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2007-03-11 11:00:59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7年4月6日，是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年。在这一年里，北京、上海等地的话剧界将举办一系列的话剧活动，纪念话剧百年。在各种演出、研讨活动热闹举行的时候，有一个沉寂多年的话剧人不应该被忘记，他就是于是之。 　　 　　　　但是，采访于是之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早在多年前，于是之就因疾病原因丧失了语言和思维能力，无法交谈，近来更是住进了医院。3月6日，记者拨通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电话，找到于是之的夫人，82岁的李曼宜老人。她婉拒了记者当面采访的要求：“一个是于是之现在情况很不好，需要24小时陪护；另一个是最近有很多媒体对于是之有不实报道，令我们很气愤，也耗费了很大的精力。我现在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谈于是之的事情。你可以找他的同事、好友，他们都很了解是之，能够谈得比我好。” 　　 　　　　记者走访了几位于是之的家人、老朋友，他们各自对于是之的不同人生阶段有深切的了解地感受。通过他们的口述，尽可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的于是之。 　　 　　　　1他并没有贫病交加 　　 　　　　舒乙曾说过：“1949年以后，中国话剧有飞跃的发展，虽然其间有重大的挫折和灾难，但是总体上达到极高的艺术水平，绝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于是之便是这达到了世界水平的中国当代话剧的光辉的标志性演技派大师。他的学识、功底、敬业、造诣、成就、威望和为人都是当之无愧的。”舒乙对于是之的评价，代表了话剧界的普遍共识。 　　 　　　　作为一位著名的话剧演员，上世纪90年代末，于是之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次数已经极少了。最近几年，他更是一直呆在家里，除了上门看望他的人，一般人没有机会见到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童道明固定在每年的正月初三下午去看望于是之，今年也不例外。“只不过以前去的是于是之家里，今年去的是医院。”童道明有些无奈地说：“每一年到他家里去，李曼宜大姐总会对他讲，你看，童道明来看你了！他就会指着我，嘴里发出一串含糊不清的‘呜呜’声。这时李曼宜就高兴地说：‘他认出你啦！他认出你啦！’年年如此。但是去年今年春节我去的时候，不管李曼宜怎么说，于是之都是双眼紧闭，一脸茫然，完全认不得人了。今年就更不用说了。而他的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了。” 　　 　　　　就在今年春节前后，全国多家媒体纷纷登载了有关于是之报道：“一代话剧大师丧失认知能力”、“于是之申请认定无民事能力”、“于是之晚年贫病交加”等一系列关于于是之近况的消息，给人感觉于是之近况堪忧。这让很多许久不知道于是之消息的人颇有些愕然。但实际上这些报道或多或少都是失实的，给于是之的家人和好友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童道明向记者解释道：“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他们家最近要搬家，原来的房子要卖掉。房子是于是之名下的，但他现在什么都不明白，办不了卖房子的手续。所以要由他夫人来办这个事情。这需要一个法律的程序，认定于是之没有民事能力，仅此而已。这只是他们家里简单的私事，也没有涉及什么财产分割之类的事情。不知道什么途径传出去，报上就登了。有的报道更离谱，说于是之晚年贫病交加什么的，让人以为他生活很贫穷，那更是毫无根据的话。” 　　 　　　　据童道明介绍，于是之晚年的生活很有保障。“于是之是北京人艺的老领导，他生病后人艺给了他很好的保障。现在，单位花钱给于是之请了两个看护，每天两班倒，和李曼宜三个人，24小时看护他。说他贫病交加是没根据的。” 　　 　　　　这一次，媒体对于是之的报道热潮招致于是之家人的巨大不满，记者前后三次联系李曼宜，最后都无法和她见面。童道明解释说，于是之家人除了不满意暴露隐私、报道失实之外，也希望保持于是之在公众面前的良好形象：“毕竟于是之曾是一位倾倒无数人的艺术家，但是生了病之后很不成样子了。他生病以后，再也没有照片流传出来。我有一次和他合影，之后李曼宜说，照片拍得不好，不给你寄了。我很理解她。希望媒体和公众也能理解她。” 　　 　　　　2他是“伟大的”演员 　　 　　　　于是之1927年生于天津，长于北京。父亲早年从军。于是之生下来刚一百天，父亲就阵亡于唐山。从此他与母亲过起孤儿寡母的生活，幼年相当贫苦，15岁便失学了。 　　 　　　　1944年，17岁的于是之因为朋友的介绍，在北京一个业余剧团里参演话剧《牛大王》，担任主角“牛大王”。此前他在沦陷区的衙门里当小公务员，“挺苦的，十五六岁的人，每天跟着老头儿在衙门里上班，觉得哪儿都是灰色的，到了剧团才有了欢乐。哪怕摸黑儿排戏，心里也觉得是亮的。”于是之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这么写道。由此，于是之从业余到专业，一步步成为一名话剧演员。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于是之就是其中一员，一直到他90年代退休，都未曾离开过人艺。而他在人艺的这段时间，也是人艺最辉煌的历史阶段。 　　 　　　　剧作家黄宗江应该是于是之健在的朋友中，最早认识他的。1946年，刚从国外回来的黄宗江第一次见到于是之，从此就认识了。“我是1921年生的，比于是之整整大7岁。”这位87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语言敏捷，说起于是之来两眼放光。但刚开始于是之给黄宗江的印象并不深：“那时候丁力给我介绍：这是于是之，石挥的外甥。当时我觉得，于是之作为演员是不错的，但是离石挥差一大截呢。”1947年初，黄宗江创作的话剧《大团圆》在北京上演，于是之演戏中的老大，黄宗江给的评价仍是“称职”。 　　 　　　　但不久之后的1951年，于是之演的《龙须沟》里的“程疯子”就把黄宗英给“震了”：“那是于是之演得最好的几个角色之一，可以说把这个角色演绝了。这出戏可以说奠定了北京人艺的基础，也奠定了于是之的基础。在此之后，《茶馆》里的王利和，也是让他给演绝了。” 　　 　　　　不过黄宗江对于是之角色评价最高的，并不是前两者：“他最好的戏，是《骆驼祥子》里的‘老马’。比《茶馆》还要精彩。就一点戏，十几分钟，但是把一个老车夫刻画得非常生动和深刻。我觉得更多是因为生活的积累。于是之演这种老拉车的太熟悉了，因为这就是他早年生活里经常见到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来自生活。角色的基调掌握得高度准确，乃高度成功。”于是之在台上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把一个凄惨年迈又善良乐观的老车夫刻画得生动而感人，直到几十年后的现在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如果看一下当年《龙须沟》、《骆驼祥子》等话剧创作过程的文字记录，就会发现于是之花了多大的精力塑造这些角色。演“程疯子”，他写了《程疯子传》，在几个月的排戏过程中每天写心得日记，记录他对角色理解的变化和演出心得。演“老马”的时候，他反复读原著，回忆过去认识的老人，到前门外与老车夫交朋友，用30岁的年纪体会70岁老人的老、冷、饿、累的感觉。“用巨大的劳动换十几分钟的戏。”难怪有人说，对现在的一些演员来说，为演戏体验生活简直可以称劳模，但对于是之来说，简单的体验生活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塑造一连串成功的角色，于是之在演出的过程中，还不止一次给剧作家提出意见，参与剧本的修改。戏剧评论家童道明是熟悉于是之的人之一，他向记者介绍了于是之两次促成老舍修改剧本的事情：“一次是《龙须沟》，老舍先生本来把程疯子写成一个破落的大户人家子弟。但于是之觉得这不太够。他动手写了一篇《程疯子传》，把程疯子写成一个从玩票开始到以唱戏为生的艺人，之后因为生活的境遇变疯。老舍后来也接受了这种修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程疯子的模样。另一次是对《茶馆》结尾的修改。老舍先生原来写的是，有个革命者在茶馆里，借着说书宣讲革命，被国民党搜捕。王利发为了保护革命者，自己饮弹身亡。有一次开会讨论剧本的时候，于是之就提议说结尾可以写成‘三个老人话沧桑’的一场戏。老舍当时没有说什么。但一周后，老舍就把剧本按照于是之的意见改了。现在这一段已经几乎是《茶馆》里最出彩的一段。” 　　 　　　　黄宗江说：“我觉得，话剧表演上，不能说他就一定是最好的。可是想想，在20世纪后半个世纪，没有超过于是之的说。”去年夏天，香港话剧团到北京首都剧场演一出话剧《倾城之恋》，童道明也去看了。“那位艺术总监很激动地说：‘我们能来首都剧场演出，觉得很荣幸。因为这个舞台上，伟大的演员于是之曾在这里献艺。’这个话让我觉得很感动。我从心底里觉得，能担得起‘伟大的’三个字的，就是于是之。” 　　 　　　　3疾病，老天给了他不该有的惩罚 　　 　　　　于是之是一个无比热爱话剧舞台的人。但到他60多岁的时候，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最开始是出现语言障碍，说话不流畅，接着开始思维不清晰，到最后连人都认不出来。因为说不了话而告别舞台，这样的离别方式让一辈子靠说话吃饭的于是之痛苦不已。 　　 　　　　1992年7月16日，这是于是之刻骨铭心的一个日子：这是他最后一次在首都剧场里演王利发。他甚至写了一篇名为《’92.7.16》的文章，纪念这一天。这也是《茶馆》剧组的最后一次演出。在此之前，于是之演王利发已经超过400场，熟得不能再熟了。但那时候于是之患上腭部神经病已有两年，嘴巴总像嚼口香糖一样不停地动。而且演出的时候也开始忘词了。这使得他上台之前紧张不已。他嘱咐搭戏的蓝田野：“看我不成了，你就设法隔过去。”在台上，于是之真的忘词了。整场演出下来，他说错了四处台词。这令他懊丧不已。但是热情的观众并未在乎这个，人们长时间地鼓掌，久久不散，不少人甚至流下眼泪。艺术评论家柯文辉曾在文章中描述了当天的热烈场面：“于是他(于是之)大喊一声：‘谢谢朋友们的宽容！’此时剧场楼上一位刚上初中的女孩儿突然用童声回答道：‘王掌柜！永别了！’她的喊声牵动了几百个人的神经，像是一根无声的指挥棒发出了命令，一大群人用真挚的泪雨为孩子的纯情协奏，压倒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那天，童道明一直陪伴着于是之。他亲眼见到了于是之从台上下来时的落寞：“演出结束后，于是之在化妆室里呆了很久，大概有一个多钟头。他对我说：‘以前上台演戏是非常快乐的事，现在却变成很痛苦的事，因为老要忘词。’然后，我陪他出了化妆室。在走廊里，别人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于是之手里还拿着卸妆用的毛巾。他眼睛里满是掩饰不住的落寞，大概他也知道，以后恐怕很难再来到这里了。”出了首都剧场后，于是之和童道明上了汽车。就在车开出大门的时候，还有观众在旁边坐着，大概是等于是之的签名。“这时车里有一位办公室的同志就说，不要停车。司机就径直就开了过去。这时候，于是之就叹了口气：‘只是对不起观众了。’对这件事，于是之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还在见报的文章中向观众道歉。” 　　 　　　　这是于是之最后一次主演话剧。尽管于是之越来越意识到健康问题让他演不了戏，也在公开场合宣布不再上台，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而且也一直没有放弃过努力。 　　 　　　　1995年，李龙云和于是之一起，随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到西安考察。有一天，在汽车上，大家轮流拿着麦克风即兴表演。于是之模仿毛泽东做了一段演讲，惟妙惟肖，引起大家的热烈掌声。“于是之语言流畅、清晰，声音不疾不徐，却又充满激情，使用的是标准的湖南方言。有同志还把这段话录下来，在车里反复地播。人们都很兴奋，于是之更高兴，这让他对自己的表演又有了信心，他对我说：‘我可能要转运啦’。”晚上在住的宾馆有一个联欢会，大家邀请于是之上去表演，他欣然答应。依然是朗诵毛泽东那段话。 　　 　　　　“于是之拿着一张准备好的纸片，走上台开始表演：‘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只念了半句便卡在了那里。停了半分钟之后，他静了静心，重新端起纸片，开始第二次试着往下念，但第二次又卡在了那里。于是开始试着第三次念，而第三次只念了四五个字就念不下去了。片刻之后，他把纸片从眼前挪开，双手垂了下来，十分沮丧地说：‘念不了了……’在场的观众一惊，愣了半天，于是之又重复了一句：‘念不了了。’几位工作人员见状，匆匆走上前把他搀扶了下来。于是之嘴里嘟囔着：‘这儿灯太暗，纸片上这字儿看不清楚……’文史委员会主任张廉云大姐赶紧走了过去，不断抚摸着于是之的手臂劝慰着：‘老于同志，没什么，这没什么。等哪天光线好了，咱们找个地方再演，光线这么暗，换谁也不行。’” 　　 　　　　李龙云几个人把于是之送到了房间里。紧接着不断有人过来看望、慰问。“人都走完后，于是之瘫坐在椅子上，突然嚎啕大哭，嘴里说着：‘完了，这回真的完了，真完了，全完了……’我握着他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多少年来，我从没看到过于是之神色那样惶恐。不管我怎么劝慰，他嘴里喃喃着的只是几个字：‘完了，真完了……’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突然，他坐起身，眼睛盯着我跟我说：‘看来我是绝对不能再回到舞台上去了，我完啦。’”时至今日，李龙云回忆起这一段往事，依然眼圈湿润：“我知道这个打击对于是之是致命的。这对他的伤害太大了。” 　　 　　　　尽管是这样的打击，依然没有让于是之彻底放弃希望。在此之后的第二年，人艺排练新剧《冰糖葫芦》，编剧是梁秉堃。当时的北京市文化局长张和平希望于是之在戏里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过场戏的角色，坐着轮椅转一圈也行，因为于是之在话剧界的人气实在太足了。“用观众的说法：于是之只要出场，本身就是壮举。”梁秉堃也没想到于是之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请：“那时候于是之的病已经有些征兆了，但他能演我们都非常高兴。我对他说：‘你放心，我给你写的台词不超过10句，每句不超过4个字。’他连连点头称是，并且充满信心地表示：‘只要这次没有问题，咱们还可以接着来！’我知道他又开始想上台了。”在戏里，于是之和朱琳演一对高级知识分子，上午出去散步，总要提醒对方不要忘带钥匙。一天回家的时候老爷子找不到钥匙了，就埋怨是老伴拿错了钥匙，最后却在自己兜里找到了，是一个有生活趣味的小片断。 　　 　　　　“排练的时候，一开始对词很顺利，没有什么麻烦。于是之好几年没演戏，显得挺高兴。”梁秉堃讲述当时的情形：“但一到走位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于是之老是对不上词，特别是总说不上‘钥匙’这个词。五分钟的戏，排了一个钟头都排不下来。有的人不耐烦了，但没有表现出来。这时候，于是之突然激动起来，站在场中间，对着导演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有病……不然……这点儿戏早就排完了……你们着急，我更着急……我耽误了时间，实在对不起大家……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到底该怎么办？……’导演赶紧宽慰他说没关系，再排一下马上就好了。这时候刚好吃饭的时间也到了。我和李曼宜大姐把包子和稀饭送到于是之面前，但他一口都不吃，也不吭声，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很远的地方。那一顿饭，他肯定想了很多事情，可能连几十年前的事情都想到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痛苦。我觉得，这真是老天爷给他的不应该有的惩罚。” 　　 　　　　在那之后，排练很快结束，《冰糖葫芦》正式公演，除了北京还到天津、上海演出共20多场。于是之的病症越来越重，常常说不出“钥匙”这个词，需要朱琳帮着他。有一次，他又说不出来，朱琳马上问他：“你是不是找钥匙？”于是之点点头，居然说出两个字：“当然”。后台剧组的人马上兴奋地奔走相告。《冰糖葫芦》是于是之留给人们的最后话剧记忆。一代话剧大师，以一个苍老的身影谢幕了。 　　 　　 　　　　4当院长的时候，他曾被演员羞辱 　　 　　　　于是之在北京人艺工作的几十年里，除了是一个演员，同时也担任了8年的院长，从1985年到1992年。名义上，曹禺是正式的院长，他是第一副院长，但担任实际工作的是他。所谓“宁带一个师，不带一个剧院”。北京人艺复杂的人事关系早已人所共知。于是之用他的人格魅力团结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导演，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剧目。但同时，复杂繁琐的行政工作也时常让他疲于应对，甚至苦不堪言。 　　 　　　　梁秉堃退休前是北京人艺的剧作家，也是于是之多年的知交：“于是之当院长的时候是很苦的。他太真诚了，当这个官对他来说很难。我只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 　　　　 　　　　被演员羞辱 　　 　　　　梁秉堃讲起多年以前的一件事情。80年底的时候，有一次人艺要到香港演出话剧《推销员之死》。当时有一个女演员，在剧中演一个妓女，是个次要角色，台词也很少。“赴港名单出来之后，没有这个女演员的名字，她就去找了当时的院领导。其他人都推说不知道，但于是之一听就说：‘这事我知道，因为市委需要加一个人进来，就把你拿掉了。’结果这女演员一听就闹上了，在办公室里从下午2点闹到晚上8点，于是之一步都走不开。最后还是于是之说：‘我们还是得吃点饭。’这才消停下来。当时于是之就住在人艺里面。晚上12点钟，那个女演员的男朋友，也是人艺的一个学员，来敲于是之家的门，说女演员病了。于是之一听就急了，马上从床上爬起来。他的夫人李曼宜就说，这事你也要自己管啊？因为于是之下面还有好多级，演员组长、办公室主任、总务处长等等，找谁都行。但于是之就说了一句：‘别出事。’穿戴整齐就去了。女演员当时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问：‘于是之来了没有？’于是之就说来了来了。女演员就开始说‘于是之你挤兑我啊’之类的话，于是之就在一旁听着。后来女演员说，我现在病了要上医院，没钱。于是之马上把钱包掏出来，说，我这有。赶紧递过去。”说到这里，梁秉堃忍不住笑起来：“我说简直像《茶馆》里的王利发一样。这个事情也是于是之告诉我的。我后来问他，你垫的钱人家给了你没有？于是之说，找谁给我啊！你说，以于是之这样，他当院长能不苦吗？” 　　 　　　　于是之的忘年交、剧作家李龙云，对于是之的为官之苦也深有感触。“曾国藩说过，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于是之并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而剧院的工作却烦不胜烦。另一方面于是之像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人一样，有很强的自尊心，也很敏感。像他自尊心这么强的人，我可以想象他被同事、下属当面羞辱是多大的痛苦。”李龙云也曾经见到类似的事情：“一次，在人艺剧本组，于是之坐在椅子上，一位与他年纪相仿的老演员，站在他的面前，用手指着他的脸，当面指责于是之做过的某件事。于是之抬着脑袋，眨着眼睛小声说：‘我真记不太清了……’对方十分愤怒，毫不客气地说：‘对你好的事你记住了，对你不好的事你就记不清了！’这时候于是之居然尴尬地笑了笑。”李龙云用了“唾面自干”来形容于是之的窘境：“我惊讶于他居然能忍下来。但这些事情都在他心里郁闷积压着。” 　　 　　　　80年代中期，《文汇月刊》上登载了一篇曹禺女儿写父亲的文章，写到曹禺曾有过跳窗自杀的念头。于是之不止一次对李龙云提起这篇文章、这个细节。“每次说到这里，他都会感慨地说：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十二楼，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想顺那儿走下去……”李龙云回忆道。于是之的痛苦是复杂的，但身为领导的痛苦应该是最剧烈的。除了提到“顺阳台走下去”的念头，他也曾当众动怒，甚至伤害多年至交的老友感情，这都是心中积压怨气的结果。李龙云认为，于是之对北京人艺这个院长，心情一直很矛盾：“工作顺利的时候，他挺有成就感的；但工作碰到挫折时，他又常常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当这个院长。他一直在这样的矛盾里面，少有心情好的时候。” 　　 　　　　梁秉堃说：“从一个方面说，当院长可以说是‘名利双收’的一件事。不管从待遇上、还是名誉上，都有不小的好处。这看起来对艺术家是很大的照顾，就像现在对濮存昕的做法。但是行政工作和艺术工作不一样，需要另一种‘艺术’。有些人能够兼有这两方面的才能，但有些人却无法兼顾。我觉得于是之是后者。况且他也不需要什么‘名’了，对‘利’也看得很淡。所以这让他很痛苦，人际关系太复杂，而且不可能处理好。他好几次有过退下来的想法。” 　　 　　　　1995年，于是之曾经和李龙云谈过他当8年院长的感受：“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八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的确，8年院长生涯中，于是之的健康状况由好变差，从9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毛病，到了后来更是每况愈下。到现在还有人问李曼宜：“如果于是之不当8年的院长，是不是他的身体会好一些，也不会那么早就离开话剧舞台？”当然谁都没办法给出答案。 　　 　　　　梁秉堃认为：“这些痛苦是他的个人感受，但他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他在的几年，恰恰是人艺在改革开放后最辉煌的几年。比如，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我的《谁是强者》，还有《狗儿爷涅槃》，都是他那时候抓的，有些还是顶着压力抓。这些都是功不可没的工作，但是把他的身体搞垮了。” 　　　　 　　　　给作者改剧本 　　 　　　　正如梁秉堃所说，对于是之来说，当院长的8年有很多的痛苦的；但对当时人艺的很多人来说，有于是之的日子很值得回忆。 　　 　　　　早在80年代初，于是之任人艺剧本组组长的时候，就团结了一批剧作家进行剧本创作。李龙云正是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进入人艺的。他至今对80年代在于是之家里的“沙龙”眷恋不已：“那时候，于是之住在人艺的四楼，我们常常去聚会。李曼宜大姐总会准备吃的，炸酱面、二锅头，饭食非常简单，但却总能把大家吸引到那里，去的除了作家、还有导演。于是之家里有一个泡菜坛子，里边长年放着一些散装的二锅头。聚会的时候，大家每人手里一个小茶碗，茶碗伸进泡菜坛子里，舀一小碗，边喝酒边工作午餐。大家其乐融融，家事国事天下事，无话不说。”　 　　 　　　　对剧作家们的创作，从“作胎”，到写作过程，到最后定稿，于是之都很乐意参与讨论、提意见。当时，李龙云就住在剧院三楼的写作间，有时夜深人静突然想到什么事，无论是创作上、生活上的，甚至读书上的，随时都可以上楼去敲于是之家的门，和他促膝长谈。 　　 　　　　在采访中，几位剧作家们都不约而同说到于是之的一件事：给作者改剧本。于是之对于每个送到他手里、希望提出意见的剧本都非常认真对待，肯定要先精读两遍再提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读一遍，获得些印象，准不准，要靠重读来检验。”读完两遍之后，他必定要用铅笔在剧本上写上修改意见。为什么要用铅笔，于是之也自有讲究：“意见写得好，作者自然接受；写得不好，作者就会拿橡皮擦掉，全在作者的取舍。”他还主张对交来的剧本不能积压，要尽快看完写上意见，认为老不给作者回复是最大的冷酷。他对此打了一个风趣的比喻：“妈妈生孩子，生出来照例是给医生抱走，几天看不着自己究竟生了怎样的宝贝。几天可以忍耐，长了就不成，妈妈受不了。”而且，他在写完修改意见后决不再看定稿，因为“怕作者为难：改又不愿意，不改又碍着面子”。对于修改剧本，于是之有一句名言：“在作者写的那个方面里，他懂得比你多。”于是之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童道明说：“像于是之这样，花这么大心思看、改剧本，没有多少人能做到。” 　　 　　　　1995年，于是之在他的书房，与李龙云谈话剧剧本《南城轶事》，那是李龙云的新作。“那是于是之最后一次和我谈剧本，我至今保留他写谈话要点的一张小纸片。”李龙云向记者展示了于是之用毛笔宣纸写成的长信：“之前有几次，他哪怕在出差的时候，都会写这样的长信给我，详细讨论我剧本的修改。这些文字我都很小心地保留，它们对我异常珍贵。” 　　　　 　　　　替编剧背“黑锅” 　　 　　　　对于修改剧本，梁秉堃则有另一个深刻的回忆：“那一次，我感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事情发生在1989年，当时人艺正开始排梁秉堃的新剧《新居》，大概内容是讲一栋新房里面迁进来的形形色色的人，寓意是“改革开放等于让大家都搬了新房，开始全新的生活”。主角是一位落实政策的英文翻译家，终身的梦想就是把《牡丹亭》翻译成英文。梁秉堃没想到，于是之看完剧本后，主动要求演主角。“要知道他当时63岁了，又是院长，很不容易的。我们都很高兴。”时隔近20年，梁秉堃说起当时的情景，还相当兴奋：“戏排得很顺利，彩排的时候已经造成了一个‘小轰动’，很多人都知道人艺又出新戏了，甚至有一些人从外地赶过来看，订票很踊跃，一下子卖光了9场演出的票。” 　　 　　　　但事情并没有一直顺利地发展下去：“演完第6场那天，我照例到于是之家里讨论演出修改意见。我们正在讨论剧本的时候，于是之收到一份文件，打开一看，是一份简报，上面是十个工厂的党委书记看完这出戏的讨论意见。于是之看着，脸色就变了。我就知道事情不妙。接着他就把简报递给我，并用笔在上面画了一句话。我看那句话写的是“这出戏煽动知识分子反党”。我一下子就蒙了，因为这个太严重了。但于是之就是于是之，他把简报一放，又继续让我一起研究剧本，虽然我看出他心情很不好。吃饭的时候，吃的是面，我们埋头吃着，一句话没有，各自心事重重，真是一顿‘哑巴饭’。吃完饭，我要走了，于是之照例送我到12楼的电梯口。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对着电梯门，他对着我。这时，他说了一句话：‘得，我给你找事了。’听了这话，我看都不敢看他一眼，直接就进了电梯，因为我的眼泪已经流下来了。”梁秉堃解释了他当时的想法：“这出戏明明是我的作品，要说也是我给他找事，怎么能说他给我找事呢？于是之就是这样的人，在事情面前总想着代人受过，这种包容和保护给我的感觉，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真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后来《新居》并没有被定为‘毒草’，但于是之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　采访手记 　　　　了解他，记住他 　　 　　　　多年前看小说《吕贝卡》，书中的吕贝卡永远不出现，但又处处有她的身影。那种无法见其人，却感其神的印象令人难忘。做于是之这个题目，有类似的感觉。这是一个虽未曾离去，但已不可能见面的人。他的故事，都是通过文字记载、朋友口述来传达。不能见到本人，但通过文字、口述的方式了解他，也有另外一种感受。他的朋友们像镜子一样，把他的模样反射了出来。 　　 　　　　联系采访很顺利，老人们都愿意好好谈一下这位老朋友，因为“这样的朋友值得一谈”。他们谈于是之，都会先谈他的演技，如何如何地好，如何征服观众。然后，话锋一转：“但于是之最好的还是他的为人。”童道明这么概括：“于是之是一个有风格的演员，也是一个有风骨的演员。要有风格容易些，要有风骨就难得多。”“风骨”这个词便印在我的脑海里。 　　 　　　　李龙云给于是之总的评价是：是一个集中国传统文化人所有优点和缺点的人，出身贫寒，喜欢读书；有很强的自尊心，很敏感，气质更像一个诗人；对事业非常忠诚，事业心很强；爱书法，写一手好字；不太会喝酒，但喜欢喝；很幽默。这给人感觉像老舍。这么一个有风骨的、有才气的、有趣的人，在晚年却遭遇这样的疾病。这种病不是让他一下子离开话剧舞台，而是慢慢地把他拉下来，给他打击，又给他希望，慢慢地折磨，让他凄苦地走到人生的末尾。 　　 　　　　在采访过程中，李龙云的眼睛总是湿润的。他坦言回忆于是之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失去了与于是之的交流，让我前所未有的孤独。”现在的于是之，早已经不会感觉到失去交流的痛苦了，因为他已经没有了思维的能力。只有他的朋友和亲人们，在百感交集地回忆着这位复杂、充满魅力的老人。了解他，记住他，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专题撰文：本报记者　黄长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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