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父亲王少楼90岁诞辰, 不但他教过的学生都要求搞一次纪念活动, 就是他没有教过的现任北京戏校校长孙毓敏和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也都热衷此事, 在大讲市场经济的今天,为了父亲的纪念活动, 竟然没有一个人讲价钱,谈条件, 甚至还有人要往里垫钱。这一不凡的表现, 说明了父亲不同凡响的一生,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也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父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正直。京剧界的人都直到他在上海很红, 但是他最不愿意到上海唱戏, 提起旧上海, 他就会想起演员在上海受到的盘剥和蹂躏, 他说, 在上海唱戏太难, 他们拿唱戏的不当人, 就当做摇钱树。虽然我也挣过上海的钱, 但是要我说, 还是共产党好, 因为共产党把我们当做文艺工作者, 把我们当人看。他到北京戏校教学是怀着满腔热情去的, 他说我现在唱不了,就一定要好好教学。北京戏校的工资比较低, 他是文艺4级, 有人替他抱不平, 他就很认真地说:"不要谈钱, 不要问我工资多少, 为人民做贡献是很光荣的, 共产党把我们当人,我们不能拿自己不当人。"后来他入了党, 就要求把出租的私房交公。房管局不收, 他就通知房客今后再不用交房租了。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是无产阶级,怎么能还有私人财产呢？"文革"后, 房客把积攒的房钱要交给我, 我也不收,因为我没有权利违背父亲的意愿。
从1958年开始,父亲患高血压, 整夜失眠, 我陪着他去看病, 医生每次都对父亲说:"你的血压都快高到头了,必须住院, 不能再工作了, 否则是很危险的。"他总说,我吃点药,今后注意点就行了。医生给他开假条, 他就不让开。医生说不开不行, 这么重的病, 我们不开假条就太不负责任了。可是假条开了, 他从不上交,也没有用,他就是这样把教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父亲是非常正派的人, 就在他最红的时候,任何报刊也从没有关于他的绯闻。我母亲生下我以后得了一场大病, 不能再生育,母亲很难过, 希望父亲续弦,纳妾。结果遭到父亲反对, 他对母亲说:"你心里只有我,我的心里也只有你, 你尊重我,我也要尊重你。我不能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母亲总对我说:"你的父亲虽然生活在戏班里, 但是我非常放心, 他绝不会做任何不可见人的事情。我嫁给你父亲是我最大的福气。"
父亲非常爱干净,爱整洁, 衣服不许有任何皱纹, 头发不许有一点不整, 纽扣不许有一个不系。他或坐或站,都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可谓一丝不苟, 他做人, 做戏, 教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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