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迅先生说过，国人惯于把做人和做戏混起来，在生活中也演得很卖劲 --人生如戏，戏如生人 2005-11-23 16:48:32[点:180] (1920字) 　　 　　四大官功夫 　　 　　唱、念、做、打是戏曲表演中的四种艺术手段，也是戏曲演员表演的四种基本功，通常称为"四功"。"唱"即唱功，"念"即念白，"做"即做功，也就是表演，而"打"则指的是武功。一个演员必须有这四种过硬的基本功，才能更好的表现和刻画戏曲中的各种人物。 　　 　　俗话说"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 　　 　　人生是个大舞台，社会也是个大舞台，官场何尝不是个大舞台。形形色色的"官人"穿梭在官场中，红脸白脸青脸花脸，生旦净丑，走马灯似地晃过我们的眼前，看似纷纷扬扬，流派相竞，其实也就正、反两大门派而已。正派者，或名垂青史，或丰功伟绩，或道昭后世；反派者，或遗臭万年，或一败涂地，或千夫所指。官场上正、反派交替上演，剧目繁多，情节丰富，悲喜更迭，让我们看到一幕幕人生大戏，不禁感概万千，发一声长长的叹息。 　　 　　正派讲究从一而终，反派则讲究前后大相径庭，我们大约总认为正派者要演得感人至深是困难的，孰不知，反派者要演得臭名昭著也不容易。可喜的是，我们看到反派的演技已经登峰造极，单从"四功"来看，一个个都是顶级高手，唱、念、做、打皆炉火纯青，不信且听笔者从其"四功"上细细地道来。 　　 　　唱功贵在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当官的不会唱，难以爬得上，强调的就是唱功的重要性，唱出洪钟大吕之声，唱功的肯定过硬。成克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慕绥新（原沈阳市市长）、张昆桐（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等人的唱功均为世人称道，是反派中唱功集大成者。成克杰曾唱过："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 　　 　　"拳拳"赤子"之心，殷殷"公仆"之情溢于唱外，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如此唱功可谓举世无双。慕绥新也曾唱过："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露的也是感人肺腑的功力。张昆桐上任伊始就唱出："要让廉政在全省公路上延伸"的响亮口号，那绝对不是跟着录音带拿着话筒对口型能做得到的，凭的也是实力。把他们冠为反派唱功在的三甲，是"实副其实"。 　　 　　念功贵在"念"和"白"上，就是坚之以恒地劝"念"他人，让人明"白"做人为官的道德。反派中念功最好的，徐国健（原江功省组织部长）、明九斤（原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应该可以添列其中。徐国健总是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教育下属或新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告诫他们社会很复杂，不该要的财物一律不能碰。 　　 　　甚至在饭桌上，他也经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用他的话讲，就是"毛毛雨常下、小木鱼长敲，是对干部的关爱"，但唯独没有给自己下"毛毛雨"。明九斤也一样，一有机会就会"敲打"、提醒下属防微杜渐，警醒手下的人"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自己却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收取"感谢费"、"拜年礼金"数十万元。教导他人苦口婆心，念白情真意切，这样的念功真是高！ 　　 　　做功侧重于表演，表演得物我同一、难辨真伪为上。反派中做功代表性人物大约少不了肖作新（原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张斌昌（原兰州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刘中山（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这是肖作新当选市长以后，在答记者问时所作精彩绝伦的表演，就在当天晚上，他却"笑纳"了来祝贺他"荣升"的近百万元红包。 　　 　　张斌昌的做功同样令人拍案叫绝，他曾在大会上说，不花兰钢一分钱，他自己上班骑自行车，吃饭进职工食堂，却贪污受贿数百万元。刘中山也非等闲之辈，人们常常看见他这样打电话："喂，保安吗？把这个行贿的人给我赶出去！" 但当检察机关搜查刘家住宅时，人们才都傻了眼。面里不仅有 "奔驰"，而且财产总额已超过千万元。做功做得这种水准，生动地刻画一个"人物"自然不在话下。 　　 　　打功贵在凶残毒辣，下手狠准。严文耀（原广东阳春市市委书记），杨国瞿（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委书记）、程维高(原河北省委书记)应该是反派中打功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严文耀为了除掉自己仕途上的竞争者，买凶杀人，上演了一幕"副市长谋杀市长案"，轰动全国，其打功堪称一流。杨国瞿下手也同样准而狠，为了保住政治生命，他杀掉一名与其有不正当关系的女子。程维高不用明枪用暗箭，对长期以来举报他的郭光允实施"无声"的打击迫害，从精神、身体摧残对方，直到八年后程维高被查处郭才恢复名誉，在打功上，真是技高一筹。 　　 　　鲁迅先生说过，国人惯于把做人和做戏混起来，在生活中也演得很卖劲。 　　 　　诚如先生所言，官场上那些反派也是人生如戏，戏如生人，为了演得遗臭万年，功夫下得很深。 　　 　　（原载《百姓》第11期） 　　 　　2.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几乎被整个欧洲人全盘接受并一直流传到 2005-12-2 9:27:44[点:171] (3793字) 　　 　　黑格尔认为中国人并没有一种道德和法律的理性的自觉，而是出于对威权和严刑峻罚的畏惧，因此中国人把个人和人q都看得非常轻微，并且没有荣誉心，缺少对他人的应有的尊重，这从中国的刑罚通常都是对肉体的鞭笞（孟德斯鸠称其为“打棍子的法律”）可以看出来。 　　 　　马克思也写道：“例如中国法里面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纪刑律的内容连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以此类推，自由的公开审判程序，是那种本质上公开的、受自由支配而不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属性。”[49] 　　 　　黑格尔说：“一顿笞打原是极易忘怀的，但是对于有荣誉感的人，这是最严厉的刑罚，这种人他不愿意他的身体可以随意受人侵犯。”“中国人就不一样，他们认不出一种荣誉的主观性，他们所受到的刑罚，就像我们的儿童所受到的教训。”[50] 　　 　　由此黑格尔总结道：“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51] 　　 　　我们从黑格尔这些话里找到了中国人被称为“宗法的骗子”理论依据和合理解释。 　　 　　马克思在写到“宗法的骗子中国人和文明的骗子美国佬”时，就直言不讳的承认这一说法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他说：“《历史哲学》第81页上的北美人和第130页上的中国人，都被作为骗子来归类的。”[52] 　　 　　如果仅从“骗子”来认识中国人，黑格尔并不是始作俑者。 　　 　　18世纪的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孟德斯鸠这一对中国人道德的基本评价几乎被整个欧洲人全盘接受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孟德斯鸠的结论无疑是以偏概全，他的举证也只限于中国的奸商，如说： 　　 　　“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53] 　　 　　后来大哲学家康德的举例更为特殊，他说：“他们（中国商人——引者注）往鸡嗉囊里填沙子。……有些骗子把别人的猪毒死，当别人把死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拣回来。”[54]其实，早在17世纪，米列斯库在他的《中国漫记》里就记载过：“他们（中国——引者注）的商人十分奸诈，常常搞欺骗，……他们卖物一味骗人，总是缺斤少两。”“他们用树脂制造玛瑙，和天然玛瑙一模一样，完全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55]看来，中国人造假货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常把中国人不诚信的品格跟法国人相提并论，如1850年他们在一个书评中提到：“至于交易所的勾当和作为法国商业特点的中国式的敲诈，可以读一读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虚假的行业’、‘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以及他的遗著，里面有些关于这方面的引人入胜的东西。”[56] 　　 　　查阅一下傅立叶的《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理论》，看到了这样的叙述：“在中国，所有商人都用假秤，都出售假货而不受惩罚。你会在广州买一只外形很美观的火腿，等它切开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一团用几片猪肉精心包裹起来的泥土。 　　 　　每个商人有三把秤，一把是用来欺骗买主的小秤，一把是用来欺骗卖主的大秤，一把是自己专用的标准秤。如果你受这些欺骗，官府和公众都会嘲笑你。 　　 　　他们会告诉你，在中国有商业自由，并且说，尽管有这种所谓恶习，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已经比欧洲任何帝国都更好地生存了四千年。”[57]显然，傅立叶的部分材料袭用了孟德斯鸠。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再到傅立叶，这些都构成了马恩界定中国人为“宗法的骗子”的事实依据和说法来源。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和理解马恩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呢？ 　　 　　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研究中国，其对中华民族的同情、厚望和期待溢于言表，贯穿于字里行间。他们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立场鲜明地声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暴行，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58] 　　 　　“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59]。他们还揭露沙俄对中国东北广大领土的侵吞，在道义上声援了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民。 　　 　　然而，鉴于当时欧洲的文化背景和欧洲中心主义占主流地位的时代特征，作为西方人他们不可能完全跳出其文化、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尽管他们的见解是那样的深邃、目光是那样的远大，却摆脱不了黑格尔式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 　　 　　应该说，就“西方主义”情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超越了他们的那个时代，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东方社会长期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高度关注东方社会和中国的民族命运上，而且还表现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预言上。 　　 　　他们断言中国闭关锁国、停滞不前的封建专制政体必将解体，中国的民主革命行将胜利，中国一定会对世界革命做出先导性的贡献，而到那个时候： 　　 　　“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60]事实表明，中国历史的发展跟马克思的预言若合符节，在恩格斯逝世16年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 　　 　　又过了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立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光辉灿烂的道路。 　　 　　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重要一员，当代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正像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所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也必然是中华民族腾飞的世纪！ 　　 　　然而，中国人需要牢牢记住的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际，虽然尚未出现如同马、恩所预见的中国人如蝗虫般迁徙全球各地并与欧美发达工人阶级争利的移民潮，但中国人的身影和足迹确已遍及世界各地，只要我们善于借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反观自身，那么，全世界必将对中国人刮目相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人所做评价就会在实践中开显出其积极的意义和正面价值。 　　 　　[注]： 　　 　　[1][7][13][14][15][16][41][42][43][44][45][46][47][48][50][5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23、127、130、131、132-133、136、112、129、131、166、171、133、149、144、134、13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2][3]（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6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4][5][55]（罗）尼·斯· 米列斯库：《中国漫记》第37、37-38页，中华书局，1989年 　　 　　[6]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三册，第72页，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台湾），1953年 　　 　　[7][8][18][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62、412、17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9][10][40][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7、313、176、176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0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17][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110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 　　 　　[19][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8、662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 　　 　　[21][22][23][24][25][27][28][29][30][31][32][33][39][58][59][60]《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66、66、151、48、19、49、48、52、49、53、107、105-106、126、48、58、14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 　　 　　[35][36][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6、285、29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 　　 　　[5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54]（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25页，1971年 　　 　　[57]（法）傅立叶：《四种运动和普遍运动理论》，《傅立叶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9页。 　　 　　原载《江淮论坛》2005年第5期 　　 　　3. 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 --马克思眼里的中国人 2005-12-2 9:31:07[点:173] (9233字) 　　 　　马克思眼里的中国人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观点是其人类学研究和东方社会研究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眼里的中国人基于19世纪的中国状况，有些观点则来源于黑格尔等近代西方学者。 　　 　　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民主革命持有同情、支持和期待的态度在马恩的中国观中占主导地位，其对中国人素质的评价虽然没有摆脱西方主义的影响，但我们如果能借用马恩的看法反观自身，这对于正致力于现代代建设中的中国人来说，是其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皇帝、中国官吏、中国农民、中国苦力、宗法骗子 　　 　　本文的题目可能令人诧异，因为至今为止未曾见过同一题目的文章。但这绝非标奇立异，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或者说马克思的中国观和中国人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人类学研究和东方社会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踏上中国的土地半步，但他们终其一生对中国都关注，这不仅从保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十余篇重要的有关中国的专论、专评和专述中可以看出，而且从这两位革命导师有关中国的零散议论和“只言片语”中也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马克和恩格斯究竟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看待中国人呢？这是一个较为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在这两位伟人的眼中，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素质大致就是那个样子，任何一位西方人都不敢恭维；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诚期待充盈于两位伟人的胸襟之中。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中国人的用词有时过于刺目，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令今天的中国读者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我们借用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深邃目光来反观自身，对于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和已遍及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来说却不无裨益。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这种看法用语偏激而尖刻，实际上却入木三分，颇能揭示19世纪处于衰败深渊里的中国社会的沉疴垢弊，不无正确之处。 　　 　　马恩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中国人直接打过交道，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究竟缘何而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于19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欧洲思想界恰好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中国热”，“中国”一词已为欧洲主流思想界耳熟能详。尤其在德国，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弗到康德和黑格尔，走过了一个对中国从崇敬颂扬到批判反思的历程。如果说当年莱布尼茨学派对中国持褒奖态度的话，那么，马克思青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导师黑格尔则对中国进行了辛酸的嘲讽和严厉的批判，马恩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认识中国的。 　　 　　黑格尔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达到了现在这个发展水平，但几千年来却停滞不前，“……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1]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中国是“活化石”、“木乃伊”、“僵死不动的东西”，显然跟黑格尔的观点如出一辙。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从同时代人的著述中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之外，欧洲18世纪的思想家乃至古代的先贤们有关东方社会的见解对他们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在欧洲，一般认为最早论及东方人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说：“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2]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亚洲人的笼统评价是从早他一个多世纪的希腊医圣希伯克拉底那里来的。 　　 　　《希伯克拉底全集》中这样写道：“亚洲人较欧洲人精神卑弱，性情温和，怯于战斗。”[3]这种观点在欧洲流传了二千多年，如17世纪被派到中国来的俄国使节、罗马尼亚人米列斯库在其《中国漫记》一书中就以见证者的口吻说中国男人打起仗来“勇如妇孺，怯如走兔”，“比起我们欧洲人，中国人之勇敢犹如妇女在男子面前所显示的。”[4] 　　 　　后来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对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评价。可见，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在双方直接交往匮乏之时，乃是世代传承、相互影响的。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19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尊崇。如米列斯库在指出中国男人缺乏勇敢精神时，又赞扬中国人的聪明机智。他写道：“至于聪明才智，中国人远在欧洲之上，他们头脑敏锐，远非我们所能比”[5]，这里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 　　 　　根据西方历史学家的记载，早在希腊、罗马时代，欧洲的贵族就开始热衷于穿中国的丝绸织品了，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把当时东方的中国称为“丝国”（Seres），即“生产丝绸的国家”，这个名字在欧洲经罗马人一直延用到中世纪。13世纪中国元朝时期，法国方济各会会士罗伯鲁克（G·de Rubrouck）受法王派遣出使蒙古，回去写了一本《东游录》，罗伯鲁克明确指出当时被西方人称做“契丹”的民族就是“古代丝国人”。 　　 　　他还指出契丹国内有许多省，大部分没有臣服于蒙古。它们和印度之间隔着海洋。契丹人身材矮小，语带鼻音，和其他东方人一样长着小眼睛。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6] 　　 　　元朝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人面前具体描述了中国人的长相和风貌，这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浓烈兴趣。当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开辟后，大批西方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和旅行家纷纷来到中国，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用书信等形式介绍到西方，从而掀起了16—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欧洲从此真正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了。 　　 　　18世纪以前的欧洲思想家大都对中国持羡幕态度，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独具特色的、其文明程度超过欧洲的东方帝国，企望从中国文明中吸取养料。由于18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式驰入了历史轨道，再加上中国国势日衰，两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从而使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逆转。 　　 　　自18世纪起就有一些著名思想家开始批判中国，至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几乎一无例外地是欧洲中心主义者，黑格尔被认为是其精神代表。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身于黑格尔学派，因此他们的中国观和对中国人的看法明显受到黑格尔本人和黑格尔时代的影响。 　　 　　二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 　　 　　“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7] 　　 　　由此而知，黑格尔眼中的中国人除皇帝外都是没有个性没有自由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 　　 　　细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中国人，大体上可分为六种：孔子、中国皇帝、中国官吏、中国战士、中国农民和中国苦力。 　　 　　马恩提到过孔夫子，跟当时欧洲人的习惯一样，他们常直呼孔子为“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马恩全集中每出现孔子时，总是跟哥达毕拉斯、琐罗亚斯德等古代东西方的大哲相提并论。 　　 　　如1842年马克思写道：“深刻理解统计的意义的《国家报》，不仅把自己同中国人（孔夫子——引者注）并列，不仅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并列，它并且表明，那位想用数字来表示动物界的一切异同的现代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罗仑兹·奥肯——编者注）对它也有影响。”[7] 　　 　　他还提到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如，“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杆之对出版物，正如中国人（孔夫子——引者注）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检查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种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这是多样的内容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8]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法国人卡贝的一句话：“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共产主义原则——引者注），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9] 　　 　　马恩还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认为“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的观点[10]。马恩虽然缺少黑格尔那种明确贬低孔子的言论，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孔子显然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代表。 　　 　　马克思给予了中国皇帝以某种特殊的敬重，认为中国皇帝是天朝帝国“唯一的政治人物”，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是最“高贵的中国人”。 　　 　　他的大女儿小燕妮在家中有两个绰号，一曰“中国皇帝”，二曰“高贵的中国人”。[11]他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家里也被戏称为“中国皇太子古古”。[12] 　　 　　马克思为自己两个心爱的女儿都起了跟中国皇帝有关的绰号，这至少不应该从贬义上去理解。就像今天有的父亲为自己性格崛强的儿子起个“小布什”的绰号以做戏称，但绝对不会把他的儿子叫做“本·拉登”的。 　　 　　马克思对中国皇帝的态度明显承袭了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中国皇帝一直受到尊崇般地评价，这跟清朝康熙皇帝在当时的欧洲受到广泛好评、中国被认为是“哲学家做王”的国度有关。 　　 　　黑格尔说：“天子应该享有最高度的崇敬。他因为地位的关系，不得不亲自处理政事；虽然有司法衙门的帮助，他必须亲自知道并且指导全国的立法事务。”“天子是一国之主，所以他们的行为举止都应该做老百姓的榜样……因此，中国能够得到最伟大、最优秀的执政者。 　　 　　‘所罗门的智慧’这句话可以用在他们身上……关于君主和君主教育的理想不知有多少，这一切理想都在中国实现了。”“天子的行为举止，据说是最高度地简单、自然、高贵和近于人情的。 　　 　　他在言行上都没有一种骄傲的沉默或者可憎的自大，他在生活中，时刻意识到他自己的尊严，而对于他从小就经过训练必须遵守的皇帝义务，他随时要加以执行。 　　 　　除掉皇帝的尊严以外，中国臣民中可以说没有特殊阶级，没有贵族……其余的人都是人人一律平等，只有才能胜任的人得以做行政官吏，因此，国家公职都由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在中国，实际上是人人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联带发生，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13] 　　 　　在大加赞赏的同时，黑格尔又指出，正是由于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特殊权利，权利就只能集中于皇帝一人——“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14] 　　 　　“天子实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来决断，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听命于他。全部行政机构多少是按照公事成规来进行的，在升平时期，这种一定的公事手续成了一种便利的习惯。就像自然界的途径一样，这种机构始终不变地、有规则地进行着，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做皇帝的却必须担任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15] 　　 　　由此黑格尔认为中国社会“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中国是个“大家长制的专制政体”[16]。最早把中国政治定义为“专制政体”的人是法国人孟德斯鸠，黑格尔基本上接受了孟德斯鸠的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又进行了较深刻的论证。 　　 　　同样，马克思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家长制权力统治为特征的中央集权与皇帝专制相结合的政治结构。他指出，中国“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17] 　　 　　这样建立起“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形成一套完备的专制机制和庞大的官僚队伍，实行着“家长制的权力”的统治。“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一个人决定。”[18]这几乎是不加引证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话。 　　 　　中国官吏在马克思眼中基本上是些“墨守成规”的人，他们虽然大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可是因为他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行将灭亡的腐朽昏聩的社会，而且“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浦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19]“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了自己的权力”，[20]这些官吏大部分都变成了中国封建统治者这一腐烂尸体上的蛆虫，只不过起到了加速其解体的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在马恩的笔下竟然出现了四位值得称道的中国官吏，他们是嘉庆进士太常寺少卿许乃济、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道光进士户部右待郎王茂荫和两广总督叶名琛。关于许乃济，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介绍道： 　　 　　“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 　　 　　‘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21]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中方代表性人物，马克思在其著作里为这位历史人物郑重地记载了一笔： 　　 　　“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 　　 　　中国发生了起义。”[2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注83中写到了安徽歙县人王茂荫：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大胆地给天子上了一个奏折，暗示宜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钱庄钞票。 　　 　　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指责。他是否因此还受到笞刑，不得而知。”[23]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体现了反对通货膨胀的精神，事实上，在清政府已经完全腐朽的社会经济体制中，不可能出现健全的财政状况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主持广州战事的两广总督叶铭琛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好评，他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中这样说道：“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海军上将态度专横，大肆恫吓，中国官吏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24] 　　 　　在《英中冲突》一文中马克思详细描述了叶铭琛同英国领事巴夏礼就“亚罗号”事件交涉的经过，称赞“这个中国人的雄辩把全部问题解决得实在彻底——显然无懈可击。”[25]。 　　 　　这四位有才能的中国官吏最终结局都非常悲惨，它从另一侧面反衬出中国社会的腐朽昏暗已到了沉疴难医的地步——“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26] 　　 　　对于两次鸦片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谴责英国人的兽行，指出他们“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27]发动“极端不义的战争”，[28]另一方面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跟米列斯库描写的打起仗来“勇如妇孺，怯如走兔”中国人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中国战士不仅勇敢，而且视死如归。如恩格斯写到了镇江保卫战，他说：“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 　　 　　这些中国人总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29]“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能扑灭的愤怒烈火。”[30]。恩格斯还指出中国的军人在抗英战争中不断积累经验，擅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写道：“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忘记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军事行动中，中国人在炮兵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术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在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欧洲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31] 　　 　　关于中国农民，马克思认为他们“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过着“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的生活，他们是“性情柔弱的中国人”、“和平怕事”、“勤劳而节俭”。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引用了米契尔先生的记载和额尔金勋爵的叙述来描述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的……他们大部分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32] 　　 　　农民一方面耕种土地，收取粮食；另一方面“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如纺纱织布，等等。“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农家生产出来的。”自给之余的东西便拿到附近城镇上去卖，以便买回自己不生产的其他生活资料。 　　 　　“每一个富裕的家庭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的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需要。” 　　 　　“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33]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完全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广大农村的真实生活。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主体是租佃农和自耕农两类，粮食和纺织品的生产是支撑中国封建经济的两项大宗，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得以世代延续的动力。 　　 　　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像马铃薯一样分散的、互相独立的农村村社，靠着闭关自守的、一家一户的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构成了中国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始终不变的”经济基础，它也“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34]，从而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落后，纵然出现政权的更迭，农民依然进行着原始的生产方式、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 　　 　　关于中国的苦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其为“自由工人的奴隶”，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劳动力，三个中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只抵得上一个美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所谓“中国苦力”实际上指的是海外华工，他们或因生活所迫或被拐卖到国外谋生，大都来自中国农民和小手工业者。 　　 　　这些苦工具有中国农民勤劳节俭的特性，特别能吃苦耐劳，又聪明灵巧，因此能胜任许多欧美工人难以胜任的工作，并且效率很高，这一点已被横贯美国东西大动脉的铁路铺设工程所证实。 　　 　　然而由于中国苦力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低的，因此他们对欧美工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恩格斯说：“对中国人感兴趣的只有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35]因为“在陆地和海上打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过剩人口将迅速、不断地增长——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奔向沿海到别的国家谋生。现在是成千上万地外流，到那时就会成百万地出走。 　　 　　那时，中国苦力将比皆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有。他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36]恩格斯1894年月11月12日给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法拉格的信中说：“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末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37] 　　 　　他还在《反杜林论》中写道：“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废除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废除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38]可见，中国苦力显然不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深切关注其命运的欧美无产阶级的范畴，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欧美无产阶级生存的潜在威胁。 　　 　　恩格斯还预测到中国人将有一个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浪潮，“其后果是，将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移民，可恨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到那时欧洲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变革，那就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变革了。”[39]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称中国人为“宗法的p子”，跟“文明的p子”美国佬并列为世界上最会恶作剧的两个民族。[40]]由于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制度之上的，所以叫“宗法的p子”；而美国则是现代文明的新楷模，因此称为“文明p子”。 　　 　　马恩称中国人为“宗法的骗子”当然不是出于他们对中国人的直接观察，其定义的依据多半是通过他们所掌握的文献和新闻资料。另外也有其思想来源，主要来自于两人，其一是黑格尔，其二则是比黑格尔更早的孟德斯鸠。黑格尔对中国的宗法制度有着比较深刻的剖析，他在《历史哲学》中写道： 　　 　　“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一个父道的政府”，[41]“皇帝站在政治机构的顶尖上，像严父一样行使他的权限。”[42]“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由他任命一批官吏来治理政事。”[43][29] 　　 　　“在中国那个国家里，皇帝的道德意志便是法律。”[44][30]“伦常、道德构成了法律的实体，并且包罗在外界的绝对肯定的关系之中；同时在一切臣属百姓头上，还有皇帝大家长的督察，他好像一位父亲，大公无私地留意着臣民的利益。”[45] 　　 　　“政府官吏们的尽职，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良知或者自己的荣誉心，而是一种外界的命令和严厉的制裁，政府就靠这个来维持它自己。”[46]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就是一个“宗法的大家庭”，除皇帝外所有的中国人不分等级都是皇帝的臣民，都是平等的，“一切政治都集中在中枢皇帝的身上，各个臣民无从取得独立和主观的自由。”[47] 　　 　　“大家长的原则把整个民族统治在未成年的状态中，他们的道德的决心已经被规定了的一切法律和皇帝道德的监视所占据。”[48] 　　 　　4.既然李世民辞让再三，李渊也就顺水推舟立了长子为太子，并封三子李元吉为齐王 --分工既定 2005-12-2 10:27:16[点:170] (1773字) 　　 　　齐王妃是齐王李元吉的妻子杨珪媚，她原本是长安市内一个红得发紫的歌舞妓，容貌妩媚，性情妖娆，又通晓诗文，能歌擅舞，曾令长安无数公子哥儿追逐倾倒，最终嫁给了李元吉，成了齐王妃。 　　 　　唐高祖李渊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和三子李元吉，这三兄弟中最有才能的要算李世民。当初李渊任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就深观远察，立下建业之心，不但自己文武双备，而且折节下士，手下招集了一大批能人志士、武将谋臣。 　　 　　李渊在太原揭旗起兵，起用李世民为统兵大将，进军长安之前，李渊对他许下承诺：“事若有成，一定立你为太子。”攻陷隋都长安后，李渊即位成为唐高祖，封李世民为秦王，拜尚书令。 　　 　　由于当时群雄四起，天下未定，必须有李世民率兵南征北讨，成就统一天下之大业；若这时立他为太子，按朝规就必须谨言守身，留在东宫韬养资望，所以形势让李渊无法当即履行他的诺言。而李世民自己也深以统一大业为重，并不十分追究名分，反而一再推让，建议立哥哥李建成为太子。 　　 　　长子继位，这原本是既成定例的，既然李世民辞让再三，李渊也就顺水推舟立了长子为太子，并封三子李元吉为齐王。 　　 　　分工既定，李世民紧接着就统帅大军南北征战，几年之中，先后平定了李密、塞建德、王世充、刘武同、刘黑兰、萧铣、薛仁杲等割据一方的枭雄。当李世民在外面备尝艰苦，浴血奋战的时候．他的兄弟建成和元吉却盘居在京城中花天酒地。声色犬马，过着逍遥奢华的日子。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李元吉娶下了大美人杨珪媚为妻。 　　 　　与李世民伟岸的外貌、宽厚稳重的性格恰好相反，齐王李元吉是个相貌粗陋、性格阴险狡诈的人，成婚前，他利用自己的家世地位，再加上花言巧语，千方百计地把杨珪媚骗上手，婚后不久他对妻子司空见惯的美貌开始腻味，又开始在外面猎艳调情，把一个花儿一般的娇妻冷落在空房中。 　　 　　生性多情的杨珪媚心里感到十分委屈，她百般逢迎，想重新讨回丈夫的柔情，也规劝李元吉少在外面沾花惹草，多花点时间陪自己。李元吉这时完全撕开了过去那层温情的面纱，毫不掩饰地露出他冷酷粗鲁的本性，常对娇妻横加呵叱，或不 　　 　　理不睬。柔情款款的齐王妃伤心至极，常独对春花秋月，悲叹自己的命运，婉惜虚度的芳华。 　　 　　每李世民趁战争的短暂空隙返回京城晋见父王时，他的兄弟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三天两头地巧立名目，请他一同吃喝玩乐，享受一番，算是对他的慰劳。毕竟是兄弟盛情，又难得见上一次面，无暇于声色之乐的李世民这时不忍拂去兄弟的一片好意，也就常常欣然应邀前往。于是，在这一短暂时期内，兄弟之间和乐亲密，尽享天伦之乐。 　　 　　一个暖阳融融的春日，三兄弟各自携带家小一同到京城近郊的山坡上嬉游赏春。春风拂面，清爽宜人，兰天白云下，大家驰马原野，追逐论戏，每个人都感到特别舒畅。 　　 　　秦王李世民平日里戎马倥偬，厮杀疆场，难得有今天这种悠闲宁静，因而心情特别爽朗，他扬鞭策马向远方的山脚飞驰而去。开始尚有几骑人马追随着他，渐渐地都落后散开了，待到了山地的树林里，他回头一看，远远地只有一骑跟了上来，他感到十分快活。 　　 　　等那匹马跑近一看，马上居然是他的弟媳——齐王妃杨珪媚，他甚觉惊讶。马上的人儿因为追得太紧，显然体力已透支，只见得娇喘嘘嘘，脸色绯红，发髻和衣衫都有几分散乱。李世民赶紧扶她下马，齐王妃脚下一软，趁势倒在了李世民怀中。 　　 　　李世民一时不知所措，实际上，他对这位娇柔妩媚的弟媳早就有几分留心，尤其是每次欢宴中，独有她浅笑中总微露着一丝忧郁，李世民见了不免产生些怜香惜玉的念头，他也知道一些他们夫妻不睦的情况。齐王妃斜倚在李世民怀中，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迷蒙地盯住李世民有些慌乱的双眼，几颗晶莹的泪珠无声地从她眼中泌出，挂在长长的睫毛上和桃花般的腮边。 　　 　　这个齐王妃，早已对英武绝伦的夫兄李世民产生了倾慕之情，再加上李元吉对她的冷落，使她一颗芳心暗为李世民而动。一个是千般怜爱，一个是万种柔情，两个人终于紧紧拥抱在一起，齐王妃与李世民的孽情缘就在这片春天的绿树林中萌生了。 　　 　　从这以后，只要李世民回朝，总是想办法接近齐王妃。正好李元吉整日纵情酒色，夜不归宿，给李世民与齐王妃的份情提供了不少机会，这种婚外之情，充满新奇与刺激，令李世民与齐王妃都沉醉不已。 　　 　　5.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 --《红楼梦》养活了多少红学家? 2005-12-9 17:34:19[点:154] (1593字) 　　 　　《红楼梦》养活了多少红学家? 　　 　　西安晚报12月9日 报道，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以及各级红学研究和出版机构，都足以说明《红楼梦》在用“现代思维”的开发下，已变成红楼“金梦”。 　　“红学”的产值统计 　　 　　当作家刘心武走下荧屏，携最新出版的根据同名电视讲座内容整理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慕名而来的读者很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面对如此热闹的签售现场，乐坏了出版方。刘心武的“红学”著作在一个月内取得了发行10万册的不俗业绩，红学家周汝昌的几本“红学”著作也都在几万册以上。 　　 　　坊间早就有“一本《红楼梦》究竟养了多少红学专家”的疑问。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孙玉明告诉记者，保守地估计，每年的“红学”著作都应有二三百本之多，而论文更是无法统计。而当记者追问为什么每年会有如此之多的论文产生时，是不是与个人评定职称以及其它利益有关时，孙玉明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只是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据记者在北大图书馆所做的调查表明，2003年，红学论文有338篇；2004年，红学论文有391篇；2005年还没有结束，但已发表的红学论文就有256篇之多。这种调查仅仅限于北大图书馆，如果把全国所有图书馆及高校学报上的论文做个彻底的统计，得到的数字肯定是天文数字。 　　 　　一本《红楼梦》究竟养活了多少家出版社呢？一位出版界的专业人士估计，《红楼梦》至今全球发行应该有上亿册之多，仅出版《红楼梦》一书至少就在几十亿元的产值，所以市场上才会有那么多出版社出版的不下几百种的各种不同版本。 　　 　　与出版相关的还有全国各地众多的红学协会，据孙玉明介绍，中国红楼梦学会是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于1980年成立后，全国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分会，而一些高校也纷纷成立分会，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红学网络，其间所牵涉的种种经济利益更是难以计数。 　　 　　“红学”经济链究竟有多长 　　 　　自《红楼梦》面世以来，围绕它所衍生的“红学”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出版仅仅是其中的一环，除此之外，各种围绕《红楼梦》的文化活动、学术会议，以及影视、旅游等相关方面，都足以说明《红楼梦》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大金山”。 　　 　　当年央视投拍的《红楼梦》电视剧，只有近五百万元的资金投入，而取得的巨大回报是众所周知的。正是在这样巨大回报的诱惑下，几年以来，关于重拍《红楼梦》的拍摄权在影视圈内几乎争得“你死我活”。早在2001年8月，就有两家单位同时向广电总局申报重拍《红楼梦》。其后，一项预计将投入过亿元的“《红楼梦》重拍工程”宣告正式启动，与此同时，由黄健中执导的电视连续剧《红楼丫头》也已投入拍摄，而另一部《红楼梦》人物系列电视剧也已获得广电总局的立项批准。 　　 　　而在旅游方面，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而兴建的北京“大观园”和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早就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类似主题公园的地方，它们为地方旅游所开发出的旅游资源更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而运作《红楼梦》重拍工程的出资方为拍摄这部电视剧，将建造6处“红楼梦影视国际游览城”，计划选址北京、广东、山东潍坊、三亚和沈阳等地，这无疑都是看好“红楼旅游”这块大蛋糕。而为了培养新版《红楼梦》的演员，出资方还将建立一个“红楼梦影视艺术学院”，大赚“红楼教育”的钱。 　　 　　孙玉明告诉记者，早在几年前，就有台湾商人要到大陆来开发“红楼之旅”路线，想把国内与《红楼梦》有关的旅游景点全部“一网打尽”，而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北京大观园都曾投入重金开发“红楼宴”。 　　 　　看来，与红楼梦有关的一切似乎都能与经济挂上钩，《红楼梦》在现实中已成了很多人的“金楼梦”。不知道当年举家食粥的曹雪芹先生如果知道这一切，会作何感想？（黄振伟） 　　 　　6. 钱学森迎94岁生日 --“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 2005-12-9 17:38:45[点:159] (1863字) 　　 　　钱学森迎94岁生日“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 　　 　　12月11日，钱学森先生将迎来94岁华诞。12月6日，数十位科技工作者汇聚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纪念钱老归国50周年。屋外寒风凛冽，室内温暖如春。 　　 　　倡导技术科学 　　 　　人民网报道，世界著名火箭专家、中国工程控制论专家、系统工程专家、系统科学思想家……钱学森一生所涉领域众多，贡献重大，不过，参加纪念活动的科学家们提及更多的，还是钱老的科学思想和精神风范。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85岁的老科学家朱兆祥当年曾代表中国科学院到深圳罗湖桥头迎接钱学森回国。 他回忆道，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结束在美国20年的学习和工作，冲破重重阻力，带领全家回到祖国，随即就与钱伟长教授合作筹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1956年1月16日，力学所正式成立，钱老任第一任所长，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 　　 　　“在钱先生的心目中，与航天技术、核聚变、自动化、冲击波化学、风力工程、光能利用、气象工程等新技术相应，中国可以建立起许多影响国计民生的新的技术科学。”朱兆祥说，历史证明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50年来，力学所坚持钱学森倡导的技术科学思想，如今已成为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基础研究为本、在国际力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国家力学研究基地，取得了一批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特别是为“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国家重大工程和一些前沿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引领性的贡献。 　　 　　“技术科学就是在基础研究与工程实践中架起一座桥梁，技术科学要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要致力于创造性地带动工程技术的发展，同时推动科学的发展。这是钱老一贯强调的。”当年曾与钱学森一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任教的郑哲敏院士说，倡导技术科学，也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结合。“对那些无实质内容，做‘数字游戏’的工作，钱老总要提出批评。” 　　 　　鼓励年轻人独立思考 　　 　　“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 　　 　　谈到钱老的治学态度，钱老的学术秘书涂元季提起一件往事。有位青年曾经写信指出钱老论文中的一处错误，钱老亲笔回信肯定了这种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精神，并请这位青年就此写成论文，由他推荐发表，目的是让学界同仁都能认识到这一错误，以免被错误引用。 　　 　　涂元季说：“这种风范与胸襟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轮到钱老的儿子钱永刚发言了。他没有讲别的，只为大家念了一封信。 　　 　　今年7月，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的消息传到海外，一位75岁的菲律宾老华侨写来一封信，回忆起她50年前与钱学森在马尼拉轮船码头的一席谈话，那正是在钱学森回国的途中。 　　 　　“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华侨问。 　　 　　“我想为仍然贫穷困苦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钱学森回答。 　　 　　“您离开美国困难吗？” 　　 　　“是的，美国政府设置了太多的条件，他们不允许我带走我的书和笔记，但是，我将尽最大努力恢复它们。”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钱学森反问。 　　 　　“我姐姐是初中老师，我是高中老师。”华侨答。 　　 　　“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 　　 　　“但是，我只能教低层次的东西。不像您，是杰出伟大的科学家，能够创造伟大的事业。” 　　 　　“不，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 　　 　　这段简短的对话鲜为人知，大家在回味之余，对“科学大家”的体会更深了…… 　　 　　人物小传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留学。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1955年10月，他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投入到祖国的科技建设事业中。 　　 　　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199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 　　 　　1999年，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7.李林甫本是有德之人，才有仙缘，可他迷在人间为名利所诱，忘了道士让他广救众生 --神仙故事：当宰相还是成仙？ 2005-12-9 18:17:38[点:154] (2735字) 　　 　　神仙故事：当宰相还是成仙？ 　　 　　唐玄宗时的右丞相李林甫，二十岁时还没有读书。他在东都洛阳时，爱好狩猎打球、架鹰养狗。他常常在城里的槐坛下骑驴打球，几乎天天都去。有时骑驴打球累了，就坐在地上或头枕着手躺在地上歇息。一天，有个长相丑陋的道士对坐在地上的李林甫说： 　　 　　“骑驴打球有什么可乐的，值得你这样沉迷呢？”李林甫生气的望着道士说：“关你什么事？！”道士就走了。第二天道士又来了，对李林甫又重复了昨天的话。李林甫从小就聪明悟性好，立刻意识到道士非平凡之人，就起身理好衣服，向道士施礼致谢。 　　 　　道士说：“郎君你虽然擅长骑驴打球，如果有一天突然从驴背上摔下来的话，你将后悔莫及！”李林甫马上向道士表示今后要修身，谨慎，不再骑驴打球了。 　　 　　道士听后笑着说：“三天后的五更时，我在这里等你。”李林甫答应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道士已经先他而到。道士说：“你为何来晚了？”李林甫忙陪罪道不是。道士让李林甫三天后五更再来。到了那天，李林甫半夜就赶到约定的地点，等了很久道士才来。这次道士显得很高兴，与李林甫谈笑融洽，并说： 　　 　　“我在人世已经五百年了，看见你已名列仙籍，如果修练的话，你将会白日升天成仙。如果你不愿意成仙，那么你有当二十年唐朝宰相的命，而且大权在握。你今天先回去，好好想想，三天后的五更时我们再在此会面。” 　　 　　李林甫回去后，暗自思忖：“我出身皇家宗室，自小就侠义，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白日升天成仙哪有做宰相好？”决定后，李林甫如期去见道士，说自己想当宰相，不愿成仙。道士听后，嗟叹不已，并斥责李林甫说：“我在人间考察了五百年才遇见你这一个可以成仙的人，可惜可惜！” 　　 　　李林甫听了想反悔，道士说：“不行，神明已知道了。”临别时道士告诫李林甫说：“二十年宰相，掌握着生杀大权，威振天下，然而你千万不要暗藏坏心玩阴谋害人，要广泛救拔众生，不要乱杀无辜，多积阴德。这样的话，三百年后，你就能白日升天成仙了。现在你的官禄已至，可以进京做官了。”李林甫匍匐在地上哭泣着叩拜，道士和他握手告别。 　　 　　当时，李林甫的堂叔在京城中为库部郎中，李林甫就进京去拜见他。堂叔因为李林甫一向放纵浪荡，很少教导他，也不和他来往，当看见他时，颇感惊奇地问道：“你怎么到京城来了？” 　　 　　李林甫说：“侄儿知道从前错了，这次来拜见堂叔，是想从此改邪归正好好读书，如果做不到，情愿受堂叔的鞭打。”堂叔感到非常诧异，并未马上让他读书，而是让他监查每次宴请宾客前的杯盘餐具的准备工作。他办事认真，所用餐具被洗刷的干干净净，排列的工工整整。有时堂叔让李林甫去办事，即使雪深过踝，也不推辞。 　　 　　堂叔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常和同朝大臣们说起他这个侄子，好名远扬。后来在堂叔的关照下，李林甫被任命为赞善大夫，不到十年的时间，当上了宰相。李林甫胸有城府，精于权术，能知道皇帝的心思，深得皇上的恩宠。他独揽大权，权倾朝野，宫廷内外上上下下无不畏惧。几年后，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诛杀异己，冤死相继，冤狱连连。完全忘了当初槐坛下道士的告诫。 　　 　　当时，要想拜见李林甫，必须在离他府邸很远的地方就得下马步行。忽然有一天中午时，有人敲李林甫家的门，看门人吃惊地开了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位枯瘦的道士，说要见李相国。看门人除了大声呵斥着要把道士赶走，还把他捆起来送到官府，道士后来微笑而去。第二天中午，道士又来了，看门人只好告诉了李林甫。李林甫说：“我不记得曾认识过什么道士，你让他进来。” 　　 　　等道士进来后，李林甫突然醒悟，原来这道士正是在槐坛下所见的那个人，顿时惭愧害怕至极，不知所措。想起道士预言自己只能当二十年宰相，现在恰好二十年，可是自己却没有遵守道士当初的告诫。想到这里，李林甫心里发紧，如同生病一般，赶紧向道士行礼。道士迎上去笑着说：“相公可好？我当初的告诫你一点也没听，让你积阴德，你却枉杀了许多人。上天对你的所做所为了如指掌，你就不怕对你降下惩罚吗？！”李林甫只是不断地磕头。 　　 　　李林甫把仆人全部都打发走，让道士住在堂屋中，他和道士各睡一张床。道士只吃了少量的茶点。夜深时，李林甫问道士说：“当年你说过我有上天成仙的缘份，现在还有这种可能吗？”道士说：“由于你在人间的行为太恶劣，与道不和，折去你三百年仙缘。你的仙缘往后推迟了六百年。六百年后，你才能成仙。” 　　 　　李林甫说：“我在人间的的寿数快满了，既然我有这么深的罪孽，以后会怎么样呢？”道士说：“你真想知道今后的话，可以和我到天上去一趟。”李林甫忙下床拜谢。道士说：“你坐在那里安神静虑，排除一切杂念，就像一棵枯树一样。到了那个程度，就行了。”过了许久，李林甫说：“我心中已无杂念了。” 　　 　　道士就下了床招呼道：“我们走吧。”李林甫不知不觉的就跟着道士走，他家大门和长安城东的春明门都自动的打开了，李林甫拽着道士的衣服跟着道士走了。李林甫长期养尊处优，走不了远路，行了不过十几里地，就困苦不堪。道士也知道，就问他是否想歇一会儿。于是两人就坐在路边歇息。 　　 　　过了一会儿，道士给了李林甫一根竹竿说：“骑上它，到了目的地它自然会停下，但路上万万不可睁眼！”李林甫一跨上竹竿，就觉得身子腾空而起，在大海上飞翔，耳边尽是风水之声。大约一顿饭的时间，到了目的地。李林甫睁眼一看，面前是一个大都城。城门前排列着好几百士兵，见道士到来，都行礼迎接，也向李林甫行礼。 　　 　　进城走了约一里地，来到一座官署门前。进了大门，见两边都有士兵侍卫，两人登上台阶来到大殿，殿里设着华丽的床帐，李林甫觉得很困乏，想上床睡下。道士惊慌地把他牵起来说：“不能睡啊！一睡下，你恐怕就回不到人间了，因为这里是你死后才能来的地方。” 　　 　　李林甫说：“如果这里真是我死后的归宿，我死也无怨了。”道士笑着说：“这里也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完美，也会有病灾，苦事也不少。”道士与李林甫出了大门后，又把竹竿给他骑上。不一会儿，李林甫就又回到人间的家，进了门来到堂屋，见自己的肉体闭着双眼坐在床上。这时道士喊道：“相公，相公！”李林甫这才还魂，醒过来。他哭着向道士磕头拜谢。 　　 　　第二天道士与李林甫道别，李林甫以厚礼相赠，道士概不接受，只是挥挥手说：“好自为之吧，六百年后，我才能再见到你。”说罢，道士一出门就不见了，不知去了何处。 　　 　　李林甫本是有德之人，才有仙缘，可他迷在人间为名利所诱，忘了道士让他广救众生，积德行善的告诫，诛杀异己，失德，从而造成仙缘被推迟三百年。如果轮回中，他还是不清醒，或许永远失去成仙的机缘。愿如今的世人能以李林甫为戒，当有人告诉你退出恶党保平安时，切莫犹豫，机缘一过，痛悔莫及。 　　 　　（出《逸史》） 　　 　　 　　8.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 --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 2005-12-14 17:57:51[点:153] (5138字) 　　 　　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注：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70。整个2004年，内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4，涨幅比上年提高 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5.2。萧灼基并没有别墅,王建、李扬说此话时是2005年1月，不到半年，房价应声而落。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第一，应将属于ZF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ZF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注：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我曾对中央ZF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ZF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 ～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厉以宁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 　　 　　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 　　 　　　　——张五常 　　 　　“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有助于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有助于解决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农村的消费空间相当大。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例如一些消费品等，农村还有相当大的消费空间。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萧灼基 　　 　　注：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以宁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张五常 　　 　　注：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 　　 　　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厉以宁 　　 　　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 　　 　　　　——萧灼基 　　 　　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事实上，股指2005年1月份很不幸地跌到了1200点下，考虑03/04年的大盘股上市，实际跌破700点。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ZF、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张维迎 　　 　　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厉以宁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樊纲 　　 　　注：有人把中国经济学家分十类：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张维迎 　　 　　注：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 　　 　　其他 　　 　　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住，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关于金融方面，应该是不需要数学的，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跟数学没有关系。你看看香港起飞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银行家、金融家满街都是，没一个懂得数学的。 　　 　　　　——张五常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王建国(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MBA与案例教学中心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9.绝对真实--毛时代的小人物 --鱼科长 2005-12-15 12:39:58[点:153] (2112字) 　　 　　(一)大学生大老郭 　　 　　1960年，在兰州。 　　 　　他，姓郭，180几的个子，人称大老郭。他是个大学毕业生（那时候的大学生比现在博士牛吧），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配到了兰炼。 　　 　　21斤/月的定量，杂粮，又没有油水，饿的他两眼发绿。他每天只吃一顿，把一天的饭一顿吃下去！丢下碗，都不觉的饱。 　　 　　他是个党员，他偶然知道一个秘密，就是厂干部食堂有肉吃，饥饿让他放下了尊严，他跑到那里去舔盘子！！！这是什么样的屈辱？！ 　　 　　厂干部们侧目，嫌他为毛主席的伟大路线摸黑，后来开除了他的党籍，给他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挨斗，并且把他调离那里，重新分配。他回到学校，只跟校长提了一个要求：“到吃的饱的地方去！”后来他去了大庆，当壮工，因为壮工是体力活，36斤定量。 　　 　　90年我到兰州出差，替我父母看望他，他已经工人身份退休，回到他弟弟家。他一辈子没结婚，年轻时候谁敢嫁他？ 　　 　　二 鱼科长 　　 　　1962年，大连。 　　 　　鱼科长不姓鱼，天底下哪有姓这个的？但大家都叫他鱼科长。他是大连石油七厂的老供采科长。 　　 　　大连石油七厂在大连郊区的甘井子，前身是1935年投产的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大连制油所。 　　 　　鱼科长当时得有四十大几，算是三朝元老吧，因为历史问题他下到脱蜡车间去当搬蜡工，60年下半年，厂里重新启用他，原因只有一个——他鬼主意多，能搞到吃的。 　　 　　饿，难耐的饥饿，让人只想到一个字：“吃”。 　　 　　鱼科长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违规，他盯上了丙酮车间的生产原料——玉米，霉变、发酵过的陈年玉米，他让人悄悄的挑拣出来一些看起来好点的，做成饼子发给全厂。 　　 　　挨了几个月，过完了年，鱼科长发现很多工人下班不回家了，找个热油泵或蒸汽管线，往下一躺，睡到第二天上班，因为他们已经没劲再去爬甘井子那到小山梁了。难怪啊，十几个月没油水落肚了，鱼科长眼一红。 　　 　　第二天，食堂破天荒的有了油炸饼，但每人只能吃一个。看着黄橙橙的饼子，一双双饥饿的眼睛冒着火，历声质问：“为什么只能吃一个？”眼看有人就要抢了，大师傅慌忙把鱼科长找来。 　　 　　“告诉你们，这是用医用石蜡炸的，都明白了吗？” 　　 　　转眼到了61年夏，工人们为了吃冰棒冻病了不少——里面有糖和几颗小豆，吃到打哆嗦也要吃啊。 　　 　　霉玉米也吃完了，鱼科长找到厂长，“给我100万，我要买船。”很快，两艘船买回来了——远洋的渔船，近海早就没东西捕了。 　　 　　这真是片神奇的土地啊，人类历史是第一支炼油厂远洋捕鱼船队成立了。七厂，接下去的日子顺理成章的好了起来，工人们有不知道厂长的，但没有不知道鱼科长的。 　　 　　再后来，七厂又用多余的鱼跟大庆换豆油，两边秘密协议——用大庆过来的原油火车，装两节车皮豆油来，装两节车皮鱼回。 　　 　　饥饿的人，鼻子比狗都灵。海鱼的秘密偶然地被一群饥民发现了，他们砸抢了火车。于是，事情捅到了石油部。 　　 　　总要有个替罪羊，鱼科长被镇压了，罪名——挖社会主义墙角。 　　 　　三．教授和破鞋 　　 　　“教授，背段最新指示给我们听听。”一群小孩围着他。 　　 　　“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再倒过来背一遍。” 　　 　　“悟觉治政的己自高提断不…….” 　　 　　孩子们大笑。 　　 　　“不许你们欺负我舅舅。”灵大声的喊，然后拽了教授回家。 　　 　　灵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人长的挺漂亮，（过了几年有好几个人打她主意，但都没成），教授是他的舅舅，是个疯子。 　　 　　其实他也没当过一天的教授，清华五六年的毕业生而已，只教过一年的书。 　　 　　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人。 　　 　　毕业后，他分配到北京一所高校。教授喜欢穿长衫，长衫永远干干净净，胡子永远刮的光光滑滑，在那个年代是个异类。 　　 　　教授过目不忘，课讲的也好，他上课从来只带一杯茶和五根粉笔。 　　 　　渐渐的，他爱上了一个比他大两岁、美丽的女同事，那女孩也爱上了他。 　　 　　但不巧的是那女孩已经结婚了，丈夫是组织安排的，大她十几岁的大校。 　　 　　为了爱，那女孩勇敢的提出了离婚——在那样的岁月里。 　　 　　她到学校开证明——这是破坏军婚啊，学校哪里敢？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大校土匪出身，脾气本来就是很暴躁，知道后狠狠打了她——拿指挥刀的鞘，劈头盖脸砍，她本能的用手一挡，膀子断了。 　　 　　她找了大校的领导，领导见事情搞大了，也没办法。 　　 　　她离了婚，和他一起发配到他的原籍。 　　 　　江南的小城，平静安逸，俩人夹着尾巴过着他们的日子。再后来有了孩子，日子一晃十多年。 　　 　　在那场触动灵魂的揭批运动中，他们的这点事情，当然逃不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把他们揪了出来，游街、戴帽。老婆脖子上挂双破鞋，他脖子上挂着一串剥了皮的麻雀。 　　 　　十五岁的儿子受不了打击，跟他们断绝了关系，窜联去了西北。他被革命法庭判了五年，等他出来，老婆已经跳河死了。 　　 　　他疯了，疯的时候四十岁刚出头。 　　 　　 　　10.不要动不动就向富人开枪 --吴敬琏 2005-12-15 12:41:14[点:153] (1314字) 　　 　　吴敬琏：不要动不动就向富人开枪 　　 　　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天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上，出人意料地用这一段话来结束自己的主题演讲。 　　 　　一向以理性著称的经济学家因何动了感情？吴敬琏言语间隐含着深深的担忧。日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他解释，就像贪官污吏通过盗窃公共财产，通过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但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抓住要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贫富悬殊，是腐败、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 　　 　　事实上，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成为许多政策权衡的焦点。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国企MBO的“放与收”等等，这些争执的背后隐藏着同一个问题：当贫富差距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是通过扶持弱势群体，加速深化改革，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还是走平均主义的老路？ 　　 　　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贫富差距加剧，增长方式粗放，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头。如何破解这些矛盾？是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是深化改革、继续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决定着亿万人的命运，也考验着政府的智慧、经济学家的良心。 　　 　　吴敬琏为解决这些问题开出的药方针对着12个字：“增长方式、市场机制、政府职能”，而转变政府职能是破解矛盾的支点。他指出，“目前政府职能错位相当普遍，一是越位，二是不到位。不该管的管；应该管的，管得不够或没管好。看得见的手压住了看不见的手。” 　　 　　吴敬琏不赞同为考虑改革成本而放慢步伐的做法。“改革当然要付出成本，从过去的经济结构调整到新的经济结构当然是有成本的。但不改革也要付出成本。因为旧的价格机制应该市场化，但没有市场化，给我们很多错觉。” 　　 　　他分析，“电解铝为什么上得这么多？重要原因是供电价格。90年代给电解铝企业优惠的电价，客观上起到了误导企业的作用。”电解铝企业表面赚钱，但如果考虑资源消耗的实际成本，是赔钱的。“改革不能太快，但改革太慢，成本也很高。像这样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亏损，也不行。” 　　 　　他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转变的结果不如人意。以至我们每一次经济加速发展，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但很快就出现资源紧张，经济过热。主要原因是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各级政府在土地、信贷等资源配置中仍然有过大的权力。其二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其三，财税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生产型增值税。其四价格扭曲。 　　 　　“高度扭曲的土地、水、信贷资源都是行政定价过低，引导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浪费资源的方式提高增长率。”因此他认为，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是：将以行政配置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变为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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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6/6/26 16:55:28