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刁光覃、朱琳 专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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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孩提时除了喜欢看书之外,那就是电影了。反正是上世纪50年代我们影院上映过的影片,无论是国产的或是国外的,因数量极少,我几乎都看过。为了进一步熟悉这些电影的剧情、人物和演员,还经常找些《大众电影》和《电影故事》刊物看看。我那时的水平也仅是看热闹而已,可万没想到这还是个知识积累。及至成年当上了教师,似乎也想对一些文艺作品(包括电影)品头论足谈点感受,可又赶上60年代初的“三年大灾害”时期,不久又是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紧接着就是扼杀文化的文化大革命…… 到了70年代末期,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先是来自境外香港的和日本的、前苏联的、南斯拉夫的国电影为最多。于是,我就开始写一些观后感之类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1981年,青岛电影公司要办《青岛电影》月刊,就约请我来兼任副主编。正好,当时电影《巴山夜雨》刚刚获得“百花奖”,其编剧就是在青岛的北海舰队从事创作工作的著名作家叶楠。我便贸然登门采访,为刚创刊的《青岛电影》写成《访叶楠》,这是我的第一篇名人专访。不久,那时青岛唯一的正规报纸——《青岛日报》,也主动约我也给他们写点名人专访。就这样,我一发而不可收,这20多年来就一连采写了许许多多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类文化名人。1984年起,我又应邀到青岛市工人文化宫的“每周一讲”去开办过“电影艺术欣赏”讲座。就这样,我与电影结下了情缘。 记得80年代的时候,电视还尚未普及,人们对电影还是有着极大的热情。那时的一般报刊也没有专职的娱记,这种名人专访也就比较少。而我当时还是在一家小厂工作。那么,我是怎样采写的呢? 一是“长期积累,厚积薄发”。记得1981年夏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来青岛演出话剧《北京人》和《悭吝人》。我一看他们的节目单,就立即想到其中有两位“列宁”。 因为《北京人》的导演刁光覃,1957年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时,他在话剧《带枪的人》中扮演列宁,成为新中国舞台上的第一位列宁; 而《悭吝人》中担任主演的周正,乃是国产电影《以革命的名义》中的列宁扮演者,他是我国电影中的首位列宁。当我分别进行采访时,他们喜出望外,因为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记者来谈演列宁的事情了。回到北京后,当《北京晚报》记者询问他们在青岛演出的情况时,周正兴奋地说:“青岛还有记者,想着我演过电影的列宁!”经过我的努力,一年后又在北京终于采访到第三位“列宁”——第一个为译制片列宁配音的白景晟。我采写的《中国艺坛上的三位“列宁”》在北京的《戏剧电影报》发表后,很快就被许多文摘类报刊所转载。对此,当时的北京影坛有个说法:“我们北京的‘列宁’让青岛访了!” 1983年2月,我在北京与谢添通电话准备约定时间采访。而谢添可能是因为确实忙,有些不太情愿。我立刻灵机一动问:“最近,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中央领导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不知您看了没有?”他连忙让我介绍一下内容。“就是强调文艺要走民族化的道路。”他听后一楞:“你这什么意思?”我就说:“就说您解放后的影片吧!先是演了《新儿女英雄传》,还在《林家铺子》扮演林老板,并且导演了《洪湖赤卫队》《锦上添花》等等;还有这些年您导演的《甜蜜的事业》《七品芝麻官》《茶馆》。我觉得,这些片子都是说明您始终在坚持民族化。”接着,谢添高兴地说:“看来你已经对我很了解了,那样我们的谈话不会用很多时间的了!”后来,我们见面后,由于彼此都是广东人,就干脆都用粤语乡音交谈,大家更是言犹未尽。先是在北影内的住家,后又带我在院子里看他们搭建的北京民俗街,还让我到他个人的工作室为我写他独创倒着写的——倒笔书法。我回青后,谢添又来信寄来他的照片。 二是“扎根串连,以点带面。”那时的我,是在一家小厂的工作,主要是与北京的部一级和济南的省一级的有关部门请示汇报,出差机会相当频繁。我往往就是在办公之余就去采访。而我根本就没有记者证,完全是靠被我最早采访过的人介绍。比如,我与谢添结识是白景晟的引荐,因为他俩关系密切。而白景晟的夫人就在北影工作。谢添的交际圈更大,自从相识后,对我就很了解。那么,他把我介绍给他人,自然对我也很信任。还有周正是北京人艺的,周围也有不少人涉足电影。后来王晓棠也听圈内的人提起我,她那年拍的电影《翔》也希望我能够宣传……就这样,我那时就采写了许多电影界名人。 进入90年代,由于电视的冲击,更多的电影新秀脱颖而出,而各类报刊的娱记与日俱增,一些“八卦”类新闻更是触目皆是。这样,我对文化名人的采访就与影坛脱钩,只是局限于作家和戏曲界名人了。今年我已是62岁,但依然是继续主持着广播电台的节目,而且还是笔耕不辍…… 2005/3/31 (来源:《半岛新生活》12期 0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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