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献给革命 巾帼不让儿男 　　王梅英/口述辛丽卫/撰稿 　　 　　 　　在上海市徐汇区柳州路374弄，我们见到了临朐籍的女南下干部——王梅英。如今，88岁的王梅英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翻着相册，一张张照片记录着王梅英曾经奋斗过的足迹。 　　王梅英出身革命家庭，两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二哥、二嫂为革命牺牲；她南下后进入浙江，从事地方政权接管工作；而她与丈夫张汝升都是潍坊籍南下干部，他们的缘分竟然来自封建包办婚姻——娃娃亲，六十余年前，两人各自南下，最后两人在上海结合，他们共同走过那段腥风血雨的革命岁月，相濡以沫，彼此扶持，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永远留在了昨天发黄的相册上，而记忆却依然鲜活如初。王梅英的一生，可以说是全部献给了革命，面对着这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老奶奶，怎么也想象不出，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传奇。 　　出身革命家庭 二哥、二嫂为革命牺牲 　　王梅英的祖籍在临朐县大关乡池子村，1930年出生。王梅英刚刚出生八个月，母亲就去世了。她有两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在区政府武装部工作。打开尘封的记忆，时间回到那段艰苦的岁月，1948年，十八岁的王梅英在家里人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梅英说：“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做好事，影响好得不得了，就是靠共产党解放的我们，老百姓跟党的感情很深。”在革命老区，有着深厚的支援前线的传统，男人运量草，抬担架，妇女缝军鞋，做军装。 　　王梅英南下前在村里做识字班指导员，做的就是缝军鞋、做军装支援革命军队的工作，再就是领着年轻妇女开荒种地。据王梅英回忆，那时候军鞋、军衣都是家属做，都裁好了，分到每一家去做。回忆起当年妇女日夜赶做军鞋的场景,王梅英记忆犹新，一针一线都侵染着革命老区人民满腔热情。就在王梅英领着村里的妇女们轰轰烈烈支援革命的时候，一场灾难正在向他们逼近。 　　解放战争时期，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号召打土豪、分田地，把许多土豪劣绅赶出了解放区，所以当时这些地主土豪就想打回去继续称霸乡里，于是组成了反动武装，这就是“还乡团”。还乡团在国民党支持下，随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到处反攻倒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解放地区的区村干部、积极分子都被他们视为眼中钉。 　　因为王梅英哥妹三人都是党员干部，那时候村里斗地主都靠他们几个，国民党还乡团从潍坊跑到他们村里，包围了王梅英的家。他们往她的家里开枪、扔手榴弹，一个小院子，扔了二十几个手榴弹，好在赶上下雨，一个也没响。她二哥爬到墙上去打他们，被国民党开枪打死了。二嫂看见二哥牺牲了，发疯一般跑出去，孩子也跟着跑出去了，国民党开枪打死了二嫂。她临死把孩子护在身下，小孩在二嫂身下，哇哇大哭。王梅英和大哥要去开门，父亲不让，因为开门的话，全家人全部都有生命危险。气急败坏的国民党，把王梅英家的房子点着了火，后来跟王梅英的村子仅隔一条河的邻村看到出事情了，他们就放出信号，民兵看见了就过来了，国民党知道有人来了，就跑掉了。 　　国民党还乡团的这一次突然袭击，不仅对王梅英家是一场灾难，对于整个村子来说都是损失惨重。据王梅英回忆，村里一个农会主任，家里九口人死了七口，因为他家没有大门、没有墙，还乡团一下子就进去了，农会主任在农会值班，家里全是女同志，没有男的。灾难过后，家里的境况变得艰难起来，王梅英萌生了走出去，到外面闯一闯的想法。 　　革命岁月苦不堪言 为解放选择南下 　　1947年，国民党反攻来到山东，把王梅英的村子包围了。王梅英的大哥捎信回来让他们赶紧转移出去。当时下着大雨，收到通知后，父亲准备了吃的东西，挑着一大担子。河里的水哗哗地流，王梅英的后娘到了河浜里，就不想走了，她吃不消了，就让他们走，她说她情愿去死，不想跟着受罪了，他们就把她拉出来继续走。王梅英记得，那段时间几乎天天下雨，他们的眼里都长蛆了，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都感觉很绝望。河浜里也有很多死人，路上也死了好多人，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扔炸弹，他们一直逃亡了一两个月，到处讨饭吃，走到哪里就到当地老百姓家住下。去的时候六月份，到八月份天也开始凉了，他们出去的时候没有带什么衣服。后来国民党走了，他们回去以后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房子也被拆了，就临时借住在地主家多余的房子里，政府补助了一部分粮食临时支撑。 　　面对着看不到希望的未来，王梅英决定走出去参加革命。她找到农会主任，农会主任把她送到区里。区长建议她去学习，就给她写了封介绍信，到枣庄有个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去学习。就在王梅英到枣庄学习的这段时间，解放战争形势进展迅速，经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之后，蒋军主力已被歼灭，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在美国的策划下，国民党一面假和谈，一面部署江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南进。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超过了预期，解放军摧枯拉朽、攻城拔寨，新解放区的接管以及政权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矛盾。 　　由于新解放区的干部捉襟见肘，难以应对形势发展需要。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的决议》，决定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包括党务、政府、军事等方面的各级干部5.3万名，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随即各地动员干部南下的工作迅速展开。学习好了以后，学校领导就征求王梅英的意见，问她想回去还是留下来参加南下，不回家现在要南下，南方需要大量干部，她说想留下来，她一心要参加革命，南下也可以，当部队当护士也可以，到哪里都不怕，也不怕死。 　　1949年3月中旬，各地区抽调的南下干部共计1.2万余人，分两批出发，陆续集结到华东局党校所在地临城，进行集训。为加强组织管理，便于统一行动，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离开家乡和亲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出发的时候，这些年轻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次随部队转战，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牺牲、多久能回家，都没想过。王梅英记得，她当时和干校的一个女同志住在一个地方，她丈夫在青岛，她带着两个小孩，还怀着孕。一个领导找她谈，让她路上多照顾她们母子。 　　在浙江扎根基层 　　参与到轰轰烈烈的农村工作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大军，发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一举突破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渡江战役后，二野、三野各路大军向浙江挺进，拉开了解放浙江的序幕。5月，杭州解放，接管浙江的干部在杭州集结，分配任务。其实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准备委员会。负责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尽快做好分配工作。 　　王梅英进入崇德县某区委工作后，扎根基层，搞农村工作。时间不长，王梅英便升任区妇联副主任，负责组织妇女运动，健全基层妇女组织，解放妇女的工作。王梅英说：“搞农村工作，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哪里有困难我就到哪里去，组织上专门让我联系两个最远的村。”那时候每天晚上要到村子里去开会，要跑很远的路，开到十一二点钟回来。南方蛇多，王梅英回想起来都觉得害怕。有一次王梅英的同事跟她开玩笑，打死了一条蛇挂在树上，黑灯瞎火地，她走到那里冷不丁就碰到身上了，把她吓个半死。看清楚之后知道是同事跟她开玩笑，回去把他骂了一顿。说到这里，老人哈哈大笑，好像回到了那段青春岁月，她说，那时候年轻，都爱开玩笑，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很有意思。 　　浙江国民党土匪很多，有好多同志出去回不来了，但是王梅英不害怕，她照样拿着手电筒去开会，从不间断。据王梅英回忆，有些同志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一次他们在乡政府开会，在庙里开。他们去一看，一个人也没来。他们就到庙后面去看，一看土匪就藏在庙后面，有个女同志戴着眼镜被他们打碎了。还有一次，王梅英晚上到乡政府有开会，路上遇到一群野猪，一只母野猪带着十几头小野猪在那吃垃圾。她走过的时候，它们就冲着她叫，她站在那里不敢过去。因为这里是必经之路，她只好开着手电筒不走，一直等到野猪离开。 　　时间不长，王梅英便升任区妇联副主任，负责组织妇女运动，健全基层妇女组织，解放妇女的工作。再就是组织托儿所，因为妇女要劳动，小孩要有人管，组织托儿所小孩问题解决了，妇女才能获得解放，参加工作。这一时期，王梅英做群众工作时间比较多。 　　接到丈夫来信 革命夫妇终于走到一起 　　王梅英的丈夫是一位军人，属于第三野战军，曾经参加过淮海战役、兖州战役。他们小时候就定亲了，属于家里包办婚姻。南下的时候一个是南下干部，一个是跟着部队走的，当时并不知道最后还能走到一起。在王梅英心里，或许她一辈子都会留在浙江。但是有一天她突然收到了来自上海的一封信，写信的人名叫张汝升，虽然两人不相识，但是王梅英记得这个人就是与自己定下“娃娃亲”的人。收到来信的时候，王梅英和他还不认识，打听到王梅英的情况之后，他就经常给她写信。原来张汝升随部队南下后进入上海，部队领导问起张汝升的婚事，张汝升便将定下娃娃亲的事向领导进行了汇报，部队随即便帮助张汝升联系上了王梅英。 　　王梅英1956年才调到上海来，那时候孩子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当时，王梅英的丈夫在上海，领导对他们的婚姻很关心，他一封信一封信催，要调她去上海。因为对浙江这边的工作不能放手，她一直没有同意。后来组织部长找她谈，做她的工作，她才同意调到上海。调到上海的王梅英，还是干起了老本行，继续从事妇女工作。 　　王梅英那时候还是经常加班，经常在夜里出去加班挖河道。有一次夜里挖河道回来，儿子发高烧，怎么叫也叫不醒，到医院去治疗，因为烧得太厉害，把脑子烧坏了，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就把孩子送到部队去上托儿所，到后来病情稍微好点了。大儿子打了7年针，后来虽然也能读书学习，但脑子还是受到了影响，大小便经常失禁，后来结婚成家，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想起这一段往事，王梅英的眼里噙着泪花，但为了革命，依然是无怨无悔。 　　见过周总理和宋庆龄 是这辈子最开心的事 　　回望南下之路，王梅英从潍坊到浙江再到上海，六十余载的风雨历程，虽然吃过苦，受过罪，但是王梅英从未后悔，她十分珍惜自己一路走来的收获。说起过往，她充满了感激：“我这一生，全部交给了革命。我一心一意干革命，领导对我也很关心，上海市市委书记接见过我。要说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见过周总理和宋庆龄。”王梅英依然清晰地记得，1958年朝鲜金日成到上海来，在龙华飞机场下飞机，周总理、宋庆龄到飞机场去迎接。王梅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作为群众进去夹道欢迎，还跟他们握手。“周总理、宋庆龄我都见过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老人家反复重复着这句话，沉浸在对幸福往事的回忆中，虽然时隔多年，回想起来依然是难掩的兴奋和激动。 　　南下六十余年，王梅英只回过家一次。那时候有探亲假，但是她都没有回去。她忙于革命工作，知道肩上有责任，一切都以工作为先。在采访过程中，王梅英多次提到自己没文化，能力不足，正是这份谦虚，让王梅英在面对工作的时候，总是全身心投入，抛家舍业，一丝不苟。距离南下，六十余年悄然逝去，解放后，王梅英跟大部分南下干部一样，留在了所在的南方，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克服了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重要贡献。

原文2018年8月20日 发表于山东潍坊档案馆  浏览：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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