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5号馆文选__朋友回忆

我是在解放之初，北京市文联刚成立时就在老舍先生身边工作的人员之一，我也亲眼看到，他除了创作成就外，在北京市文联的领导思想、组织建设和业务活动中所做的贡献，确实是我们北京市文联名副其实的老主席！ 　　 　　老舍先生在扩大北京文艺界统一战线、加强首都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方面，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刚解放，老舍先生从美国回来，一到北京，伯钊同志即奉彭真同志之命把老舍先生请出来主持筹备召开北京市文代会的工作。他们在市委领导下共同商讨了团结北京文艺界开展首都普及文艺工作的方针。老舍先生在主持市文联的工作中通过各种活动主动、积极地贯彻了这个方针。当时市文联的班子也是搭配整齐、团结一致的。主席是老舍先生，副主席有三位，梅兰芳、李伯钊和赵树理。秘书长由文化处处长王亚平兼任。理事会的理事共45人，侯补理事五人，常务理事25人。理事会包括了首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有权威、有影响的领导班子。这里面包括了专家、教授，也包括街头艺人，既有文艺界各部门的领导，也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要把这些有生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开展北京的文艺普及工作，是要有一点声望，又有点人缘，还要讲究一点方式方法的。老舍先生作为当时市文联的主席，又是全国文联、全国作协、全国剧协的副主席，上下维系，左右协调，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时他召集大伙开会座谈，有时他到朋友们家里登门走访，也有时让你带上几块豆腐干到他那间小书房里喝酒，聊天，在关切、轻松的气氛中，调配多方面的力量，协调多方面的关系，开展多方面的活动，使首都文艺界呈现了一派团结兴旺的新气象。 　　 　　那时，市文联经常组织一些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研究一些有关文艺普及工作当中的问题。老舍先生和一些专家教授交往颇深，这些人当中有和他在山东大学时代的老朋友，如杨振声。杨振声当时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担任市文联研究部部长，他课余经常到文联来转转，聊聊，组织安排一些专家教授到市文联来讲讲这个，谈谈那个。记得梁思成就曾被请到市文联小礼堂来和作家们畅谈北京市建设规划远景，吴晓铃也来给戏曲人士讲元曲杂剧，罗常培曾被来和曲艺艺人谈相声发展史。俞平伯也和韩士昌、白云生共同探讨过昆曲艺术。这些专家教授们不时在霞公府出入，给市文联增添了不少学术研究气氛。 　　 　　老舍先生和首都各剧院的关系极其亲密，解放后，他第一个戏是给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写了《方珍珠》，接着又给他们写了《西望长安》、《全家福》和《神拳》。他给曲艺团写了北京曲剧《柳树井》，帮助魏喜奎创立了一个新剧种。《龙须沟》、《茶馆》、《红大院》、《女店员》的创作上演，形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风格。《王宝钏》的再创作，也给京剧改编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老舍先生的剧作，丰富了首都舞台的上演剧目。 　　 　　老舍先生和戏曲界的老艺人也交往甚厚，梅先生和他既是老朋友，又是正副主席。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关于京剧改革中的“移步换形”的问题。尚小云在离开北京到陕西戏校任教之前，曾在编演《洪宣娇》时受了点波折，情绪有点抑悒，老舍先生曾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马连良和老舍先生也极熟，他经常请老舍先生到东来顺，对饮求教。郝寿臣出来任北京戏校校长，最初也是连阔如会同老舍先生协助文化处敦请出山的。老舍先生和戏曲界人士交往至厚，天桥开办的戏曲讲习班老舍先生亲自去讲了课。他对北京市戏曲界的情况极为熟悉。他讲的课，结合戏曲艺人思想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受大家欢迎。 　　 　　老舍先生和赵树理的关系也很亲密，当时赵树理就住在霞公府，担任市文联的副主席工作，他们俩都热爱曲艺，重视曲艺的改革工作。市文联成立之前。他们联合王亚平、苗培时和辛大明等同志，创办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团结了一些从事戏曲写作的名人，培养了一批戏曲改革的骨干力量，他们支持曲艺界开办了“大众游艺社”，在前门箭楼演唱新曲艺，他们还亲自带头编写新曲艺段子交曲艺艺人演唱。（如：老舍先生写了新相声《文章会》、《贾博士》和不少段太平歌词。赵树理写了《考神婆》和《石不烂赶车》，王亚平写了《打黄狼》和《百鸟朝凤》，苗培时写了《王根生带路取北峰》。）老舍先生和曲艺界的渊源很深，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就和当时流亡四川的曲艺艺人富少舫、欧少久成了过从甚密的朋友。他经常写一些宣传抗战的段子交给他们演唱。解放之后，京津两地的曲艺艺人，像白云鹏、荣剑尘、侯宝林、白凤鸣和连阔如、魏喜奎等大多是老舍家中的常客，他熟悉他们，热爱他们，他所塑造的两个舞台形象，“方珍珠”、“程疯子”该寄寓着他多少深厚的感情！这里还该提一下盲艺人，当时天桥开办戏曲界讲习班里，只包括了京剧界、评剧界和曲艺界里那一部分在游艺社、曲艺厅里演出的艺人。而一大批流浪街头卖唱算命的盲艺人却没有人管。这些人在生活上贫困潦倒，而且唱的还都是陈词老调，老舍先生拄着拐杖在街上遥弯的时侯，经常碰到他们和他们聊天，问到他们生活情况的时侯，他们说解放了，都很愿意学习改造，可就是没人管。有一天老舍先生和我说：“没人管，咱们管，咱们和政府商量一下，办个盲艺人学习班。”我请示了伯钊同志和吴晗副市长，在他们的关怀和支持下，市文联和文化处一起办起了一个“盲艺人讲习班”。 　　 　　“盲艺人讲习班”是1950年底开办的，开头有六十多人，地点就利用迺兹府丰盛胡同南口，盲艺人工会那个小四合院，市政府批了一笔钱，文化处和文联各派了一个干部。“盲艺人讲习班”就这样办起来了。 　　 　　开学那天，老舍先生亲自到会讲话，以后还接长补短儿地去遛遛看看，给他们讲讲课，和他们聊聊天。不少盲艺人只要在街上听到那拄着拐杖的脚步声，和他们一搭话，就知道是老舍先生来了。开班后盲艺人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思想进步很快，后来统一划归“北京业余艺术学校”领导，成立了一个“盲艺人部”，这个班前后办了两年，后来发展到百余人。结业后，一部分有演奏水平的人，陆续介绍到戏曲班那里去参加乐队了。 　　 　　剩下的几十人生活也要有所安排，后来请文化局和民政局共同主持，在香山脚下开办了一个“盲艺人橡胶厂”，由这个讲习班的班长盲艺人刚振华任第一任厂长。至今三十多年来，他们艰苦创业，惨淡经营并不断扩大，如今已改名为“香山橡胶厂”，属海淀区民政局领导。人员已扩大到近千人了，而生产车间的骨干力量仍然是那批盲艺人。当年那批年轻的盲艺人如今也都是老师傅了。刚振华已年近花甲，退到二线当了工会主席，每当谈起老舍先生时，他那深深陷进去的眼窝里即充满了泪水。如今他已儿孙满堂了，但他永远不会忘记，他青年时和一个少女相爱，正是讲习班的同志们为他撮合并请出来老舍先生担任了他们的证婚人。结婚那天，老舍先生兴致甚浓，他说一生为戏曲界朋友们证婚不少，但给盲艺人证婚还是第一次！ 　　 　　这事在当时文艺界曾经传为佳话美谈！ 　　 　　大众文艺剧作研究活动，在北京解放之初，市文联还没正式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成了北京市文艺普及工作的重要内容。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带领着一些搞戏曲改革和曲艺改革的同志做着大众文艺的开拓工作，除了在天桥开办了戏曲讲习班，在前门箭楼上开设了大众游艺社之外，他们还创办了大众文艺的刊物《说说唱唱》。《说说唱唱》在当时是很有声望的刊物，它以通俗的形式，崭新的内容创刊问世，《说说唱唱》四个刊头大字还是郭老的亲笔。老舍先生的新相声，赵树理的《罗汉钱》和陈登科的《活人塘》等都曾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除了《说说唱唱》外，还定期举办了大众文艺讲座。每周一次请专家、学者来讲授大众文艺的创作研究课，培养了文艺普及活动的骨干力量。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都非常重视利用报刊阵地培养青年业余作者，在《新民报》（《北京日报》尚未创办之前的北京地方报纸）办了五个周刊：《新戏剧》、《新曲艺》、《新美术》、《新北京》和《工厂文艺》。并和通俗读物出版社、“宝文堂”共同编辑出版了通俗文艺丛书二十余种。 　　 　　市文联成立后，又编辑出版了文联机关刊物〈北京文艺》，老舍先生亲自担任第一任主编，当时市文联同时主办了两个刊物《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由赵树理同志和老舍先生分别担任主编，他们二人亲密合作。两个编辑部的同志们也都能相互配合，遇事共同商量。把两个刊物办得有声有色。 　　 　　老舍先生不仅关心文学创作，戏曲改革，而且关心美术工作，特别是关心一些老国画家的思想和生活。解放之初，解放区来的一些美术家很活跃，版画、油画、宣传画，紧密配合现实，反映现实，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而一些画国画的同志，特别是一部分老画家则思想苦闷，认为国画属于旧文化传统，有些过时了，因而要求思想改造，要求业务革新。但又一时摸不到门路，感到苦闷。他们曾自动组织起来于1954年8月份成立了“新国画研究会”，摸索创作新国画，反映新生活。并得到了老国画家齐白石、徐悲鸿、陈半丁等的赞助和老区来的画家江丰、蔡若虹、王朝闻等同志的支持。但由于创作思想还不够明确，形式和内容还不很统一，作品还存在着缺陷，信心还不很足，而且有的画家，生活上还比较窘困，思想情绪低落。 　　 　　老舍先生是和这些老画家们比较熟悉的，向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但向他们耐心他讲解党的文艺政策，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改造，和他们共同研究国画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哪些人生活上比较富裕，哪些人生活比较拮据，他都了如指掌。每逢年节，他都亲自开列名单，二十元三十元不等，派我替他一家一家地登门看望，有时还带着我到一些老人的家里嘘寒问暖，做思想工作和促进画家之间的团结工作。许多老画家非常感动，认为送来的不仅是一点薄仪，而是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在这股温暖的巨流中，画家们不断地学习改造，改进和提高创作技巧，使古老的中国画出现了新面貌。后来“新国画研究会”不断发展壮大，由市文联出资在大佛寺街租了一所院落，正式成立了“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并在地安门租了两间临街铺面，成立了“北京中国画社”，从此画家们在“画会”领导下进行创作，作品则由“画社”负责展销。 　　 　　这不仅解决了中国画的出路和画家们的生活问题，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画家们更加勤奋学习、改造，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新国画表现了新生活，新生活给老画家带来了一派新生机。记得当时和老舍先生交往甚密的除了齐白石外，经常在酉兹府丰盛胡同10号那个小院里出入的，有于非间、徐燕荪、王雪涛、胡佩衡及傅雪斋、秦仲文等老画师，这些老先生有的在“文革”前已经作古了，有的在“文革”中批黑画时受到了批判，他们的子孙后人如今有不少已是“北京画院”的中年骨干。每当和这些书画世家子弟新秀们谈到这一段历史时，他们都不胜唏嘘，非常怀念这些画家的至交老舍先生。老舍先生自己不画画但他喜欢画，他有一位画家夫人，耳儒目染他懂得画，并且是一位懂行的收藏家。他的藏品不多，但大都是珍品，记得他案边的瓷缸里经常堆放着一卷卷名画，但书斋的山墙上，却往往只挂上一两幅。朋友来时，一边调换，一边品赏，等于让你看了一个小小的流动展览！他爱养菊，请了一位内行亲友帮他侍弄。每到菊花盛开的季节，他总要把一些朋友邀来赏菊。这些人当中有作家，诗人，有画家，演员，有大学里的学者，教授，也有街头艺人，有三十年代的老同事，也有解放后结识的新战友，大家应邀聚集到他那个小院里，喝喝茶，看看花，聊聊天，评评画。他说说笑笑，幽幽默默的把朋友们之间的友情协调得那么融洽！ 　　 　　大家都认为老舍先生是个很勤奋的作家。解放后短短的时间里，他写了那么多的作品，而且还做了那么多的社会工作。他是不是在写作之余插空应付的？不，他不是把那些该做的社会活动当做可有可无的事来随便应付的。他认为那是他应该严肃对待的政治工作，别看他平时在一些社会活动中和人们聊起来又说又笑，幽默诙谐，但事先安排这些活动时他都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不像有些作者那样兴之所至废寝忘食，日以继夜，他很古板，每天规规矩矩地给自己规定好写它一个上午，落下四五千字。没有重要会议，决不破例耽误。下午则留出时间来，计划安排一些社会活动。并让秘书提醒他按时进行。晚上则看戏，看稿，和客人们谈话，聊天。日久天长，持之以恒，所以才做到创作、活动两不误。他既是一个多产作家，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社会活动家。北京业余艺术学校的讲台上坐着他，国庆节文艺大军头排的行列里走着他，北京人艺的排练厅时常见到他，天桥书场上也可以找到他。在那段时间里，我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之一，我曾经陪同他去龙须沟施工现场调查访问，并到市民政局给他找来龙须沟的规划草图。我曾经按照他的嘱咐给于是之写过介绍信，帮助去找荣钊尘。他曾经让我请出杨荫浏来主持研究京音乐。他曾经派我帮助查阜西组织古琴研究会。在那段时间里市文联的空气异常活跃，霞公府人来客往，熙熙攘攘，老舍先生拄着拐杖的影子在人群中闪来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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