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记者付薇 　　 　　关于抗日战争的各种图集里，有一类表现庸常生活的照片极为少见。但它一旦出现，就能让人眼前一亮。英雄长出血肉，战士充满柔情。 　　 　　这里要讲述的，是开国中将旷伏兆和妻子许更生的故事。 　　 　　给25岁的“老革命”说对象 　　 　　这年夏天，“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两年。在这两年中，日军先占领平津，之后迅速沿平汉、津浦、平绥线南下，占领华北。接着，日军又将战火烧到上海、南京、徐州和开封，最后攻陷了国民党政治和军事中心武汉。 　　 　　这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渐壮大的两年。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赶赴华北战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一年，旷伏兆25岁。别看年纪不大，但已是参加革命10年、从长征中一路打过来的“老革命”了。他是江西永新县的穷苦人家出身，小时候做过裁缝店的学徒工，后来被称为“裁缝将军”。当时，小裁缝已经长成一个朴实能干、笑容爽朗的青年，正担任着冀中军区一分区政委。 　　 　　敌后战争残酷而激烈，但是旷伏兆已经到了成家的年龄，不少人想给他说个对象。与现在普通人的想象不同，那时对于战友之间的婚姻，只要符合部队规定，人们是热情鼓励并且热烈祝福的。 　　 　　至于部队的规定，旷伏兆的大女儿旷平原接受采访时笑着回忆说：“你知道‘二五八团’吗？”“二五八团”并非一个团的番号，它其实是一条“结婚标准”：年龄在“25”周岁以上，党龄(或军龄)在“8”年以上，职务是“团”职以上，所以简称“二五八团”。 　　 　　江苏女儿爱上江西汉 　　 　　1939年8月，冀中军区在武强县北代村召开政工会议。经过几位热心战友的介绍，旷伏兆跟比他小6岁的许更生见面了。 　　 　　许更生高高的个头儿，面容清秀，是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的温柔和美丽一下子就打动了旷伏兆的心。别看许更生看起来文文静静，她也是一位从南闯到北、一腔热情的革命青年。 　　 　　“我母亲本来在江苏淮阴上中学，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跟着‘东战团’(东北抗日总会战地服务团)一路北上演出，宣传抗日。”旷伏兆的二女儿旷平南回忆说，母亲先是随队伍到了西安，之后来到冀中军区。 　　 　　旷平原记得，母亲演唱过《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水谣》，还接受过冼星海的指导。 　　 　　这次见面，许更生眼中的旷伏兆有着英气勃勃的气概，言谈举止则忠厚淳朴，这些都让年轻的许更生充满了好感。就这样，水灵灵的江苏女儿与诚恳厚道的江西汉子相爱了。 　　 　　然而，由于军情紧急，旷伏兆在会议结束后不得不立刻返回冀中军区一分区，后来又调往冀中警备旅，被派到太行山区。直到1940年8月，两人才因为开会的机会再次见面。这次，两人水到渠成地成婚了。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婚礼是什么样？冀中军区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在《红色苇塘》里用充满浪漫主义的笔触这样写道： 　　 　　“……所以同志们当时给苇塘起名叫‘小莫斯科’。一九四三年七月，就在这个‘小莫斯科’里，我们还为储国恩同志举办了结婚典礼，新娘名叫吴茜，是从天津纱厂里逃出来参加抗日工作的干部。那天大家杀鸡宰鸭、采菱挖藕。桌上摆了七碟八碗的菜，热热闹闹地会了餐，另外还举行了联欢会。” 　　 　　相比之下，旷伏兆与许更生的婚礼就简单了。没有宴席、喜酒、喜糖，也没有新房，两人在一间老乡的土屋里结了婚。不过两人相约，要把百团大战的每一场胜利作为新婚的贺礼。婚后三天，他们就共同踏上了百团大战的征程。 　　 　　战火中的婚姻生活 　　 　　在此后的7年间，旷伏兆和许更生的三个女儿陆续降生在冀中根据地的土地上，她们的名字都跟这片土地有关——— 平原、平南和平淀。旷平原出生于1941年，旷平南1944年，旷平淀1947年。两人的三个儿子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婚姻生活是与众不同的。 　　 　　追根溯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在敌后开创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以后又扩大到了冀中和冀东两大地区。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本来就非常残酷，冀中十分区又邻近北平、保定、天津，属于敌人的心脏地带，境内驻有日军重兵，并频频扫荡，这使十分区成了整个冀中最危险的区域。资料显示，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有204个据点，驻有1万多日伪军。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夫妻是无法相依相守的。现年88岁的任丘老兵杜恩裕当时在十分区做机要员，旷伏兆是他的老首长。他说，部队当时有纪律，打游击是不能带家属的。在他跟着旷伏兆打游击的几年里，从来没见过首长的爱人。直到1975年去北京看望老首长，才第一次见到了许更生。“挺漂亮的，个子有一米六多。” 　　 　　旷平原也说，父母那时难得见面。父亲指挥战斗，行踪飘忽不定，夫妻两人常常是一人在东，一人在西。有时即使路过母亲驻地，两人都没时间见面。 　　 　　“八路的孩子” 　　 　　聚少离多，加上许更生忙于工作——— 她先后在“东战团”、冀中军区民运部和十地委党校任职，抗日战争期间诞生的两个女儿不得不寄养老乡家。 　　 　　“我在农村呆了4年，日本投降才接回到我父母身边。当时我哭着找农村的爹娘，对父母很陌生的。”旷平原说，“我大妹妹(平南)接回来时也那样。” 　　 　　当时，革命夫妻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很常见。乡亲们把这些孩子叫做“八路的孩子”，不仅尽心抚养，而且认真保护，在复杂的环境中守卫着他们的安全。 　　 　　为什么说环境复杂呢？那是因为冀中根据地各种势力混杂，群众们形象地称之为“红黄蓝白黑”：“红”指八路军，“黄”指日军，“蓝”指国民党地下军，“白”指伪军，“黑”指土匪。 　　 　　形势如此复杂，“八路的孩子”处境就更加危险。后来的开国上将、曾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易生(后名杨毅)寄养在易县西古县村时，就曾因汉奸出卖而遭遇日军围村，身为共产党员的村长赵仲三为了保护孩子而被日军枪杀。 　　 　　旷平原还向记者回忆了一件往事：当时冀中十地委书记杨英的儿子杨新生也寄养在老乡家，后来不知为什么，那家人投靠了伪军，成了汉奸，还好没有把杨新生的事说出去。但是，八路军的后代怎么能跟着汉奸长大？杨英就去找一同出生入死的旷伏兆。旷伏兆当即派了两个战士去侦查，查到孩子常在哪儿玩之后，就把孩子用自行车给“抢”了回来。 　　 　　“上次我见到他，他还说呢，是旷伯伯把他抢回来，给了他‘新生’。”旷平原笑着说。

原文2015-07-07 发表于河北新闻网  浏览：27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9/5/13 14: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