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代人，能够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大概是一个具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的最大追求。 　　五十年代出生的我，从有记忆开始，就与饥饿为伴。因食米糠，大便干结，常要母亲用手抠出。父亲在学校教书，每天为攒几个馒头给我，自己勒紧裤带，以至于小便失禁。 　　但在父亲的嘴里，我从沒听见过一声叹息、一句牢骚，生活将他淬炼得刚硬而坚强。距家500米有块叫“嘴嘴”的二分自留地，父亲用扁担一晚上要挑去相当于十几架子车的粪土，天明又赶去学校上课。 　　我们家九口人，七个孩子，缺少劳动力，那时农业社分粮，按工分计算。记得一次夏季分粮，我听着分粮员“一斗，二斗，三个斗”尾音拉得长长的叫号声，看着别人扛走一口袋又一口袋的麦子，半夜轮到我家时，大大的口袋里，只分得4斤2两，那种苦涩、酸楚永远沉淀在我的记忆里。 　　十五岁那年，我和父亲骑着自行车去六十里外的三原大程镇量粮。 　　那是初春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偶有几颗从云缝露出的寒星，眨着诡异的眼睛。到了卜家沟，骑在前边的我突然发现铁道的栏杆拦住了去路。我赶快刹车飞身跳下，并回头喊父亲停下。可是正值下坡，加之天太黑，父亲又是近视眼，只听“咣”的一声，父亲重重地撞在栏杆上。远处的火车正嘶吼着开来，我钻过拦杆，借着火车灯光，捡起父亲的眼镜，拎着横卧铁轨，后轮还在飞转的自行车返回，扶起躺在马路上拾了几次也起不来的父亲。这时我才看清，父亲的额头在渗血，左手虎口被车闸把撕裂，血一滴滴落下。父亲从衣袖上撕下一条布，缠在虎囗上，又让我再紧了紧。他双腿夹住自行车的前轮，拧正车头，说了声“走”，又赶路了。 　　到三原县城，父亲的手还在不住地往外渗血。我去拍打医院急诊室的门，叫醒了一位睡意朦胧的大夫。大夫先用双氧水在伤口冲洗消毒，父亲渗血的额头滾落下黄豆大的汗珠，他紧咬牙关，未吭一声。大夫接着又将撕裂的虎口缝了七针，并告知夜里药房无人值班，无法打破伤风针，要注意防止感染。 　　大程镇的公路两旁，影影绰绰地聚集了好多人。前来买粮的将手伸进口袋里，判断玉米的干湿、颗粒的饱瘪，并压低嗓音，与卖粮的讨价还价。这一过程很短，都在最大程度地节约时间，一旦被人发现，很可能被罚没，粮钱两空。 　　记得当时我们买了180斤玉米，父亲给他的自行车放了100斤，余下的放在我的自行车上。统一都分作大小袋：大袋放在车尾的货架上，小袋放在车梁上。 　　东方泛出鱼肚白，我和父亲已踏进悄无声息的村庄，自行车的震颠声引起一阵阵犬吠。 　　父亲的额头还在渗血，殷红殷红的，手上裹着的纱布已硬梆梆的，衣衫冒着热气。但他入门见到母亲的一刻，嘴角却弯弯地上翘，浮起了一丝笑意。 　　父亲用他厚实的肩膀扛起了一家生活的大山，生长在大山的姊妹兄弟，才有了伸枝展叶的机会。(儿子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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