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出塞--少将黄荣海口述 　　 　　匡澜整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参加了城里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和韩村解放的军民同乐会。在晚会开始的鞭炮声中，警卫员忽然从后面跑上主席台，悄悄走到我身后，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我就着台前的汽灯一看，是地委书记兼分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有要事和我面谈。我立即借着月光，向附近的一个村庄匆匆赶去。 　　在一间极其普通的民房里，见到了首长。他迎上来握了握我的手，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开门见山地说:“老黄，刚才接到渤海军区转来山东军区首长罗荣桓同志的一个电报，说美国兵舰已经开进了塘沽、大沽和秦皇岛，并有部分军队登了陆;国民党的所谓接收大员，亦先后到达了北平、天津。” 　　说到这里，他掏出一盒纸烟，递了一支给我，问道:“主席的那篇油印讲稿看完了吗?”他一边故意在启发地转了个话题，一边自己抽出一支，转身对着抽灯上的火苗吸着。 　　“读过几遍了!”我知道他是指的毛泽东同志不久前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首长待我也将烟卷吸燃后，接着说:“遵照主席这一策略性的指示精神，我冀东十七、十八分区的兄弟部队，首先解放了东北大门山海关，现巳编成冀热辽第十九旅驻守该地。根据情况的发展，上极命令我渤海军区第七师迅速北进，配合我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然而现代化的敌人有飞机、兵舰，比我们两条腿要快得多。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决定乘船从渤海湾插过去，经涧河口至乐亭登陆，然后赶至山海关进入东北。” 　　他深深地吸了口烟，霍地站起来，伸开右掌在桌上一大幅军用地图上移动着，颇为忧虑地说:“这条水路，是一条最理想也最危险的捷径。美国的海军已将塘沽、大沽一带封锁得严严的，万一被他们发觉了，就得作最坏情况的估计.”说到这里，他信任地望着站在桌旁的我，说:“军区特地指令你带领部分基干武装先从海上走，为后续部队探路!” 　　从参加红军起，十几年来，我接受过无数次大小任务。这是第一次特别感到责任的严重，我耽心的不是自己，而是所带的千多条战士的生命和整个部队北上的任务。首长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坐下来亲切而又果断地对我说:“老黄，这是冒险!可是对一个真正的指挥员来说，只要革命需要，不管冒多大的险，也能完成任务。何况党中央和延安总部已经通知沿途各地我政权机关的同志们在支持你!” 　　第二天，我在韩村参加了有一、三分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在座的干部会议。首先讨论了部队的整编问题，根据上级指示:一、三分区合编为第一分区;其基干武装合编为第十三团和一个回民支队。免去我原三分区副司令员职务，担任第十三团团长，隶属渤海军区第七师指挥。接着又详细研究了海上进军的一些准备工作，确定特务连和三营的七、八、九连共四个基干连随我先行，政委康伯明同志带领其余几个连随后跟七师主力北上。会议结束时，又接到上级一个绝密急电，命令我们火速出发。 　　当天晚上，去大沽了解敌情的侦察排长高文治同志回来了。他一见我，就气喘吁吁地说:“大沽一带，发现不少高鼻子美国兵;挂着花花旗的美国兵舰，三五成串地摆在海港里，也摸不清有多少艘。” 　　第二天凌晨，部队巳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韩村，迎着东方的一丝晨光前进。起先还偶尔从行列里传来几声低微的“这是上哪儿去呀?”和“赶快跟上!”的说话声，后来就只听见嚓嚓嚓的脚步声和搪磁碗碰磕武器的叮当声了。 　　太阳越升越高，漫长的队伍里没有人唱歌，也没有人谈笑，大家只是揣着一个疑团向着那不可知的目的地一个劲儿地走呀，走呀…… 　　快到正午时节，忽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地平线跟一片灰蓝色的苍天似乎连在一起了。仔细一看，呵，大海，是大海!队伍里轻轻地骚动起来，说:“这不是冯家堡吗?”“俺们飘洋过海上哪儿去呀?冯家堡离韩村不过六、七十华里，是个较突出在海滩上的小渔村。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太阳照在泛着麟波的水面上，黄橙橙的;几叶白帆，在远处时隐时现，真是美丽极了。然而同志们都无心欣赏这些，眼看一宇儿摆在海面上的五十来只大木船,有的在嘀咕，有的直发愣。 　　在大伙休息时，我先对全体共产党员进行了动员，接着就在沙滩上召开了军人大会。 　　当我站在队前开始讲话时，全场千多人顿时静默无声，都坐在地上鼓着双眼睛望着我。我尽力象平时一样平心静气地先从当前的形势谈起，再联系到我们的具体任务上来。我说着说着，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挥着拳头，愤慨激昂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妄图夺取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阴探。我强调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号召，迅速北上，配合东北民主联军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接受日伪军队投降，建设革命根据地，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从大家闪着怒火的眼光看得出来，同志们开始明白了这次行军的重大意义。 　　快到上船的时候，按照预定计划，我命令全体指战员:为了中途避免暴露目标，摆脱敌人的纠缠，一律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同时，除了每人携带四颗手榴弹、每班一支步枪、每连两挺机枪外，其余的统统留下，给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渤海区的斗争.最后，我宣布:从现在起到进入东北以前，我们对外的番号是“渤海区海防巡逻大队”。 　　同志们脱下穿习惯了的军装，一旦换上那长短不一、各式各样的便衣，虽然有些别扭，但还提不出甚么意见。然而要大家放下武器，都议论纷纷，大不痛快了。通讯排长高宝田、侦察排长高文治对我说了一大堆理由，请求留下他们心爱的匣子枪，我没允许。一个高个子战士掂着他的大盖枪在向他的连长申诉，说:“这是我四四年在大李庄战斗中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我不能缴!”有的战士竟抱着自己的枪蹲在一边抹开了眼泪。 　　我被战士们这种从心灵深处所流露出来的爱护武器、消灭敌人的真挚情感和可贵品质深深感动了。然而为了全局，为了未来，我还是向大家一再进行说服。最后，战士们才像临出门的母亲把自己心爱的孩子放进摇篮里一样，用衣袖抹了抹枪机上的灰尘，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恋恋不舍地走开了。有个战士像跟谁赌气一样，把枪一扔，噘着嘴刚想走，又忍不住拿起枪抱在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说:“上级要我上哪儿都行，可不能要我扔掉枪!”直到排长憋着两眶眼泪，哽咽着向他厉声指出:“这是命令!”他才慢慢拉开枪栓看了一眼，然后又轻轻地放下来，跟同志们一块上船去了。 　　跳板抽上来了，船也慢慢开动了，终于远了，看不见了。我和战士们一样，心中惘然若失，久久不能不静。我坐下来看了看手表，便从上衣兜里，掏出了我那本绿封皮的《行军日志》，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字:“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下午二时，由山东渤海区冯家堡乘船北上。” 　　我带领团直属队和打仗最棒的七连共约两百多人，挤在一只从顽固派手里缴获来的小火轮上。我们的决心是:不管冒多大的风险，这只火轮也一定要冲过敌人的封锁，把途中的一切摸个水落石出。贺靖同志和三营长刘仁贵则带着其它三个连，分乘在五十来只大木船上，沿着海边前进。 　　启航时，木船都扯起满帆，借着一点微凤行驶。走了不多久，我们的小火轮便把它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了。船工们说，像这样风平浪静的天气是少有的。然而海上无风三尺浪，小火轮还是跟荡秋千似地颠簸得非常厉害。不一会，大家都开始头晕恶心，加之火轮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煤油味，刺激得胃像要翻过来一样，不少同志都哇哇吐开了，一直折磨到天黑也没停。 　　我正吐得浑身无力、迷迷糊糊的时候，忽然听所离西岸十来里就是大沽、塘沽了，便勉强挣扎着爬起来，摸到船头船尾转了一圈，担心发生意外。这时，除了轮船上机器的突突声和海水撞击船帮的哗哗声以外，似乎在这漆黑的天地里，什么也不存在了。 　　我精疲力竭地刚回到舱里躺下不久，忽然听见船后有人喊道:“兵舰，敌人的兵舰追来了!”我心里一愣，精神顿时振作起来。一些昏迷不醒的同志，也霍地一下爬起来了。我摸到船尾朝远处一看，只见东南角上一片红绿灯光，交相辉映，照出了三艘兵舰的轮廓，直向我们的火轮驶来。 　　我马上叫舵工把船朝东北方向的深海里开去，同时命令作好战斗准备，并规定敌人不打枪，我们不准先开火。这样过了约莫一顿饭工夫，才发觉敌人兵舰不是在追我们，而是朝西北方向的大沽驶去，心里才放下了一块石头。 　　到下半夜三点来钟，又发现由同一方向驶来了好几艘灯火通明的兵舰。刚才一场虚惊给大家闯出了一条经验，知道我们这只小火轮，只要熄灯灭火，在黑古咙咚的大海里，是不易被发觉的，便要船工只管开足马力前进。 　　小火轮象只长了翅膀的大鲨鱼，劈开海浪往前直冲。第二天拂晓就抵达了冀中军区十八分区的涧河庄。宿营后，我叫报务员给军区首长发报，汇报我们的情况。从首长的回电中，得知国民党的部分主力在美国飞机、兵舰的帮助下，已开始由空中、海上，向大沽、塘沽和秦皇岛集结了，并指示我们等木船全部到达涧河庄时，再继续出发。 　　一晃就是好几天，直到九日早上，才接到民兵发现了一支五十来只木船队的报告。我便派一只小船去接他们。直到见了贺主任和刘营长，才知道他们这几天的情况。原来他们出发以后不久，风就完全息了，船队只得靠近村口一带抛锚停下。这样等了一天，好容易盼到一丝凤，才又拔锚启航，在海里成“之”字形迂回前进。在夜晚通过大沽、塘沽一带封锁线时，曾两次遇见兵舰从船队前面横弋而过。特别是靠近那伸入海里的“灯火防线”(即每隔一段距离泊着一艘兵舰，夜间看来，恰似一座建筑在海上的火墙、我们火轮离岸较远，故未看见)时，真是千钧一发，紧张得很。然而都因船小天黑和船工的机智勇敢，才没被发觉而侥幸地从虎口底下闯过来了。因为木船要等风，同时还要补充一些给养，只得又延迟到十五日拂晓才离开涧河庄。 　　这时，太阳已爬出海面丈多高了，表上的时针已指向了九点。平静的海水像匹无边无际的黄色锦缎，几只海鸥在火轮翻起的浪花里，一起一落地啄食小鱼。同志们经过几天的休息，精种旺盛多了，都在满有兴致地欣赏这美丽的海上景色。 　　忽然，从秦皇岛方向的上空，传来一阵嗡嗡的飞机声。不久，就出现了二十四架美国飞机。正当这些美国飞贼在我们头顶盘旋侦察的时侯，“呜”地一声刺耳的尖叫，一架单冀飞机头朝下，对着我们小火轮的行进方向猛栽下来。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得“哗”地一声，海面上冲起一根十来丈高的水柱，飞机掉在离我们船头几十公尺远的海里了。当溅起的海水落下来以后，只见飞机的翅膀还浮在水面上，机身的后半部露出大半个白五星。不几秒钟，从机舱里钻出一个人来，飞机也随着慢慢下沉了。 　　在这事情突然发生的瞬间，我立即断定是美国飞机失事了。因为美国当时还和我们保持着所畏“盟国”的关系，为了从全局出发，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于是，我马上命令火轮迅速往驾驶员靠近。当离他约几公尺时，我们伸出一根竹篙，让他抓住，然后把他拽了上来。 　　这是一个又高又肥的家伙，穿戴着一身笨重的飞行服，救生圈的皮带吊在脖子上，系在腰上的一个大胶皮囊搭拉在屁股后头。…他被我们从海里捞上来时，不知是吓傻了还是冻坏了，浑身直打哆嗦，两只贼溜溜的眼睛四处乱瞅，比手划脚地对我说话。我压住心头的怒火，示意他不必害怕。战士们一个个斜瞪着眼睛，鄙夷而又气愤地瞟着这个被他们搭救上来的美国佬。 　　果不出我所料，就在这架飞机失事的时候，那二十三架飞机又掉过头来围着我们的火轮转得更凶了。飞机一偏一斜地擦过来，掠过去，不仅可以清楚地看见翅膀上的两颗白五星，就连驾驶员的脑袋也看得一清二白，有的还拿着照相机把我们的行动摄上胶片去哩 　　这时，火轮早已停了下来。我通过一个闯过海外，懂得一些英语的船工，叫那个吓得发抖的美国驾驶员向他的伙伴发出安全讯号。只见他从腰上解下那只搭拉在屁股上的胶皮囊，从里面拿出一块像红色药皂一样的东西仍进了海里，霎时间，火轮周围的海水顿时被染成了血红色。过了一会，他又从里面拿出一块深黄色的扔进海里，海水的颜色又变了。然而头上的飞机就像一群讨厌的苍蝇，怎么挥也挥不开。他更急眼了，深恐死在自己的炸弹下面，急忙又掏出一支讯号枪，对着天上一连三发，两红一绿的讯号弹腾空而起。不一会，飞机就撒下了几十张白纸，有张正好落在我们的船顶上。我们拾起来一看，才知道是要我们立即将他们的人送回大沽美军司令部去，很有些最后通碟的口气。 　　这时，贺靖同志带领的木船队早跟上来了，离我们大约三几里的水面，一字儿靠近海岸不远处停了下来。为了避免在紧急情况下波及他们，我用各种联络讯号，叫他们尽快先走。可他们总是动也不动。后来才知道是碰上退潮，木船全部搁浅了。 　　不久，从火轮后面的西南海面上冒出了几股浓烟。不一会,旗杆、炮塔、舰身，慢慢全露出来了。十二艘美国兵舰成“A”宇队形，如临大敌一般冲我们奔来。这时，同志们都涌到舱面上来了。一个个有枪的掂着枪，没枪的攥着手榴弹，瞪着一双双紧张、激愤的眼睛望着我。我刚要说话，只见通讯排长高宝田分开众人向我挤来，急促地说:“首长，您下海吧!”我一看，他后面跟着一个船工，手里拿着火轮上仅有的一个救生圈，焦急地说:“首长，你走，敌人来了我们船工和同志们一块儿挡!”接着，大家都纷纷嚷开了，要我下海。 　　 “不行!”我右手往前一按，大家马上肃静下来。我接着说:“文来文对，武来武对。飞机、兵舰吓不倒我们!”时间不允许我作更多的解释动员，便命令全体人员组织好火器，隐蔽在舱内，准备战斗;报务员迅速撤下电台，缚上手榴弹，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将它沉入海底。机舱里的锅炉要添足燃料，必要时借着木船上的火力掩护向海岸突围。并规定，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准擅自行动。 　　布置刚刚就续，美国人的兵舰已越来越近，甚至连舰桥上打旗子的水兵和炮口都看得真真切切的了。我们一边摆手不准他们靠拢，一边叫懂得海上国际法的船工拧开了讯号灯，兵舰离我们约百来公尺处抛描了。 　　摆在前面最大的一艘，大概是他们的主力舰，只见炮塔一层跌一层，碗口粗的大炮四处伸出来;舰后宽大的甲板上空，吊着一排排电灯;从舰舱的圆窗里，还隐隐看见里面有不少举枪待发的水兵。在它侧后的十一艘兵舰，个儿也都不小，一个个支着大炮、机枪、拉开了动手的架势。不久，主力舰上的起重机吊下了三只大甲虫一样的东西，突突地朝我们小火轮开来。 　　我知道美国佬在借口索人的背后，还有着通过探察小火轮的虚实来嗅出共产党军队的动向的可耻阴谋,便也随机应变地严阵以待。这时，组织股长徐庆斋和我并肩站着，骁勇机智的七连长郭宗凯，右手握着便衣里的匣子枪，紧挨在我们背后;那位唯一懂得几句英语的翻译，也镇静地站在徐股长身边。同时，还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支持我们，这就是隐蔽在船舱里持戈挺枪的两百多名久经战火考验的人民战士;两挺机枪也按布置支在窗户后面，一有情况就能捅破玻璃进行射击。 　　三只甲虫近了，近了，激起的海浪打得小火轮直摇晃。驶在前面的是一辆黑色的水陆两用汽车，车身跟中吉普一般大小，跟在后头的是两辆较陆地上的小型坦克稍大一点的深绿色的水陆两用坦克。炮塔上的炮口对着我们转动着。当两用汽车靠着我们火轮停下来的时候，两用坦克亦一左一右地紧贴着汽车后面停了下来。汽车前面驾驶台上坐着一名歪戴船形帽的士兵。两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国民党翻译，傲气凌人地站在两个美国军官的身边，不时地向他的主子点头哈腰，显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一个美国将军，头戴一顶冲天大盖帽，肥头大耳，满脸横肉，宽厚的下颚把脖子都遮住了，披领式的军装上，挂着一排珠光宝气的勋章，背着两只手，挺着个大肚子。这副尊容，跟我多年前在延安看见过的一幅西洋画上的农奴主,惟妙惟肖。 　　"哗啦!"两用汽车上扔过来一根带钩的绳索，正好钩在我们的船帮上。那将军模样的家伙慢腾腾地摘掉右手上的白手套，郑重地向我伸来。为了国际上的礼节，我也大力地伸出手跟这位当时还称之为“盟军”的将领握了一下。接着，他故作斯文地讲了几句英语，他们的翻译随即像背书似地问我:“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一听，恨不得拔出左轮，把站在跟前的外国人和他们的奴才一起撂下海去。我是八路军的一个指挥员，眼看着外国人的飞机、兵舰在我堂堂中国的领海、领空横冲直闯，作威作福，精神上蒙受着一种莫大的侮辱和痛苦。然而，我终于以最大的忍耐力克制住了自己。我明白，既要照顾当前大局，又要维护我民族的尊严。我镇静而庄严地回答说:“我们是中国渤海区海防巡逻大队，正在执行任务!” 　　他歪着脖子端详了一下我们的穿着，又瞪着猫一样的绿眼睛，在船上扫来扫去。也许他没捞着什么可贡寻隙挑衅、邀功请赏的“发现”，方问及他们的飞行员在哪里。我向船上翻译点了点头，他就进舱里把那位业已吃饱喝足的美机驾驶员领出来了。他站在甲板上，“卡”地鞋跟一碰，对他的顶头上司敬了个礼，喊了声“哈罗!”便两手一张，像只大鹅一样扑进汽车里，和他的一胖一瘦的军官拥抱谈笑起来。那肥头大耳的家伙淡然地点了点头，对我说了声:"谢谢!"便举起右掌往帽沿上碰了碰，见我没答理他，便随势住上一扬，三只大甲虫便向大兵舰爬回去了。我立即命令火轮以全速前进。 　　我一走进舱里，战士们就围上来了。一个个义愤填膺地说:“要不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手榴弹盖都揭开了，跟它拼了拉倒！” 　　部队到达仍属冀中十八分区的乐亭后，当即将这一段所遇到的情况，再次电告了军区首长。首长根据所掌握的全盘情况，决定七师主力不从海上北进而绕道旱路出关。我想，这样虽多耗费一些时日，但却稳妥安全得多。 　　二十一日清晨，同志们穿上了当地群众给我们赶制出来的棉衣，继续向山海关进发。走了五天多，离山海关越来越近了，从秦皇岛起飞的美国飞机，一批接一批地盯在我们头上转。我们因为急于赶路，便不理它的岔，仍大大方方地继续前进。 　　夕阳快要西下的时候，一根黑带似的城墙遥遥在望。不久，部队就到达了东北门户山海关跟前。关前墙头上有着几个斗大的黑字:“天下第一关”。 　　守卫在关前的十九旅的同志们，都头戴钢盔，身穿黄制服，打着绑腿，皮带上还挂着一对子弹盒，两手端着三八枪，枪上的刺刀铮挣发亮。个个威武雄壮、精神抖擞。我们的战士从他们跟前走过时，心里着实羡墓。 　　过了城门，便踏上了东北辽宁省的土地。当夜部队就驻扎在离城门不远的东关。我在行军日志上写完“十月二十六日黄昏，抵达东北门户山海关”几个字后，便一头倒在铺板上睡下了。这是我接受任务以来，第一次睡得这么安然、舒适。 　　第二天午饭后，我去十九旅联系工作，刚进门，就听说林彪同志恰好才到这里。真是半空里掉下来的喜讯，我便径直去谒见这位老首长。 　　我看到林总还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那样，只是更瘦了些。他对待同志和下级还是那样朴实、可亲。 　　林总高兴地接见了我，了解了我带领的部队的情况，以及海上出塞的经过。 　　几天后，我又遇到沈阳第二次谒见林总。林总对我讲了最近的敌我形势，随后就给我带领的这支部队分配了任务。 　　我们这支从山东渤海地区北上的小部队，在林总的统一指挥下，立即投入了东北战场的斗争。这时候，蒋介石匪军已积极准备向解放区蠢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东北战场的序幕在山海关保卫战打响以后，终于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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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7/4/30 3: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