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刁光覃、朱琳 专辑

朱 琳/文 　　 　　　　欣逢话剧百年华诞，我作为从事话剧表演艺术七十年的老演员，深感无尚荣幸与喜悦！ 　　 　　　　忆百年多少先辈大师们，以他们的智慧与勇气，经历多少挫折与艰辛，将这个从西方传来的艺术形式创造成为了中国的话剧！ 　　 　　　　我是一个大幸运的人。从1937年8、9月间，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江苏淮阴师范中学，就遇上了共产党(地下)领导的“长虹剧社”，因此确定了我在政治上的正确道路，投身以话剧为战斗武器的抗日救亡。话剧也从此成为我的终生事业！ 　　 　　　　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啊！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整十一年间，我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先是二队后改为九队)中成长起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从城市到工厂，农村的前线，走遍了湘江、赣江、漓江，最后到了长江，用话剧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在九队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那些启蒙老师们：舒强、张水华、沙蒙、赵明、许之桥。在他们导演指导下，我演出了《家破人亡》、《木兰从军》、《水车转了》等等，让我懂得了什么叫话剧，什么是真正的话剧表演艺术。他们还手把手的教给我读书，我读了《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在文学艺术的书籍里，我读了曹禺的《雷雨》、《日出》，直到莎士比亚与希腊悲剧的经典剧本；还指导我如何写笔记，有时在行军的途中还给我辅导。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活又是十分艰苦，他们对待艺术是那样的严肃和严格！在做人上，沙蒙曾给我写下几句小诗“不要灰色，不要桃色，要战斗的鲜红色！”我称当年的演剧九队为战地的戏剧大学！ 　　 　　　　1942年秋天，我被在桂林的田汉同志借调到新中国剧社，排练演出田老的新作《秋声赋》。这是一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到底的戏。田汉老亲自多次地为我讲解剧中的人物与主题。一次他对我说：“这个戏的演出，当局可能要找麻烦，你敢演吗？”我当时脱口而出：“你敢写我就敢演……”40年后田老在写《关汉卿》时，就将此句对话写进关汉卿与朱帘秀的对话里。此事我早已忘记了，是在时隔40年后的1982年，我到长沙演出《蔡文姬》时，由田老的弟弟田洪同志对我说的。多么意味深长的事啊！ 　　 　　　　新中国剧社，是在1941年底由在西南各省的演剧队的部分成员及一些酷爱戏剧，追求进步的中青年组成的。由党的南方局直接领导，是一个纯民营的剧团，其生活上比演剧队还要艰苦，是靠演出的收入维持一切费用，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又是极为幸运的遇上了老戏剧家瞿白音导演。在新中国两年的时间里，他给我排了五个戏：《秋声赋》、《大雷雨》、《钦差大臣》、《日出》和《名优之死》，还经常在夜晚给我加工细磨，有好几次把我排哭了。他对我苦口婆心地说：“话剧的表演是最难的，你要刻苦钻研，用心体会，珍惜每一次的排练，将来是会有成就的……”我太感激他了。他对我这个尚未满二十岁的青年演员，费了很大的心血，寄予很大的希望啊！两年中他给我在表演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3年香港沦陷前，由夏衍同志领着一批香港的文化名人来到桂林，当时由夏衍、田汉、洪深三位前辈突击写了一出多幕话剧《再会吧，香港》，有洪深先生导演，新中国剧社演出。不料，在我们演出首场前，几十个宪兵荷枪实弹冲进剧场，齐声高喊“禁止演出……”，我们在后台都十分生气，有几个同志要冲出去与之评理，洪深先生一面劝大家安静，不要冲动，一面走出大幕，向全场观众致敬(当时无一人退场)，他那篇有理有节、生动又充满愤慨激情的演讲，感动了说服了全场观众及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其结果是无一人退票。有些观众还气愤的将戏票高高举起，对着宪兵高喊“我们要等着戏的重演……”果然不到一个星期，经与有关当局交涉，剧本一字未改，只是将剧名改为《风雨归舟》，顺利的演出了，而且连续满座一个多星期！ 　　 　　　　抗战胜利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沿长江东下，在沿江大城市配合民主运动，拒绝上反共前线，拒绝演反共戏…… 　　 　　　　1947年，在我们的驻地无锡排演了田汉老的多幕话剧《丽人行》，并请了洪深先生来导演。田汉老四次到无锡，并请了阳翰笙、于伶(二位时任上海文化界党的负责人)以及陈鲤庭、叶以群等同志，从上海到无锡来观剧，听取他们的意见。 　　 　　　　田汉同志即兴为此剧演出题了诗“举世争和战，全民迫死生，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第二首是“岂学陈思(blog)写洛神，只因三月未知春，若英苦斗阿金殉，惟有新群独绝伦”。新群这个人物在剧中是地下党的领导，这也是在戏剧中第一次出现党的领导。 　　 　　　　《丽人行》在无锡演出了两个星期，26场，轰动了无锡的大街小巷……接着又到了上海辣斐剧场演出了50多场，场场满座。田汉同志邀请了郭沫若、茅盾、欧阳(blog)予倩、梅兰芳、周信芳等同志以及上海戏剧电影界的朋友们来看戏，受到大家一致赞扬和鼓励，并在报纸、电台发表了多篇赞扬文章，并提出了一些意见。他们看到30年代左翼剧联的领导人田汉，经过抗战八年，跋涉万水千山，由左翼领导下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变而来的演剧九队，以战斗的姿态回到了上海，并演出了由田汉编写充满战斗性的《丽人行》，而且由洪深大导以极富创造性的话剧形式演出了此剧，真可谓珠联璧合锦上添花。 　　 　　　　洪深的导演，节奏鲜明、重点突出，对演员的要求不仅要有内部体验，而且要有鲜明的外部动作，使我们这些演员懂得了在表演上体验与体现的体系。 　　 　　　　全国解放后，我有幸在先后留苏学习戏剧的孙维世、陈颙导演的剧目中饰演角色，还在苏联专家库里涅夫导演的《保尔·柯察金》、《钦差大臣》、高尔基的《布雷乔夫》、契诃夫的《三姐妹》中出演角色，在排演的过程中我深深领会了史坦尼与瓦克坦柯夫表演体系的真谛。 　　 　　　　我从1953年由中国青年剧院调到北京人艺，大约四十五年间，在人艺著名的四大导演——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梅阡给我导演的十个戏中，令我受益匪浅。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焦菊隐给我排演的三个戏《虎符》、《蔡文姬》、《武则天》。在他苦心追求、探索、创造话剧民族化的实践中，我领会了焦先生话剧民族化的真谛。首先是深厚的生活基础，焦先生在排《龙须沟》及《茶馆》的开始阶段，就严格地要求演员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学习，并亲自检查演员体验生活的日记。第二是学习领会我国传统戏剧艺术的精华。焦先生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当过戏曲(京剧)学校的校长，心中装着百十来部京剧。他又曾留学法国学习戏剧。第三是借鉴史坦尼及布来西特的表导演体系。他很早就翻译过史坦尼表导演的书。在他的导演里，从演员的表演到整个舞台调度以及布景灯光等等，巧妙地融会了中国传统戏剧的精华以及中国画写意的笔法，使整个戏节奏鲜明、气势磅礴、美不胜收。郭老曾说“焦先生在我剧本的沙滩上建起了高楼大厦”。大画家叶浅予先生说“《蔡文姬》这个戏太美了，比宋画还美……”。周扬同志看了焦先生导演的几出戏，赞扬到“焦先生的导演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化，而且在手法上风格上一个戏一个样，风格各异，他连自己的剩饭都不吃……”。 　　 　　　　在话剧百年之际，我忆起以上诸位先辈大师们，他们对话剧事业，对包括我在内的话剧后生学子们，费尽心力，付出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百年中国话剧立下丰功伟绩，永远值得我们景仰、怀念！ 　　 　　[话剧百年纪念研讨会论文--《话剧百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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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6/10 6:4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