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2007-04-10 11:13:50 　　 　　 　　　　 　　　　□梁秉堃 　　　　 　　　　我原籍是广东省南海县盐步村，1936年出生在北京。1950年，我考入察哈尔省文艺干部训练班，当年分配到察哈尔省文工团，1952年转为中央水利部文工团，历任团员；1954年初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过灯光管理员、演出处秘书、演员；1964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一直到1995年退休。 　　 　　　　刚刚进入北京人艺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有幸亲聆老舍、曹禺等先生的教诲，尤其是老舍老师，他不仅仅是在教我写戏，也许更主要的是在教我做人。不是吗？今天追思这些往事时，仍令我感慨万千。 　　　　 　　　　老舍先生说笑话 　　 　　　　老舍先生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了，而且少年时代开始看过他的一些作品，然而，直到1957年的春天，才和他有了“亲密接触”。那年，北京人艺刚刚上演了郭沫若的《虎符》，作者得了稿费，做东请戏组全体演职员春游，还特别邀请了老舍。 　　 　　　　春暖花开，风和日丽。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郊区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址。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朱琳、于是之、戴涯等演员都簇拥在郭老和曹禺身边学习着历史知识。我们几个年轻人则簇拥在老舍身边谈笑风生，欢乐一片。 　　 　　　　午餐是在一间小礼堂里进行的。饭后，大家不肯走，纷纷出小节目助兴。 　　 　　　　突然，老舍从座位上站起来。人们鼓掌并笑出了声音。 　　 　　　　老舍板着面孔，手里举着香烟，环视四周，以他那特有的幽默语调开了腔：“郭老！曹老！”他向那二位点头，“老老！”他又用手指指自己，接着拱起双手面对众人，“诸位老！”大家再也忍不住地大笑起来，老舍依然表情严肃，没有笑容。 　　 　　　　老舍说：“我说一个小笑话，欢迎诸位提出宝贵的和不宝贵的意见！”大家又笑了。“从前有个懒媳妇，每天都得等着婆婆催叫起床。院子里还住着两位识文断字的老先生。一天，老先生争论起来。一位说：‘我看太阳有两丈多高。日上三竿嘛，一竿六尺，三六就是一丈八。’另一位说：‘我看太阳得有几百丈高。日出东山嘛，一座山还没有几百丈高啊？’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这时候，懒媳妇插话了：‘二位老先生快都别争了！我看太阳也就有一屁股高。你们没听见我婆婆早晨冲着我嚷呀，还不快起来，瞧，太阳都晒着屁股了！’” 　　 　　　　听到这里，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了。 　　　　 　　　　退老舍先生的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艺先后排演了老舍的6个剧本——《龙须沟》、《青年突击队》、《春华秋实》、《红大院》、《女店员》和《茶馆》，真可以说是“多产作家”了。这就是人艺又被称为“郭、老、曹剧院”的由来。 　　 　　　　当时，老舍与人艺亲密无间，心里有了个创作想法，便找我们来谈谈——“看看这能不能是个戏？”等到动笔，只要写出一幕戏，就打过电话来说：“来几个人听听啊？”全剧完成，更会到剧院来，亲自给演员们从始至终朗读剧本。那真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老舍朗读剧本等于一个人演一台戏，真实、生动、幽默、调侃，把每一个人物都读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剧本读完，还要开个座谈会听意见。这时，老舍一边吸烟，一边在小本上记着什么；当听到不可取的意见时，也会笑眯眯地解释说：“我写的是垂杨柳，可不是黄花鱼！”到了剧本投排的时候，老舍很是尊重导演和演员的二度创作，自己尽量不作干涉：“是杀是砍，全交给你们了，台上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吧！”正式演出了，他又会表示：“我出版一个文学剧本，你们出版一个演出脚本，好不好啊？” 　　 　　　　60年代初，老舍写了一个反映市民生活的剧本《除夕》。人艺经过慎重考虑，觉得排练确有困难，又不好一拖再拖，便决定让导演夏淳和于是之带着剧本，来到了老舍家里退稿。 　　 　　　　向一位大作家，特别是一贯支持人艺的大作家退稿，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去以前，夏淳和于是之心里已经打起鼓来了。 　　 　　　　老舍热情地接待了夏淳和于是之，而且滔滔不绝地聊起天来。为此，夏淳和于是之根本无法提出退稿的事，既不便开口，也不想开口，只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了。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老舍说：“走吧，咱们上东来顺吃涮羊肉！”这时，夏淳借口有事告退了。只剩下于是之和老舍来到东来顺饭馆。 　　 　　　　到了饭馆以后才知道，老舍还约请了马彦祥等戏剧家一起吃饭，于是之心里发愁地想——当着客人的面，就更不好说退稿的事了。 　　 　　　　吃饭以后，时间在快速消失着，于是之根本没有吃出涮羊肉的滋味来。饭局眼看着就要结束，于是之一咬牙取出剧本来，哼哼唧唧把退稿的事说了出来。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舍听完哈哈一笑，说：“不成就算了，哪能写一个成一个的啊？”说完，接过剧本往身后的窗台上一放，对于是之喊着：“吃涮羊肉，快着！”于是之“嗯”了一声，大口吃着，这时才感觉出涮羊肉的滋味来。 　　　　 　　　　不动感情，写不出好作品 　　 　　　　1959年的春天，老舍的新作《女店员》即将由人艺上演。为了说明书上的题字，我来到丰盛胡同10号老舍的家里。 　　 　　　　我走进小院，径直来到了西屋——老舍的书房。一进门，便见到写字台上已经摆好写着“女店员”三个字的宣纸，一共有四、五张。刚刚睡醒午觉的老舍，指着宣纸说：“您(虽然我和舒乙同龄，老舍却依照满族的习惯这样称呼我。——笔者)随便挑选，不满意我还可以再写。”我认真看了看，觉着都不错，就全部装进了书包里。老舍谦虚又幽默地摇头说：“秃子当和尚——将就着材料吧。” 　　 　　　　在老舍和我都坐下以后，他点着一支香烟问：“说说，演员们都体验生活去了吧？”我自己倒了一杯茶水，答：“大家已经下到护国寺的妇女副食商店去了。”老舍满意地点点头。我说：“我们一去就闹了不少笑话。有个女演员在糖酒柜台上帮忙卖货，还没卖十分钟，就多找出去五毛钱。等人家顾客把钱送回来才知道。”老舍抿着嘴笑了。我又说：“我在水果柜台上帮忙卖货，账老算不上来。顾客一催，就更算不上来了。卖了一斤香蕉，急出一头的汗！”老舍问：“有位卖肉的小个子姑娘小张，看见了没有？”我连连点头：“看见了，人家还上了墙上的‘光荣榜’。” 　　 　　　　突然，老舍的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彩，不平静地摆动着右手说：“最好请诸位演员好好看看小张的那双手。那双原来也是细皮嫩肉的手，可如今变粗了不说，还裂了不少的大血口子！”他吸了一口香烟，“听说，小张刚卖肉的时候，也闹了不少笑话。有一回，一位老大爷卖一块钱的肉，她怕切多了，老切不够，就一片一片往上添。老大爷临走手里托着一堆碎肉说——‘姑娘，得，这回我就吃炒肉片吧！’小张为了这事儿，急得直哭，连饭也吃不下去了。”老舍停了一下：“后来，经理亲自给小张督阵，站在旁边帮助收钱，一方面请顾客原谅这个新手，一方面也让小张沉住气。这个姑娘，春节期间一天卖出去十口肥猪。你想想，一把四五斤重的切肉大刀，左右开弓，肉切得又麻利又准确，还一个劲儿地忙乎着算账、收钱，给顾客们当参谋。”我惊讶地连连摇头，不光是为了小张，也为了老舍观察生活的深入细致，显然他是在用心体验着生活。老舍继续说：“从这位姑娘这儿，我琢磨出这么一个理儿来。那就是为别人做点儿事儿，而且要做得好，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样的好姑娘，咱们不应该好好写、好好演吗？” 　　 　　　　为此，我想起老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不动感情，一定写不出带感情的作品来。” 　　　　 　　　　老舍教我写戏 　　 　　　　一天的清晨，我去老舍的家接他来剧院开会。回来的路上，老舍拄着拐杖，我替他拿着皮包，边走边说着话。这可是我一直憋在心里没有说的话。我在停了好一会儿以后才张开嘴。我哆哆嗦嗦地说：“舒先生(我们一直这样称呼老舍。——笔者)，我想改行写剧本，您看能行吗？”老舍停下脚，看了看我，再走起路时才回答：“有志者事竟成嘛。怎么不行啊？”我得到他的肯定，心里像是点燃起了一把火。他继续说：“可是，您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文学的门类都得试试，触类旁通，那里边儿都连着呐！”我把这话听到了心里，边听边点头。他又说：“我的经验是艺不压身，什么都得写，都能有好处。您比如，写散文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写小说可以练习表现内心活动；写单弦、大鼓可以锻炼掌握词句；写相声还可以帮助把握结构呐。……您可以以写戏为主，但是十八般武艺都得会。有了生活，适合什么就写什么。”说到这里，我一下子想到老舍本人也正是如此的，涉猎很广，著作丰厚，样样都能拿得起来。 　　 　　　　自那以后，我开始了写作练习，并经常向先生请教。有些教诲我一直在受用，甚至是能够受用终生的。比如，关于写作他说：“一个文人起码应该学会脑子多转圈儿。习惯了脑子多转圈儿，笔底下才会精致一点儿。”关于写人物他说：“说什么、做什么固然重要，怎么说和做尤其重要。前者是共性，后者才是个性。”关于好台词的标准，他说：“要说着上口，听着入耳，容易记住，又不忍心忘掉。”老舍还多次告诉我：“您要勇敢地写，不成功就勇敢地扔了！”……等等。我问世的第一篇作品，是相声《查卫生》，老舍不但仔细看过，还动笔帮助修改，甚至连语助词也给予了一一纠正，最后更是通过他的推荐才发表出来。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于是之概括老舍的四句话——“大土近洋，大雅近俗，精通世故，返璞归真。” 　　　　 　　　　“让年轻人坐在前排” 　　 　　　　1965年夏日的一个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小礼堂，召开了一个戏剧创作的座谈会。北京人艺派我和邱扬(也是编剧)去出席。 　　 　　　　小礼堂里布置得很紧凑，也很随便。中间是一排铺着白布的长桌，两边各有两、三排折椅。主持人坐在长桌的顶端，与会者则自由地坐在长桌的两边。 　　 　　　　那天，我们来得比较早，很自然地坐在靠近顶端的第二排折椅上。 　　 　　　　片刻以后，老舍拄着拐杖，兴致勃勃地走来了。我们马上站起来迎了上去。在寒暄几句，握过手以后，我们请老舍坐在第一排，他说什么也不肯，坚持要和我们坐在一起。然后，就随意谈起来。老舍关心我们都在写什么作品，我和邱扬做了回答。接下来，老舍就谈起自己要写的新戏：“我琢磨着写这么一个话剧，还是喜剧。一位多生孩子的妈妈，才是个30多岁的妇女，等一上大街就得背着一个小三儿，抱着一个小四儿，拉着一个小二儿，后边还追来一个老大。你看吧，是这个哭，那个闹；这个喊，那个叫。”我们不由得都笑起来。老舍认真地问：“这要搁在台上，得多么招乐儿？我要让观众一边乐，一边咂摸着里头的甜酸苦辣。”我问：“舒先生，什么时候能写出来？”老舍几乎连想也没有想，答：“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三四个月吧。”我又说：“您可一定得给人艺演啊。”老舍说：“嗯，也许你们演更合适。” 　　 　　　　这时，参加会的人已经来得差不多了。主持人是市委副书记邓拓，他邀请老舍前排就座。老舍一再摆手，并极力把我们这两个晚辈后生推到第一排的位置上来。老舍加重语气地说：“让年轻人坐在前排。” 　　 　　　　会议开始了。我们都为自己坐在老舍的前边，感到心里不安，常常要回头看上几眼。老舍显然是感觉到了，又压低声音说：“如今，主要得看你们诸位的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嘛。……不要紧，有我给你们把着场呐！”不知为什么，听到这些话心里仿佛真的踏实了许多。 　　 　　　　回想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可敬可爱的师长了。因为以后就开始了那场“大革文化命”的可怕时代。 　　 　　　　◎梁秉堃，剧作家，著有《梁秉堃散文选》等，现居北京。 　　　　【未经许可，本版文字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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