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23号馆文选__刁光覃、朱琳 专辑

话剧《蔡文姬》是郭沫若的力作，其在观众中的影响力绝非《屈原》和《棠棣之花》可比。如果按照曹操的扮演者来区分， 　　 　　《蔡文姬》先后有三个上演版本：刁光覃的曹操（分别于1959年和1978年上演，其中1978年重演时购票的观众竟然挤塌了广场的南墙）、梁冠华的曹操、顾威的曹操。 　　 　　今年春节过后，第三版本的《蔡文姬》在北京上演，仍然是观众踊跃，一票难求。 　　　 　　 　　　　 一、历史上的蔡文姬 　　 　　蔡文姬名琰，又名昭姬，是汉末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后汉书》上记载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和历史上的大多数才女一样，蔡文姬一生命运坎坷，充满不幸。她初嫁之人是河东的卫仲道，但仅仅两年丈夫去世，文姬因丧夫无子，被迫归宁。东汉末年，董卓专权、黄巾起义、匈奴入侵、天下大乱，丧乱之中文姬被胡骑所获，辗转于南匈奴右贤王的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和左贤王的西河美稷（今内蒙伊克昭盟一带），最后嫁与左贤王单于，在胡地生活12年，生有二子。曹操北定中原后，念及好友蔡邕身后乏嗣，以十几车的丝帛和一对金璧将文姬赎回。但是按照胡人习俗，儿女是带不走的，因此，得以归乡的文姬又面临母子永别的哀痛。归汉后由曹操指配，文姬再嫁曹的属下董祀。 　　 　　 蔡文姬现存诗作有两首，五言体的《悲愤诗》和骚体的《胡笳十八拍》。经后人考证，骚体的为伪作。从艺术成就上看，《悲愤诗》远远超过《胡笳十八拍》，所以讲文学史多讲解《悲愤诗》而不讲《十八拍》，不为无见。 　　 　　 从《悲愤诗》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关键问题： 　　 　　（一）蔡文姬在胡地12年生活的并不愉快，更没有什么与左贤王的爱情。她写道：“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联系她前面的“马前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就不难理解“少义理”这三个字所包含的不便明言的屈辱了；再看后面，“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催裂”。这些艳羡文姬归乡而发出“催裂哀声”的“同时辈”，毫无疑问，是和她一样饱受身心双重摧残的中原女子。再看她所处的环境，“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萧萧入我耳”。一个中原贵族的知识女性，没入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番邦，其精神上、心理上、肉体上所承受的痛苦，以今推古、以己推人，不难揣测。所以，当“有客从外来”时，她“闻之常欢喜”，马上“迎问其消息”，但是得到的是“辄复非乡里”的失望。 　　 　　（二）与所受的屈辱相比，最让文姬痛彻肺腑的，是与年幼的孩子的诀别。请看这一段：“儿前抱母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连下四个问句，读来五内崩裂！（我历来反对把古典诗歌翻译成现代汉语来赏析，但是对于《悲愤诗》的这一段，我必定翻译，而每每我必定翻译不下去。就是现在我写这段文字时，我的眼中仍然噙满泪水。）清人张玉谷在评价这一段时说，其妙处在于“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子愈显，最为文章妙诀”，这句话算是说到家了。后来的诗家往往津津乐道于老杜的《月夜》和李义山的“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说“诗从对面飞来”，殊不知这“对面写起”的文人始祖当属文姬，可见一代才女的过人才华。 　　 　　 （三）归汉后的蔡文姬也不是与董祀先有了姐弟之恋再结为夫妻，相反，她是极其自轻自*、诚惶诚恐的。“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她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时刻担心着被新夫厌弃。归汉后的蔡文姬在恐恻和忧伤中走完了她的一生。 　　 　　但是不管怎么说，蔡文姬终归是回到了中原，没有客死他乡；并且回归后凭着记忆和史料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而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那个乐于招贤纳士、终于促成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的核心人物——曹操。 　　　 　　二、话剧《蔡文姬》 　　 　　 话剧《蔡文姬》节选了“文姬归汉”这一戏剧性的片断，但是做了较大的改动。 　　 　　 首先增加了两条爱情线索：文姬与左贤王的爱情、文姬与董祀的爱情，一前一后，暗合了“民族团结，匈奴与汉人永远和好”的主题。特别是董祀，作者安排他劝解蔡文姬不要放弃生命、要振作起来在先，文姬为董祀慷慨陈词、洗清小人诬陷在后，使这对姐弟之恋进行的比较合理。 　　 　　其次是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曹操。郭沫若并没有隐讳他“为曹操翻案”的创作意图。话剧中的曹操已不再是一个奸恶的大白脸，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贤王。他首先以一个诗人的眼光肯定了文姬的作品，然后在力主文姬归汉、认清小人周近等问题上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知错即改的政治家胸怀，第三是与夫人之间朴素平和的关系。这一切都展示了以往文学作品中曹操身上少见的人情味。 　　 　　 但是同为男女一号人物，曹操的风采远逊于蔡文姬，这得益于演员朱琳出色的表演。1959年和1978年两次演出，蔡文姬均由朱琳扮演，虽然重演时朱琳的扮相显得有些“老”，但是她清亮高贵的嗓音、雍容大气的台风，很快就弥补了扮相上的不足。特别是她朗诵起《十八拍》中“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不见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事配我以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事遣我越荒洲！”和她介绍董祀的那段台词“这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我的一位姨表弟，她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和四姨娘的亲姐姐，他自幼失去母亲，是我的母亲把他抚养大的”，台下观众掌声雷动，恍惚间又回到了二十年前……而徐帆扮演的蔡文姬，难免有些秀美有余而贵族气不足。 　　 　　由蓝天野扮演的话剧人物历来是一个特殊的“亮点”，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等一的“帅哥”。《茶馆》里的秦二爷如此，《蔡文姬》里的董祀也是如此。董祀正直善良、精明干练，深受曹操的信任，而因此遭到同僚周近的嫉恨，进谗言诬陷董祀不仅“敌我不分”而且有“作风问题”，最后由蔡文姬不顾一切，陈述事实，洗刷了董祀的不白之冤。这个情节明显借用了《奥赛罗》的故事，虽然处理的简单些，但是借用这个契机使才女得配“帅哥”，也符合了国人“大团圆”的心理审视习惯。 　　　 　　 三、关于郭沫若写《蔡文姬》的几个问题 　　 　　自1976年以后，对郭沫若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他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他的《李白与杜甫》，岂止是留在文学史上的把柄，简直是他一生永远也洗不净的污点。但是如果因为这些、以及郭沫若文革中的一系列表现就否定《蔡文姬》，质疑郭沫若是“遵命而为”，就冤枉了他，有些“胡子眉毛一把抓”。 　　 　　 1、曹操该不该被翻案和《蔡文姬》中给曹操翻的案对不对。我想两个答案都应该是肯定的。第一个为曹操翻案的人是鲁迅，但是由于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既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应和。自郭沫若以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为曹操翻案已成定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百姓，都能站在历史的角度，抛弃“拥刘反曹”的传统观点，承认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那么《蔡文姬》中涉及的翻案对不对呢？我认为没有大问题。第一、作者首先塑造了一个文人气质的曹操。他与曹丕论诗，肯定了《胡笳十八拍》的艺术成就，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一情节不仅符合建安文人集团中“三曹”的文学地位，也为曹操在文学上惺惺相惜、不惜重金赎回打下了可信的基础。第二、作者没有沿袭以往“宁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暴君形象，在周近与董祀的问题上，曹操知错就改，近贤士远佞人，与历史上他的招贤纳士、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相吻合的。第三、争议最大的是曹操与夫人之间平民化的朴素生活和平和的夫妻关系，这一点有些溢美，但是联系曹操的“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朴素思想以及他“未能申其本末”的下层出身，也算靠谱。第四、作者借董祀之口描述了曹操统治下的北方的繁荣，虽有夸张，但也不完全是杜撰，那种“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中原”的情形已经有所改观，这是有史可查的。 　　 　　2、《蔡文姬》是否“遵命文学”？我个人认为，是，也不是。学过现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郭沫若一直喜欢李白与曹操，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完成《卓文君》和《王昭君》后，一直想写《蔡文姬》，由于抗战爆发没有完成，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才了了这个夙愿，所以，完全说“遵命文学”不符合实情。但是创作于解放初期政治环境下的《蔡文姬》不可能不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或者说不可能原原本本的表达二十年代的创作初衷。比如，郭沫若歌颂了曹操北定中原之后北方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繁荣昌盛，联系到郭沫若说“我就是蔡文姬”，确实是借古扬今；再比如把文姬归汉的主题上升为“民族大团结”，使文姬的苦难轻飘化了。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演绎历史人物为时代所用，是剧作家和诗人常用的文学手段，一个王昭君就出现了马致远的版本和曹禺的本版，而两个版本都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况蔡文姬？就算是有一点的“歌功颂德”，也不是大碍。 　　 　　3、关于《蔡文姬》台词朗诵的“非口语”的争论。有人认为，这种“慷慨激昂”的语调本身就是歌功颂德的腔调。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解释三点：（1）郭沫若是诗人，而且是非常情绪化的诗人，热情洋溢激情澎湃，使他作品的一贯特点。把他的《女神》与同时期闻一多的作品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所以，郭沫若的话剧严格的讲应该叫“诗剧”，与一般的话剧口语式的念白不一样。（2）1959年前后话剧界掀起一个向传统戏曲学习的热潮，要求话剧演员吸取戏曲演员的优长，所以《蔡文姬》的台词念白、包括有些动作，有些像京剧。（3）郭沫若的话剧从一开始就与曹禺走的不是一个路子。曹禺的《雷雨》是典型的“三一律”，而郭沫若更多的是学习、仿效莎士比亚。看看他《屈原》中“雷电颂”的朗诵，就不难找到《哈姆莱特》中“斗争还是毁灭”那段内心独白的影子。 　　　 　　 最后我们要说，郭沫若有没有问题？有！《蔡文姬》是否完美？不是！但是问题得看怎么说。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个极为重要也极其特殊的人物，他是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是五四运动的精神象征之一，缺少了郭沫若而只有鲁迅的五四精神是不完整的，在这方面没有人否定郭沫若过人的才华。但是郭沫若又是矛盾的，他晚年的悲剧，一方面来源于他的人格，另一方面来源于政治体制和当时的政治高压。如郭沫若者，成为御用文人，成为文坛上的政治帮手的，在当时不在少数。比如才华横溢的京剧演员钱浩梁。但是搞文学的，唯有郭沫若表现的如此露骨、如此的不留余地，则就是他的人格问题了。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特殊时代中郭沫若存在的问题而否定、甚至以联想的方式否定郭沫若所有成就。退一步说，如果说郭沫若以《蔡文姬》来歌颂时今，表现了他政治人格上的缺憾和艺术上的浅见的话，那么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评价40年前政治背景下的文人、剧作家，也应该是一种浅见。更何况，如果《蔡文姬》是彻头彻尾的政治作品的话（这样的政治作品我想已经不需要再举例子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蔡文姬》近40年的光辉历史。 　　 　　2007-3-6 18:09:48醉卧云边

浏览：1509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5/22 21:4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