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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祖籍是安徽省岳西县,他出生在大别山深处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穷,小时侯爸爸没有读过几天书,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是靠他在部队行军打仗中一点点学习的。解放后,部队送他去了锦州的干部文化速成学校,因为刻苦学习,疲劳过度,爸爸还得了高血压病。
爸爸后来从一个军事干部改做政治思想工作,在军队的职务就叫“政治委员”。因为工作的需要,他经常要和人谈心,开会讲话,这时候,他的那口家乡话就显得格外浓重。小时侯,我经常听到他在大会主席台上读发言稿或发表演讲,那一口安徽大别山地区的土话演变成的普通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广场上久久回荡。这让我感到很自豪。“这是我爸爸在讲话”,我会对小伙伴说,可她们却会露出很困惑的神色,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日常生活中,爸爸对我们要求很严厉,一旦谁犯了错误,他会非常生气地瞪着眼睛,大声用他的家乡土话教训我们——“没头脑子”!“要变修正主义呀”!“浪费呀”!看见他发那么大的火,我们都很害怕,不敢看他,但有时不服气,也会在心里偷偷学他的那口安徽话,笑话他的“农村口音”。 其实,他不发火的时候,说的一口家乡话还是很好听的,就象他老家流行的地方戏——黄梅戏一样,抑扬顿挫,有韵有味。 文革时期,我们都陆续参加了红卫兵,爸爸非常关心我们的政治思想动向,经常组织我们在家里学习毛主席语录,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他那一口绵软亲切的家乡话里,又处处体现出一位革命前辈对后代子女的期盼和关心。 后来,我们都参军到了部队,很少有机会再听到他的当面教诲,多半是通过书信向他汇报思想生活情况。可每次探家回到他身边,他都会找时间和我们长谈,详细地询问在部队的情况,叮嘱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学习本领,不要辜负了青春大好时光。他的话语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使人在不自觉中平添了一份责任和义务。 爸爸过七十大寿那天,喝了点酒,红光满面地坐在沙发上,对着满堂的孙男弟女,又开始给我们回顾他的战斗经历。我灵机一动,拿来小收录机录下了他的讲话,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们今天一份最可宝贵的纪念。 1997年,爸爸因脑梗塞入院,抢救中医生为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他因脑下球部麻痹导致了从此不能说话、不能吞咽,长达九年的时间,他再也不能和我们说一句话。我不知道,这么长的时间,一个久病卧床的老人,是怎样捱过来的。起初,他还能在纸上写几个字,让我们猜出他在想什么,那多半是在惦记家乡的亲人,惦记不在身边的孩子,惦记着想回家看看。后来,他的手再不能写字了,只能用眼神和手势同我们交流。 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他很喜欢听过去的老歌,便急忙买了《红太阳歌曲》磁带,经常到医院病房去给他唱歌。“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当那些战争年代的老歌响起时,他会坐在轮椅上,一边听一边高兴地鼓掌,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每次我临走,他都会让陪护用轮椅把他推到电梯口,依依不舍地向我和妈妈挥手告别,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眷恋的神色。也许,他很想很想对我说点什么话,可惜他已经无法说出来了。 爸爸,您走了,再也听不到您那一口浓浓的家乡话,那大别山区的安徽土话。我多么想,您能再对我说几句话,哪怕是教训我的话也好呀,爸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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