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的姐姐 　　 　　1922年3月14日,姐姐降生在北京前门外兴隆街高庙胡同20号。陈旧的黑漆大门头上有一块横匾，上写“常桃汉沅馆”。这是湖南总会馆的一所分馆，住的都是常德、桃源、汉寿、沅陵一带的湖南同乡，我们的父亲刘直是湖南常德人。 　　妈妈生有八胎，四男四女，由于家贫，有五个孩子都夭折了。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三个：姐姐幞英、哥哥志兴和我——志臻。我小时管姐姐叫三姐。 　　我们家没有任何其他亲戚。父亲幼时为别人寄养，长大后，跟随一个同乡长辈，从湖南常德到黑龙江，曾在齐齐哈尔一个小学教书。母亲高册玉（高珊）的原籍在河北省，由于发大水，全家遭难，外祖父带她流落到齐齐哈尔，外祖父在一家洗澡堂做工。因只有这一个女儿，便把她当男孩子养，不给她缠足，还送她读小学。父亲和母亲是在齐齐哈尔相识并结婚的。 　　外祖父患霍乱去世后，父亲刘直的理想是到政法界做官。于是，他带全家迁居到北京，考读免费的政法大学。但他并没有坚持到政法大学毕业，为解决家庭生计，便在二年后买张政法大学的毕业文凭，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某县法院工作。 　　父亲离家的时候，我才出生两个多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没见过父亲。姐姐向我形容父亲说：“他脾气极坏，爱撒酒疯，常打妈和我们，他永远不回来才好。” 　　刘直离家后，头两年还寄点钱。以后便逐渐断了音信。听说，他在东北与一个白俄女人同居。母亲因此和他脱离关系，断绝通讯。——实际上，我们便等于没有父亲了。 　　1932年，母亲找老乡帮忙介绍，我们全家四口迁到香山慈幼院——一所免费培养孤儿或贫儿的学校，院长熊希龄也是湖南人。会馆的住房仍给我们保留一间。在香山慈幼院，姐姐和哥哥送到第二校（小学部），姐姐10岁，插入四年级，哥插三年级,我送到蒙养园。妈妈和姐姐都来看过我，妈妈每次都带点糖果，姐姐曾经给我带来一个大石榴…… 　　香山慈幼院是当时最开放的一所乐园。它主张思想、信仰自由，以德育为第一，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学校师生在熊院长领导下，曾数次组织慰问团、救护队，到抗日前线参战。学校先后有无以计数的师生，陆续走进抗日革命的队伍。 　　姐姐在小学时，是全校有名的品德优秀的模范学生，总考第一名。1936年姐姐小学毕业，考入位于西四羊市大街帝王庙（现阜内大街159中）的香山慈幼院第三校——幼稚师范。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统治了北京城，姐姐所在的幼师，被迫移交给市政府，改名市女三中。所有在校原香山慈幼院学生，仍享受免费等待遇不变，因此，姐姐得以继续读中学。这期间，因有个同学用力关门，把姐姐的右小腿轧成骨折了，在家打着石膏休养了半年。 　　但是熊院长病逝了，香山慈幼院没有了经费来源，男中停办，哥哥失学了。母亲原被分配到西单石驸马大街（现改名新文化街）熊公馆旁的昭慧托儿所工作。日本人侵占北京后，托儿所垮了，母亲失业，靠给人家洗衣服维持生计。 　　有一天，在家养腿的姐姐和失学失业的哥哥吵起来，姐姐骂哥哥是寄生虫，“那么大了，还在家里靠妈妈养，自己没志气到外面去挣钱养妈！”第二天一清早，哥哥偷偷跑到香山找我，想到学校做杂工没成便走了。过两天，妈打电话找哥哥。我才知道哥哥一直没回家，我们到处打听，也没有他的消息。此后几十天，妈妈到处找哥哥，哭得眼睛都肿了。姐姐也十分后悔。两个月后，妈妈才收到哥哥的来信。原来，他离开香山后，在天桥一带遇到寻包工的把头，被骗到遥远的黑龙江鸡西滴道煤矿当童工了。那里，四周都有铁丝网，鬼子、矿警站岗巡逻，还有狼狗，谁跑，就打死勿论，想不干也不行了。…… 　　1940年夏，姐姐升入高中，学校不再管饭。我小学毕业准备考四中，上中学一切费用也要自理。妈妈体弱多病，作不了工，因此终日愁眉不展，就这样着急犯了病，是严重哮喘。犯病时，憋得满身大汗，躺在床上昏迷呻吟，水米不进，手指头全紫了。姐姐要把妈妈送医院，妈却因无钱而拒绝。第二天，姐姐看实在不行，就喊洋车（人力车）拉母亲去看医生。傍晚回来，母亲稍感轻松一些，也能说话了，姐姐就给母亲熬了点粥喝。又让我去前门大街五洲大药房去买麻黄素片。当晚，姐姐看妈病情有些轻了，便照顾妈睡下，姐姐因照护母亲，一夜未睡，十分困乏，便对妈说：“有事喊我！”到里屋睡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听外屋妈没有动静，心觉不妙，忙跑出去，见妈已直躺在床上，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 　　家里只有姐姐和我两个人，18岁的姐姐叫我在家看守妈妈，自己头上扎一条白布，在会馆内挨家挨户去磕头，求人凑了一些钱，湖南总会馆也给了一笔救济金，我们买了一口最便宜的薄棺，请了几个和尚和抬棺材的人。因为天气炎热，我和姐姐同意立即发葬。坟地就在城里宣武区麻刀胡同的“湖南义地”。一路上，我作为孝子在送葬队伍前头打幡，姐姐孤伶伶的跟在后面，除四个和尚和八个抬棺材的人外，再也没有其他送葬的亲友了。 　　这块湖南义地早已“客满”。没有地方安葬妈妈。便只得将一个无主旧坟重新挖过，安放母亲。姐姐还花30元，在西四请石匠刻了个小石碑，立在坟前。 　　母亲死后，我们就搬出了那个小西院，有人趁我母亲去世，便提出以一间小屋换我们那三间北屋。姐姐并不在意，母亲去世了，家没了，她不留恋这房子。她早有雄心壮志，要去解放区参加抗日，远走高飞！ 　　我考上了学费免半的五中，但没有宿舍、食堂，只能走读。姐姐每周给我三元钱做伙食费。可是我嘴特馋，爱吃学校前小摊子上的各种美味零食，什么切糕、炸糕、烤白薯……，往往提前三天，花掉一周的伙食费。再跑到女三中跟姐姐要，姐姐批评我：“你知道这钱来得不易吗？这都是我同学捐助给我的，你这么吃，谁供得起呀！”从那以后，我克制自己，每周不超支了。 　　…… 　　这时，我那从未见过的爸爸，突然从东北回来了。不知哪个同乡写信把我妈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听说他被人以贪污罪控告蹲了牢房，白俄女人不跟他了，才想起回北京的家。他只夹了一个小提包回北京，身无几文，两手空空。我不想认他，姐姐只说：“看看吧，如果他脾气改好了，对我们好，我们还可以认他，有父亲不是什么坏事么！” 　　父亲就住在我那间小屋里。我已由慈幼院代院长胡恩光的帮助，借住到北锣鼓巷千佛寺胡同慈华小学内。起初，父亲对我们还客气，但他回北京坐吃山空，酗酒抽烟，把我妈留下的东西，今天卖一件，明天当一件，甚至连妈妈给我们姐弟俩做的几双棉鞋，也卖掉换酒喝、换烟抽。 　　他想在我们面前树立封建统治权威。他的生日，叫我们向他磕头，姐姐不肯磕，他就恨姐姐。我和姐姐不习惯叫他“爸爸”，他也十分生气。他提出不让姐姐上学，叫姐姐嫁人，他想弄一笔彩礼享用。我姐忍无可忍，和他吵了几次架，说：“我不承认你是我父亲，我从小没花过你一分钱，你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姐姐回到学校，不再回来，要和他断绝父女关系。父亲恼羞成怒，两次找到女三中吵闹，要把姐姐揪回家去。在学校传达室，父亲讲不过姐姐，就张口骂人，举手打人，用手掐我姐姐的脖子，按到墙上，要把姐姐掐死。幸亏有工友和同学拉开，护送姐姐进校内。但是，姐姐对我说：“你还是要和他维持关系，你是他的儿子。要他供你念书，不能便宜了他。” 　　半年后，父亲经人介绍去河南省内黄县伪县政府当个文书股长。 　　姐姐开始积极进行去解放区的活动。姐在学校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她常对妈妈和我讲一些解放区的情况、八路军打日本的故事，还教我唱解放区的歌曲，如“叫老乡快去把兵当”、“码头工人歌”等。地下党每年都组织一些进步学生去解放区。姐姐非常羡慕他们，恨不得跟他们一块儿走。可是又不忍心丢下母亲不管。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再无牵挂了。 　　半年多后，五月初的一天，姐姐带我先见了翟琳——这批去解放区人员的“小头头”，也是香山慈幼院的。然后，叮嘱我，把行李当了，只当十元钱即可；东西尽量不带，但要带些衣服；对学校最好请个长假，不要不辞而别。……等等。 　　走时，我们先在东华门（郊区公共汽车总出发站）车站坐头一班去颐和园的车，彼此装不认识。姐姐和我还有翟琳三人，在海淀站下车，还有五位在颐和园下车。雇了八辆人力车往北拉。近午，在西北旺村一个农家吃过午饭，留下两辆人力车继续给我们拉行李，就开始离开公路往北步行。 　　这一批共八个人，其他五位是：袁永保，育英中学的，是小组的第一头头；雷炎，男，平民中学的；彭望真，女，第一助产学校的，袁之表妹；范燕得，慕贞女中的；杨素行，觉慧女中的。——共三男五女。 　　下午，在抬头村接上头。又到三里外的六里屯去找一位负责人，并改雇两个小毛驴驮东西。天黑了，那位同志和一小队游击队员，带着我们连夜爬大山，过封锁线。黎明前，翻过大山，在山下的一个大村子（此村即妙峰山）里，悄无声息地走进一堡垒户，吃饭、睡觉。天黑以后，又悄悄整队离村，继续西进。如此三天，都是白天睡觉，夜里行军。 　　第四天，进入正式解放区，见到了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改为白天行军，夜里安睡。经过上苇店、下苇店、田家庄等村。第七天，由四位带手枪的游击队员护送我们，小队长姓于，另外两位民夫，帮我们背行李。走在一条大山沟里，有人说：“这个地形很不利，如果此时两旁山上有敌人，就麻烦了。”于队长说：“我们到后方的交通线就是这条线，从未出过事故。”于是，大家放心地说说笑笑，还唱小调，队伍拉得散长。 　　下午三点多钟，忽见右边山顶上有许多人影，开始我们还以为是自己人，向他们喊话，对方却以激烈的枪声回答我们，我们方知遇上了敌人，立刻惊慌失措。我与翟琳、雷炎、还有两位游击队员和两个民夫走在最前面，因山谷道路曲折，看不见后面的情况。那两个民夫，听见枪响，立即丢下背篓跑了，游击队员也突围走了。我们三个人没敢乱跑，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于队长在照顾后面五个北京学生。他为保证新同志的安全，便喊“别打了，我们缴枪不行吗。”敌人从山上边打枪边冲下来，翟姐急忙向我们布置如何应答敌人：说真实的姓名、学校、家庭地址，因敌人会去查的；不说出介绍人的真实姓名、地址，要保守组织机密。只说介绍人是个小姐，细高挑儿，戴眼镜，穿旗袍。具体住址不知道，也不一定在北京。学校里进步同学的情况也不能说。一路行军路线，也不说真的……等等。敌人冲过来，将我们俘虏，把我们的包裹和身上东西抢劫一空。 　　傍晚，鬼子押解我们回到他们的据点——沿河城，开始审问。先大略问一遍姓名等，并不由分说，乱打乱抽一顿。然后，我和两位游击队员被反绑着双手，押送到村西头一个兵营里。其他七位同学被押送到村东头。大概敌人知道刘幞英是我姐姐，一切事情我不知道，所以就没再审讯我。天亮后，敌人把我带到指挥部，我方知道她们被刑讯了一夜未睡。主要是打脸，用烟头烫，灌凉水。姐姐被打得很重，脖子上有很多被烟头烫得紫伤疤。姐姐悄悄告诉我：大家一口咬定约好的说法，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 　　白天，敌人又审问我们一遍，大概看我们确实是些学生，没再动刑。我们也表现“老实”了。敌官河端采取攻心战术，说：“你们受苦了，这是公事公办。将来你们会被释放回家，我以后有机会到你们家里去做客……”下午，河端说北京来电报，命令把我们押送到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 　　第二天早晨，鬼子把我们八个学生押送到斋堂镇。又审问我们半夜。第三天，把我们押送到沙滩日本宪兵司令部，即原北大红楼，红楼地下室改成牢房。到宪兵司令部，我们依然坚持原口供不变。一个多月后，敌人将我们放了，但是定下条件：要每人每两周汇报一次，学校中学生或老师有“思想不良”的没有；如发现介绍人的行踪立即报告；以后不准再聚会。 　　我和姐姐最后被放出来，走不远，见袁永保在等我们。我们在棉花胡同甲5号袁宅相会，大家互谈情况。看起来，敌人没找到地下组织，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敌人要放长线，钓大鱼。我们绝不能上当，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去找组织，不要和进步同学来往，我们之间也少联系，个人上个人的学。到解放区呢，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对于定期汇报的问题，决议：“敌人规定了，不去也不行，只有应付他。去了就说学校的同学老师思想都良，没出现什么问题。要问介绍人，就说没消息。” 　　开学以后，我按敌人指定的日期和地点向日本人了汇报两次，第三次再去时，找不到那个日本人了。其他几个同学也是一样。 　　只有我姐姐汇报的那个日本特务，名叫中野的，一直纠缠着姐姐不放。这中野30多岁，外表斯斯文文的，中国话说得较好，但他却以聘请姐姐教他华语为名，要姐姐每星期去他家授课两次，那中野对姐姐说，他付给她工资，好助她上学。姐姐不要他的钱，只是怕拒绝了会带来更大麻烦，不敢不从。 　　后来姐姐告诉我，那中野步步深入，想诱骗她。中野对姐姐说：“我父亲是日本人，但我母亲是中国人，所以我也非常同情中国人的抗日活动。”我说：“这是想骗取你的信任。你可要提高警惕！”姐姐说：“我是有警惕的。”后来，中野竟发展到向姐姐求婚。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姐姐只得辍学。暗地托同学孙景芬（齐明）介绍她到大兴县礼贤镇小学教书。后来又托人介绍到河北容城县小里镇小学教书。 　　1943年暑假，姐邀我去小里镇玩。姐姐租住在农民家里，在老乡和学校师生中很有威信，教员们极热情地欢迎我。姐姐有一大本油印的解放区唱的歌。她教会我唱两支歌，一支歌是国际歌，一支歌是黎明曲。此时，姐仍在联系“走”。离开学还有半个多月，姐和我一块回北京，进行走的准备活动，但这次她不带我去，因我患有肺病怕吃不消。 　　很快，姐和郑友桂等人一起走了，由易县方向进的太行山。没通知我去送。不到一个月，姐姐就带来口信说：解放区环境很好，很安定，适合我的身体。她让我马上走，她在那里等着我。 　　我第二次到解放区，又赶上日本鬼子扫荡，还没有见到姐姐，在解放区接待站的同志一再动员下，返回了北京。 　　从此，姐姐走上了革命道路，改名“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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