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死前的绝命诗《自嘲》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一个从小接受过王阳明的良知学的熏陶训练的崇儒人物，一个曾经勇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的豪杰之士，怎么会是人格卑污的汉奸国贼？我知道人会变，但怎么能变成完全两样？每念及此，胸中十分郁闷不快。随着对国共两党认识的深入，越来越怀疑其中另有隐情。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汪精卫的文章书籍当然不可信，由于未能看到有关真实史料，只能存疑。 　　 　　 览读有关资料，真相渐白，尤其是林思云先生“力争做到求实客观”的《真实的汪精卫》一文及金雄白先生《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后，胸中疑团砉然冰释。自斟烈酒猛饮三杯，热泪滚滚而下，却也大为畅怀。这才是汪精卫啊，这才是诗词中、历史上和我心目中的汪精卫：既浪漫豪迈又低回沉郁，既悲歌慷慨又忍辱负重，既壮怀激烈又风流儒雅！其生平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嘉言懿行，精彩多多，兹特从林文中撷录一二与读者共享： 　　 　　 ----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这些品格不但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便是放在当今民主社会或民运队伍中，也是十分优异。 　　 　　 -----汪精卫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主动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事败被捕，他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并与黄复生在法庭上相互争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和陈璧君举办结婚仪式后，返回他８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行前致函孙中山曰“弟平日自恨不通欧文，于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前当破坏时代，或不必须精深之学术始能胜任。今则非其伦矣，政党已定共和，而弟所受之学说则日本君主立宪国学者之言也。吾党方提倡民生主义，而弟于此学殊无所闻知，逆计将来出而任事，不为国家之福也。现弟所有者只社会上之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尸。故弟求学之念至坚，而不可摇。” 　　 　　 -----汪精卫淡泊名位，清廉自持，袁世凯曾要授勋给他，他坚辞曰：“革命党人姓名下缀‘勋二位’三字，是何意态？我辈苟有一毫功名富贵之念，不如自始不为革命。”他对部属要求极严，从不用“结拜兄弟”“封官许愿”等方法来拉拢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都被婉言谢绝…。 　　 　　 -----汪精卫淡于个人荣辱毁誉，勇于任事，极有责任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兼外交部长）。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签了不少局部的“卖国”协定，有些是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同日方订立的，汪精卫事前一无所知。汪精卫身边有人劝他：“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精卫答道：“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蒋介石在私下里也曾对人说：“汪先生这几年为党，为国，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 　　 　　 -----汪精卫首次遇刺后在会见报社记者时为杀手求情：“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类似事例很多，这里恕不一一。事实证明，汪精卫确实是淡于物欲权欲、深具高风亮节的。他一无枪炮二无人马三无财力，在国民党中常居高位，直到“投敌”之前，在国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叛国”之后，还有不少优秀人物冒着身败名裂的大险，心甘情愿追随其后，秘书曾仲鸣甚至代之而死，无怨无悔，这一切靠的完全是他的人格魅力感召力。 　　 　　 　　 汪精卫从小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王阳明哲学和陆游诗词，奠定了内在修养的基础；后来在日本政法大学学习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政治进化论》等，形成了“均权”“共治”等政治信条。在国民党群豪之中，他不仅道德人品无与伦比，其民主思想也最为真诚，对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广大同胞爱得最为炽热深沉，正如汪精卫自己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临终遗愿：要回中国 　　　　 　　　　天时由春而夏，由夏入秋，名古屋已有寒意。对汪精卫来讲雪上加霜的事情是：美军飞机已经有空袭日本本土的迹象。 　　　　 　　　　“……为这位身份特殊的病人专用的防空洞收拾乾净，负责担架的军医兵也演习过好几次。为了明了国际新闻和战争近况，我们由八舅父陈昌祖专责收听无线电讯，日军作战不利的消息，不时传到我们这些人的耳朵。有一天晚上，陈昌祖报告美军已经在塞班岛登陆，跟著防空洞也用到了。军医兵虽然经过操练，但是把病人从四楼一道特制木梯搬下来送进地下室，颠簸是免不了的。病人体弱，这就很难经受得住……” 　　　　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是在11月8日。因地下室的防空洞没有暖气设备，相当寒冷，汪精卫在空袭之后著凉得了肺炎，次日他体温高达40度，呼吸困难。11月10日午後，病房中传来陈璧君大声呼叫，黑川教授赶入病房查看脉搏，见汪浑身颤抖，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汪精卫最后的话。 　　　　“可以说他一切都是为国做事，完全忘记了自己，”何文杰认为在自己88岁的阅历中，“我所眼见，一人而已。” 　　　　“当病人最后一天发热之前，六弟有一天拉著我两个说，他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梦见爸爸靠床坐著，眼垂口弛，神气非常之坏。到后来易箦之际，他猛然记起前梦，梦中所见与眼前一般无异，连到亲人和医生护士站立的位置都没有差错。难道真有预感这一回事吗？” 　　　　汪精卫去世的第二天，日本当任首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近卫等人来到医院向遗体告别。近卫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他对汪精卫的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朝野明智之士对此颇多谴责抨击——此时此刻，他感到内疚吗？ 　　　　汪精卫的遗体於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小矶、近卫等人前往机场送行。 　　　　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汪精卫死後葬於南京郊外的梅花山，抗战胜利蒋介石还都南京後，炸毁了汪精卫的坟墓，火化了遗体。陈璧君曾赠送名古屋帝国大学纪念红梅树苗株，种在病房前，现在还有两株尚存。 　　 　　问：“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汪精卫说：“这次和平运动是救国，关键是解决好中日关系。现在的形势说明中国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国民党垮，中国最后归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假使日本失败，国民党也要垮台。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我主张与日本讲和是给全国做个示范，内则完成中华民国建设，实现国父孙中山之遗愿，外则负保东亚之责，实现国父之大亚细亚主义。当前是要把国民党失败丢掉的地方收回一点，尽快实现还都组织政府，进一步搞好和平反X救国。” 　　 　　 　　———李时雨回忆片断 　　 　　 　　老兄，我在重庆时候的处境，你是知道的。我租得一间房子，有几十个卫士绕围着，我的安全是无问题的。如果敌机来呢？我会入地下室。如果重庆又象南京、武汉呢？我会随着机关迁移。我在中国国民党是副总裁，在国防最高会议是副主席，我没有最高权力，我言而听则幸甚，言而不听，则言者无罪，一旦不幸到了大崩溃的时候，我还有希望名正言顺出来收拾，收拾不来，我以一死报国，生前甚逸，死后亦获令名。你替我打算，我有了这样的处境，如何会离开重庆？但是你知道我的，我从二十多岁投身革命以来，就不曾替自己打算过，何况如今已经五十多岁了，眼看着国破家亡，我那里还有这些闲心，来替自己打算？ 　　 　　———汪精卫于友人书 　　 　　 　　蒋和汪都堪称君子，也是刚毅坚韧、百折不挠的铮铮汉子；但是对于战争成败、政治权力和地缘政治的不同的理解导致他们越走越远…… 　　 　　被逮口占（以下民国纪元前二年北京狱中所作）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后人评汪精卫一生多变，有野心无宗旨。事实恰恰相反，是无野心，有宗旨。他先暴力后和平，先联共后反共，先用蒋后反蒋，先主战后主和，常常辞职又复职、出国又回国，但多变善变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最高宗旨在：国民利益和建基于全体国民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这是他的人生宗旨和政治宗旨，就象一条线贯穿他的一生。 　　 　　 　　 例如，汪精卫开始是坚决容共拥共的，并为此成为众矢之的，面对国民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偏袒中共”的指责，汪精卫毫不退让，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但是，当他获悉共产国际给武汉的中共中央密令后，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因为密令中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内容！如果中共叛乱成功，不知多少国民党人和开明士绅死无葬身之地。 　　 　　 又如，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蒋介石这些举措都遭到了汪精卫的反对和批评。 　　 　　 从以下这些事实中也可体现出了汪精卫的爱民之心：汪政府成立后，基本上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人民生产生活活如常，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汪氏政权对日妥协，日方也要受“密约”的制约，履行其“善待中国俘虏”等承诺；日军对沦陷区的直接掠夺，也由于汪政权的存在得到了控制。。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让日占区百姓不受日军侵犯骚扰。有历史学家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至少拯救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你，是中国人吗？》)。 　　 　　 汪精卫联共反共，用蒋反蒋，辞职复职，出国回国，主战主和，这一切一切，包括汪精卫“变节投敌”的具体经过和前因后果，在林文中都有介绍，不赘。从桩桩件件事迹以及汪精卫的言谈中，我能充分体会出那种忧民忧国的悲心、救民救国的婆心、存亡续绝的苦心、无私无畏的金刚心！ 　　 　　 从少年、中年到晚年，汪精卫的思想观点当然有发展、有改变，但一生所作所为始终以国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最高宗旨，其品德和精神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他早年主张暴力革命、谋刺清廷高官，是为了国家民族；晚年倡导和平建国运动，在沦陷区成立政府，同样也是为了民族国家！ 　　 　　 　　狱中杂感 　　 　　煤山云树总凄然，荆棘铜驼几变迁。 　　行去已无干净土，忧来徒唤奈何天。 　　 　　瞻乌不尽林宗恨，赋鵩知伤贾傅年。 　　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 　　 　　——汪精卫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假惺惺地发了讣告，连天皇也说了几句“痛惜”之言。在南京一班汉奸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尽管汪精卫死因扑朔迷离，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死后被国民党炸墓焚尸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早在1942年清明节，汪精卫在众汉奸陪同下祭扫中山陵时，就对众人说：他死后若能葬在孙中山陵园旁的梅花山上为孙中山守陵，就心满意足了。于是陈公博、周佛海众汉奸便决定在梅花山上为汪精卫举行葬礼，并决定1944年11月23日沦陷区放假一天，凡愿参加送葬的南京市民，每人可领取20元的中储券，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职工月收入的四分之三。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 　　 　　　　梅花山是紫金山(又称钟山)的一小部分，因宋代时在此种过梅树而得名。紫金山上有孙权、朱元璋、孙中山的陵墓，而梅花山刚好在明孝陵与中山陵之间。陈璧君自知汪精卫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用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她满以为这样就能安全地保护好汪的尸体。没想到仅仅过了10个多月，抗日战争就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何应钦扒掉此墓。 　　 　　　　何应钦又派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和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找到当年建墓的专家，经过认真研究，命南京某部工兵营用了150公斤德制TNT炸开墓壳，劈开棺材。炸坟是秘密进行的，提前三天，往中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对外放风说是为了抓汉奸。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坟壳裂成数块。开棺时，由当时的南京市市长马骏超亲自检查，发现棺内的尸体经防腐处理、依然保存完好。另外，除了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还发现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前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自嘲》，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估计是汪精卫死前的绝命诗。诗中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bv　　汪精卫的尸体随后连同棺材被运往清凉山火化，骨灰被丢弃于路边的一个水坑里。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地上建了一座小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花草树木，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点，与中山陵遥相映衬。 　　 　　长句二首 　　　　 　　酒市酣歌共慨慷，况兹挥手上河梁。怀才盖聂身偏隐，授命于期目尚张。 　　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渐离筑继荆卿剑，博浪椎兴人未亡。 　　 　　少壮今成两鬓霜，画图重对益彷徨。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踦作鲁殇。 　　有限山河供堕甄，无多涕泪泣亡羊。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 　　 　　——汪精卫 于1943年 　　 　　 　　 　　汉奸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 渔樵闲话》中的一些记载选摘: 　　 　　　 一日下午我见汪先生，是暑天，说过正事之后，两人两杯啤酒，一碟海苔，稍稍闲谈。我看汪先生脸色尚有余怒，问可是为军队的事情，汪先生冲口而出、“刚才板垣参谋长来，要想我们与日本军并肩对重庆作战，我当即答他，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声音还是这样激烈。 　　 　　　　日本大使馆的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其后事隔多年，一日与我说起，彼时汪先生几次与日方的重要会见，他均在场，他道：“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 　　 　　 其后汪先生访问东北，满洲国人开群众欢迎大会，汪先生即席致辞：“我们过去是同胞，现在也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当时热泪满眶，日本关东军的将官亦在座，听了失色。 　　　　 　　 中华日报的社论汪先生每朝必看。周佛海写道：“沦陷区是蒋先生把它丢了的，不是我们把它丢了的，我们今与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丧失多少的问题。”汪先生看了不乐，但因是周佛海署名发表的，为顾到他的体面，且还隐忍着不说。随后梅思平写的一篇社论，痛责国民党祸国殃民，把事情弄到今天的地步，又樊仲云写的一篇非难蒋先生，又一篇我今记不得是谁写的，响应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汪先生看了皆把我叫去，问是谁写的，怒道：“凡是中华民国的事，即无论是蒋先生做的或谁沦陷的，我们皆应负责。”又道：“国民党是孙先生交与我们大家的党，罪己亦不是这样的。”又道：“我们做和平运动是为使抗战有终之美，不是为与抗战敌对。”又道：“日本人说的大东亚新秩序，今尚性格未明，我们自应以孙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为准。”但是汪先生仍顾到诸人的体面，惟关照我：“以后社论不管是谁写的，请兰成先生一概不要顾忌，便是我写的若有不妥，亦请通知我要改。” 　　 　　 　　　 汪伪巨奸印象 　　　　 　　　　■李时雨　张德旺 　　　　　　 　　　　 李时雨，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1927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学预科班学习。193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在南京被各地学生推举为向国民党请愿示威行动总指挥；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8月被中共地下党华北联络局派遣参加汪伪第六次代表大会，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亡。他先后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兼军法处长等要职，与汪的汉奸集团各政要均打过交道，尤其与陈公博接触密切，被汪伪圈子公认是陈公博的亲信。通过这些渠道，李时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日伪核心机密战略情报，并营救了一些被捕的抗日志士。解放后，李时雨曾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北京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1999年12月28日于北京病逝。我于1997至1998年间两次利用暑假间赴北京先后同李时雨深入交谈二十多次，现将其有关汪、陈、周三巨奸的一些回忆摘要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因为李时雨突然逝世，故这些回忆也未经他过目，再加本人水平所限，疏漏之处，敬请指正。——张德旺 　　　　 　　　　 　　　　五见汪精卫 　　　　 　　　　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是在1939年8月下旬，当时我冒充国民党改组派，以汪伪国民党“六大”代表的身份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8月28日，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沪西极斯菲尔路76号秘密开幕，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坐在主席台上，我在会场看见了汪。会议只有二百多杂七杂八的代表与会。说杂七杂八一点儿也不过分，我这个与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就当了正式代表。会议匆匆忙忙地通过了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委会主席议案就于6月30日草草闭幕。我这次对汪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六大”后，我被任命为伪国民党北方党务办事处下属的天津市伪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我得到伪北方党务办事处通知，汪要接见河北省、北平、天津的党部常委，了解“和平运动”的情况，并指示今后工作。当时我们共去了12人，抵沪第二天上午就到豫园路汪官邸的一栋三层的花园别墅，进入二层的客厅。我们刚刚在沙发上坐好，汪精卫就穿一身崭新的浅兰色西服进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寒暄问了各人的姓名，然后就让我们汇报。他说：“大家随便谈，不要拘束。”我因为有搞情报的思想准备，就第一个起来问：“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汪精卫说：“这次和平运动是救国，关键是解决好中日关系。现在的形势说明中国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国民党垮，中国最后归共产党；退一万步说，假使日本失败，国民党也要垮台。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我主张与日本讲和是给全国做个示范，内则完成中华民国建设，实现国父孙中山之遗愿，外则负保东亚之责，实现国父之大亚细亚主义。当前是要把国民党失败丢掉的地方收回一点，尽快实现还都组织政府，进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国。” 　　　　我问：“我们承不承认满洲国？”汪精卫含含糊糊地说：“对满洲国能不能统一于我们的政府没把握，但我们要争取，争取，所有能争取的都要争取。”我又问：“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能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 　　 　 汪精卫表示：“不会。日本人吃不了那么大，他们是想吞并中国，但他们吃不下去。我们成立政府，满蒙现在看来是拿不回来，但我们要争取做工作。我们要把国民党丢失的要回来。蒋介石也并不要一直打下去，我们也要和他合作。我们和日本订了和平大纲，原则是善邻友好，共国防共经济提携，中国真正实现和平两年后，日本撤兵。当然这个目标实现要有很多周折，我们要努力争取。” 　　 　我问：“现在日本军方对我们不支持，我们在华北搞和平运动，可能性如何？（我这是指华北汉奸怕汪伪夺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串通华北日军不支持汪伪一派的活动）。”汪说：“我们要有耐心，要等待。他们（指华北汉奸集团与华北日军方）还不理解我们建立国内统一政府的意图，日本内阁是要和平的，在外的军人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他们政府的意图，也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和平运动。” 　　 　 我说：“我们过去参加过抗日运动，日本对我们是否算帐？” 　　　　汪答：“没问题，我们要审时度势，要承认我们是失败者，日本已经站在我们头上。”汪谈得最多的是：“中国汉文化博大精深，有几千年历史，日本到中国来，慢慢地一定会被中国文化同化。辽金元清进入中原，到最后还不是归化，被我们同化了。”（我们插话：“今天的时代已不是那个时代了”。）汪说：“这一点你们不要怀疑，我在日本留过学，他们地处岛屿，想找个好地方生存发展。元忽必烈那么强悍，满清那么强悍，都没在中国统治到底，日本也一样。”汪说：“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们不是卖国，而是真正的爱国，我们不能眼看中国共产党坐大，把中国引向灭亡。” 　　　　我问：“日本在中国扩张会不会引起英美干涉？” 　　　　 汪说：“没法妄断。但日本要吞并东南亚，可能性很大，英美他们能走到什么情况，也说不定。”汪在谈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本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的内容，说这些和平条约来之不易，对中国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争取的结果。汪在别人讲话时细听，不急于回答，答时总以商量口气，常说：“对不起”，“你看怎样”，力图给人很客气、很诚恳的印象。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第二次见汪精卫是1940年春，内蒙德王同伪华北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堂、朱琛等在北平东城的外交大楼设宴招待汪。我凭“请柬”进门，被引到二层的客厅。宴会前汪精卫已先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位伪华北党部的工作人员。 　　 　　汪说：“先向诸位通报一下这次来北平同‘华北临时政府’和‘内蒙临时政府’会谈的情况。华北、内蒙都是仰日本人的鼻息，他们能不能收到统一的政府里，还要我们做工作。我这次来是有成果的。我们是很痛快地要他们统一于我们还都建立的政府。现在他们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说华北日本人不同意。我们不要急躁，正好同时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我告诉他：日本人至今不让我们华北党部公开挂牌子。汪说：“不要急，要同日本方面多做工作。”汪提到大后方各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骂他卖国时说：“我叫什么卖国，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个人的历史、名誉，我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从重庆回来，从日本人手里把中国领土拿回来。我们发挥了缓冲作用，有了我们，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们这是真正的救国。中国打不过日本，这是最好的选择。” 　　　　宴会开始，汪豪饮，酒量很大，频频举杯干杯。他同德王、王克敏、王揖唐、朱琛等海阔天空地互相吹捧，互相拉拢。汪翻来覆去地是强调一个意思：他已经在日本方面得到承诺，由他来统一建立中国的政府，他也绝不会亏待他们。把他们的职务、地位安排好，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条件。德王、王克敏、王揖唐等都哼哼哈哈，东拉西扯，虚言应付。捧汪是孙中山的继承人、革命领袖，是真正的救国领袖，对他的统一要求则不明确回答，推说要看华北日军态度。 　　　　事后，一个在朱琛手下干事的东北老乡告诉我，朱琛、王克敏等背后议论说汪精卫是个很滑头的政客，摆他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弟子的资格，卖他国民党的膏药，野心不小可本钱太少，日本人绝不会把华北给他，他们绝不愿意统一在汪的政府。汪的手伸得太长了。 　　　　第三次见汪精卫是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时，我到南京任伪政府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一次在汪公馆开茶话会，客厅很敞亮，沙发前摆满水果、点心。汪让我坐到他身边，说：“在上海、北平见面后印象很好，现在党国搞和平运动正需要你这样真正懂法律的年轻专业人才，到立法院要努力工作，多帮陈先生（公博）把立法院搞好。 　　　　第四次见汪精卫是1943年。此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事前没通知汪，汪非常不快，感到日本人没把他放在眼里，表面上也宣布参战，但从此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情绪一直低落，但还是紧密“配合”。汪伪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搞清乡运动。这时汪伪政权的影响范围只有南京等几个大城市，城外都是游击队的天下（有我党的，也有国民党的）。汪伪搞清乡，搞治安肃正，实际是妄图肃清力量、影响越来越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搜刮老百姓、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所以老百姓都把清乡叫“清箱”，清老百姓的箱子。汪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实际工作主要靠李士群，让他当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主席，抓江苏的清乡。上海的清乡分会由陈公博管。上海保安司令部当时就挂两个牌子，兼管清乡。 　　 　有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汪精卫到上海视察“清乡”工作。由陈公博和当时已“投诚”的伪军头目孙良诚、张兰峰、吴化文、叶蓬等前呼后拥地陪同，一行人到了上海保安司令部。我当时兼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处长，也陪同陈公博迎接。汪这次穿了一身崭新笔挺的呢子军装。他那个书生派头身板单薄好像架不起军装，走起路来轻轻飘飘，样子很不带劲，很做作。我看他这样是学蒋介石，想通过清乡抓武装，扩充自己的实力。他在保安司令部坐定后，由参谋处长、封锁处长分别汇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一些禁烟、禁毒、禁赌的情况。然后汪发了一通指示，大意是要和友邦精诚合作，坚决和苏俄、英美斗争，坚决反共，彻底剿灭共产党游击队。 　　　　 第五次见汪是1944年5月间，陈公博让我和吕琪（司法处长）、日本人科长山本等四人去考察日本警政，同时代表他去东京看望在东京住院的汪。我们经山本联系，先在外间见到陈璧君，陈嘱咐我们不要多说话，我们进入病房，向他鞠了个躬，“汪先生好”，他点点头。汪面色不怎么好，可也非病入膏肓的样子，但过了不到半年他就死了。 　　　　我多次听汪身边的人说，也看到汪不抽烟，生活上相当严谨。汪伪圈子里的人都说汪有风流野性，但实际上风流不起来。因为陈璧君看得、管得非常严。她安排自己的三姑六姨和一群有亲戚关系的女孩子包围汪，除工作时间外整天和他说说笑笑，让他接触不到外边的女人。陈璧君对汪伪的什么事都干涉，她随时掌握汪的行踪，检查汪的警卫，因为汪曾遇刺，她是吓怕了。同时她也是在照顾的名义下全面干涉，汪心里明白，但说不出，只能听之受之。 　　　 我感到汪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两个。一是抓住国民党的旗帜不放，言必称国父，就是孙中山如何说的，好像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照孙中山的意见办的，对于没有政治信仰、没有理论修养的人有一定诱惑力、欺骗性。二是反共，他对中共、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最仇视。言谈间对蒋个人不攻击，说到蒋总是称蒋先生、蒋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给人一种对蒋留有合作余地之感。 　　 汪精卫去南京“还都”以后，身任国民党主席、军委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这个位子是名义上留给林森的，为了保持合法性）。但汪不喜欢别人叫他“主席”，而喜欢别人像称呼蒋介石一样称其为“领袖”或“委员长”。 　　 　　另：“言谈间对蒋个人不攻击，说到蒋总是称蒋先生、蒋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这是政客故智而已。李宗仁隐居美国以后，在一般访客面前从不攻击蒋介石和台北政府，当然，遇到老熟人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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