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国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天灾人祸集为一体，使饱受沧桑的中国人民刚刚过上几天幸福生活又笼罩在饥饿的阴影中。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时期，以至于在那个时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勤俭节约，特别是吃的东西，剩菜、剩饭不倒，吃完饭盆干碗净，一粒粮食也不能浪费）保持至今，让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可思议。那时候任何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这些票证包括粮票、布票、肉票、油票、副食本以及买日用品的工业卷，买东西光有钱是绝对不行的。粮食的供应紧张也使瓜、菜类食品开始限量供应，总而言之，一切能进嘴的东西都变得珍贵起来。家里虽然吃的还是家庭大锅饭，但是每次做饭保姆都要用秤量，否则到月底全家人都要饿肚子。那时候舅舅已经到国防大学工作，每次到家里来看望外婆和母亲时，家里都要做一顿好吃的招待舅舅。每当舅舅走时，保姆总是让母亲向舅舅要半斤粮票，当然舅舅也不会忘记的，而且每次都多给。饥饿使人们不再温文尔雅，不再落落大方，而变得赤裸裸起来。要知道母亲和舅舅不但是亲姐弟而且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是母亲把舅舅带到了革命队伍，从一名战士成长为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一次，我母亲所在的部队医院在转移途中露宿一个小村庄。母亲在一个小农户家里遇见了病的奄奄一息的舅舅。舅舅面色苍白发着高烧，据说是“打摆子”也就是疟疾。由于战争年代的特出情况，八路军的伤病员凡是不能和大部队一起行动的大部分都留在了老百姓家里，待痊愈后再追赶大部队。当时留在老百姓家里的伤病员都面临着缺医少药的问题，不少伤病员伤势恶化就永久的离开了人世。母亲向领导告假留下来照顾舅舅，但是这一请求被拒绝了。看着生命垂危的舅舅，母亲毅然决然的留了下来并拿了一些药。一个星期后，舅舅痊愈了，他们各自追赶自己的部队。尽管我父亲也是当时的领导之一，母亲归队后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批评母亲革命意志不坚定，有意脱离革命队伍。更为难受的是这种“脱党”行为的质询将伴随历次政治运动，这是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 　　粮食的供应紧张，首先是外婆不适应，外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家里有保姆，外婆不能随心所欲的拿吃的给我，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一天到晚就想着吃。早晨吃一个馒头上学，不到10点就饿了，上午工间操完了以后我就把中午带的午饭吃了。下午上课一点精神也没有，几乎什么也听不进去。就像那首“童年”歌曲唱的一样“盼望着下课，盼望着放学”，因为回到家中，外婆总会给我留一点吃的，半个馒头或一小块桃酥什么的，总之我从来就没有失望过。但是我不知道这些珍贵的食品是从那里来的，外婆也从来不告诉我。看着我这么贪婪的吃着，外婆总是在一边笑眯眯的看着我，并说：“别着急，慢慢吃，别噎着，外婆有的是。”在我的心目中，外婆就像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里的阿拉伯神灯，我想要什么，外婆就能给我什么。终于有一天神灯破灭了。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老师留了大量的课堂作业，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了。外婆按惯例给了我一块桃酥。那块桃酥不吃还好，吃完后更觉得饿了，看着我狼吞虎咽吃桃酥的样子，外婆实在不忍心，叫我转过身数10下然后又给了我一块桃酥。在我转身后正好面对桌子上的一面镜子，外婆的一举一动我通过镜子的反射一览无余。啊哈，阿拉伯神灯终于找到了，这是一个圆形的点心盒，盒盖上印着各种诱人的食品彩色图案。点心盒被外婆藏在床底下了。神灯找到了，以后可以不求外婆了。贪婪是万恶之源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趁着外婆不在屋，打开了点心盒，里面有半盒桃酥。我就像私闯蟠桃盛会的孙悟空贪婪的享受这饕餮盛宴，猛然间酒醒发现闯下了滔天大祸。不知不觉我竟然把半盒桃酥一扫而光，猴子是可以逃回花果山避祸，可是我怎么办呢？对了，也学猴子，赶紧回到自己房间假模假式的复习功课。几天后东窗事发。猴子偷吃了蟠桃遭到了天谴，天兵天将荡平花果山把猴子关在太上老君炼丹炉里修炼他的野性。我被母亲狠狠打了一顿，然后关在储藏室里面壁思过。当然了事情并没有完，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母亲在管理方面是有一套的，第一要写出书面检查，偷吃要上升到道德品质认识。第二每天作业她要签字，成绩不能低于四分，如果不达标处罚另议。第三要用劳动洗刷自己犯的错误，每天擦一遍全家的地板。这三条措施的出台遭到了外婆强烈反对。外婆说错误完全在她，是她拿给我吃的。当然，这种辩词是瞒不过母亲的。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外婆的营养品不再由外婆单独管理了，而是由母亲定期发放。为此，外婆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外婆要求和我单独起火，其理由是保姆总是克扣我的食品（这只是外婆的推测，那时候大多数人都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就学习不好。这个理由当然被母亲拒绝了，母亲知道我吃饱了也成不了好学生，倒是担心我那么不懂事，不出几个月就会把外婆吃跨了。在外婆的一再坚持下，外婆终于自己起火了。舅舅一个月给外婆40元，母亲一个月给外婆20元，还有国家给外婆的一个月25斤粮票，这就是外婆一个月的生活标准。这在当时，这个生活标准是不低的。可是由于我的缘故，外婆的生活仍然显得捉襟见肘。首先，每个月60元花费钱不是个问题，问题是有钱买不到需要的东西，特别是食品、副食品。那个时节，凡事能进口充饥的东西几乎全部需要凭票、证供应。外婆一天的粮食定量是8两，其中2两是给我的。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外婆都要杵着拐棍扭动小脚送我上学，其实外婆就给我送到家门口不远的一个食品代销点，外婆在那儿花3分钱、1两粮票，给我买一个糖火烧（其实我早饭已经吃了，基本上每天都一样，一个小拳头大小，号称2两的馒头里面抹一点黄酱）。看着我贪婪的大口吃着糖火烧，外婆满意的笑着说：“慢点吃，别噎着。下午放学在这等我，还有一个哪。” 那时，望着外婆步履瞒珊的背影，我心里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享受下午那个糖火烧的美餐。后来我才知道，可是正是我，吃了外婆的早餐定量，外婆只能饿着肚子回家了。 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为了不使不满情绪蔓延导致政权不稳，父亲和母亲的单位都加强了政治管理，一天到晚的都在政治学习，主要是反右倾的学习。那个时候谁要是说肚子饿，吃不饱，那一准是右派。全家只有外婆敢于仗义执言，再有就是保姆在月底入不敷出时发几句牢骚，每当这时家里就开展了“反右”运动。斗争的双方是外婆和母亲，母亲说，目前的困难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是暂时的，再怎么困难也比当年在延安生活（那时的延安生活只有父亲、母亲和外婆知道）要好，外婆就是地主剥削阶级思想（外婆的娘家在当时老家是大户，家里雇有不少长工）没有得到好好改造。外婆则说，现在吃的还不如在延安吃的。那时候部队一打胜仗，吃的东西很多，吃都吃不完（何况还有南来北往被父亲救助过的同事、战友，路过时总是给外婆送点吃的）。现在过年都没有什么吃的。最让外婆不满意的是母亲说她是地主剥削阶级，外婆说，嫁到你们晏家以前，晏家就开始败落了，在解放前我就啥也没有了，我是要着饭找的你，我怎么就成地主了呢？母亲哑口无言，她认为外婆不可理喻，经常是一个人离家到单位生闷气去了。母亲很少将与外婆吵架的事告诉舅舅，因为他怕舅舅把外婆接走。舅舅当时在部队院校工作，母亲怕外婆口无遮拦的给舅舅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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