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生死反思

一 　　 　　　　太平湖，在北京的西北角。新街口豁口以外，护城河以北，老大的一片水面儿。不过，那是从前。现在，那儿是居民楼、地铁的库房，一片空地，外加几排平房。湖呢？没了。野草倒还有，可再也不是湖边的芦苇和菖蒲。鱼也没了。鱼这东西奇怪，离了水它不肯活。人多了，没有湖水，人还能凑合。人比鱼好养。 　　 　　　　据说，林彪因为要修自己的宅院，便把废土倒在太平湖里，填平了它。这个据说，大体可信，但欠周全。一座宅院的地基或其它废土，能填平了一个偌大的太平湖，那宅院得多大？西太后“老佛爷”开挖昆明湖，起出来的土也不过堆了一座不高的“万寿山”。当初，趁林彪往太平湖里填土的时候，顺手儿往湖里扔几筐废物垃圾的主儿，绝不能说没有。谁扔了谁心里头清楚。可因为林彪太缺德，外加又死了，正好把太平湖失踪的罪过加在他一个人头上。别的扔土的主儿，都可以心安理得，就仿佛自己没动过太平湖一手指头似的，心里头连个冷战也不打。 　　 　　　　反正，太平湖没了。有人说，自然水面，是大城市的呼吸孔。咱们北京少了这么个大呼吸孔，难怪出气儿不顺溜，时常听公共汽车里吵架的“咏叹调”。 　　 　　　　太平湖活着的时候，并不漂亮。杂草丛生，树木稀少，只有些老也长不大的小柳树，垂头丧气地矗立那儿闲呆着。游人自然不多，地方儿也就显得僻静。只有湖里养的鱼、没人养却生得多的蛤蟆，给这儿增添些生气。太平湖是北京人的弃儿。当初，就没有善待过人家，没有好好儿地调理过。后来，又生生地把它掐死。到现在，知道了它的重要，它也不能复活了。北京人不能不觉得心疼，不能不觉得理屈，只好把它的名字高挂在店铺的牌匾上，大楼的门牌上，像是为它招魂，像是对它赔罪。 　　 　　　　晚了，晚了！何况，这儿还淹死过北京的骄傲，北京人的朋友，人民艺术家老舍？人们往太平湖里扔土的时候儿，想到过没有？那一块块土坷垃，会压住老舍的魂灵儿？ 　　 　　　　老舍死了二十年了，真快。他生前，我没有见他的福分，今天我想凭吊一下他的献身之地，就算我这后学对于先师的一点儿无力的祭悼。 　　 　　　　于是，我来到没有湖水的太平湖。 　　 　　　　天真热。连小柳树儿都刨光了的地面上，站着几幢死相脸的楼房，就像谁扔到这儿就不管的几个大纸盒子。坑坑洼洼的地面儿，像个头发稀稀拉拉的癞痢头，瞅着就别扭。有一条人踩出来的小土道儿，挺像是夏天的狗伸出来的舌头。太阳没命地往地上扔热辣辣的光。我浑身发躁，赶紧躲到一座楼的门洞里。 　　 　　　　“你干吗？”楼门洞口，有个老头问我。 　　 　　　　我瞅瞅他，看不清他的岁数。七十往下，六十往上，两只不大的眼里，已经开始有点儿浑浊。 　　 　　　　“没事儿。”我说。 　　 　　　　“没事儿你老在这儿转悠什么？”他问，挺像是负责治安的当地的居民。北京孩子，戏称他们为“老头儿侦缉队”。 　　 　　　　“我，我找个人。”我只好编瞎话。 　　 　　　　“找谁？”他不依不饶。 　　 　　　　我无法回答他，干脆—— 　　 　　　　“我找舒舍予，——又叫舒庆春。”我把老舍的名与号全报给他。 　　 　　　　他立即瞪大眼睛，上下打量我，然后压低声音，问道：“你是干吗的？找他干吗？” 　　 　　　　听他那话音儿，仿佛这块儿真有位叫舒舍予的住户，而且，活得挺结实，还兴许有点儿不宜与外人接触的毛病。我怎么说？ 　　 　　　　“我，我找的这个人，已经，已经死了二十年啦。”我告诉他。 　　 　　　　“我比你清楚。”老头儿说，“说死了，说活着，我心里头明镜儿似的。我只问你，你是干吗的。” 　　 　　　　我只好掏出身份证。 　　 　　　　“唔！”他点点头，“作家。” 　　 　　　　“不敢。” 　　 　　　　“难怪你在这儿转悠了一个多钟头，来这儿找他。”他说，并不看我，眼睛望着那杂草斑驳的坑洼地。 　　 　　　　呆了半天，他吐了一口长气，转脸儿望着我， 　　 　　　　神秘地说：“我瞧见过他，就在前几天。” 　　 　　　　“谁？”我问他。 　　 　　　　“你找的人呐，舒舍予，原名舒庆春，笔名老舍！” 　　 　　　　“不，不可能。”我叫起来：“他已经死了。除非假冒是他——谁敢假冒他老人家呀；要不，就是他的灵魂——而人是没有灵魂的。” 　　 　　　　“我见到过他，”老头儿也喊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他，就在前几天，而且我们俩还说了老半天话。” 　　 　　　　我伸出手摸摸老头儿的额头，老头儿拨拉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不发烧。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胡话，我见到过他，他的灵魂，我们还说了话。” 　　 　　　　我看着他，心里头扑通扑通直跳，喘了半天气儿，才轻声问他：“真的？” 　　 　　　　老头儿掏出工作证，递到我眼前，说：“我是退休的编辑，原来在科学教育出版社。我是唯物论者，活了这么大岁数儿，不打算装神弄鬼给自个儿脸上抹黑。我是副编审，虽说退了休，也还算得上个高级知识分子。我不想编瞎话，辱没了我的清白；可我也不能不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的确确看见了他——老舍的灵魂。我跟他有过交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也有了特异功能，暂时也不想把自己交给医学部门儿去研究，可我得找个人说说，找个有人心的人，有鉴别力的人，能记下我的话的人，说说老舍的灵魂怎么跟我说话，都说了些什么。” 　　 　　　　我喃喃着：“您，觉着我行？” 　　 　　　　他叹口气：“唉！试试看吧，我肚子里的话正往外拱。看你在这儿转悠了一个多钟头的劲头儿，就给你说说吧。” 　　 　　　　读者诸君，请记住，我是这位见到过老舍灵魂的老者万般无奈才不得不对付的等外品交谈对象。因此，我所记下来的文字，倘有疏漏、脱落、接榫不自然，或者简直自相矛盾的地方，都得请你们格外宽宥。 　　 　　　　以下，便是我记录下来的老者的话。括号里是我的话。 　　 　　二 　　 　　　　在跟你说到我见着老舍的灵魂之前，我先告诉你在他生前我与他的缘份。不不，我和他不是朋友，我和他素不相识，算来他比我将近大二十岁，我平生也不喜爱文学。可这并不拦着我敬重作家，——我指的是好作家。他们能用一支笔写出人间百态千情，让人们品出自己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的道理，体会到虽然亲身经历过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能这样写东西的人，是有本事的作家。有真本事的作家让人从心里敬重。因为我做不到。我的专业是物理，我教过书，也研究过几个课题，可什么也没研究出来。最后，我明白了，人不能跟自己的才能打擂台，雄心壮志与实际本领是两回事。我作了编辑。我不是说，干别的都不成才当编辑。编辑也是门学问，我适合做这个，而且干得还行。不然，“文革”一开始就不会打我个“反动学术权威”。当然，那时候“权威”不值钱。我一辈子想当权威，没当成，“文革”时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化大革命”要全面否定，我倒想，什么都否了吧，可千万把“权威”给我留着别否了。知识分子，图什么呢？可退休的时候儿，人们又偏偏不愿意把“权威”的徽号送给我。不想它时偏要给，想要它时又要不到。人生，有时候就如此可笑。噢，说远了。总之我认识了谁是老舍，就是我糊里糊涂当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 　　 　　　　“权威”虽然不错，可加上“反动”二字，就要倒霉。整天挨批斗的滋味儿，足可以给人一生留下做恶梦的材料。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们那单位的“小将”、“中将”、“老将”们，忽然对我丧失了兴趣，把我“挂”了起来。听过马三立的相声《买挂票》没有？挂起来的劲头儿，比挨斗还难受。好坏、是非，一切未定，心老是悬着，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记着这一天，那是星期一。我“挂”得难受，又不能参加运动，自找挨斗，于是，一大清早，就溜出单位，来到市里，打算在散步中使自己的心落到一个支撑点上。 　　 　　　　我想去天安门广场，不知道为什么，一路汽车老也不来。我打算从西单溜达过去。走了不远，刚过邮电大楼，就见一群“小将”喊着、叫着往一个大门里走。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支使的我，我本来已经挨够了批斗，为什么还要去别处看别人挨批斗？今天，我相信是冥冥中有股力量，让我在那儿见到老舍，好让我在他死后重见他的灵魂，把他的死，他死后的思索传给后人。我现在再不埋怨我那天的失态。反正吧，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催的，我的双腿由不得跟着那批人进了大院儿。事后，我知道，那是北京市文联大院。 　　 　　　　大院很深，我走了许久，才来到院子中心。院子里全是人，所有的眼睛全都喷火，像火焰喷射器；所有的嘴里都冒口号儿，像一门门迫击炮。人群中间站着一排人，一排受罪受苦的人。其中有个老头儿，微胖，也许是微肿，黄白的脸上全是虚汗，额头上流着血，眼镜后面是一对闭紧了的眼，只瞧见那肉眼泡儿一劲儿地打颤。人们说他是“反共老手”、“卖国文人”。不说你也知道，他是老舍。这是我头一回见到他。我过去非常喜欢他的文章，觉得他是幽默大师，是最能传出北京生活神韵的人物。 　　 　　　　“你一贯反共，交代！”人们喊着。 　　 　　　　他闭着眼摇摇头，无可奈何的样子。 　　 　　　　“他写文章卖给美国，让他交代得了多少美元！”人们又喊。 　　 　　　　他依旧闭着眼摇摇头，还叹了口气，好像是。他为谁叹气？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反正，他始终闭着眼，咬着牙。 　　 　　　　突然，他被人踢倒，嘴啃泥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人群哗地散开，又哗地围上去，把我挤到了前面。我的脚几乎碰到他的手。 　　 　　　　“他装死。耍死狗！”人们喊着。 　　 　　　　“痛打落水狗！老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们叫着。 　　 　　　　忽然，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老舍，开始活动了。先是他的两只手慢慢地往回缩，缩到与肩膀差不多平行的地方，接着，他的头慢慢抬起来。猛然，他两手使劲一拄地，他抬起了上身，移动着双腿。我看出来，他的腿分明地有点毛病，不大利索。可这双有病的腿，一下子支撑起他的身体，他笔直地站起来了，把头昂得老高，紧闭着的眼，突然睁开，一道鲜血，蚯蚓似地从额头爬向眼角。原来，他的肉泡儿眼里，是一对聚光灯！他那眼里的光，是愤怒、刚强、自信、反抗？还有什么，我说不清，但那双眼，和那眼睛里的光，我至今不能忘。我知道了，人们的眼睛原来可以射出那样的光。他那目光扫射着人群，而且我觉得最后停在了我身上。他看着我，或许是我觉着他看着我，仿佛朝我交待着什么，询问似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朝他点了一下儿头，或许是我自以为朝他点了一下儿头，而实际上没点。不过，我现在想起来，当时一定点了那么一下儿头。因为，他的眼里立刻有了宽慰的光，又在一霎间换成原先的光而瞅着别人。 　　 　　　　我呆不下去了。我走出人群，茫然失神地走回我那每日“三省吾身”的小房间里。一路上，我都觉着脊背发热，那是老舍的眼睛瞧的。很像是聚光镜把阳光的焦点聚在我身上。 　　 　　　　我现在知道了。那是老舍的灵魂向我交待，让我记住他的眼，眼里的光。然后，他才可以判定我是不是值得他的灵魂与我交谈。倘或我的表现极其糟糕，完全不能懂他的目光，他也就不必再显现灵魂于我。他挑选了我，在他生命的最后时辰。在那极为特殊的境地，老舍看到了我这个人心还没完全泯灭的人，把自己的心托咐给了我。这托咐是郑重的，是沉重的，因为我觉得老舍是在把自己整个儿地都交给了我。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无意中担起了这样一副担子，我就不能不自我刚强。我已对自己保证，要好好理解老舍，不要糟践了他那宝贵的一瞥。 　　 　　　　回到我的小屋，我心神不宁，仿佛预感到有什么不幸或者灾难要降临。我在小屋里踱来踱去，每迈一下脚，就好像听见一声叹息。我试验着再迈一步，侧耳听听，还是闹不清那叹息声究竟在哪儿。但那叹息是那么真切，就在我头上、身前身后飘荡。这叹息促我踱行，又迫我止步。最后我明白了，那叹息是在我心里。那不是我一个人，而至少是老舍和我两个人的叹息。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小将”们忽然把我拉出来，站在总编辑身边“陪斗”，还给我戴上了一顶用厕所里装便纸的纸篓糊成的高帽。有人在我耳边叫喊。喊什么，我没听清。有人打我，好像是。但我没有觉到疼。我心里乱，乱得厉害，一辈子没有那么乱过。像有十几只猫，用爪子挠我的心。“陪斗”礼成，我被送回小屋，勒令我写“认罪书”。我瞧着白纸像是瞧着云彩，眼前老是模模糊糊。身子发虚，脑子发空，空得想吐，却又什么也吐不出，只有汗毛孔尽情地往外冒汗珠。我不知我是怎么了，全身都难受，心里慌得邪性。我脑子里老有个声音在叨叨：“坏了，要出事儿。”“坏了，要出事儿。”出什么事？谁出事儿？我说不清。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不是说我自己。那时候，中学老师有被打死的，但我们那儿的“小将”，甭管怎么说，也十八岁以上，比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懂事得多，还没有人往死里打我。我不是为自己害怕，可为谁在悬心，我又想不出。 　　 　　　　二十四号一整天，外加一宿，我都神不守舍，汗出得像从水里捞上来。那天也闷热，好像要下雨，又下不起来，天似阴似不阴，阴阳怪气，总有石头堵着胸口似的。二十五号，怪了，心情忽地转好，仿佛来了个大解脱，我什么都不想，就像刚从一场甜睡里醒过来一样，看什么也不烦了。去打开水的路上，我还不知不觉地哼了几句歌儿：“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自然，招来“小将”一通骂：“闭嘴，这歌是你能唱的吗？”我居然没恼，没气，也没有灰溜溜。你说，这是为什么？二十五号下午，我听人说，太平湖里漂着个尸首，身边漂着写满了字的纸。尸首捞上来，有人从他的工作证上认出来，死者叫舒舍予。我听了一怔，立时懂了我那两天奇异的心理变化。哦，忘了告诉你，我们单位离太平湖不远，有人早晚跑步哇，打打拳呐，常上那地方去，僻静。所以，太平湖的消息，很快便传到我们这儿来。 　　 　　　　晚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看管我们的人都回家为革命而吃饭了。我偷偷儿地溜出来，窜到太平湖西岸，去拜谒老舍的遗体。 　　 　　　　天很黑。那块儿又没有路灯。湿漉漉的湖岸上，躺着老舍的遗体，不知谁给他盖上了一领破芦席。你想想吧，一个以他的文章震动了全世界的作家；一个那么热爱别人，又让别人热爱的好人；一个那么全心全意歌颂新社会，歌颂革命的大文学家；最后会躺在一领破席下，躺在生他养他的故土上，湿漉漉地告别人生。怎么想怎么让人透不过气来。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个老头儿——那时候儿我还不老，才四十七岁，跟你现在差不多吧？——蔫蔫儿地坐在老舍遗体身边儿抽烟，说是已经去通知他家属了。他们来到之前，他得守着，省得狼拉狗扯。听听，你听见这话鼻子不酸吗？当时，我想骂老头儿几句，可一想，他与老舍非亲非故，为这个又准挣不了钱，可他甘心守在那儿，看护老舍的遗体，这不是好人吗？简直是大好人呐。 　　 　　　　老舍的尸体是什么样子，我不愿再说，有他亲人的文章在，你可以自己去读。我只说我同那老头儿的交谈，这可是从来没有披露过的材料，是绝对的秘密。 　　 　　　　“您老高寿了？”我问那老头儿。 　　 　　　　“还小呐，七十。”他说。 　　 　　　　“您，跟他，”我指指老舍的尸体，“熟识？” 　　 　　　　“这话得看怎么说。”老头儿划了根火柴，好像是点烟，实际上是瞅我，审查我，因为那洋火头儿差点儿燎着了我的眉毛。 　　 　　　　他说：“瞅你呀，不大像犯疯病儿的人。甭打算瞒我，你眼下也挨着批呢，是吧？” 　　 　　　　我只好点点头：“嗯嗯。” 　　 　　　　“你跟他是朋友？”他问我。 　　 　　　　“不是，可我看过他写的书，他写的戏，头天，还瞧见过他。” 　　 　　　　“敬重他？”他又问。 　　 　　　　我瞧瞧四外无人，又点点头。 　　 　　　　他说：“这就是咧。我跟你一样。他写的《龙须沟》，我瞧过，在大戏园子里，坐的头几排，区政府给的票。他写的《茶馆》，我瞧过。这回坐得远了，楼上最后一排，儿子给奔的票，区政府不管了。那戏写得好哇！” 　　 　　　　“怎么个好法儿？”我问他。 　　 　　　　“不瞒您说，我是旗人，他是正红旗，我呢，正蓝旗。戏里头有两句话，我记在心里头啦。” 　　 　　　　“哪两句？” 　　 　　　　“头一句，‘旗人也是中国人’，太对了。第二句‘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我要是死了，让儿子刻块碑，就刻上头一句，我是中国人呐！” 　　 　　　　“您，您值得敬重。”我差点儿给他鞠躬。 　　 　　　　老头儿吃惊地瞧瞧我，说：“嗯？您怎么跟他一样，也这么说？” 　　 　　　　“那么说，您，您在他死前跟他说过话儿？” 　　 　　　　“唉，怨我呀！”老头儿说，“虽说他昨天没跟我通名报姓，可我已经猜出他是谁了。我们说了半天话，我绕搭了他半天，到底让他说了点儿自个的事儿，我就全明白了。他心里头憋得慌。我劝他跟我回家，他不去。当初我要死乞白赖地拉他走，他不就不至于这会儿躺在这儿了吗？嗯？我混蛋呐！” 　　 　　　　“您可别这么说，这不怨您。” 　　 　　　　“怨谁？” 　　 　　　　“怨，谁知道怨谁呀！”我说不清楚。 　　 　　　　老头儿站起来，瞅瞅四周，压低了嗓子跟我说： 　　 　　　　“趁这会儿没人，趁天黑下来，咱们祭奠祭奠他。”他话头儿一转，又冲我说，“小子，可先说下，你要是去打小报告儿，我也顶着。我从小儿拉车，后来种地打鱼，我可是劳动人民，你就是说出什么去，也定不了我反叛。” 　　 　　　　“老爷子，您放心，我跟您想的一样。”我保证。 　　 　　　　“好咧！” 　　 　　　　老爷子说完，从怀里掏出个压扁了的纱布灯笼，从衣兜里掏出半截子蜡，点着，插进灯笼里的蜡座儿上，把灯举过头，在老舍的尸体上转了三圈儿，然后走到湖边儿，慢慢地摇着那灯，在细雨里，颤声儿叫着：　　 　　 　　　　“老……老兄弟，走好，走好。你慢慢儿走，再瞧一眼咱老家，瞧一眼北京吧！” 　　 　　　　我的泪，唰地一下子窜出眼窝儿，一条腿不由自主地跪下了。我双手举向天空，闭上眼，心里头跟着那老爷子呼喊。 　　 　　　　那老爷子忽然骂起来，咬牙切齿，跺着脚骂：“老天爷，你这个王八蛋，你那眼是他妈的猪尿泡！你怎么净让好人不得好死啊！” 　　 　　　　最后一句，简直像是哭嚎。喊完了，老爷子呆呆地站在湖边儿，任凉风细雨吹打着他。 　　 　　　　他忽然走回来，朝老舍的尸首点点头，喃喃地说：“兄弟，我就有这么领破席头子，难为你了。枉死桥上，等着哥哥，我跟你手拉手儿地走。到了那边儿，我再瞧你编的戏吧！” 　　 　　　　说完，一跺脚，连一句话儿也没跟我说，扭头儿走了。我，愣了，什么也说不出，只能木头一样儿地矗在那儿。　　 　　 　　　　这时候儿，我听见背后有人叹气，我慢慢儿回过头来，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衣儿，拄着拐棍儿的老人，朝老爷子走远的地方出神地瞧着。是他在叹气？ 　　 　　　　我咳嗽一声，那人回过头来。你猜是谁？是他，是老舍本人！…… 　　 　　　　（“不对！”我说，“您刚才说过是前几天您才见到他的灵魂的。” 　　 　　　　“可我没说，在这之前没见过他呀！我没说只见过他一回呀！”老头儿说。 　　 　　　　“您等等儿吧，我有点儿怕。”我说。） 　　 　　　　你怕？有什么可怕？那是一个和气的、了不起的灵魂。也好，我瞧你在出汗，咱们先歇会儿，要不，上新街口饭店坐会儿，我慢慢儿给你说。

浏览：1240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0/8/14 17:4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