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纪念二哥遇难三十周年 　　二哥李建东是紧挨我上面的哥哥，生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大我二岁。从小我们一起上幼儿园，又上同一所小学，我是在他的呵护下长大的。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夺去了他的生命，至今已三十年。三十年来，在我心底的深处一直怀念着他，甚至成了我的心结，又怕打开，又想打开。直到今年春天，我敞开心扉，把我对父母所有的爱和对往事的回忆倾诉出来，得到了释然，对二哥的怀念也从心底涌上心头。 　　从我记事开始，就是与二哥在一起，我们俩最亲。平日，一起寄宿在幼儿园，周末回到家，挤在同一个日本房那种带拉门的洞里的床上。我像“跟屁虫”一样，永远跟着他，他是我的领袖。 　　记得那是在沈阳东北政府的北陵幼儿园。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他一有机会就来找我。当小朋友都到室外活动，他肯定来跟我玩。一次睡午觉时间，他跑到我们班的寝室来找我，偷偷带我到院子里滑滑梯，荡秋千，坐转椅……，直到被阿姨发现，他又领我到防空洞躲起来。为此，阿姨把家长都叫来了。一年夏天，幼儿园组织我们到哈尔滨太阳岛玩，他得了百日咳不能去，我又哭又闹也不去，妈妈和阿姨劝说了半天，后来我哭着上了火车。 　　一九五三年春，我们家搬到北京，住在东城根胡同里。我们俩又进了一个需在胡同走很远的幼儿园，但不寄宿了，每天可以回家。九月的一天，他突然不与我一同上幼儿园，要去学校，我哭着一直跟着他，也要去学校，他东躲西藏，我被大人拉住。后来我才知道了，我岁数不够，学校不要我。此后一段时间，我在幼儿园，他在学校。但只要我一回家见到他，就要翻他的书包，看他的教科书。他在背课文，我也背：“一、开学了。二、我们上学。三、学校里同学很多……”我认为我也上学了。但是，一天他说：“你光会背，你不认识字。”他翻到一篇课文，指着一个字，问我念什么？我答不上来。从此，他又教我认字。他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很快，我们家搬到三里河计委宿舍，我进了计委子弟幼儿园，他进了计委子弟学校。这一年的九月，我从幼儿园大班直接升入小学一年级，又开始与他在一个学校读书。因为他生日小，上学晚一年，我是集体升学，故我们虽差两岁，结果只差一个年级。以后，我们转到交通部子弟学校，后又转到和平里一小，直到他考上中学前，我们都在一个学校读书。 　　二哥从小胆子比我大，又有责任感。交通部子弟学校在西长安街石碑胡同，那时我家已搬到交通部和平里宿舍大院。一开始，父母在周末去接我们，后来工作忙，不去了。到了周六下午，二哥带着我和同大院的几个同学，从城里到城外，自己乘车回家。当时他也就是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好像是一九五六年工商改造、公私合营，天安门前和东西长安街到处都是游行庆祝的人群，汽车不通。我们几个小学生在二哥的带领下，手拉手，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走到东单才坐上车。有了这些经历和锻炼，我也养成了能够独立出门的习惯，乘车不迷路。小学四年级，我考上了东城区业余体校。每次上课，我都自己从安定门外的和平里乘车到东单的米市大街；我还能自己找到城南的先农坛体育馆，观摩体操比赛；在人民大会堂或天安门广场参加完活动，我都自己乘车回家……。对于十一、二岁的我，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都很淘气。趁着家里保姆去买菜的机会，二哥说：“我们自己炒鸡蛋吃吧。”于是，他让我在阳台放哨，他掌勺，但还是让保姆发现了，告诉了妈妈。后来，妈妈批评了我们。再后来，妈妈让我与二哥每人每天早上吃一个生鸡蛋。我按照他的方法，把鸡蛋打一个洞，倒在嘴里，当时大人认为那样生吃对身体好。 　　二哥从小学习就好，一直是我的榜样。他在老师和家长的眼中永远是好学生，连我的同学都很羡慕他。小学毕业，他考上了北京东城区重点中学——男五中。初中毕业获得北京教育局颁发的银质奖章，免试保送高中。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获得金质奖章，也免试保送高中，但我总觉得不如他的奖章含金量高。 　　一九六四年八月，我们随调动工作的父亲来到大连。二哥与爷爷奶奶留在北京，因为他要考大学。一九六五年夏天，他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机械专业，这是他喜欢的专业。他从小学以致用，尤其喜欢摆弄机械。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妈妈买了一台上海皇后牌缝纫机。第二天，他趁没人就给拆了，零件摆了一桌。妈妈发现大叫起来，他毫不慌张的又给组装上，而且他是我们家第一个会使用缝纫机的人。他还经常把小闹钟拆了又装上。妈妈有一个时期身体很不好，卧床休息。姥爷从河北老家拿来一只生蛋的大母鸡。我们住的是苏联专家设计的楼房，在楼梯的缓步台外有一个阳台。母鸡就放在那儿。阳台斜上方就是妈妈房间的窗户。为了能让妈妈知道鸡下蛋，二哥用才学的镜子反射原理，在不同地方，不同角度放了两个镜子，这样妈妈躺在床上就能观察到母鸡的一切情况。他还安装过一个“门铃”，是自制的。在门外只要一下一下地拉一根绳，里面就发出声音。后来我知道了，就是用定滑轮，绳的那头拴了一个铁器。 　　一九六○年困难时期，我们家里多了爷爷、奶奶、姥姥，共有十几口人。有限的粮食定量和各项开支必须有人管理。妈妈身体不好，爸爸工作繁忙，不知谁提议，这个重担就落在家中最大的男孩——十四五岁的二哥身上（大哥在外地上学）。他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重担。首先，他利用自己学过的物理知识，自做了一个称。每天早上，把一天的粮食定量称出来，连同菜金交给做饭的姥姥。在他的管理下，家里日子过得很平静，大家没感到困难。这段事，一直是我们家的美谈。 　　在小学时，有一时期他还迷上了古代武侠故事。那时没有那么多武侠小说，他是听爷爷讲的。每天放学回家，他就磨着爷爷讲故事。爷爷把他看的古书上的故事，一章一回的讲给他听。一次，爷爷讲到一个侠客会施“跟脚风”魔法，他想让谁跟着他，谁就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听完这段故事，二哥对爷爷说：“爷爷，你是不是对我也用了“跟脚风”，我一放学回家就跟着你，作业也不做了。”后来，这段事成了大人们的笑谈。 　　二哥从小学开始就喜欢下象棋，一有机会就对杀一通，我对象棋规则的了解，就是从他那儿得到的。有一阵子，凡是到我家的客人，会下象棋的，他都要比试比试。他的棋艺不断提高，在同学中小有名气。以至于长大参加工作后，我在锦州施工，他回大连途中去看我。我非让他与我单位下棋比赛第一名交战。二哥说，很久不下了，他不想下。但在我的坚持下，他去应战。结果是：和了一把，输了一把。我一直认为，他是在让着对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成了“末代大学生”，我成了“末代高中生”。在他的身后十年没有正规大学生，而我高中毕业，赶上“废除高考制度”，也无学可上，并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一九七○年，他被分到唐山钢铁公司，在车间劳动。当时的大学生都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但他劳动没几天就被公司调到技术处当技术员。我下乡三年后被招工到当地建筑公司工作。我们经常通信，互通情况。 　　在我二十五岁那年，我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我马上写信告诉他。他很高兴，并嘱咐我人品很重要。一九七三年“五一”放假，我专程带男朋友从锦州到唐山让他看一看。我住在二姑家，男朋友住在他钢厂的独身宿舍。我回来后，他写信给我，同意我们交往。在他的认可下，第二年“五一”，我才将男朋友带到父母面前。 　　很快，在唐山的二姑和二姨也开始帮助二哥介绍对象。她们几乎同时各自介绍了一个姑娘。二姑介绍的安懿娴是先见面的，她没表态。后来，二哥又在二姨的介绍下，见了第二个姑娘，她表示同意。小安子知道后，主动找到二哥，指责他“脚踩两只船”，二哥感到很委屈，说：“你并没有表示同意呀？”二哥宿舍有一个同事比较爱“占星扑相”，他对二哥说，我给你算过了，你应该与第一个姑娘好。于是，二哥问我：“谁是第一个？是第一个见面的，还是第一个同意的？”我为他的认真笑了半天。结果是小安子穷追不舍，第二个主动退让。 　　再后来，我们几乎同时结婚。只不过我们根据单位的假期，我是一九七五年元旦，他是一九七五年春节。我在上海蜜月还未度完，就在春节以前，以哥哥要结婚为由，一个人回到大连，与二哥二嫂见面。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一阵晃动及门窗的响动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地震了！”的喊叫声从楼梯中传来，紧接着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许多人跑到了楼下。那时，我在辽阳，正参加建设辽化的会战。当时已怀孕八个月，也跑不动了。爱人陪着我站在五楼阳台上，看着楼下聚集的人群。第二天，我们知道了震中在唐山，顿时，一颗心悬在空中。由于通讯不便，很长时间没有二哥的消息。 　　十几天后，我和爱人取道大连，乘船回上海待产。一到大连，刚走进家门，我爱人对我父母说：“我没告诉他二哥的事。”“什么事？”我问。父亲说，二哥全家在地震中遇难。原来，在县医院工作的小姨夫作为医疗队的成员，很快就亲临唐山，他最先知道的消息，并及时告知了我的父母。父母已将消息托我的同事转告我们，我爱人怕我伤心，一直没说。同时遇难的还有我的二姑和大表妹。尽管这些天来，我陆续听说了震区灾情的严重，设想了多种结果，但得到了确实消息，非常痛心。可是看到表情悲痛的父母，我不敢当着他们的面流眼泪。当时，我听妹妹们说，母亲悲痛得血压升到200多，一直在输液。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常常一个人偷偷流泪，想念二哥。尤其是我听我妹妹说，对门淑梅的妈妈说：“一个家庭里，应该先进来一个，再出去一个。”意思是说，应该二哥先结婚，我后出嫁才对。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从来不相信这些。但我真希望这场灾难不是我带来的。二哥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的儿子才七个月呀！再后来，我不敢提二哥，不敢上唐山，不愿看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道……，因为它都会引起我痛苦的回忆。我把对二哥的怀念，深深地埋在心底，隐藏起来。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有勇气把活生生的二哥呈现在大家面前。比流泪更多的是怀念，怀念他以兄长、老师、挚友的身份陪伴我度过的三十年。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广平2006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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