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话剧100年、剧评

《传记文学》2005年第01期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当着全体会议代表的面，向北京人艺的党委书记赵起扬深鞠一躬，并且激动地称赞说：“你是文艺界的好书记，我感谢你。” 　　 　　　　这件事情当时在文艺界曾经被传为佳话，很多同行都对北京人艺的人羡慕不已。 　　 　　　　为什么会如此呢?需要说说历史背景。 　　 　　　　1960年的隆冬，剧院为了排演向建党40周年献礼的剧目，开展—次“提高艺术质量大辩论”——后来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小的政治运动。当时，党内“反对彭德怀右倾分子”的斗争刚刚过去；文艺界正在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和“资产阶级人，陛论”，巴人、孙谦、白刃等人作品都成为攻击的“目标”，因此，剧院的“大辩论”从一开始就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在“大鸣、大放、大字报”中，把一些导演、演员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纲成人生观、世界观问题。在这样—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赵起扬挺身而出召开党委会，决定对“大辩论”来个“急刹车”，宣布群众辩论立即停止。而且，老赵还提出事实证明“大辩论”已经搞偏了、搞错了，应该在今后吸取经验教训，同时要在全院人员大会上公开向一些被挫伤艺术创造积极陛，并伤害了感隋的导演、演员们赔礼道歉。此举，迅速受到了全院艺术工作者的衷心认同和热烈欢迎，也上报到了中宣部、文化部。 　　 　　　　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由于这件好事和周扬的正确肯定，在“文革”当中，竟然变为老赵的一大罪名，被扣上“受到‘四条汉子’周扬格外推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大帽子。 　　 　　　　也许，有些读者熟知赫赫有名的北京人艺，而不大了解它的党委书记、副院长、创始人之一赵起扬，大家都叫他老赵。 　　 　　　　这里不妨介绍几句此人的经历。赵起扬1918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7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他先后参加了陕北安吴青年训练班和陕北公学学习，担任助理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河南省密县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42年，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鲁艺工作团研究生，同时参加了歌剧《白毛女》和话剧脯线》、《粮食》的演出，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里赵大叔的艺术形象。1945年，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文联秘书、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教员、冀南区文委副书记。1952年，老赵担任北京人艺党委书记、副院长直至“文革”。 　　 　　　　老赵由于—副铁肩，满身正气，又深懂艺术规律，对待艺术工作者能够识才、爱才、育才、护才，使他们无后顾之比地进行戏居创作，特别是能够为艺术家们承担风险，度过难关，深受全体剧院人员的信赖、敬佩和尊重。剧院的老人们至今回忆起老赵来，几乎异口同声的一句话就是——“幸亏有了他” 　　 　　　　1995年，老赵已经从文化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并且身患重病，在拜访剧院—位老演员时，那位老演员回首往事感动不已，含着热泪说：“像我这样的人，要是在别处说不定在哪次次运动就给卡住了，更不用说业务上的发展了！亏得是在北京人艺，亏得遇上了你这么一位党委书记!” 　　 　　　　剧院里，有这种同样感受的人岂止他一个。 　　 　　　　老赵对待焦菊隐先生的种种表现，正是—个最典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早在1952年的初夏，北京人艺的领导班子刚刚组建起来——院长曹禺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定的；副手有副院长欧阳山尊、焦菊隐，以及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起扬。其中，老赵的年龄最小，只有34岁，他是接受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重托走进剧院大门的。 　　 　　上任前夕，市委副书记刘仁嘱咐老赵：要团结好剧院里一批党内外的专家，特别是曹禺、焦菊隐这两位大专家，要尊重他们，依靠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还再三叮嘱：要团结住焦菊隐。在你们班子当中，焦菊隐是—个不容易合作的人，你要格外注意。 　　 　　　　然而，老赵并没有先入为主从概念出发，而是通过接触、了解、关怀，对于焦菊隐在政治上从来不歧视，在业务上绐予了充分的尊重。 　　 　　　　1954年春天，焦菊隐在导演曹禺新作《明朗的天》的时候，有一天早晨，突然从家里打来电话，有情绪地称作有病不来首都剧场排戏了。老赵得知焦菊隐发怒“撂挑子”以后，亲自赶到东四演乐胡同的焦宅登门看望，准备做些劝说工作。万万想不到的是，来到以后遇见了异常的冷遇——在客厅里，焦菊隐正斜倚在沙发上闭着眼睛睡觉，家人连唤几声，他—直没有反应。这时，老赵已经从对方胳臂支着头的紧张状态；和眼皮微微动弹中观察到他肯定是在假睡，但是却以假作真；便顺水推舟地告诉家人：“焦先生排戏实在太辛苦了，让他好好睡吧。我不打搅了，改天再来看望。” 　　 　　　　老赵回到剧院以后，马上找到剧组的核心组长了解情况。原来是焦菊隐在排戏当中想在表演方法上进行—些新的探索，目的在于欲突破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过程中，只讲体验，不讲表现的片面性，要求演员的创作最好从人物的外部特征入手。而正处于学习斯氏体系热潮中的演员们，对此很难赞，很难适应，以至产生—些抵触情绪。一时间，演员们提出了100多条意见，有人说导演是在排练场上随心所欲地“把演员当作面人来捏”；有人说干脆就把导演改名为“面人焦”算了……听到这里，老赵问：“这些慧则你们怎么处理了呢？”核心组长答：“我们把意见一一告诉焦先生了。”老赵当即批评说：“你们做工作太简单，太不讲究策略了嘛！怎么能一点儿也不考虑焦先生的承受能力呢？”随后，老赵又连续两次来到东四演乐胡同焦宅，终于见到了焦菊隐。老赵—方面解释演员们在表演方法上一时还不能适应的原因；一方耐旨出演员们有些意见提得很不恰当，更不应该简单划率地把这些历。赵起扬1918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7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他先后参加了陕北安吴青年训练班和陕北公学学习，担任助理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河南省密县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42年，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鲁艺工作团研究生，同时参加了歌剧《白毛女》和话剧脯线》、《粮食》的演出，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里赵大叔的艺术形象。1945年，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文联秘书、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教员、冀南区文委副书记。1952年，老赵担任北京人艺党委书记、副院长直至“文革”。 　　　　老赵由于—副铁肩，满身正气，又深懂艺术规律，对待艺术工作者能够识才、爱才、育才、护才，使他们无后顾之比地进行戏居创作，特别是能够为艺术家们承担风险，度过难关，深受全体剧院人员的信赖、敬佩和尊重。剧院的老人们至今回忆起老赵来，几乎异口同声的一句话就是——“幸亏有了他” 　　　　1995年，老赵已经从文化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并且身患重病，在拜访剧院—位老演员时，那位老演员回首往事感动不已，含着热泪说：“像我这样的人，要是在别处说不定在哪次次运动就给卡住了，更不用说业务上的发展了！亏得是在北京人艺，亏得遇上了你这么一位党委书记!” 　　　　剧院里，有这种同样感受的人岂止他一个。 　　　　老赵对待焦菊隐先生的种种表现，正是—个最典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早在1952年的初夏，北京人艺的领导班子刚刚组建起来——院长曹禺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定的；副手有副院长欧阳山尊、焦菊隐，以及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起扬。其中，老赵的年龄最小，只有34岁，他是接受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重托走进剧院大门的。上任前夕，市委副书记刘仁嘱咐老赵：要团结好剧院里一批党内外的专家，特别是曹禺、焦菊隐这两位大专家，要尊重他们，依靠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还再三叮嘱：要团结住焦菊隐。在你们班子当中，焦菊隐是—个不容易合作的人，你要格外注意。 　　 　　　　然而，老赵并没有先入为主从概念出发，而是通过接触、了解、关怀，对于焦菊隐在政治上从来不歧视，在业务上绐予了充分的尊重。 　　 　　　　1954年春天，焦菊隐在导演曹禺新作《明朗的天》的时候，有一天早晨，突然从家里打来电话，有情绪地称作有病不来首都剧场排戏了。老赵得知焦菊隐发怒“撂挑子”以后，亲自赶到东四演乐胡同的焦宅登门看望，准备做些劝说工作。万万想不到的是，来到以后遇见了异常的冷遇——在客厅里，焦菊隐正斜倚在沙发上闭着眼睛睡觉，家人连唤几声，他—直没有反应。这时，老赵已经从对方胳臂支着头的紧张状态；和眼皮微微动弹中观察到他肯定是在假睡，但是却以假作真；便顺水推舟地告诉家人：“焦先生排戏实在太辛苦了，让他好好睡吧。我不打搅了，改天再来看望。” 　　 　　　　老赵回到剧院以后，马上找到剧组的核心组长了解情况。原来是焦菊隐在排戏当中想在表演方法上进行—些新的探索，目的在于欲突破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过程中，只讲体验，不讲表现的片面性，要求演员的创作最好从人物的外部特征入手。而正处于学习斯氏体系热潮中的演员们，对此很难赞，很难适应，以至产生—些抵触情绪。一时间，演员们提出了100多条意见，有人说导演是在排练场上随心所欲地“把演员当作面人来捏”；有人说干脆就把导演改名为“面人焦”算了……听到这里，老赵问：“这些慧则你们怎么处理了呢？”核心组长答：“我们把意见一一告诉焦先生了。”老赵当即批评说：“你们做工作太简单，太不讲究策略了嘛！怎么能一点儿也不考虑焦先生的承受能力呢？”随后，老赵又连续两次来到东四演乐胡同焦宅，终于见到了焦菊隐。老赵—方面解释演员们在表演方法上一时还不能适应的原因；一方耐旨出演员们有些意见提得很不恰当，更不应该简单划率地把这些历。赵起扬1918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7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他先后参加了陕北安吴青年训练班和陕北公学学习，担任助理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河南省密县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42年，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鲁艺工作团研究生，同时参加了歌剧《白毛女》和话剧脯线》、《粮食》的演出，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里赵大叔的艺术形象。1945年，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文联秘书、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教员、冀南区文委副书记。1952年，老赵担任北京人艺党委书记、副院长直至“文革”。 　　 　　　　老赵由于—副铁肩，满身正气，又深懂艺术规律，对待艺术工作者能够识才、爱才、育才、护才，使他们无后顾之比地进行戏居创作，特别是能够为艺术家们承担风险，度过难关，深受全体剧院人员的信赖、敬佩和尊重。剧院的老人们至今回忆起老赵来，几乎异口同声的一句话就是——“幸亏有了他” 　　 　　　　1995年，老赵已经从文化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并且身患重病，在拜访剧院—位老演员时，那位老演员回首往事感动不已，含着热泪说：“像我这样的人，要是在别处说不定在哪次次运动就给卡住了，更不用说业务上的发展了！亏得是在北京人艺，亏得遇上了你这么一位党委书记!” 　　　　剧院里，有这种同样感受的人岂止他一个。 　　　　老赵对待焦菊隐先生的种种表现，正是—个最典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早在1952年的初夏，北京人艺 　　 　　的领导班子刚刚组建起来——院长曹禺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定的；副手有副院长欧阳山尊、焦菊隐，以及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起扬。其中，老赵的年龄最小，只有34岁，他是接受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重托走进剧院大门的。上任前夕，市委副书记刘仁嘱咐老赵：要团结好剧院里一批党内外的专家，特别是曹禺、焦菊隐这两位大专家，要尊重他们，依靠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还再三叮嘱：要团结住焦菊隐。在你们班子当中，焦菊隐是—个不容易合作的人，你要格外注意。 　　　　然而，老赵并没有先入为主从概念出发，而是通过接触、了解、关怀，对于焦菊隐在政治上从来不歧视，在业务上绐予了充分的尊重。 　　　　1954年春天，焦菊隐在导演曹禺新作《明朗的天》的时候，有一天早晨，突然从家里打来电话，有情绪地称作有病不来首都剧场排戏了。老赵得知焦菊隐发怒“撂挑子”以后，亲自赶到东四演乐胡同的焦宅登门看望，准备做些劝说工作。万万想不到的是，来到以后遇见了异常的冷遇——在客厅里，焦菊隐正斜倚在沙发上闭着眼睛睡觉，家人连唤几声，他—直没有反应。这时，老赵已经从对方胳臂支着头的紧张状态；和眼皮微微动弹中观察到他肯定是在假睡，但是却以假作真；便顺水推舟地告诉家人：“焦先生排戏实在太辛苦了，让他好好睡吧。我不打搅了，改天再来看望。” 　　　　老赵回到剧院以后，马上找到剧组的核心组长了解情况。原来是焦菊隐在排戏当中想在表演方法上进行—些新的探索，目的在于欲突破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过程中，只讲体验，不讲表现的片面性，要求演员的创作最好从人物的外部特征入手。而正处于学习斯氏体系热潮中的演员们，对此很难赞，很难适应，以至产生—些抵触情绪。一时间，演员们提出了100多条意见，有人说导演是在排练场上随心所欲地“把演员当作面人来捏”；有人说干脆就把导演改名为“面人焦”算了……听到这里，老赵问：“这些慧则你们怎么处理了呢？”核心组长答：“我们把意见一一告诉焦先生了。”老赵当即批评说：“你们做工作太简单，太不讲究策略了嘛！怎么能一点儿也不考虑焦先生的承受能力呢？”随后，老赵又连续两次来到东四演乐胡同焦宅，终于见到了焦菊隐。老赵—方面解释演员们在表演方法上一时还不能适应的原因；一方耐旨出演员们有些意见提得很不恰当，更不应该简单划率地把这些者啭告给导演。焦菊隐听到这些诚恳的意见以后，也承认自己做法上有些生硬，事先并没有完全向演员们交待清楚。经过推心置腹地促膝交谈老赵的真感动了焦菊隐，马上应下午就到首都剧场继续排戏。 　　　　事后，老赵对剧院的中层干部们说：“谁没点儿脾气秉性，知识分子，首先要的是尊重。听到那些刻薄的意见，就是共产党员也难免—点儿肝火都不动。焦先生就那么一个人，解放前不就黼话不投机拂袖而去的情形么?过去人们传说焦先生难合作，我看不尽然，问题看怎么对待。你主动找他聊聊，消消气，解解疙瘩，不就没事了吗？” 　　　　许久以来，这个“三顾茅庐”的故事，一直在剧院里、话剧界以至文艺界里广为传颂着。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运动也越来越频繁，而且是指导思想日渐“左”倾教条主义。《明朗的天》上演不久，又开始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政治运动，其矛头一是指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俞平伯；一是指向“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的《文艺报》这股风刮到剧院就成了以下的格局——焦菊隐等于是俞平伯；赵起扬等于是《文艺报》。因此，他们二位都无一幸免地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和批判。但是。老赵一直，保持着河南人的倔强性格——宁折不弯，只要是自己搞不通的问题，他是绝对不肯低头服输的。运动中。老赵只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进行了认真检查，而对大“帽子”—概坚决不同意戴。事后，老赵说：“工作上有什么缺点错误者阿以批评、检查，但是对当时的那种吓人提法不能认账，因为它不符合实际隋况。如果认了那个账，就等于否定了焦先生这个人和他在解放后的全部工作，也否定了建立剧院以来全院同志共同创造的、来之不易的艺术成就。”事实证明，老赵对于像焦菊隐这样有真才实学又诚心诚意为新中国戏剧事业作贡献的专家，能够以“吐哺握发”的精神，去礼贤下土而并不觉得“屈尊”；但是对于事关大局的不公平之批判，他却能够挺着胸膛自己扛起来，承担—切风险而在所不辞。就是这样，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老赵帮助焦菊隐平安地度过了一关又—关。 　　　　应该说，老赵对待焦菊隐的尊重、信任、帮助和支持，也得到了对方的倾心回报。1956年初，在戏剧艺术上一贯主张并坚持探索和创新的焦菊隐，想挑选一出古装戏来进行话剧吸收运用民族戏曲表现方法的试验。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焦菊隐首先来找老赵商量，听取意见。老赵知道以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是话剧艺术民族化的重要开端，向焦菊隐明确表示——“只要认准了这个方向，你就放手去干!演员由你选，要谁给谁；钱可以多花一些;排练时间不受限制，就是失败了也没关系，失败了再重来！” 　　　　 接着，焦菊隐很快就选中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虎符渊》练正式进行了，这是一次事关北京人艺艺术道路和前途的试验。当时，不但剧院的人很关注，戏剧圈子里的人也都瞪大眼睛看着。一时之间，“北京人艺排练话剧加上京剧的锣鼓点儿了”的说法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个戏剧团体。焦菊隐在《虎符》的导演处理上，首先突破了话剧传统的镜框式舞台打开了舞台日控的限制，第一次采用黑丝幕为整个舞台的背景，舞台上只有几件简洁而又有代表性的道具，其目的是突出演员的表演；突出人物。焦菊隐还将京剧的锣鼓经、道白和水袖等等，运用到排练中来。一句话，构思是大胆的，创新是艰难的。正是由于进行不同凡响的、别具—格的试验，演员们很不适应，很反感，以至在舞台上手足无措。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老赵肩上的压力并不LL焦菊隐要小，一方面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搁≥练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还要为搁≥练中的思想干掷韭f刊≥除，保驾护航事后，老赵回亿说： 　　 　　“当时的情况确实很严重，演员们每天都不断找我‘诉苦’、‘发牢骚’，说这样的试验搞得他们都不会演戏了，甚至连主要演员也不想干了……可对这种情况，只有两种择——要么知难而退，停止试验；要么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这就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其实，我心里也没有，这毕竟是初次试验，但是我可不能流露出一点动摇情绪，只要我有‘点犹豫，那就全乱了套了。同时，我还不能把这些情况全部地、具体地对导演说，怕他没信心，排不下去。虽然，导演在排练中也看出了演员的某些态度，排练已经难以进行下去了。我当时想——要是失败了，我兜着，我做检查。不过，我对焦菊隐还是很有信心的。”于是，老赵搬了—把椅子硬是坐到排练场上，随着戏的进展做好服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老赵苦口婆心，细致深入，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终于使演员们从不适应、抵触、对立，转变为和导演一起，为话剧艺术的创新发展而同心协力地探索着。 　　 　　　　《虎符》在行进坎坷的道路上问世了，公演以后震动了整个话剧界。尽管，观众和同行们指出它还存在着某些生硬和不足之处，但是一致认为演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是焦菊隐把我国民族戏曲的表现手法和精神，有意识地运用到话剧艺术的大胆尝试，也是焦菊隐在探索话剧民族化上的—个新起点，一个奠基之作 . 　　　 　　　当时，焦菊隐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中国的导演学派、表演学派，使话剧更完美地表现我们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气派。这是我们的—个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地想提及老赵的一件小而不小的事情。 　　　　剧院在1958年“大跃进”时，有的演出队在外省演，自愿提出取消夜宵费的“革命”倡议。而且，汇报中说这是全队人员一致同意的，希望得到党委批准。 　　　 　　　在党委会上，老赵听完汇报立即指出——这种做法不妥，这是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必须慎重对待，有位委员小声说了一句：“这是群众的意见嘛。”老赵立即大声说：“群众意见？!那还要我们领导干什么呢？”大家都不吭声了。老赵接着平和地解释：“当前在人们头脑都比较热的肘候，有人提这样的倡议并不奇怪。提出的人可能是出于真心，然而，所有的人是否都是真心实意呢？恐怕，有的人心里并不愿意，但不敢说个‘不’字，生怕落个‘思想落后’，甚至‘右倾表现’的名声，只好跟着说‘拥护’。他们出去巡回演出几天一个地方，甚至—天一个地方，本来就很辛苦，很劳累，吃不好，喝不好，又休息不好。按规定晚上演出超过11点才给的两毛钱夜宵费，如果连这点儿补助也给取消了，人们怎么能顶得住呢？”结果，在党委会上把这个倡议给否定掉了。后来，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到——巡回演出队全体队员里，心中不愿意，嘴上也跟着说“拥护”的人确实占大多数。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老赵代表群众的利益，善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并非是跟在群众的屁股后头跑，而是对于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盲动，不讨好，不怕有不同意见，—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剧院有人说，从这里看到了老赵领导的“真功夫”。 　　　　1957年的夏季是个很不平常的日子，正当《虎符》演出轰动北京舞台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在整风鸣放期间，焦菊隐应党组织的诚恳邀请，在剧院内外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意见，一夜之间如同变魔术一样，都被快速提升为“反党罪状”。由于当时通行的做法，运用断章取义、形式类比和逻辑上纲的手段，把焦菊隐的意见——推进了“右派言论”的范围，在首都戏剧界的批判大会上，与会者已经把他的问题全部上纲上线，发言的调门儿提得很高，看来是很难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了。 　　 　　　　就在此刻，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把老赵和欧阳山尊叫到办公室，专门了解焦菊隐的‘隋况。 　　 　　老赵明确地发表了以下的看法：“焦菊隐的问题并不太严重，他主要是对剧院工作有些意见。这个人在解放以前就是倾向进步的，这些年来在剧院工作中作用也是很大的，应该继续留在剧院里工作。”欧阳山尊也同意老赵的看法。接着，廖沫沙说：“今天是彭真同志要我与你们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根扰你们反映的情况，对焦菊隐应该保护过关。不过要进行一下小规模的批评帮助” 　　 　　　　这位戏剧大师终于得到了从宽处理。同时，剧院党组请曹禺、舒绣文、叶子、刁光覃等老艺术家们参加，在小范围之内对焦菊隐进行了和风细雨般的批评帮助，他本人也作了诚恳的检讨。这样的处理深得人心，大家反映，此举对人艺的工作和焦菊隐个人都大有好处。 　　 　　　　紧接下来，老赵一如既往地为焦菊隐继续发挥智慧才能创造条件。在剧院召开座谈会宣布对焦菊隐处理决定的当天，他就应邀参加了党组扩大会议，研究剧院的工作安排。仅仅过了几厌，焦菊隐已经轻装上阵地开始导演老舍的新作《茶馆》了。为了支持焦菊隐的工作，剧院还特地请夏淳与他尸起导演。由此，一部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代表之作、巅峰之作诞生了，一部享誉世界中国舞台艺术珍品诞生了。显然，如果没有老赵全力以赴对焦菊隐的支持，以后他所有的艺术实践都将化为泡影。 　　 　　 　　　　有人问老赵，你当时为什么要冒着“包庇右派”的政治风险来保护焦菊隐呢？老赵想了一下，淡淡地回答：“在接触中，我发现焦菊隐真有才华。他博通中外古今，在艺术上也真有想法。过去就对党的戏剧事业有过贡献：，北京人艺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至于艺术家，有些怪脾气，爱发牢骚，生活上不注意，这也是难免的。焦菊隐总的政治倾向是进步的，对他的历史问题，也应该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来看待。” 　　 　　　　在老赵不断地支持下，焦菊隐又相继导演了《智取威虎山》、《蔡文姬》、《三块钱国币》、《武则天》等一批风格不同又颇具新意的艺术佳作，使得他孜孜以求的话剧艺术民族化，在舞台实践中日臻成熟，并且也已经成为剧院全体同仁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 　　　　60年代初期，焦菊隐随着舞台实践的逐渐积累，强烈地希望总结经验并形成理论，以便进—步建立起话剧表演体系的中国学派。老赵看到了这一点，首先在党委会上提出：“这些年来，我们给焦先生的工作安排得比较紧张，一个戏接着一个戏，使他没有充分的时间总结经验，这是我们考虑得不周，关心得不够的表现。”老赵建议——焦菊隐每年在院内只导演一个戏，其余时间由他自己支配，可以用于总结经验或者到国内各地去讲学，为建立话剧表演的中国学派作充分准备。十分可惜的是，这些安排还没有来得及落实的时候，“文革”风暴便已经来了。 　　　 　　　一直到1995年，老赵因重病辞世前的半年，在谈起焦菊隐时还一再表示：“我们对焦先生关心得太不够了！对焦先生的学术价值和对剧院的贡献也估计得太不足了！……”说到这里，他热泪盈眶，声音哽咽，便再也说不下去了。老赵生前写出的最后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文革’中的焦菊隐——纪念焦先生诞辰90周年》。 　　 　　　　多少年以来，剧院的人们总喜欢把赵起扬比作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领导人丹钦柯，焦菊隐就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赞美的话——“只有丹钦柯，优秀的组织者，善于领导，善于和恶劣的环境斗争，才能在无数阻碍、挫折和压迫之下，使艺术剧院有了光辉的历史；才能像主妇一样，给导演准备好工作环境。使导演和表演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 　　　 　　　也正如曹禺老院长所说——“有人讲：‘我情愿带一师人冲锋陷阵，也不愿带十个艺术家演半个戏。’艺术家是创造者，是善感的，是有激情的。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为公的与为私的。老赵能排难解忧，鉴别是非，讲道理，说服群众。”“在北京人艺前进的道路上，老赵仿佛作着一篇难写的文章。但他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在他酣畅的笔墨下，他写得有多么出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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