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就总是离不开书。 　　每到周末，我从幼儿园回到家,见到父亲大都是在书房看书。一九五二年，我们家从沈阳搬到了北京东城根一个四合院，妈妈在整理打包的衣物，爸爸迫不及待地打开他的书箱，整整齐齐地摆上了书架，那时我还不识字。没过多久，我家又搬到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五五年搬到和平里。我家的房间越来越多，书架越来越大，书架上的书也越来越多。有机会陪妈妈去城里买东西，爸爸不是去白塔寺的书摊就是去新华书店。到了和平里，他更爱去国子监附近的旧书摊，买回许多线装的古旧书籍、折幅的字帖、文房四宝等等。休息时，他不是舞文弄墨就是桌前读书。我曾好奇地走到他身旁，他就教我怎样写毛笔字，并让我们从小就练起。 　　爸爸的书多是成套的，比如马克斯全集、恩克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全集、鲁迅全集、资政通鉴、孙子兵法、二十四史等。爸爸还爱收集字典和词典，什么哲学词典、文学词典、军事词典、辞海、辞林等。父亲有自己的藏书印章，每本必盖。他的书基本上是分类摆放，分为政治、经济、专集、文学、工具书、中医学、古书等等。 　　一九六三年，父亲调到大连工作，当时我们全家还在北京，他只带了几件替换的衣服和四大木箱经常看的书籍。 　　第二年，我们全家也跟随父亲来到了大连。当时，对干部的房子和家具是由公家配置，个人租用的。我们搬进新家后，基本家具已配备，就是还没有书柜。安定下来后，父亲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在他的书房一面墙上做书柜，好让他的书有地方放。书柜做得很高也很实用，但父亲的书还是放不下，一些不常用的书只好放在箱子里或麻袋中。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无疑也遭到了抄家，因家中没有任何在当时认为是反革命的东西，唯有父亲的古旧书，成了封资修的代表。我爷爷曾对抄家的人说：“我儿子爱看书也犯法吗？”。后来，大批的书都被造反派拿走，并被作为罪证进行展览。文化大革命后虽然退回一些，但丢失、发霉和损坏了不少，父亲非常心痛。在整理这些书籍时，又粘又裱的，着实费了不少劲儿。原来做的一面书柜，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搞特殊化的批判，并被没收了。 　　父亲恢复自由补发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书柜和找木匠打了几个书柜，把书又摆上了架。在下放劳动和停职在家时，书又成了他的伴侣。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迈开了经济发展的步伐，文化复兴，各种著作陆续出版和再版，父亲又开始买书。我记得，当时我的一个同学在北京新华书店工作，父亲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花了200多元（当时我们工资30-40元/月）托她帮忙买了刚刚出版的辞海全套，回来后爱不释手。逐渐地，他书柜里面发黄的书被新书替代。 　　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最多的就是几千本书。兄弟姐妹各拿走一些，扔了一些，剩下的装了六七纸箱。我爱人不舍得卖掉，拿回家中放到床下，搬到朝阳街住时，又放到阳台上，直到这次搬家，才打开逐一筛选，在我的坚持下卖掉了一些，搬到现在的新房一些。 　　现在，我们也学父亲的样子，在客厅的一面墙放了一排书柜，把父亲的书和我们的书一起摆上。每当我看到父亲的书，眼前就浮现出他那熟悉的身影。退休以后，也有了充足的时间，我准备把父亲的书都好好读一遍。 　　 　　 　　 　　 　　 李广平 　　 写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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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4/11 6: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