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可是每到这一天，总觉得心情压抑，不由自主地想到1989年这一天的月全蚀，想到这一天（公历2月20日）晚间的9点30分，正是月全蚀进入蚀亏的时刻，我的老师鲍昌撒手人寰了。 　　 　　当代文坛的一颗文星殒落了，殒落在一个月圆的日子。此后，每当元宵节，我总会情不自己地想到恩师鲍昌。 　　 　　我与鲍老师的最后一次交谈是在1989年2月12日。在此之前的1月5日，鲍老师来信说；“从12月下旬起，肝区疼痛，B超发现有阴影……目前身体并未消瘦，食欲尚好，你不必紧张。”我知道他在经济困难时期患过肝炎，非常担心他旧病复发，“变本加厉”，就马上写信安慰他。这期间我一直盼望读到鲍老师的来信。然而，在春节过后我却收到了他的夫人亚方老师的信。信中说：“查明为癌，已属中晚期，很困难，我们正在苦斗，希望在你的祝福下他能转危为安。”读罢信，我坐卧不安，焦急万分，第二天，也就是8月12日，我就赶到了北京。 　　 　　在北京第二传染病院特护病房里我见到了鲍老师。他明显消瘦了，但精神还好，靠在沙发上，身边还放着几页书稿的清样。在亚方老师介绍治疗情况之后，他告诉我每天做二十分钟的气功，病情大体上控制住了，并比划着食指的手指肚说：“肿块收缩到这么大，就可以切除了。”这时，先我一步来探望他的几位亲戚起身告别，我也站了起来，准备告辞。鲍老师却向我摆摆手说：“你不忙，再坐会儿。”一会儿，护士来量血压，我搀扶他从沙发上坐起来，躺到床上。他说：“咱们的《千珠串》恐怕搞不成了。”我当即似乎有信心地说：“搞得成，‘留得青山在，不伯没烧柴’。您静心养病吧，身体恢复了，很快就能出版的。”我担心呆久了鲍老师太劳累，就起身告辞，握住他的手刚要安慰几句。他的眼睛突然一亮，笑眯眯地说：“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说：“您的医疗条件好，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都亲自找专家为您诊治，用不了多久就能康复的。”他听后眼角上绽出笑意说：“但愿是这样。”这些情景栩栩在目，音容犹存，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鲍老师竟在十天后永诀人间！ 　　 　　我与鲍昌老师的缘分要追溯到50年代初期。当时我是个读报入迷的“红领巾”，家里订阅的《天津日报》几乎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我经常在这个报纸的《文艺周刊》上读到署名鲍昌的诗歌、散文、小说和独幕话剧。无意间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后来，每见到他的作品我都以先睹为快。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作品的忠实读者。或许是出于命运的安排，恰巧在二十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了，并由此奠定了我们友谊的基石，成为既是交谊甚笃的朋友，又是带领我进入学术殿堂的导师。 　　 　　1974年秋天，鲍老师的人生道路出现转机，从劳动改造的天津地毯厂被调到《天津师院学报》当编辑。在他接任不久，就从成堆的来稿中发现了我的一篇文学评论文章。他对这篇文章很欣赏，就征得了主编的同意，就和一个青年编辑专程到唐山来找我。适逢我们全家去看电影，他就给邻居留了个便条，约我翌日在西山口开滦招待所三楼的一个房间面谈。第二天我如期践约。敲开门，迎接我的是一位中等偏下身材、清瘦而目光炯炯的中年人。我凭着他的气质和自己的感觉，就认定他是我心目中的鲍昌。我们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就单刀直人地谈到来唐找我的目的。他肯定了我的论文写得“很不错”，只是想增添一些数据，使文章更有论辩力。他说：“编辑部领导的意见是请你到师院补充稿子，差旅费、吃住都由编辑部负担。”我跟他讲，我是刚接一个毕业班，很乱，恐怕学校不同意去。他沉吟了一下说：“不碍事，我们有准备，带来几本参考书，你可在家写。”说罢就从兜子里拿出几本参考书，并讲述了大体的补充修改意见，然后说：“我们跟学校联系一下，给你方便。等你写好我再回去。”在这两三天的接触当中，我们谈了很多，也谈得很随便，很融洽。虽说是初次见面，却象多年的老朋友、老师友那样无拘无束。回津后不久，他来信说：“你的文章已发排。我们已将你列入本刊经常联系的作者名单。自本期起，将逐期给你寄一本刊物。”直到我退休后的今天，《天津师大报》还逐期寄给我。至于每年寄的挂历，以及各种学习资料更是不计其数了。 　　 　　我与鲍老师相差八岁，我们的友谊严格说来属于忘年交。或因如此，在我们的交往中，既有师长的关怀，又有同志的友谊。最使我难忘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他在找木料搭避震棚的间歇之时，还给我来信：“地震发生后，我立即想起了你，不知你平安否，极为惦念，切望来信告知，以释远怀。”这封信写于7月31日，可是由于当时邮路不通，我又因震伤而转院到济南，在我读到此信时已是8月上旬了。在当时极度艰难的境况中，即使是一点点的安慰，也让人感到刻骨铭心，感激涕零，更何况他这封信是我在外地的故交和亲戚，在地震后寄来的第一封信呢！我觉得，无论对于谁，这种关怀，这种友谊都是终生难忘的。 　　 　　在我与鲍老师交往的十五、六年间，他给我寄来数百封信件，有时一个月就三、五封，而且对我给他的是每信必复，不管他有多么忙，都是如此。在我们的信件往还中，几平是无所不谈，彼此的喜怒哀乐都毫不保留地传导给对方，但更多的是我从他那里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难以计数的教益。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上，抑或是在生活上，他都对我关怀备至，及时提醒。他多次约我出差时到他家落脚、聊谈，一旦未能如愿，常在信中流露出遗憾、惋惜的心情。老实讲，我是多么希望有机会亲聆他的教导呀，可是考虑到他太忙，时间极为宝贵，尽量不去打扰他。有时到他家去，谈几个小时就立即告辞。而他又舍不得我走，便常常给我带些书籍之类的东西。有时我去津时住在他家，尽管他很忙，但仍放下手头的写作，一聊就到夜半。他担心我吃不饱晚饭，就亲自冲麦乳精给我，并说：“夜深了，补充点营养吧！”他总是这样关怀着我，甚至在我们的最后一面时，他还握着我的手说：“新搬的家很宽绰，以后来京时就住在我家。” 　　 　　鲍老师对我的关怀不止如此。他曾几次对我说：“我的生活状况比你好，你需要什么就从我这里拿。我这里没有的，还可以资助你些钱来买。”其实，当时的鲍老师的生活也不特别宽裕，但他这种热心关怀，使我每每忆及就觉得鼻孔发酸，哽咽于喉。他还曾几经努力想把我调到天津，只是由于某种政策上的原因而未如愿。后来，我决定考他的研究生，可是我的年龄超过了规定标准，只好请他按研究生的要求给予指导。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很惊奇地说：“那怎么能行？你早就达到研究生水平了。我都‘带’不动了。”尽管如此，在我的要求下，他还是给我开列了中国现代文学和诗经学的研究生的必修课书目，并在陆续的来信中多次谈到学习的要点和科研选题等问题。他还对我说：“文革时期我摘录了很多《诗经》研究的卡片，你可以接过来继续研究。”但由于我分身无术，没有来得及在他的指导下研究《诗经》，成为人生的一大遗憾。虽说我没得到法定的研究生的毕业文凭，但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这个“编外的研究生”，确实是按鲍老师的要求认真地学完了他指定全部课业，我没有辜负鲍老师的一片热心。他对我达到的科研水平也比较满意，因而常常约我在他主编的书中搞写些东西。他在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之托主编大型中国文学精品选萃丛书《千珠串》时，从全国各地邀请了20位专家参加，我也被列在其中，负责隋唐小说分注释、点评工作。 　　 　　1983年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辑的《当代文学群星》拟在首集中介绍鲍昌，并请他自选人撰写，他就给我来信说：“这面篇文章由你写为好。”于是在8月初我就专程去天津采访他。在文德里他的寓所，我们长谈了将近两天两夜。从他的高祖背井离乡闯关东，到他本人的全部生活经历，都较为详细地介绍给我，从而使我对他的身世、经历、家庭、思想、才智，以及爱好都有了全面而详细的了解。同时也被他的顽强的毅力，执著的精神所感染，所鼓舞。 　　 　　他的将近一个花甲的生涯，确如作家白桦在唁电中所说的：“坎坷何其长，坦途何其短，。”在他呱呱堕地的第二年，“九•一八”的枪声把他家推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涯。流亡者的境遇，困顿的生活，使他幼小的心灵滋长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他十三岁时就写了“从容忘生死，乃在家国优”的诗句，展示了这个风华少年的政治抱负和高尚情操。后来，他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下，于1945年1月，他只身投奔解放区，进入华北联大学习。1949年他跟随解放大军进驻天津后，逐渐安定下来的生活，萌动了他的创作激情，在短短的五、六年，他出版了戏剧集《为了祖国》、小说《复工》和一本文艺论争集。1957年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又分别编发了他的诗集《海河诗抄》、评论《小兵集》和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遗憾的是，一场政治风暴的突然袭来，他被错划为右派。这三本已编发的书也就被扼杀在襁褓中，踪迹难寻了。在他面前刚刚开始的“坦途”，骤然间变成了漫漫的“坎坷”。 　　 　　侘傺的生涯，可以使人毁灭，也可以使人奋发。鲍昌选择了后者。在劳改期间，他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而这时他已有了两个孩子，还要抚养两位老人和一个小弟弟。他在农场过着“瓜菜代”的生活，但还要参加沉重的劳动。就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泯灭文学的良知，利用节假日和工余时间，收集天津义和团的素材。在解除劳改之后，于1963年完成了《庚子风云》第一部。与此同时，为研究艺术起源和《诗经》，还做了七、八千张卡片，百多万言的读书笔记和创作素材札记。 　　 　　1979年他得到平反的第二天，就欣喜地写信告诉我：“平反后恢复了党籍和原定的十二级”，由此走上了新的“坦途”。在新生活面前，他痛切失去的宝贵年华，决心将它追补回来；于是他就以鲁迅撷集《离骚》联语：“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鳺之先鸣”来勉励自己，更时时以鲁迅晚年“赶快做”的心清来争取时间。他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娱乐时间，常常是睡得迟，起得早，更很少睡午觉。我几次去他家，都见他正在伏案写作。他多次来信中也常提到忙这忙那，拟意写什么，已经发表了什么等。我真担心他的身体招架不了，每次给他写信时总要嘱告几句注意保重之类的话。 　　 　　1985年中国作协接受文化部贺敬之部长的推荐，要调他到书记处担任常务书记，他来信说：“从我个人来说，真不愿意去，可是作为一个党员，又不能不服从组织的安排。”他到书记处上任之后，要处理作协的日常事务，要研究创作的动向，还要写自己的作品，再加上为天津师大带的研究生没有毕业，简直是忙得分身无术。他有那么多的会需要参加，有那么多繁杂琐细的工作需要处理，这本来就够忙的了，但还要花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来协调人际关系，包揽这样或那样的责任，这早已超负荷运转了，何况他是人而不是神呢！ 　　 　　尽管如此，在他被落实政策后的“坦途”上，仍然出版了《鲁迅年谱》（与人合著）、《风诗名篇新解》、《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主编）等学术专著，还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的第一、二部、长篇小说《盲流》和多篇中短篇小说。此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和指导文艺创作的理论文章，为人民留下了四百多万言的著述。这对一位“坦途何其短”的作家、学者来说，多么难可贵呀！ 　　 　　然而，苍天不敏，象这样的文学骄子，竟没有给他留下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鲍老师身后留下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空缺，是难以补弥的。他的史诗性历史长卷《庚子风云》还有两部没有峻稿，他的《诗经》新解工作还只刚刚拉开序幕，他主编的中国文学选萃丛书《千珠串》还没有付梓，他多次出国访问的笔记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发表、……是啊，鲍老师该多么需要时间呀。1983年他对我说，要争取多活二十年，“干出点事情来。”在1989年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又伸出食指和中指说：“哪怕再有两年，手头的事也可告个段落。”这本来不是过高的要求，可是天公还是没有应允！我想是不是天公重视人才，对鲍老师另有重用呢？或许是这样吧！ 　　 　　老实讲，与我交往密切的名作家和学者不下数十人，但鲍老师给予我的鼓励、教诲与指导是最使我难以忘怀的。他不仅指导我完成学业，提高科学研究水平，还为我树立了立身行事的楷模。在一如既往的十五六年的交往期间，他寄赠我的著作和资料，放在我的书柜的最显眼的档次上，他写给我的数百封信件，成为我永久收藏的珍品。尤其是他以我的笔名“山川”为基础给我写的那幅“雷震山川”的题词，一直挂在我的写字台上方的白壁上。每当我稍有懈怠或因某种挫折而心灰意冷时，只要我看到鲍老师那遒劲有力的金文题词，就在不觉间获得了激励的勇气和鼓舞的力量，又继续与命运抗争，向新的艺术峰颠攀登。

原文 发表于《满族文学》1993年第3期  浏览：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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