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生死反思

不同的处境的和心态，对问题的理解和感受往往不同。被名人以其特有的社会影响力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指控，蒙受不白之冤，自己处于辩诬的境地，实在是一件麻烦而费力的事。虽然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但名人说话，即便于事实不符，纯属子虚乌有，也没有什么“雄辩”，往往前言后语自相矛盾，但你要和他理论清楚，让他承认事实的本来面貌，却非易事。我就是因名人指控而处于辩诬境地的一个，对此深有感受。今年十月下旬赴京开会，听说记者为老舍之死采访我的文章即将在《中华文学选刊》第11期发表，但限于篇幅，有所删节，便忙着去编辑部看清样。采访文章的标题是记者或编者所拟：《关于老舍之死，我一直蒙受不白之冤》，很鲜明，也很有吸引力。所删内容，有些是可有可无，无关大体；但有些我认为相当重要的，却被删去了。我说明理由，要求恢复，编者也同意，却因刊物已出片付印，无法付诸实施，只有另写一篇补充文章，加以弥补了。人生苦短，谁愿意为这种子虚乌有的指控去耗费精力呢？但手头保存的一份十多年前的剪报，是龚明德写的《令人忧心的‘伪“史料”’》（人民日报1988年3月11日副刊），文中引用了丁玲的讲演，“年轻人就根据这些文章写史，这史能写得对头么？”她大声疾呼：“一定要细辨真伪。”还引用了唐弢的话：“我们应将全部事实调查清楚”，要“对历史负责！”于是我又打起精神，写了这篇补充文章。 　　 　　我认为采访纪录发表时不该删而删去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样： 　　 　　一、我谈到，1985年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根据1984年7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委组织处转来的揭发材料进行立案调查时，说“这份调查报告还通过大量证明材料，说明杨沫、浩然揭发我参与揪斗老舍、批判《青春之歌》两个重大问题不成立，不存在”，与此相关的有两段重要内容被删去了。一段是：我对记者郑实出示了组织的审查结论，即《关于侯文正同志“文革”初期在北京市文化局有关问题查证情况的报告》，并说“你（指记者郑实）可以从头到尾细细看一下”，然后引用了报告一开头的一段原文：“我们从去年（即1984年）7月25日至今年12月18日，四次赴京，一次赴长治，历时一年另五个月，到过35个单位，走访了67位同志，取证材料30件，有关文件、复印件7件，基本查清了侯文正同志的问题。”这段内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说明了当时组织上对杨沫、浩然揭发材料的重视程度，说明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作了大量细致周密的调查工作，说明这份调查报告所作的结论来之不易。说白了，我就是要让读者想一想，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同杨沫、浩然的指控相比，哪一个更可靠，更可信？另一段被删去的重要内容是：我谈到这份调查报告中还引用了北京市文化局（85）京文发字第22号文件《关于老舍非正常死亡及有关责任人的调查报告》，发表时只保留了“该报告提到‘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因此山西对我的调查报告否定了杨沫等人提供的“侯文正是“八·二三”事件指挥者之一”的指控。以下我原来有几句十分重要的话：“还有一点，山西关于我的专案调查结论在后，北京市文化局关于老舍之死的全面调查报告在前，如果其中有认为我是责任人之一的内容，或者有其它任何涉及我参与此事的内容，关于我的调查报告也应该有，决不能没有。但山西的调查报告恰恰是引用了北京市文化局的报告，否定了对我的揭发。”我说这段话，并强调这两份从不同角度所做的调查报告是“权威的”，就是说这两份文件从根本上否定了杨沫、浩然的文章、谈话中对我在“八·二三”事件中所有的活灵活现的具体指控和“描写”，不管他们重复多少次。 　　 　　二、据我现在所知，1966年北京市文化局、文联发生的“八·二三事件”主要在下午和傍晚，我之所以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拉进这个事件中来，是因为这一天上午我确实到过北京文联。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想到：你既然未参与“八·二三”事件，那么这一天你去文联干什么？还有人指控我当时“进驻文联”“主宰文联运动”。这一天“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等等，就更是玄乎其玄了。为此，我原来有一段谈话很能说明问题，可惜被删去了。我谈到，“从7月下旬到8月下旬，我去过文联三、四次或四、五次，记不清了。开始是顺路看看《北京文艺》的熟人，聊天中说起运动情况。曾德芳是文联文革筹委员，大概当时处于少数派，同我说到文革筹负责人浩然等捂盖子，压群众，不是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对准文艺黑线，而是对所谓历史上有问题的老作家不信任……等等。总之，是大方向不对头。”“之后，我就向文化部驻文联的联络组李应极等反映了这些情况和我的看法。我认为曾德芳等少数派的观点是正确的，浩然等人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还打电话找过文化部六办的负责人钱明。我这次介入文联的运动，仅限于向联络组及文化部六办反映问题，除此之外，我没有参加过文联和文化局的任何一次批斗会，没有批过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和作家。我的印象是，在‘八·二三’事件之前，文联的运动在联络组和文革筹的控制下，秩序还是很正常的，局势并不乱。”我说这段话，实际上就回答了杨沫、浩然等人所谓“进驻”、“主宰”、“夺权”、“训话”、“写对联”等等“神话”。当时文联的同志，以至所有“文革”的过来人，只要稍微想一想，1966年7、8月的情况，就会清楚谁说的是事实，谁是在搞“创作”。以下我还有几句话：“8月23日早饭时，我从北大进城到文联，同曾德芳等人交谈，问了问市文联的斗争情况，又向联络组的李应极反映了一些情况，大约十一点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午饭前，走出办公楼，看见院子里有不少人，有些人跑来跑去。我便问一位干部：‘这是干什么？’回答说：‘抓萧军。’我又问：‘为啥抓萧军？’他说：‘斗牛鬼蛇神嘛！’因为过去读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而且知道他和鲁迅的关系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的表现，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摸三五分钟，也没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了。”我这段话所讲的事实，一是说明我当时介入文联运动的起因及程度，虽然是受左的影响，但认为还是相当理智的，并非“暴徒”一类人物；二是说明8月23日去文联干什么，总之绝无去揪斗什么人的意思；三是“揪萧军”是“八·二三”事件的序幕，而萧军属于文化局干部，在此之前我并不知这个大院还有一个萧军，而且我并未介入文化局的运动，此事决然与我无关；四是当天上午我已离开文联返校，我丝毫没有卷进“八·二三事件”。 　　 　　三、还有一段被删去的话，我认为对研究老舍之死也好，研究其它有争议的问题也罢，从思想方法上也很有参考价值，原文照录如下：“郑：您的问题调查了17个月，据你个人看，如果当时你根本不在场，为什么取证会如此困难？侯：我认为调查时，办案的同志从常情出发，认为浩然、杨沫这样的大作家不会诬陷你这样一个年轻学生，既然人家这样说你，真实的可能性大，虚假的可能性小，这是一种先入之见，因此调查一直沿着浩然、杨沫所说的方向进行。为什么调查这么长时间？调查一次，无法证实，又调查一次，还是无法证实，得到的是相反的结论。还有，办案人员认为杨沫的日记更是当时的纪录。实际上，我看杨沫的《风雨十年家国事》，就是用日记体写的回忆录，也可能原来有一点简单的记录。但调查人员认为就是日记，是第一手材料，就更加深信不疑。调查这么久，与调查人员的思维方向有关。但我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相反的结论才更加可靠。”“但我也希望，无论任何人，今后在谈论回忆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文化大革命’中间出了多少冤假错案，我这件事几乎也铸成冤假错案。现在组织上在十五年前就已经有了结论，但并未公诸于世，因此社会上还在无形中对我流传着种种误解，实际上也成了无形的冤假错案。”我说这段话，是痛心的，如果不是为了“炒作”，那么，在我们研究一些问题或撰写一些回忆录、史料时，这种教训不是很值得记取么？ 　　 　　四、此外，还有一段被删去的内容，作为对我指控的辨诬虽然不是至关重要，但作为对当时思想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研究，却有一定意义。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处于“文革”时期的一个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或别的什么人，一方面不能不受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是否会彻底摆脱历史文化的影响，在“灵魂深处”完全丢失良知？我认为即使有这种情况，或是个别的或极少数。我接受郑实采访时，曾有这样一段话：“郑：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老舍这个人的？侯：我对老舍从始至终是崇拜的。老舍的《骆驼祥子》，我在中学就读了。还有他写的短篇小说《断魂枪》等，我看了很入迷。到大学一年级，以老舍这样的大作家，会给我们北大一年级的学生讲写作课《叙述与描写》，他讲的非常好非常生动，幽默极了，我们在底下都笑得肚子疼，但他却讲得一本正经。他讲了两节课，一共90分钟。他的讲课笔记我现在还留着。记得他讲到描写，举了描写北京春天刮风的例子，说‘风吹过来，连鸡毛、蒜皮都得意地飞向空中’，印象深极了。觉得简直不是听课，是一次艺术享受，对他很崇拜。文化革命初期，想不到老舍竟会挨批斗。因为从他写的《龙须沟》这类作品中，都觉得他跟党是一条心的，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郑：就是说您记为当时老舍的作品符合形势，不应当批斗？侯：是。当然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他解放后的作品，为配合形势，好象不够真实，我觉得也有些道理，但当时认为他是革命作家。对这样一个我崇拜的革命作家，我去批斗，可能么？还有文章说我批斗时问老舍挣多少钱，意思是‘挣钱越多越反动’，水平如此之低，那决不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在北京大学学文学的毕业生可能做的。”我在谈话中还说到当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时很惊讶：“老舍当时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工作组，他本人建国前写拉洋车的工人，符合我们的文艺方向，建国后写《龙须沟》这样的作品，是人民艺术家，这样的人怎么会自杀呢？”另外，就是关于杨沫：“郑：你读过杨沫的作品么？侯：《青春之歌》是我中学最爱读的作品。1958年，郭开批判《青春之歌》，他的观点我们大家是不同意的……1966年‘文革’前夕，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准备写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史，代替毕业论文，其中给我分的任务是《红旗谱》等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长篇小说，包括《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当时我对这四部作品推崇备至，怎么会忽然一反常态，和郭开联合起来批判《青春之歌》呢？”以上这些反映我内心思想的话，当然是在接受采访时包含辨诬的意思，但我相信，也代表了普通大学生或一般人的看法。“十年浩劫”是应该彻底否定的，但当时的过来人除极少数外，还是有良知的，并非都狂热到不辨任何是非的发昏程度。 　　 　　我想补充的内容已毕，还想趁此机会同读者诸君对浩然前前后后对我的“描写”作一点比较研究。我最早见到的是发表在《读书》上的陈徒手的文章：《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浩然讲到批《青春之歌》一事，没有一字涉及到我；讲到“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在文联搞队伍，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对我的言行语焉不详，很含糊。然后看到的就是郑实采写的《浩然访谈录》，先说到“后来他去了山西文联，很红的，后来没人追究他在北京市文联做的这些事”，（事实是我从未到山西文联、作协工作，而对我在北京文联的情况“追究”调查了十七个月之久），然后说：“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注意：是“带着”），……“我只得挂上电话又回到院子里，这时老舍已经被揪出来了，”郑问：是谁把他揪出来的？浩答：“是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注意：浩打电话时老舍已经被揪出来了，浩却看到和听到“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神通真是广大）。郑问：当时怎么批斗的：浩答：“好象是侯文正问他们都挣多少钱。”（注意：这类事能“好象”么？）郑问：当时是侯文正指挥一切么？浩答：“对，没人管，就听他的。后来就来车了……”（注意：这同北京市文化局的调查报告截然相反）。最近，我又见到浩然口述自传《我的人生》，却又有变化：“8月23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整理一份报告材料，忽听院子里一片喧哗。打字员小丁慌忙跑来告诉我，说是那个姓侯的给一个中学打了电话，勾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来了”（注意：这回不是“带着”，而是听小丁说侯“打了电话”，不知小丁当时如何得知姓侯的打了电话？然而1984年浩然在接受调查作证时却说侯“是在文化局那边，手把电话筒讲着话”，好象亲眼目睹。另外，红卫兵这回也乘车而来，而不是揪斗之后“就来车了”），“侯文正和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串通一气，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注意：这同《浩然访谈录》又不一致了，如何“要挟”，甚难理解；而且“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又是哪几个呢？连个姓也点不出来么？是有意讳言么？以下所述揪斗老舍的过程，又一字未提到侯文正，岂不怪哉！）以下又有一段：“这次文化大革命后，北大学生侯文正进驻文联。大字报、小报上大登批判《青春之哥》的文章。”（注意：这里又说得含糊其辞！从语气上看，前后两句是因果关系，但不知浩然能举出什么具体例证？是没有例证呢？还是懒得再举呢？） 　　 　　浩然这些前后自相矛盾的回忆，公诸于世，能说是可信可靠的么？能说是负责任的么？如果把这些内容同其他人的回忆文字再作一比较研究，就更有意思了，还是就此打住吧。

原文2000年11月7日 发表于三九作家网  浏览：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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