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刁光覃、朱琳 专辑

阿瑟·米勒与中国来源：中华读书报发布时间：2005-02-28 10:53:28 　　 　　“中国人在剧场里的喜怒哀乐，同我们是一样的。东西方文化固然很不相同，但是产生这种文化的心却完全是一样的。” 　　 　　———阿瑟·米勒（1915－2005） 　　 　　 　　 　　2月10日，《推销员之死》的作者、89岁的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因心脏衰竭，在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去世。 　　 　　米勒的去世，引起全球各大媒体的一片哀惋之声，英美报刊多套用《推销员之死》的剧名，刊出诸如“剧作家之死”一类的讣闻挽辞，追溯生平，褒扬功德。百老汇在他去世第二天晚上的开幕时间，特地熄灯为他送别。众多戏剧界、文学界的名流，也纷纷以华章美辞向他致敬。 　　 　　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称：“他是一个里程碑，一个领路人，我对他深为折服。” 　　 　　捷克前总统和剧作家哈维尔亦称，米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他的去世是世界文学的一大损失”。 　　 　　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说，他是“一个具有真正道德高度的人，表现出今日堕落之世上的罕有品质”。 　　 　　米勒一生的戏剧色彩，丝毫不弱于其剧作。他年轻时即抱持左翼思想，为此屡受麦卡锡分子的骚扰。他与性感女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婚姻，更使他一度被人称作“梦露先生”。作家诺曼·梅勒曾戏言，这场婚姻是“伟大的美国大脑”和“伟大的美国肉体”的结合。 　　 　　米勒的生平、剧目，以及《推销员之死》一剧的剧情，各报均有详述，我们不再啰嗦。还是来看看他与中国的深厚关系吧。我手头有些旧刊老书，或可一窥米勒当年在中国掀起的“剧浪”。 　　 　　美国当代戏剧大师中，与中国关系至深至厚者，无人能出阿瑟·米勒之右。20世纪美国剧坛的三大顶梁柱———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和尤金·奥尼尔之中，除米勒外，或许只有奥尼尔的影响通过曹禺，多少波及于中国。但是米勒不仅两度踏上中国的土地，还在北京亲自执导了他的头号大戏。 　　 　　米勒的戏剧在中国难得排演———今天更是几乎从舞台上绝迹。所以大多数中国人，未必有幸成为米勒戏剧的观众，而只能做米勒戏剧的读者，其中也一度包括曹禺这样的大师级剧作家。 　　 　　“读了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看了这个戏的演出，才真正受了震动。”曹禺在1983年7月的《文艺报》上撰文《威利，你为什么要这样？》时写道。 　　 　　当年5月，米勒亲自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执导的《推销员之死》在北京公演，演出大为轰动，几乎成为“乒乓外交”，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两国戏剧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演员朱琳后来说：“我们开始对这个戏的观众估计不足，从前台到后台到演员，大都认为演—个月也就差不多了，没想到观众面很广，演到七十多场还不能满足。”（《国际春秋》1985年第1期） 　　 　　米勒来华导戏的缘起，还要往前数上五年。1978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阿瑟·米勒偕妻英格·莫拉什自费来华访问，以三周时间，先后游历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桂林等地，观摩剧演，并与中国同行晤谈。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便向他提出了来华排戏的邀请。 　　 　　1980年曹禺赴美讲学，两年后英若诚访美，两次与米勒磋商此事，终告成功。 　　 　　人艺版的《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朱琳和朱旭主演。不料，米勒夫妇在北京工作期间，他在纽约郊区的家却遭遇火灾，损毁大半。在剧中扮演主人公威利·洛曼之妻琳达的朱琳后来回忆说：“每个人总是随时审视着米勒的情绪，可是谁也没觉察出他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像是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他依然是十分认真地工作着。” 　　 　　这是米勒第一次执导《推销员之死》，朱琳后来回忆起和米勒一起工作的情况时说：“那真是充满了创造艰辛和幸福的日日夜夜啊！”在一个半月的工作中，“米勒对合作者的尊重，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民主作风，以及他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给朱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米勒回国后，却换了另一副样子，这让远在美国的董鼎山不免有些愤愤难平。“他后来在美国到处的演讲，把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话剧发展完全抛开，在他的口吻中，中国在他去北京导演了《推销员之死》之前，没有现代戏剧可言。那种傲然自大的语气，是我亲耳在亚洲协会的剧场听到的。”董鼎山写道，“他在北京导演了由英若诚翻译与主演的《推销员之死》后，衣锦荣归。带了CBS电台所摄的《推销员在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在亚洲协会演讲他的经验。”（《读书》，1988年第6期） 　　 　　或许因为一些苏联评论家对他的肯定，又或许由于他为麦卡锡主义分子所不容的左翼政见，使他的作品———如短篇小说《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米勒后亲自将其改写为电影剧本）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便被译介到中国来。但他真正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还要等到中美关系解冻，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米勒被美国某些右翼评论家视为“一个被悲剧所迷惑的马克思主义者”，《推销员之死》则被目为“共产党的宣传”。左派知识分子却赞扬他是“美国社会的良心”。而米勒本人只是一再坚称：“戏剧要对社会负责”。 　　 　　“《推销员之死》具有异常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英若诚在1983年第9期《戏剧报》撰文写道，“可能出于种种原因，阿瑟·密勒先生今天不大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里面包括某些美国人士公开提出的担心，即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个戏作反美宣传，给美国社会抹黑？” 　　 　　1978年米勒作为“进步作家”首次访华，转年的《外国戏剧资料》杂志第1期，便刊出梅绍武所写的长文《阿瑟·密勒的六个剧本》，并译载数篇介绍美国当代戏剧的评论，同期还刊登了陈良廷译的《推销员之死》的剧本（剧本后在北京人艺排演时，又遵米勒本人的意愿，由英若诚重译），第2期又刊登了米勒在60年代的三个剧本。 　　 　　米勒首次访华后，也在次年3月于《大西洋月刊》发表长文《在中国》，谈访华观感。其中一部分由董乐山译出，刊于《读书》杂志。米勒大谈自己在中国观看《丹心谱》、《蔡文姬》和《彼岸》三剧时的感受，并写道：“中国人在剧场里的喜怒哀乐，同我们是一样的。东西方文化固然很不相同，但是产生这种文化的心却完全是一样的。” 　　 　　1980年4月，陈良廷译的《阿瑟·密勒剧作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十年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新版《阿瑟·密勒剧作选》即将出版之前，米勒特地为该书写了前言。他在该文文末写道：“我祝愿中国读者有一个美好的航程，成功找到自己现实中的航标。” 　　 　　也许我可以作为一个中国读者，祝福阿瑟·米勒，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得享安息。 　　 　　 　　 　　发布时间：2005-02-28 10:53:28 　　 　　“中国人在剧场里的喜怒哀乐，同我们是一样的。东西方文化固然很不相同，但是产生这种文化的心却完全是一样的。” 　　 　　———阿瑟·米勒（1915－2005） 　　 　　 　　 　　2月10日，《推销员之死》的作者、89岁的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因心脏衰竭，在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去世。 　　 　　米勒的去世，引起全球各大媒体的一片哀惋之声，英美报刊多套用《推销员之死》的剧名，刊出诸如“剧作家之死”一类的讣闻挽辞，追溯生平，褒扬功德。百老汇在他去世第二天晚上的开幕时间，特地熄灯为他送别。众多戏剧界、文学界的名流，也纷纷以华章美辞向他致敬。 　　 　　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称：“他是一个里程碑，一个领路人，我对他深为折服。” 　　 　　捷克前总统和剧作家哈维尔亦称，米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他的去世是世界文学的一大损失”。 　　 　　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说，他是“一个具有真正道德高度的人，表现出今日堕落之世上的罕有品质”。 　　 　　米勒一生的戏剧色彩，丝毫不弱于其剧作。他年轻时即抱持左翼思想，为此屡受麦卡锡分子的骚扰。他与性感女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婚姻，更使他一度被人称作“梦露先生”。作家诺曼·梅勒曾戏言，这场婚姻是“伟大的美国大脑”和“伟大的美国肉体”的结合。 　　 　　米勒的生平、剧目，以及《推销员之死》一剧的剧情，各报均有详述，我们不再啰嗦。还是来看看他与中国的深厚关系吧。我手头有些旧刊老书，或可一窥米勒当年在中国掀起的“剧浪”。 　　 　　美国当代戏剧大师中，与中国关系至深至厚者，无人能出阿瑟·米勒之右。20世纪美国剧坛的三大顶梁柱———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和尤金·奥尼尔之中，除米勒外，或许只有奥尼尔的影响通过曹禺，多少波及于中国。但是米勒不仅两度踏上中国的土地，还在北京亲自执导了他的头号大戏。 　　 　　米勒的戏剧在中国难得排演———今天更是几乎从舞台上绝迹。所以大多数中国人，未必有幸成为米勒戏剧的观众，而只能做米勒戏剧的读者，其中也一度包括曹禺这样的大师级剧作家。 　　 　　“读了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看了这个戏的演出，才真正受了震动。”曹禺在1983年7月的《文艺报》上撰文《威利，你为什么要这样？》时写道。 　　 　　当年5月，米勒亲自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执导的《推销员之死》在北京公演，演出大为轰动，几乎成为“乒乓外交”，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两国戏剧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演员朱琳后来说：“我们开始对这个戏的观众估计不足，从前台到后台到演员，大都认为演—个月也就差不多了，没想到观众面很广，演到七十多场还不能满足。”（《国际春秋》1985年第1期） 　　 　　米勒来华导戏的缘起，还要往前数上五年。1978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阿瑟·米勒偕妻英格·莫拉什自费来华访问，以三周时间，先后游历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桂林等地，观摩剧演，并与中国同行晤谈。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便向他提出了来华排戏的邀请。 　　 　　1980年曹禺赴美讲学，两年后英若诚访美，两次与米勒磋商此事，终告成功。 　　 　　人艺版的《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朱琳和朱旭主演。不料，米勒夫妇在北京工作期间，他在纽约郊区的家却遭遇火灾，损毁大半。在剧中扮演主人公威利·洛曼之妻琳达的朱琳后来回忆说：“每个人总是随时审视着米勒的情绪，可是谁也没觉察出他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像是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他依然是十分认真地工作着。” 　　 　　这是米勒第一次执导《推销员之死》，朱琳后来回忆起和米勒一起工作的情况时说：“那真是充满了创造艰辛和幸福的日日夜夜啊！”在一个半月的工作中，“米勒对合作者的尊重，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民主作风，以及他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给朱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米勒回国后，却换了另一副样子，这让远在美国的董鼎山不免有些愤愤难平。“他后来在美国到处的演讲，把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话剧发展完全抛开，在他的口吻中，中国在他去北京导演了《推销员之死》之前，没有现代戏剧可言。那种傲然自大的语气，是我亲耳在亚洲协会的剧场听到的。”董鼎山写道，“他在北京导演了由英若诚翻译与主演的《推销员之死》后，衣锦荣归。带了CBS电台所摄的《推销员在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在亚洲协会演讲他的经验。”（《读书》，1988年第6期） 　　 　　或许因为一些苏联评论家对他的肯定，又或许由于他为麦卡锡主义分子所不容的左翼政见，使他的作品———如短篇小说《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米勒后亲自将其改写为电影剧本）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便被译介到中国来。但他真正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还要等到中美关系解冻，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米勒被美国某些右翼评论家视为“一个被悲剧所迷惑的马克思主义者”，《推销员之死》则被目为“共产党的宣传”。左派知识分子却赞扬他是“美国社会的良心”。而米勒本人只是一再坚称：“戏剧要对社会负责”。 　　 　　“《推销员之死》具有异常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英若诚在1983年第9期《戏剧报》撰文写道，“可能出于种种原因，阿瑟·密勒先生今天不大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里面包括某些美国人士公开提出的担心，即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个戏作反美宣传，给美国社会抹黑？” 　　 　　1978年米勒作为“进步作家”首次访华，转年的《外国戏剧资料》杂志第1期，便刊出梅绍武所写的长文《阿瑟·密勒的六个剧本》，并译载数篇介绍美国当代戏剧的评论，同期还刊登了陈良廷译的《推销员之死》的剧本（剧本后在北京人艺排演时，又遵米勒本人的意愿，由英若诚重译），第2期又刊登了米勒在60年代的三个剧本。 　　 　　米勒首次访华后，也在次年3月于《大西洋月刊》发表长文《在中国》，谈访华观感。其中一部分由董乐山译出，刊于《读书》杂志。米勒大谈自己在中国观看《丹心谱》、《蔡文姬》和《彼岸》三剧时的感受，并写道：“中国人在剧场里的喜怒哀乐，同我们是一样的。东西方文化固然很不相同，但是产生这种文化的心却完全是一样的。” 　　 　　1980年4月，陈良廷译的《阿瑟·密勒剧作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十年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新版《阿瑟·密勒剧作选》即将出版之前，米勒特地为该书写了前言。他在该文文末写道：“我祝愿中国读者有一个美好的航程，成功找到自己现实中的航标。” 　　 　　也许我可以作为一个中国读者，祝福阿瑟·米勒，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得享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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