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亲人追记

他是北京人 　　 　　他是 　　 　　他是穷人 　　 　　他有十年在国外他生在1899年，去世于1966年 　　 　　伴随2月3日老舍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的来临，坐落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故居正在加紧布展，准备在2月1日开馆迎接参观者。为使故居尽量再现老舍的生活原貌，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亲临现场指挥。她睹物思人，触景生情，给我们讲述了一件件发生在这个院子里的故事——— 　　 　　满院的菊花绽放留香父亲的音容笑貌长存 　　 　　舒济（老舍长女，老舍纪念馆馆长） 　　 　　这个小院是1950年父亲刚从美国回来后，托朋友给我们买下的家。当时叫兹府丰盛胡同。实际上是奶妈府，1965年改为丰富胡同。从1950年4月到1966年8月的16年时间里，父亲的全部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父亲喜欢菊花，我大爷帮着种了有二百多盆大朵的菊花，园子里到处盛开，到了冬天，北屋里摆得满满的。水仙花也是必不可少的。 　　 　　当年，我们这条胡同有两家“外宾”。一是塔斯社驻京记者罗果夫；另一个是瑞典驻华文化参赞。参赞家里的两位小姐，一直把父亲误认作曹禺。父亲知道后写了个条子：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欢迎你们上我这儿来玩…… 　　 　　裱画师刘金涛是家里的常客。刚解放时，他家孩子多，生活困难。有时赶上吃饭，父亲就喊：多给煮两碗炸酱面啊，留他吃饭。有时拿画让他裱，比如齐白石的，怕他路上有闪失，父亲就掏出钱来说：给你，你坐三轮走啊。直到现在，我母亲的画还让他裱。 　　 　　我父亲的腿有毛病，按摩大夫刘世森常来家给他按摩。父亲问他：孩子上没上学？给你，拿去给孩子们买笔买本。刘大夫一直不忘父亲在最困难时给予的帮助。直到现在，还常给母亲按摩。父亲学过武术。有人送他一个少林棍，很长的一个白蜡杆。刘大夫也爱好武术，父亲对他说：这白蜡杆你拿去吧，这院子我抡不开。刘大夫后来又将白蜡杆送还给我们。他说，这是你父亲送给我的，还是由你们保存吧。这个白蜡杆也将在此展出。 　　 　　父亲尊重我们的兴趣，不干涉我们选择专业，所以四个孩子中没有一个是学文的。1961年，小妹妹高中毕业，我们几个孩子在西屋里为她报志愿进行争论：一是选择尖端科学；二是选择名牌大学。最后她考上了北大技术物理系。父亲听见我们说你应该学这个，学那个的争执，他什么话也搭不上，所以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可喜的寂寞》的文章，谈他当时为子女们高兴的心情。 　　 　　父亲赠我的两件礼物 　　 　　舒乙（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我父亲既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父亲是个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人，所以比较复杂，是个复杂的父亲。 　　 　　有人曾要求我用简短的几句话，把老舍先生的特质说出来，可以凭这几句话来把他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区别开来。我想出五句话：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人；他是穷人；他有十年在国外；他生在1899年，去世于1966年。 　　 　　我两岁零三个月时，父亲离开济南的家去武汉投身抗日洪流。再见到父亲时我已经8岁了。那时他刚割完阑尾，弯着腰，样子很苍老。我怯生生地喊他一声“爸”。这便是最初的印象。15岁那年，第二次见到父亲，是他从美国刚刚回来。他带给我的礼物是一盒矿石标本。里面有20多块可爱的石头，闪着异样的光彩，每一块都有学名，还有简单的说明。听他的朋友说，在国外他很想念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从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虽然他常常给朋友们的孩子，比如冰心先生的孩子们写过不少有趣的信。第二次见到父亲的感觉有了“具体”内容。 　　 　　父亲对我的婚事，同样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表示完全尊重孩子的选择。婚礼的当天，他请了两桌客，招待亲家和老友。饭后大家请他表演节目，他说当了公公不再当众唱戏，改说故事。他送给我们一幅亲笔写下的大条幅，红纸上八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这是继矿石标本之后，他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我一直挂在床头。红卫兵抄家时将它撕成两半，我从地上捡起，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却是我最珍贵的宝贝。 　　 　　父亲离开我们33年了。我真真正正懂得父亲，是在他去世之后的日子，看了他的著作，采访了他的很多朋友。 　　 　　父亲去世后，我曾一个人在太平湖畔陪他度过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父亲的教子顺其自然 　　 　　舒雨（老舍次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我是七七事变后不几天出生的。父亲给我起名“舒乱”。我母亲不同意，觉得不像名字。刚好出生时青岛下了一个月的雨，起名叫舒雨。 　　 　　我6岁时，随母亲到重庆，第一次见到父亲。当时，因为父亲参加抗日，我们不能暴露身份，随母姓。我们分别叫胡小济、胡小乙、胡小雨。对父亲感到很生疏。 　　 　　1945年美国政府请他和曹禺去美国讲学，再见到父亲时我已十二三岁了。父亲的行为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比起其他作家个人生活无忧无虑来说，父亲的身上更多了一种贫民性和同情心。 　　 　　记得刚解放时，艺人们十分贫穷，有的吃不上饭。父亲对他们特好，总是无私地帮助他们。我家小院子里有间房子，父亲为他们提供场所，组织他们学习。有人家里没饭吃了，父亲立刻脱下毛衣，让他当了钱吃饭。 　　 　　我上中学时，学校里组织篮球队。多印了一个背心，当时我经济条件比较好，就买了回来。因背心很大，星期六我带回了家。父亲把背心要走了，随即，他拿出一副皮手套还有其他两样东西跟我“换”。父亲把我们当朋友，从不以家长自居，让孩子无拘无束地自由发展。 　　 　　在重庆时，他写信给我母亲，说：“至于小雨，应该多玩，不要用那种学识字来压抑个性的发展。”有一年，在哈尔滨外语学院学俄语时，我有一门功课得了4分。给父亲写信时告诉了他。父亲说：“考及格就行”。 　　 　　父亲的观点令人称道。我对我女儿的教育也是顺其自然。她在景山学校上学时，全班几乎所有的孩子入学前就识字很多了。但我女儿丝毫没有这种压力，一直快活地成长。我认同父亲的观点。我和我的女儿，两代人都深受其益。 　　 　　小时候，父亲作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代表人民的利益，常常参与政府的实际活动，夹着公文包去开会。现在，我也被推举为北京市人大代表。父亲，您高兴吗？ 　　 　　和爸爸一起听京戏很开心 　　 　　舒立（老舍三女，联合大学任教） 　　 　　比起哥哥姐姐，我跟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对父亲的印象也比较深。当时，妈妈规定，哥哥姐姐的同学不准来家玩。到了我这儿，就开禁了。我的同学来家，爸爸总爱逗人家，记不住名字，就给人家起外号。林文漪是我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她很小就戴上了眼镜。我爸就叫她“小眼镜”。我有个姓苏的女同学，我爸就叫人家“苏大脚”。 　　 　　记得有次珠算考试，我得了40分，我哭鼻子了。不敢告诉母亲。我爸安慰我说：“我小时候比你还差，连40分都考不到。”我听后破涕为笑，其实他算术很棒。我当时小，信以为真了。 　　 　　我爸对子女的要求是，只要健康，将来学一门手艺可以谋生即可，不非得上大学。 　　 　　我爸常常带我和舒雨去吉祥剧院听戏。他有坐骨神经痛的毛病，剧中休息时，总要活动一下身子，再抽支烟。他给我们买很多好吃的，我俩十分开心。后来有人知道我不懂京戏，特别奇怪，说：“你不是老跟你爸去听京戏吗？怎么还说不懂呀？”他哪里知道，我们当时各取所需，我尽顾上吃好吃的了，注意力根本没在那上头…… 　　 　　有一年，法国的一个文化代表团访华。吴冠中先生的法语讲得很好，就让他当翻译。代表团一行先吃饭，然后去吉祥听戏。当时，吴先生只顾翻译，没有吃好饭。父亲知他的饭量大，又给他要了菜，让他慢吃，然后去吉祥找他们。因吴先生长得“其貌不扬”，个子又矮，看门人不让他进剧场。这时，我爸及时出来救驾，才为他解围。我爸在这些方面很细心、很体贴。 　　 　　一百周年的日子，全家人将携手相聚在故居小院里，追忆老舍百年的足迹。捧一束鲜花，在老舍遗像前，夫人胡青将轻轻告慰丈夫：报上说了，“舍门子女都成材……”老舍先生，你听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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