赶紧把他搀了下来,扶他坐进了驾驶室。 还有一次,北京人艺建院若干年,电视台来录像。其中有一段专门介绍剧本组。电视台导演要求我们仍然像往常开会一样,互相聊天说话,该干吗干吗。那天,我跟于是之俩人坐在一条长凳上。那是一张可以当钢琴座儿用的长凳。于是之是学表演的,我却从来没见过镜头,眼睛总是盯着导演。导演说:“您别老盯着我!您跟老于接着聊!说得越热闹越好。” 摄像机转过来了,于是之眼睛盯着我小声说:“说点什么呀?” 我想乐,同样小声说:“您说呢?” 于是之笑着说:“你不是一直瞅着我挺顺眼的吗?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我也笑了,轻声说了一句:“老于,我爱你。” 于是之笑着摇摇头说:“我不信。我工资这么低……” 我接着开玩笑说:“反正也没录音,说什么都无所谓。不管你多么讨厌我,我仍然爱你……” 于是之更小声地说:“您可别大意!他们可说录音就录音。”他眨巴眨巴眼睛接着说:“你爱我?我这么穷哈哈的!我还想找一有钱的主儿,爱爱他呢!” 于是之笑得更厉害了:“对!对!地下党不应该穿裤衩儿,您看我这记性……” 1983年,《茶馆》剧组访日。正赶上《小井胡同》停演不久。有一天我受陈老(注:指剧作家陈白尘)之托,去给夏公(注:指夏衍)送一本书。于是之听到消息,跟我说:“正好我也没事,咱俩一块儿去看看老头。” 回来的路上,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本来在我们身后走,突然急走了两步,跑到我们前边去了,然后扭回头边走边看着我们。我看出来了,女孩儿认出了于是之。又走了没几步,小女孩儿突然慢了下来,和我们形成了并肩而行,她冲我们这边儿转过脸,笑着小声问:“您是不是姓于?” 于是之笑了:“不错,姓于。” 小女孩儿兴奋不已,又问:“您是不是于是之?” 于是之笑着说:“不错,是于是之。”然后压低嗓门儿:“姑娘,别嚷!我就是于是之。” 小女孩儿大声说:“我早就看出您来啦!” 于是之说:“是吗?你眼力那么好哪?” 小女孩儿说:“我跟您说,我一眼就认出您来了!” 纪念话剧大师 于是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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