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伦自述之抗战经历 　　 　　广安党史研究 2023-09-03 08:01 发表于四川 　　 　　 　　 　　 　　 　　胡伦（1900—1977），原名胡明德，字志敏，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投身大革命洪流，后与王若飞一道被派往河南建立党组织，历任河南省军委书记、中共中央特科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参谋长，东北合江省军区参谋长、后勤部长、政委、省财政厅厅长、东北军区工业部军工党委委员，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筹备主任，重庆七九一党委书记兼厂长，重庆市委重工业党委副书记、重庆市粮食局局长、政协重庆市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1929年秋，应哈尔滨市委要求，党中央决定派我协助作工运工作。我服从组织决定，便于1930年1月调往哈尔滨。 　　 　　时负责全国总工会工作的省委常委、工委书记张浩（林育英）同志到哈尔滨检查工作，我向他报告了情况，讨论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组织全市反对帝国主义示威游行。那天，几万人的游行示威大军，声势浩大，取得了一定胜利。 　　 　　当晚，张浩召集领导游行的干部，总结游行组织经验和缺点。忽然警察推开房门，要带我们到警察局，张浩等同志冲出房门逃离，我和团员小张因掩护同志被捕，送奉天军法处看守所关押，遭受酷刑，但没有屈服。我和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吴正鹏同志住一个监房，他早知道我在豫西组织农民自卫军，在十九军办教导团，以及在上海特务部的工作，中央委员罗迈（李维汉），江苏省委李富春等无不知道我的成绩。我告诉他：而今日本占领东北，抗日情绪沸腾，希望乘此时机到义勇军工作，领导抗日。吴正鹏出狱回上海，将我意转达了中央。 　　 　　“九·一八”事变后，我被保释出狱，省委审查并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同意我去东北义勇军工作。 　　 　　1931年底，我和郭宝山拉起一支数千人的抗日义勇军，郭任司令，我任参谋长。 　　 　　当时敌伪分往各处讨伐，伪新京（长春）空虚。我主张乘虚装击，捣毀伪政权，而郭听信杨某谗言，排挤我出司令部，回第一团任团附。1932年初，不顾我的反对，郭部接受伪军吉林警备司令部收编，成为吉林警备骑兵第四旅，郭任旅长，我任少校机枪连长，移防吉中德惠县。我将此情报告了哈尔滨省委。1933年秋，我连驻乾安，中共吉东局军委吴同志到我连指导工作。我与李延禄的抗日同盟军配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军委，改造伪军，暗中发展游击队，并接济李延禄同志所部抗日军。我先后利用自己所在部队的条件，为抗日联盟提供情报、武器弹药、粮食补给，营救被俘抗联战士。 　　 　　1934年，当时的吉东局和密山中心县委受左倾关门主义影响，不重视统战工作，甚至盲动，我也被当时的密山中心县委派人送往深山隐藏，困于密林，称已把我夫妇送往苏联去了。我的部下不知我下落，分离失散，一度导致李延禄所部的抗日盟军遭受重大损失。 　　 　　1934年9月，海参崴太平洋秘书处方面闻知，指示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松同志前往纠正错误，改组吉东局和密山中心县委，要县委书记把我夫妇找出。杨松说：吉东组织把你当成普通同志，不了解你，所以把工作搞坏了。在海参崴有些老同志，知道和了解你的，派了许多同志前来参加你们的工作，中途听说发生很大的兵变民变，瓦解了，实在可惜。可革命事业在不断的错误中获得经验，这错误不是个人，而是组织的关门主义失败政策，损失也不只是个人辛苦创造的工作损失，而是革命的损失。已将组织改造，并执行新的正确路线，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李延禄同志担任第四军军长，你为参谋长，成立军委，负责组织抗日工作。 　　 　　 　　 　　 　　 　　 　　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于方正县地方成立自卫队纪念大会，前排左一为胡伦。 　　 　　 　　 　　 　　 　　 　　根据杨松同志的指示，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冲破日军的反复围剿，转战在牡丹和松花江畔，发动群众，积极建立长期的抗战根据地。但是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盟军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第四军司令部党委决定派我去关内将我们的抗战情况和内部的一些分歧意见报告中央，请求指示，这对于东北抗战前途至关重要。 　　 　　部队到达哈尔滨北的方正县境时，我便与人民战线武装自卫委员会来东北联络的王克道代表赴上海。但到哈尔滨后，一个叫朱善庭的人突然出现，要寻我找王克道，引起了我的警觉，决定不与王同赴上海，各自单独走更安全。就在即将出行的第三天一早，我在住处被日本便衣和宪兵队逮捕。带日本人来抓我的正是那个朱善庭。 　　 　　1935年秋，军法处跟我提讯，并无别供。1937年8月，日本检察官又将我提交涉外庭审判，由日本庭长依反满抗日，照叛徒法判刑10年。判决后，日本法官问我，如果把你释放了，你还上哪里去？我大声回答：“回中国！”就因这“回中国”三字，我被加刑5年。 　　 　　1942年4月，我因所谓“赦令”减刑释放。从1935年秋被捕到1942年4月出狱，我坐牢近8年。脱去囚衣，一无所有，立即出监。这次坐牢时间最长，与外面又隔绝多年，且环境不同。(因此我决定）只有回到中央，重新参加革命工作。 　　 　　 　　 　　（邱秋根据胡伦家属提供的胡伦笔记手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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