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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连一个字也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便匆匆地走了。他没想到自己会走,他多么希望能多活几年,多看看孩子们事业上的成功,多看看孙辈们学业上的长进,多看看广州欣欣向荣的巨大变化,这一片父亲为之洒了一辈子心血的土地。 1954年父亲举家从上海搬迁到广州,投身到筹建广州工业基地的宏伟蓝图。父亲先后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参与了广州造船厂,广州锅炉厂,广州汽轮机厂,机电研究所等的筹建和组织工作。在任机电工业局总工程师期间,他还主持了广州汽车厂,广州柴油机厂, 广州电梯厂等一系列重要产品的鉴定工作。在父亲任广州科协主席期间,他发表了《有关发展广州工业规划的几点看法》,明确提出应根据广州的特点,开发自己有特色的名牌产品,不宜追求大而全。 父亲一生的为人准则是,实实在在做人,勤恳认真做事。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期间,父亲对目击的种种事件非常反感,在市工业会议上面对一些企业虚报炼钢指标的行为,父亲差一点拍案而起。幸得同行者劝阻,父亲才强忍住了。事后他看到为了盲目追求出钢指标,把上好的造船钢板切割投炉,而出炉的都是废钢。每提及此事,他都痛心疾首,“罪孽呵”。60年经济困难期间,父亲时或带回来一些“新食品“,如糠饼,甘蔗渣饼,米糠油等。他从来不抱怨面前生活中的困难。因为他相信这一切会过去的。记得一个冬天的早晨,母亲值夜班前熬了一锅南瓜,煤炉灭了,南瓜冰冷。父亲早起加点糖,兴奋地叫道,快起来吃冰淇淋。很快锅就空了。母亲回来抱怨说,为什么不掺点水呢。父亲一声不响就象做错了事的小学生。文化革命期间,不论局面多么混乱,父亲准时出家门上班。他不相信一个社会能不生产而维持下去。他感到痛心的是他不能做原来计划中的事情,但他更痛心的是看到我们整天悠悠荡荡不学习。家里住房小,有一次,我整理学过的书籍,准备卖掉。父亲看到不满地喃喃道,你们这样是暴殄天物。父亲在家从不下厨,他到流花干校当炊事员,却干得津津有味。父亲对文革中种种敌视知识的行为强烈不满,对于文革中无知而专权造反派嗤之以鼻。记得有一次,父亲参加市里的会议回家,心情很不好。原来某造反派市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极力说服到会者,没有足够的肉和副食品是正常的,因为广州太大。他还劝大家算一笔账,每人一天吃一两肉,全广州需要多少卡车拉。父亲对我们说,社会上要这种人有啥用。面对文革中的反常现象,父亲极少参与议论,更多的是保持沉默和思考。97年到98年初,父亲来美国看望我们,在美国访问居留八个月的日子里,他非常仔细地观察美国一般家庭的物质生活及当地的风俗人情。他观察后在日记中写道,物质的极度丰富并不意味着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基于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体魄。任何时候,物质的拥有只是相对的。中国虽穷,但只要有朝气,奋发有为,我们照样有自己的幸福生活。父亲一生节俭,他很少添置新衣服,但他的衣着十分得体。他十分注重自己的仪容。他认为这不只是自我感觉,更是对他人的尊重。与人交往,父亲自我调侃为“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喜欢读书看报,谈吐思路清晰而充满雍智。但他更喜欢用他的名字表露他的为人,“仁者乐山”。 父亲走了,他是在与疾病和意外的抗争中离去的。父亲的一生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平象征。他们质朴,耿直,严于律己,对生活从不苛求。他们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为自己对社会的奉献而感到人生的充实。如果不是历史的原因,他们这一代精英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记。 如果父亲临终前能开口说话的话,他一定会说,孩子们,我没有财产留给你们,我留给你们的是怎样作正直的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敬爱的父亲,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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